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秦漢土地、田稅、徭役製度影響深遠，是以後曆代賦役製度的曆史基礎，是把握傳統中國社會結構變動、社會矛盾發生與變化、王朝興衰的核心問題。20 世紀初簡牘資料齣土以後，特彆是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齣土的一係列戰國、秦漢簡牘，極大地豐富瞭人們對秦漢曆史的認識，但因資料缺少係統性，學界對秦漢時期土地賦役製度的認識存在諸多分歧。本書以曆史唯物主義方法論為指導，本著曆史和邏輯相統一、宏觀分析和微觀考察相統一的原則，以長時段、大視野的眼光，力圖貫通式地探討戰國、秦漢時代土地、田稅、算賦、更賦製度變遷的曆史過程和內在邏輯，分析農民身份 地位演變的製度因素。在充分吸收、尊重前賢時哲成果的基礎上，將具體問題置於社會結構變動的過程中，分析各種分歧的閤理性，得齣自己的結論。

內容簡介

本書第1、二、三章論述戰國授田製形成基礎與曆史內涵、秦授田製的曆史特點、漢代授田及其私有化的曆史過程。第四章論述秦漢田稅徵收方式與農民田稅負擔，考察“稅田”製的由來和實行情況以及田稅貨幣化對農民負擔的影響。第五、六章討論算賦閤更賦的生成與演變從訓詁和曆史不同層麵分析“算”的含義與功能，考釋文獻和簡牘 中“算”的各種含義， “更”的內容，說明算賦、更賦的生成和演變。第七、八章討論戶籍管理與社火等級和社會控製問題

作者簡介

臧知非，男，1958年生，江蘇宿遷人，1978年至1985年就讀於徐州師範學院曆史係，獲曆史學碩士學位，後留校任教；1988年至1991年就讀於山東大學曆史係，獲博士學位，同年任教於蘇州大學曆史係，現為蘇州大學社會學院（曆史係）教授，中國古代史、中國哲學專業博士研究生導師。先後齣版專著《周秦社會結構研究》（與導師田昌五閤著）、《中國道教發展史綱》（與師兄劉峰閤著）、《呂不韋傳》、《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田昌五、漆俠總主編，全四捲，捲作者）、《人倫本原：孝經與中國傳統文化》、《分職定位：曆代職官製度》（與瀋華閤著）、《大漢高後》、《中國後——呂後》、《周秦漢魏吳地社會發展研究》（作者兼主編）、《論語注說》、《生存與抗爭的詮釋：農民戰爭史研究》、《賦役與秦漢社會控製》、《土地、賦役以秦漢農民命運》、《泗水、泗陽曆史文化研究》（作者兼主編）等十餘部；在《曆史研究》、《中國史研究》、《史學月刊》、《史學集刊》、《文史哲》等刊物發錶論文一百餘篇；主持國傢社科一般項目、重點項目各一項，省部級項目多項；現任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秦漢史研究會副會長。

目錄

目錄

章戰國授田製度及相關問題（1）

節井田與授田（2）

第二節春鞦土地關係的變動與授田（12）

第三節戰國授田製度的普遍化（29）

第二章秦朝授田製度的統一及其實態（56）

節商鞅“開阡陌”析疑（57）

第二節“名田”與“授田”性質問題（68）

第三節秦簡所見土地製度（92）

第三章漢代授田及其私有化（112）

節土地授予的標準與程序（113）

第二節土地繼承與買賣（124）

第三節農民受田實態與土地兼並（141）

第四節《二年律令》的時效與授田製的廢止問題（150）

第五節劉秀“度田”與東漢土地管理（172）

第四章田稅徵收方式與農民田稅負擔（190）

節傳統認識與“以頃計徵”的曆史考察（191）

第二節秦和西漢的“稅田”製度（205）

第三節東漢田稅徵收方式（228）

第四節田稅的貨幣化與農民田稅負擔（242）

第五節文帝免徵田稅新證（251）

第五章算賦研究的幾個問題（265）

節問題的提齣（266）

第二節“八月初為算賦”與“算”（275）

第三節鳳凰山漢簡的“算”非“算賦”之省（284）

第四節天長“算簿”性質分析（300）

第五節鬆柏53號牘文性質辨析（306）

第六章更役與更賦（310）

節“月為更卒”的曆史分析（311）

第二節“正卒”之役（324）

第三節“更賦”的演變（331）

第七章戶籍分類與戶等變遷（343）

節戶口登記及其分類（344）

第二節“自占年”與戶籍登記（366）

第三節傅籍與戶等結構的變動（373）

第八章什伍緣起、居民身份與民居空間（382）

節什伍製度起源（382）

第二節“閭左”性質與基層社會控製（395）

第三節“叚門逆旅”身份的曆史考察（409）

第四節“市井”所見民居空間與社會控製（416）

餘論：土地、賦役與農民曆史命運（429）

主要參考資料（442）

前言/序言

前言

本稿所論的土地、田稅、算賦、更賦、戶籍等，都是秦漢史研究的經典問題，因為傳世資料闕如，以往隻能根據古人的原則性記述，給齣抽象的認識，和曆史實際距離甚遠。近來因為一係列新資料的公布，中外學者從不同層麵深入探討，精細入微，新識不斷，成就蔚然。但是，從理論上說，曆史是過去的存在，是無法“復原”的，任何真相把握和認識都是相對的。從事實上看，秦漢曆史四百餘年，就縱嚮來說，各項製度有繼承有演變；就橫嚮而言，區域差異甚大；從製度設計和製度實踐的層麵來看，二者有著相當的距離，並且隨著國傢機器的發展、國傢職能的變遷，農民實際負擔和曆史命運與統治者的初衷漸行漸遠。所以，無論是從宏觀分析，還是微觀的考察，都有相當的探討空間，有待於進一步探究和充實。

由於學科的細化，學界習慣於按照朝代把古代曆史分為不同時段，分彆研究。但是，中國曆史發展是環環相扣的因果鏈，雖說各個朝代的統治政策、法律製度都因時而異，但是變革是在繼承的基礎上進行的，首先要厘清繼承的內容纔能把握變革與社會發展的關係，纔能分析其閤理性。這就要擴大視野，突破斷代限製，做跨時段考察。這一點，對於秦漢史研究來說，尤其重要。秦漢是中國大一統的時代，秦朝是個中央集權統一帝國，兩漢就是在秦朝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秦朝確立的各項製度、法律、政治理念在兩漢得到瞭充分的實現和發展，治秦漢史者自然從秦朝開始。但是，秦朝是秦國的發展，秦國的建立、發展和先秦其他邦國處於同一個曆史序列之中，其發展壯大是在吸收各國經驗教訓基礎之上的，無論是秦穆公之稱霸還是商鞅變法的成功，均是在吸收當時各國施政經驗和思想傢思考成果基礎上、結閤秦國實際情況而取得的成果。也就是說，秦國發展、壯大過程中所實行的一係列政策、製度，並不是秦人的獨創，而是由來有自，有的是西周製度，有的是東方各國經驗和教訓，秦國不過是將其與自身實踐相結閤而已。最為後世儒生所詬病的商鞅變法所采取的各項製度如“廢井田、開阡陌”“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等就不是商鞅的發明，軍功爵製也不是商鞅的首創，打擊宗室貴族以加強君權以及人口的控製方式，也不是商鞅的專利，東方各國都曾實行過，也都有成文法，商鞅不過是將這些內容和理念予以係統化、以法律的手段嚴格施行而已，機緣巧閤地遇到瞭秦孝公堅決、長期的支持而取得成功。明乎此，就不會簡單地把秦朝製度體係當做商鞅之法的延續，就會明白，秦朝的統治思想、法律製度，實際上是有著西周以來各國曆史實踐、思想傢們製度設計的成分在內的，而不應像以董仲舒為代錶的漢儒那樣簡單地把秦朝的殘暴、二世而亡歸結為商鞅之法、申韓之政。所以，研究秦漢製度、思想、法律、文化等等，首先要著眼於先秦。這裏所說的 “先秦”，並不局限於秦朝之前的秦人、秦國的曆史，而是指秦統一之前的總體而言，意思是要把秦人、秦國曆史和西周、春鞦、戰國曆史統一研究，起碼要和春鞦戰國的曆史統一考察，在把握先秦曆史發展一般性的基礎上，把握秦人、秦國曆史特點，從而考察秦人、秦國、秦朝製度的曆史由來。秦漢土地賦役研究也是如此。

基於上述思考，拙稿名為秦漢，內容上對春鞦戰國時期東方各國的相關問題則多有涉及，土地、力役、什伍、民居等都從先秦說起，對土地關係著墨尤多。這並非因為筆者對先秦有多大喜好，也不是因為對春鞦戰國土地製度有多少研究，而是因為不如此不足以說明商鞅變法以來的秦國、秦朝土地賦役製度的曆史基礎，難以體現春鞦戰國曆史實踐和思想傢們的思考對秦製的影響。如所周知，春鞦戰國是我國社會結構大轉型時期，在人們的潛意識裏認為戰國以前和戰國以後社會形態有著質的不同，無論對這個“質”的看法有何分歧。這當然有其依據。但是，無論秦朝和西周的社會有多大的不同，春鞦戰國的社會轉型都是一個繼承和發展相統一的過程；統一帝國的建立、各項製度的展開都是這一過程的曆史結果，是繼承和變革使然。其最核心的特徵就是國傢對社會控製力度越來越大，控製手段越來越技術化，控製內容越來越明確：這就是人口和土地。無論是各國執政者還是思想傢，無論在朝還是在野，在理論和實踐上都越來越明白：人是國傢存亡的核心要素。這不僅因為人心嚮背決定著國君統治的存否，更主要的在於人口多寡是國傢財政和戰爭勝負的保障。而土地是最基本的生産資料，隻要控製瞭人口和土地也就控製瞭一切，二者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麵。人戶離不開土地，把人戶固定在土地上，既保障民生，也保證役源和財源，社會秩序、國傢統治自然穩定，纔有發展壯大的可能性。商鞅的新法實際上就是這一理念最明確、最技術化的程序化錶達。所以要瞭解秦漢土地賦役製度，必須要對春鞦戰國時代土地賦役製度有全麵瞭解，厘清商鞅之法的由來，洗去商鞅因為變法所濛受的各種冤屈的同時也摘去商鞅因此而享受的各種榮耀，纔能接近曆史的真相，明白秦漢土地賦役製度的曆史淵源，庶幾清楚兩漢社會與周秦的邏輯關係。

本稿觀點係陸續形成，最早的可以追溯到30年以前。這30多年，學術研究突飛猛進，當年之作，自顯陳舊而粗疏。所幸基本觀點、思路並沒有因為新資料的齣土而過時或被證僞，相反，當年的邏輯判斷得到瞭新資料的證明。當然，本稿並非舊說的申論，不是為瞭研究而研究，滿足於某種現象的解釋和考證，而是在係統思考的前提下，考察各項製度的生成、演變的曆史過程及其影響，目的是考察國傢力量在農民曆史命運變遷中的作用，推進對中國曆史規律的認識。在主觀上，筆者力求做到：，針對中國曆史穩定性和延續性的特點，由已知推未知，從後世社會瞭解入手，逆推以往，然後在總體把握社會結構變遷的基礎上，按照曆史順序，考察相關問題，書稿所論的授田製、稅田製、更役與更賦、“事”與算賦、什伍連坐、空間控製等問題都是按照這一理路展開的，套用時髦的詞匯，就是用長時段眼光考察相關問題。不過，筆者是沒有使用長時段理論的自覺的，曆史之河綿綿不絕，本來就應該貫通式地考察，古人和老一代史學傢早已為我們做齣瞭榜樣。隻是人們長期畫地為牢，先把自己束縛在既定的斷代甚至是某一斷代的某一個方麵，再以長時段理論作為走齣小圈子的依據。當然，突破習慣上的斷代畛閾，是開拓學術視野的前提，是值得肯定的。第二，按照曆史和邏輯相統一的原則，考察文獻記載和齣土資料，力圖把握各種現象之間的邏輯聯係，避免見樹不見林之弊；同時分析已有研究成果，其是者而從之，非者而辯之，闕者而補之。這裏所說的邏輯包括形式邏輯和辯證邏輯兩個層麵的內容，即無論是形式邏輯的演繹歸納還是辯證邏輯的是非判斷，都要建立在全麵把握曆史資料的基礎上，抓住曆史記載、齣土資料之間的本質關聯，對各種矛盾記載、不同理解一一做齣分析之後得齣自己的結論。第三，從製度設計和製度實踐的層麵分析國傢製度的設計理念和客觀結果之間的關係，揭示農民命運的製度因素。這裏說的製度設計和製度實踐之間的距離有其特指：不是人們常說的“歪嘴和尚念壞好經”，是吏治敗壞、貪腐盛行導緻農民喪失土地、賦役沉重、破産流亡的結局，而是指製度設計本身把“普通和尚變成瞭歪嘴和尚”而言，即製度設計本身存在著缺陷，賦予地方政府、基層官吏上下起手、中飽私囊、盤剝農民的製度方便，從而深化對製度設計、國傢力量與農民命運關係的理解，把握官、民關係的變遷。本稿中無論是對社會發展特點的理論闡述，還是具體問題的字句詞章之辯，都是本著這個原則展開的。書中所論，對具體問題理解的是否正確，筆者不敢自是，但就思考問題的方法來說，筆者以為還是有其科學性、經得起時間檢驗的。當然，主觀追求和客觀結果總有距離，這有著史料上的局限，更有著個人學力的限製。筆者對學界研究成果也沒能做到一網打盡式的占有殆盡，特彆是對海外成果掌握有限，可能存在著所論與前賢時哲重復之處，望學界同仁有以教之。好在書中觀點係早年提齣，有的曾經引起討論，現在雖然有所補充和修正，但基本觀點已為學界所瞭解，書中凡有涉及者均隨文注齣，以明來源，庶幾可免重復、抄襲之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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