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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刑事辯護的理念》：

　　作者近年來專注於刑事辯護的研究，本書是對刑事辯護理論問題的深度探討，是陳瑞華教授十年潛心力作。

　　刑事辯護一直是法律領域中備受關注的內容。由於中國司法中各方麵的原因，律師在刑事辯護中存在很多要麼死磕要麼勾兌的做法，這在社會上引起瞭極大的爭議。作者通過闡釋刑事辯護的理論，分析實踐中的經驗，提齣瞭適閤中國國情的刑事辯護的理念，希望對解決刑事辯護中的難題有所助益。

　　本書雖然研究理念問題，但行文通俗易懂，結閤刑事辯護實踐中的大量疑難問題展開，讀來備受啓發，不僅適閤刑事辯護領域的律師、法官等閱讀，也適閤法學院師生閱讀。

內容簡介

　　陳瑞華教授近年來專注於刑事辯護的專題研究，相關成果在律師領域取得瞭極大反響。本書是對刑事辯護理論問題的深度探討，結閤2012年《刑事訴訟法》的修訂，對無罪辯護、罪輕辯護、量刑辯護、程序性辯護、證據辯護等辯護類型進行瞭深入分析，並提齣瞭很多有價值的刑事訴訟和辯護理論。《刑事辯護的理念》適閤全國廣大的律師讀者閱讀，也適閤刑訴法領域老師和學生閱讀。

作者簡介

　　陳瑞華，法學博士，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奬勵計劃”特聘教授。曾獲得中國法學會第四屆“全國十大傑齣青年法學傢”稱號。主要研究領域是刑事訴訟法學、證據法學、司法製度、程序法理論、法學方法，在法學界和法律實務界具有較為廣泛的學術影響。

　　代錶作品：《刑事訴訟的前沿問題》《程序正義理論》《看得見的正義》等。

目錄

《刑事辯護的理念》 目錄


第一章 刑事辯護的理論挑戰

一、 刑事辯護的舊理論與新問題

二、 刑事辯護的雙重意義

三、 程序性辯護和量刑辯護的興起

四、 辯護權的訴權性質

五、 辯護權的權利主體

六、 辯護製度發展的理念支撐


第二章 刑事辯護的基本形態

一、 問題的提齣

二、 刑事辯護的“五形態分類法”

三、 審判前的辯護形態

四、 “五形態分類法”的局限性

五、 辯護形態分類理論的完善


第三章 獨立辯護人理論


一、 獨立辯護人理論的提齣

二、 德國的“獨立司法機關”理論

三、 中國的獨立辯護人理論

四、 對獨立辯護人理論的反思

五、 律師獨立辯護的限度

六、 以委托人授權和信任為基礎的獨立辯護


第四章 有效辯護理論


一、 有效辯護問題的提齣

二、 美國的無效辯護製度

三、 美國無效辯護製度的理論貢獻

四、 中國的有效辯護製度

五、 我國引入無效辯護製度的可能性

六、 有效辯護視野下的辯護製度



第五章 辯護律師的忠誠義務


一、 辯護律師職業倫理的難題

二、 忠誠義務的多重含義

三、 忠誠義務的基本依據

四、 忠誠義務的邊界

五、 忠誠義務的實現


第六章 刑事訴訟中的量刑辯護


一、 量刑辯護的齣現

二、 量刑辯護的性質

三、 量刑辯護的獨特方式

四、 既存情節與後發情節

五、 認真地對待量刑辯護


第七章 刑事訴訟中的程序性辯護(上)


一、 程序性辯護的齣現

二、 程序性辯護的性質

三、 作為訴權行使方式的程序性辯護

四、 程序性辯護的目的

五、 程序性辯護的兩種模式

第八章 刑事訴訟中的程序性辯護（下）

——以申請非法證據排除問題為切入的分析


一、 律師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的難題

二、 案例的引入

三、 程序性辯護的獨特方式

四、 程序性辯護的製度睏境

五、 律師界對程序性辯護的探索

六、 製度夾縫中的程序性辯護


第九章 審判前程序中辯護權的救濟問題


一、 辯護權救濟問題的提齣

二、 2013年以後的“會見難”問題

三、 通過行政訴訟的司法救濟？

四、 嚮誰辯護，誰來傾聽？

五、 偵查程序的可訴性問題



第十章 被告人的自主性辯護權

——以“被告人會見權”問題為切入的分析


一、 被告人自主性辯護權問題的提齣

二、 “會見權”的重新定位

三、 被告人自主性辯護權的提齣

四、 確立被告人自主性辯護權的正當性

五、 被告人自主性辯護權的實現

六、 作為辯護權行使者的被告人


第十一章 被告人的閱捲權


一、 從律師閱捲權到被告人閱捲權

二、 被告人行使閱捲權的正當性

三、 被告人行使閱捲權的消極後果

四、 被告人的雙重訴訟角色與閱捲權

五、 解決被告人閱捲權問題的基本思路


第十二章 辯護律師調查取證的三種模式


一、 律師調查取證的難題

二、 自行調查模式

三、 申請調查模式

四、 委托調查模式

五、 律師調查取證的發展方嚮


第十三章 辯護權影響裁判權的三種模式


一、 辯護律師說服法官的難題

二、 訴權控製模式

三、 裁判權控製模式

四、 訴權影響裁判權的模式

六、 辯護權實現的最低程序保障

七、 結論

精彩書摘

一、刑事辯護的形態
長期以來，我國法學界對刑事辯護的研究一直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很多研究者對刑事辯護實踐中的具體問題給予瞭關注，但在理論分析方麵卻直接套用瞭一些源自西方的結論，研究成果也大都是一些對策法學作品，而那種真正從中國刑事辯護實踐中總結規律、提煉齣理論的作品並不多見。其中，有關刑事辯護分類問題的研究不僅少之又少，而且已經遠遠落後於刑事辯護製度發展的實踐。

在一些法學教科書中，刑事辯護被大體區分為自行辯護、委托辯護和指定辯護等三種類型。這是根據辯護人的産生方式和辯護權的行使主體，對辯護所作的基本分類。這種幾乎為所有法學教科書所接受的分類方式，直接來源於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當然，也有學者從另外的角度對辯護作齣瞭分類，如根據審判程序是否必須有辯護人參與的標準，將辯護分為強製辯護與任意辯護；根據辯護人的産生方式，將辯護分為選任辯護與指定辯護；根據辯護人的人數，將辯護分為單獨辯護、多數辯護與共同辯護，等等。

那麼，律師通過辯護活動究竟要達到什麼樣的目標呢？迄今為止，刑事訴訟法一直保留瞭一個標準規則：“依據事實和法律，提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這種對辯護人所提齣的規範化要求，顯示齣刑事辯護的目標要麼是完全推翻公訴方的實體指控，說服司法機關作齣無罪的決定，要麼是削弱控方的訴訟主張，促使司法機關作齣從輕、減輕或者免除刑罰的結論。而要達到這些目的，辯護人就需要依據刑事實體法的規定，從犯罪構成要件或者量刑規範上找齣有利於被告人的論點，提齣有利於委托人的實體性辯護意見。可以說，傳統的刑事辯護主要是一種以刑事實體法為依據的辯護形態。而維護刑事實體法得到準確而公正的實施，也是律師辯護所要達到的理想結果。

理論研究的重要價值在於總結製度和實踐的運行規律，通過概念化的努力，進行一種富有效率的理性對話和交流。上述對刑事辯護所做的類型化分析，對於解釋辯護權的來源、主體以及行使方式，確實具有一定的價值。但是，隨著中國刑事司法改革的逐步推進，也隨著律師界對刑事辯護實踐的廣泛探索，刑事辯護的實踐形態齣現瞭多元化發展的趨勢，對於刑事辯護理論分類的研究也應當與時俱進，從刑事辯護的經驗中總結齣一些新的理論。

例如，律師行使辯護權的階段逐步從審判程序嚮審判前程序擴展，他們在審判前階段有瞭越來越大的辯護空間。又如，原來那種主要以犯罪構成要件為依據的辯護形態，開始發生變化，律師越來越普遍地就非法證據排除、變更管轄等問題提齣訴訟主張，齣現瞭種類多樣的程序性辯護主張。再如，原來以當庭宣讀辯護意見為核心的辯護方式，已經越來越被人所詬病。刑事辯護的重心開始轉移到法庭調查環節，律師通過對公訴方證人的當庭盤問，對公訴方證據的有效質證，來論證公訴方對指控事實的證明無法達到排除閤理懷疑的程度。不僅如此，諸如量刑辯護形態的齣現，積極辯護與消極辯護的選擇性使用，對抗性辯護與妥協性辯護的交替轉換等，也都顯示齣刑事辯護的形態日趨多元化、辯護的專業化水平越來越高的發展態勢。

在2011年發生的章國锡受賄案中，律師的辯護主要圍繞著被告人章國锡受到非法偵訊的事實來展開，提齣瞭排除非法供述的訴訟請求。在辯護律師的強烈堅持下，浙江省寜波市鄞州區法院對偵查行為的閤法性問題調取瞭證據，組織瞭專門的舉證和質證活動，最終確認瞭偵查人員非法取證的事實，並作齣瞭排除非法供述的決定，從而最終影響瞭本案的量刑結果。
而在2014年的念斌投毒案件中，律師不僅對被告人供述、證人證言的證明力發起瞭挑戰，而且還聘請瞭多個相關領域的專傢，就偵查機關所做的鑒定意見提齣瞭專傢意見，甚至還說服法院傳召這些專傢齣庭作證，對公訴方鑒定人齣具的鑒定意見提齣瞭質疑。最終，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采納瞭辯護方專傢的意見，將公訴方的鑒定意見排除於裁判根據之外。這種對專傢輔助人製度的靈活運用，最終促成瞭本案的無罪裁判結果。

上述兩個案件在律師界産生瞭極大的反響，也促使不少律師開始探索新的刑事辯護道路。那麼，麵對處於司法改革“風口浪尖”上的辯護製度，麵對刑事辯護實踐越來越走嚮專業化的現實，法學研究者究竟該如何展開研究呢？假如我們仍然像過去那樣從西方法學中引入一些概念和理論，來解釋中國刑事辯護現象，或者動輒根據邏輯推演來提齣改革刑事辯護製度的方案的話，那麼，我們可能既無法與時俱進，也會感到力不從心。相反，假如我們放下既有法學理論的“包袱”，從中國刑事辯護的經驗齣發，通過發現問題、 揭示製約因素並進行概念化的努力，對刑事辯護的形態進行理論總結，那麼，我們或許可以揭示齣更多的刑事辯護規律，從而作齣一些理論上的貢獻。

基於上述考慮，筆者擬以中國刑事辯護的實踐經驗為齣發點，對刑事辯護的“五形態分類法”作齣初步的分析和評價。

二、 刑事辯護的“五形態分類法”

為瞭對實踐中的刑事辯護形態作齣理論上的分析，我們可以先來看一個案例。

被告人王某係某醫院血液科主任。檢察機關指控其構成受賄罪。起訴書認定的基本“犯罪事實”是，王某在擔任醫院血液科主任期間，利用臨床診斷和開藥方的便利，按照所開齣的藥物20%的比例，先後收受藥商近80萬元的用藥迴扣。在法庭審理過程中，辯護律師認為王某通過開藥收受迴扣的行為，係利用瞭其血液科醫生的便利，而沒有利用血液科主任的職務便利，因此不構成受賄罪，而構成非國傢工作人員受賄罪。律師在檢察機關偵查和審查起訴期間，一直提齣上述辯護意見，但檢察機關不作任何迴應。律師認為，假如法院認定王某構成非國傢工作人員受賄罪的話，那麼，此案就應依法由公安機關負責立案偵查，檢察機關也就失去瞭管轄權。而檢察機關對一個不具有管轄權的案件所進行的偵查，顯然是不具有閤法性的，所獲取的證據也應屬於非法證據。據此，律師嚮法院提齣瞭排除本案全部公訴證據的申請。不僅如此，律師還嚮法庭提交瞭多份證據，證明王某認罪態度較好，有悔改錶現；身患絕癥，需要特殊護理，不適宜受到羈押；王某醫術高超，曾獲得多項國傢級奬勵，治愈過數十位身患嚴重白血病的患者；王某收受藥商用藥迴扣的行為，係公立醫院普遍存在的現象，是“以藥養醫”這一醫療體製弊病的産物，這種不正常的醫療環境纔是罪魁禍首。據此，律師提齣瞭對王某從輕量刑甚至適用緩刑的辯護意見。最終，法院部分采納瞭律師的辯護意見，對王某判決構成非國傢工作人員受賄罪，並判處五年有期徒刑。

在這一案例中，辯護律師提齣瞭多方麵的訴訟請求。這些請求既有實體方麵的主張，如被告人不構成受賄罪、對被告人應適用緩刑等，也有程序方麵的意見，如檢察機關對案件沒有管轄權、檢察機關所獲取的證據應被排除等。但是，僅僅根據實體性辯護和程序性辯護的傳統分類，已經無法對律師所做的辯護作齣有效的解釋。其實，本案的實體性辯護本身就是較為復雜的，其中既有針對公訴方指控罪名的辯護，又有針對公訴方量刑建議的辯解；而本案的程序性辯護也是多元化的，其中既有對檢察機關偵查行為閤法性的挑戰，也有對公訴方證據閤法性的否定性評價。從實用的角度來看，根據辯護所要達到的具體目標，律師界將刑事辯護劃分為五種形態：無罪辯護、量刑辯護、罪輕辯護、程序性辯護和證據辯護。

（一） 無罪辯護

無罪辯護是我國律師普遍高度重視的辯護形態。曾幾何時，通過對公訴方的指控作齣徹底的否定，並說服法院作齣無罪判決，這通常被視為律師辯護大獲全勝的標誌。無罪辯護經常被視為“刑事辯護皇冠上最亮麗的一顆明珠”，也是體現律師辯護最高專業水準的辯護形態。

從所要實現的訴訟目標來看，無罪辯護是以徹底推翻公訴方指控的罪名、說服法院作齣無罪判決為目的的辯護形態。在前麵的案例中，律師首先要做的是論證公訴方指控的受賄罪不能成立，並要說服法院作齣被告人不構成受賄罪的裁判結論。律師一旦提齣無罪辯護意見，即與公訴方處於完全對立的狀態，那種最典型的控辯雙方平等對抗、法院中立裁判的格局也纔真正齣現。

根據律師運用的辯護方法和手段，無罪辯護可分為實體上的無罪辯護與證據上的無罪辯護這兩個基本類型。前者是指被告方根據刑法犯罪構成要件或法定的無罪抗辯事由，論證被告人不構成指控罪名的辯護活動。例如，被告方根據刑法對特定罪名所設定的主體、主觀方麵、客觀方麵等要求，來說明被告人不構成特定罪名的辯護活動，就屬於這類無罪辯護。又如，被告方根據刑法所確立的正當防衛、緊急避險或者“但書”“豁免”等條款，來論證被告人不應承擔刑事責任的辯護活動，也具有實體上的無罪辯護的性質。在前麵的案例中，律師根據被告人沒有利用血液科主任的職務之便、而僅僅利用醫生開處方的職務便利等方麵的事實，來論證被告人不構成受賄罪的辯護活動，顯然屬於實體上的無罪辯護。

與實體上的無罪辯護不同，證據上的無罪辯護是指被告方綜閤全案證據情況論證公訴方沒有達到法定證明標準的辯護活動。通過這種辯護活動，被告方既可能挑戰公訴方證據的證明力或證據能力，也可能說明公訴方的證據沒有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最高證明標準，裁判者對被告人實施犯罪行為存在閤理的懷疑。在2014年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對念斌案件的審理中，辯護律師就在論證被告人供述筆錄、證人證言筆錄、鑒定意見等控方證據不具有證明力的基礎上，認為公訴方證據相互之間存在重大矛盾、諸多證據無法得到其他證據的印證、間接證據無法形成完整的證明體係、綜閤全案證據來看無法排除閤理懷疑，並成功地說服法院作齣瞭“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無罪判決。

（二） 量刑辯護

在前麵的案例中，辯護律師嚮法院提齣瞭多種量刑情節，論證被告人的行為沒有造成較大的社會危害，其主觀惡性不深，且有過較大的社會貢獻，因此建議對被告人適用緩刑。這就屬於一種量刑辯護活動。可以說，量刑辯護建立在對被告人構成犯罪不持異議的基礎上，通過提齣若乾法定或酌定的量刑情節，來論證應對被告人作齣從輕、減輕或者免除刑罰的裁決。

從所要追求的目標來看，從事量刑辯護的律師並不試圖推翻公訴方的有罪指控，而隻是追求對被告人有利的量刑結果。在這類辯護活動中，被告方與公訴方並不處於完全對立的地位，而對指控的犯罪事實的成立存在某種閤意。在對被告人構成某一罪名沒有異議的前提下，辯護律師所追求的隻是對被告人的寬大量刑結果，如建議法院從輕處罰、減輕處罰或者免除刑罰。在前麵案例中，律師所追求的就是從輕處罰結果。

而從所使用的辯護手段來看，辯護律師主要是通過提齣並論證特定的量刑情節，來論證被告人具有可被寬大處理的量刑理由。這些量刑理由既有麵嚮過去的量刑事由，如主觀惡性不深、社會危害性不大、有悔改錶現、事齣有因、對社會作齣過較大貢獻等，也有麵嚮未來的量刑事由，如具有幫教條件、可以迴歸社會、具有矯正可能性等。通過論證被告人具備這些量刑事由，辯護律師可以在量刑情節與量刑辯護意見之間建立起閤理的聯係，並為說服法院作齣寬大的量刑處理奠定基礎。自2010年以來，最高人民法院領導瞭一場量刑規範化改革運動，強調通過量刑方法的數量化和量刑程序的訴訟化來約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權。辯護律師可以針對公訴方提齣的量刑建議，提齣一些新的量刑情節，並通過確定案件的基準刑，來對這些量刑情節的調節比例作齣評估，從而提齣一種較為閤理的量刑方案。這種對量刑情節作齣數量化評估的辯護方法，也為量刑辯護確立瞭一種新的思路。

（三） 罪輕辯護

在上述案件的辯護過程中，律師除瞭論證被告人不構成受賄罪、建議法院從輕量刑以外，還提齣瞭被告人構成非國傢工作人員受賄罪的辯護意見，並得到法院的采納。這種論證被告人不構成某一較重的罪名而構成另一較輕罪名的辯護，被稱為“罪輕辯護”。

罪輕辯護與無罪辯護和量刑辯護有著密切的聯係。首先，這一辯護形態建立在辯護律師認定公訴方指控罪名不成立的基礎上，因此包含瞭對較重罪名的無罪辯護活動。其次，罪輕辯護包含著“先破後立”的論證過程，辯護律師需要論證被告人構成另一較輕的罪名。再次，這種罪輕辯護的目標並不是說服法院作齣無罪的裁決，而是說服法院將重罪改為輕罪。相對於較重罪名而言，較輕的罪名本身在量刑幅度上就輕於較重罪名，甚至還有可能適用較為寬大的刑罰種類。因此，通過這種將重罪改為輕罪的辯護活動，辯護律師最終可以說服法院降低量刑的幅度，或者適用較為寬大的量刑種類。

司法實踐中還有兩種類似的罪輕辯護：一是將公訴方指控的犯罪數額予以降低的辯護活動；二是將公訴方指控的多項罪名中的部分罪名加以推翻的辯護活動。前者的最典型例子是在貪汙、賄賂、盜竊、走私等案件的辯護中，律師論證公訴方指控的部分犯罪數額不成立的辯護。例如，在公訴方指控被告人受賄100萬元的案件中，律師論證其中的50萬元受賄數額不能成立。通過這種辯護，被告方試圖達到否定部分犯罪事實、說服法院作齣從輕處罰的效果。而在後一種辯護活動中，辯護律師通過論證公訴方的部分指控罪名不成立，從而達到降低刑罰幅度的效果。例如，檢察機關指控被告人構成貪汙罪、受賄罪和挪用公款罪，辯護律師認為被告人不構成貪汙罪，並從實體或證據角度進行瞭論證，最終說服法院判決認定被告人僅僅構成受賄罪和挪用公款罪。

在司法實踐中，罪輕辯護體現瞭一種現實主義的辯護理念，是一種“兩害相權取其輕”的辯護策略。考慮到我國法院極少作齣無罪判決，這使得律師要想取得無罪辯護的成功變得異常睏難，因此律師有時不得不放棄無罪辯護的思路，而選擇一種更容易為法院所接受的辯護策略。又因為 刑事辯護的理念 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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