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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世界，民族問題韆頭萬緒，盤根錯節。再與宗教問題相糾纏，或者說，由宗教問題所引發，局麵便更為復雜。在本書中，民族與宗教問題學者斯蒂芬?格羅斯比在深厚的宗教背景下研究民族主義，追根溯源，迴顧瞭人類曆史上齣現過的族際衝突和艱難情形，從社會、哲學和人類學等角度透視瞭民族和民族主義，無疑能為當代世界麵臨的重大問題提供啓示。

內容簡介

民族究竟是什麼？為何對人們來說，民族歸屬感如此重要？理解瞭民族主義，就能理解占據著當今新聞頭條的許多社會衝突和政治爭端。在本書中，斯蒂芬?格羅斯比從社會、哲學、地理、神學和人類學的角度討論瞭民族和民族主義概念，探究瞭過去和現在的民族主義衝突，包括近年來在巴爾乾半島各國和中東地區的鬥爭。更重要的是，這部令人著迷、視角全麵的作品清晰錶明，民族主義情感是生而為人不可逃避的一部分。

作者簡介

斯蒂芬·格羅斯比 美國南卡羅來納州剋萊姆森大學宗教學教授。研究領域包括古代近東、希伯來文《聖*》、宗教和民族之間的關係，以及社會和政治哲學。著有《〈聖*〉中的民族性觀念：古代和現代》（2002）等，閤編有《民族性和民族主義》（2004）等。現任《民族和民族主義》《族群與種族研究》《社會》等刊編委。

目錄

緻謝　
第一章　問題
第二章　什麼是民族？
第三章　作為社會關係的民族
第四章　母國、父國和祖國
第五章　曆史中的民族
第六章　誰的神更偉大？
第七章　人類的分化
第八章　結語
索引　
英文原文　

前言/序言

　　序言

　　雷頤

　　20世紀上半葉兩次慘絕人寰的世界大戰無疑與民族主義的惡性膨脹大有關係，但二戰後形成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的對峙，成為20世紀後半葉的基本國際秩序，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也成為兩大主導意識形態。在二戰後這種背景、格局下，民族主義隻是兩大陣營、兩大主導意識形態之間的“中間地帶”，甚至更多地成為兩大陣營鬥爭的籌碼。隨著90年代初的蘇聯解體，作為世界體係的社會主義體係已不復存在，民族主義則突然高漲，成為對當今世界深有影響、具有巨大衝擊力的意識形態。

　　吊詭的是，當今世界的大背景是使世界發生深刻變化的全球化，而與全球化背道而馳，甚至堅決反全球化的民族主義卻又大行其道，委實難以理解。難以理解恰恰說明瞭解、理解的必要，不瞭解、不理解民族主義，就無法深刻瞭解、理解當今世界。作為“牛津通識讀本”之一的《民族主義》，便是瞭解理解民族主義的最佳著作。作者斯蒂芬?格羅斯比（StevenGrosby）是美國南卡羅來納州剋萊姆森大學宗教學教授，研究領域包括古代近東、宗教與民族間關係、希伯來文《聖經》以及社會和政治哲學，是《民族和民族主義》等相關權威刊物的編委。由於作者是這方麵的研究權威，所以此書纔能深入淺齣，由錶及裏，曆史敘述與理論闡釋渾然一體。此“通識讀本”還對各種觀點、學派作瞭提綱挈領、要言不煩的介紹，照顧到瞭“通識性”，又以自己的理論分析框架對一係列史實、事件作瞭概念化抽象提煉和理論化處理，對百餘年來的有關研究作瞭切中肯綮的分析評論，深具學術價值。

　　“民族主義”（nationalism）是一個現代纔概括齣的概念，卻是人類最古老、久遠的思想、情緒和意識形態，因此纔最有力量。正如作者指齣的，曆史上人類按照不同的標準形成各種各樣的群體，把“我們”與“他們”區彆開來，其中一個標準就是“民族”。這種標準並非簡單、中性地區分“異”與“己”，而是“唯我獨尊”的標準。大約公元前2500年，兩河流域的蘇美爾人就有區分與外族人不同之處的標準。公元前16世紀，埃及人也有一套這種標準。古代以色列人明確以領土和語言作為區分標準，希臘人認為非希臘人是野蠻人。中國傳統“天下”觀的核心是“華夏中心論”，即天下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其他都是邊緣，而且由“邊緣”漸成“野蠻”。夷夏對舉始於西周，有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說，嚴夷夏之防卻是春鞦時期。約至春鞦時期，“夏”和與其相對的“狄”、“夷”、“蠻”、“戎”、“鬍”等（後簡稱“狄夷”或“夷”）概念的使用開始突破地域範圍，被賦予文化的意義，甚至被賦予一定程度的種族意義，主要用於區彆尊卑上下、文明野蠻、道德與非道德。“華夏”代錶正宗、中心、高貴、文明、倫理道德；“夷”則代錶偏庶、邊緣、卑下、野蠻、沒有倫理道德，尚未脫離獸性。孔、孟都提齣要嚴夷夏之防。先秦到兩漢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奠基時代，“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以妖魔化的“他者”為鏡像，塑造、形成瞭自己的種族或文化優越、優秀、高尚、高等的形象。以此為基礎建構的華夷二元對立世界觀，對後世産生瞭極為深遠的影響。直到近代，“嚴夷夏之大防”、“隻能用夏變夷，不能用夷變夏”，仍然具有強大的力量。

　　本書的主旨是探究人類如何把自己分隔成為民族的、各不相同的社會這種趨嚮。之所以要探究這個問題，是因為人類在區分異與己的同時，又不能不與“他者”交往，在全球化時代，這種交往的廣泛性、深入性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作者開宗明義地寫道：“如果需要考慮人類區分自己的趨嚮，也必須關注讓人類聯閤在一起的那些活動。做不到這一點，隻能導緻對人類事務中民族重要性的錯誤理解，而對這一重要性的探究恰恰是本書的中心。我們關心的首要問題是：‘民族的存在告訴我們人類怎樣的特性？’但是，什麼是民族？什麼又是民族主義？”如何通過對民族、民族主義的深刻認識而達到人類更好的閤作，是這本書的“問題意識”，這本書其實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探討、研究民族主義，當然要從什麼是“民族”開始。簡單地說，民族是由齣身情況決定的、居住在一個領地內的共同體。領地，當然是這個共同體存在的必要條件。但僅有領地，還不足以形成民族，因為曆史上不斷變遷、在一個領地內生活並具有一定文化特徵的共同體，纔形成民族，或者纔能稱之為民族。相對統一的文化，為民族提供瞭穩定性，使其長時間持續存在。民族文化的形成，需要長期的積澱，因此作者提齣瞭“時間深度”這個概念。所有民族都有關於自己民族形成的神話、傳說、曆史，久而久之，形成瞭這個民族的、獨特的集體意識。曆史學傢德爾默?布朗（DelmerBrown）有句名言：“民族的形成使神話傳說更像史實，使真實事件更像神話傳說。”同時，在日常生活中，服飾、建築、歌麯、語言、宗教信仰等等，與神話、傳說、曆史等一樣，都承載著民族這個社會關係賴以形成的功用。從觀念上說，民族是一種反映集體自我意識的社會關係。自己的領地與獨特的觀念，是民族的兩個基本元素。也就是說，民族是一種既有時間深度，又有領地界限的社會關係，這種關係建立在現實和想象中持續存在的集體自我意識之上。作者對民族做齣這種定義：“民族是一個具有親屬關係的共同體，具體地說，是其成員之間由於齣生境況相同而形成的密切關係、占據廣闊領地、有時間深度的共同體。”

　　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民族主義比其他意識形態更強調傳統、強調傳統的同質性、強調保持傳統的純潔性。然而曆史說明，傳統並非一成不變的，因為許多傳統本身也是“發明”的，隻是久而久之這些“發明”、“創新”、“創造”，不知不覺也就成瞭“傳統”。

　　例如圓筒形的“土耳其帽”被認為是土耳其的傳統，已經演變成土耳其的符號。然而，它曾經是“反傳統”的符號。19世紀30年代，蘇丹馬赫默德二世在軍事改革方麵采用歐洲軍事訓練法，聘用瞭英國海軍軍官為海軍顧問、普魯士軍官做陸軍軍事顧問。在行政機構方麵，他將原來傳統的機構改換成西方近代的政府各部，特彆是設立瞭外交大臣、內務大臣、財政大臣等官職。為瞭錶明開放的決心，他命令官員要穿歐式西褲、大禮服和黑皮靴，百姓戴的穆斯林頭巾也被廢止，規定一律戴一種圓柱形無邊氈帽。這種帽子由於沒有帽沿，所以宗教禱告時前額照樣可以方便緊貼地麵。顯然，這是穆斯林頭巾與西式有沿帽之間的一種妥協，但它的推行仍因其“反傳統”而遭到維護傳統者的強烈反對，在國傢采取強硬的行政手段後纔開始流行。

　　後來，土耳其的“改革派”與“保守派”間的激烈鬥爭一直不斷，麯麯摺摺，反反復復，終於在1908年爆發瞭要求君主專製立憲的“青年土耳其”革命，最終在凱末爾將軍領導下，於1923年建立瞭土耳其共和國。雖然凱末爾集種種大權於一身，但改革還是遇到瞭強大的阻力，為錶示改革的決心，凱末爾在1925年下令禁止戴傳統的土耳其禮拜帽，而要求戴禮帽、鴨舌帽等各種歐式帽。但近百年來，圓柱形紅色禮拜帽已經成為神聖的宗教和奧斯曼帝國的象徵，幾乎人人都戴。1925年初，凱末爾卻發動瞭對禮拜帽的批判，8月，凱末爾本人頭戴巴拿馬帽到幾個最保守的城鎮視察，錶示告彆傳統。為與凱末爾保持一緻，政府機關忙嚮官員發放歐洲式大禮帽。11月，做齣瞭戴土耳其禮拜帽是犯法有罪的規定！這一規定引起瞭社會上的強烈不滿，在一些地方甚至引發瞭公開抗議和騷亂，但都被凱末爾鎮壓下去，其中一些人還被處以絞刑。終於有不少人開始戴各種歐式帽，在百姓中最流行的是鴨舌帽，因為在作禮拜禱告時可反過來把帽沿朝後戴，前額依舊可以貼在地上。

　　而中國的“辮子悲劇”，其慘烈程度遠遠超過瞭土耳其的“帽子風波”。清軍入關不久，為錶示自己的“天下已定”，即強令漢族男子改變韆百年的束發傳統而剃法蓄辮，限定十天之內“盡使薙發，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責重罪。若規避惜發，巧辭爭辯，決不輕貸”。如“已定地方之人民，仍存明製，不隨本朝之製度者，殺無赦！”有的地方限三日剃完，有的則關起城門強迫一日之內全部剃完。清軍到處宣稱“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在“頭”與“發”之間，許多人卻是寜願“留發”也不願“留頭”，端得把“傳統”、“民族特性”看得比身傢性命還重。當清軍占領南京後，江南不少城鎮“結彩於路，齣城迎之”，有的還用黃紙書“大清順民”四字貼於城門。雖然有人組織反抗，但下層百姓參加者並不多。對大多數小小老百姓來說，在哪個王朝統治下都是一樣吃飯乾活，一樣交糧納稅。然而，當薙發令下來後，漸趨平靜的江南又開始騷動不安起來，下層百姓紛紛參加反清鬥爭。江陰、嘉定百姓的反抗尤其強烈，清軍對這兩處的鎮壓也格外殘酷，血腥的“嘉定三屠”便有幾萬人被殺，全國其他地方因此被殺者難以勝數。經過極其野蠻的屠殺，“遠近始剃發”，剃發留辮在血泊中為漢人接受。

　　二百年間，蓄辮這原本靠血與火、刀與劍強迫漢人背叛原來“束發”傳統而接受的“新生事物”居然成為“正統”、成為難以撼動的“傳統”，成為中國人、中國特色的象徵。反清的太平軍因不剃頭、不留辮而被視為大逆不道的“發逆”、“長毛”。1895年孫中山剪辮易服錶示反清革命也被多數人咒為叛逆。辛亥革命時期，章太炎以軍政府名義起草《討滿洲檄》，列數清王朝的種種罪惡，其中一條就是：“往時以蓄發死者，遍於天下，至今受其維係，使我衣冠禮樂、夷為牛馬。”革命黨號召百姓剪辮，但仍有許多人依然戀戀不捨，於是革命軍隻得在大街小巷強迫行人剪辮子，成為時代一景。

　　土耳其反對戴穆斯林頭巾傳統的禮拜帽在百年之內就演化成瞭“傳統”；中國反束發傳統的剃發蓄辮在兩百年之內也演化成瞭“傳統”。“帽子”與“辮子”終於多年媳婦熬成婆，成為具有民族特性的“傳統”、“正統”，成為一個民族凝聚共同記憶、價值的象徵符號。顯然，傳統、民族特性等本身也在不斷變化之中，不少傳統、民族特性其實開始也是“反傳統”、反原來的“民族特性”的，是人為強迫“植入”之結果。

　　無數史實證明，幾乎沒有不變的傳統。斯蒂芬?格羅斯比就此提齣瞭一個尖銳的問題：“為什麼傳統的呈現是對各種親屬關係的肯定？或者說為什麼要利用傳統來建立各種親屬關係，把一群人和另一群人區分開來？”在對曆史上傳統的變革與維護這種矛盾現象作瞭深入分析後，他的結論是在民族關係形成的過程中“一個遙遠的、常常帶有神話色彩的過去，抑或一個人們認為史無前例、無從查證的情況，在時間的幫助下又一次把民族關係的獨特性閤理化瞭”。他進一步指齣：“強調民族曆史悠久並不意味著真正相信民族的獨特性，這也許隻是算計著如何利用民族矛盾。”

　　斯蒂芬?格羅斯比總結民族主義的特點是：“它相信民族是唯一值得追求的目標；這種斷言常常導緻一種信念，即民族要求不容任何質疑和任何妥協的忠誠。這種關於民族的信念一旦成為主導，便會危害個體自由。另外，民族主義經常宣稱其他民族是自己民族不共戴天的敵人；它把仇恨植於外來物，無論對方是另一個民族、一個移民，還是一個可能信仰另一種宗教或說不同語言的人。”但是，民族主義的多重麵相他也沒有忽視。他指齣，20世紀兩次給人類帶來深創巨痛的世界大戰，民族主義難辭其咎；但在二戰後反對殖民主義、民族國傢紛紛獨立的大潮中，民族主義則厥功至偉。民族主義通常被認為是落後的，但加拿大和英國可是最發達地區，魁北剋、北愛爾蘭的民族分離運動仍有不小市場。

　　他承認，民族問題、民族主義是非常復雜的現象，源遠流長，與現實利益緊密糾結，成為學者現在遇到的空前棘手的問題。因此，本書的核心問題是考察民族的存在說明瞭人類怎樣的特性。民族持久性和重要性的一個原因是人類對生存力，尤其是人類本源的關注。由此而圍繞本源形成種種關係，其中一種就是民族。為瞭生存形成不同的民族，發展齣民族主義。他強調，不同民族的生存不應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而應是共生共存。如何做到這一點，他寄希望於良善的政治：“政治的任務不是去否認這些主導人類行為的不同目的。毫不妥協地維護一種目的，並以犧牲其他目的為代價的行為，隻能導緻完全著迷於一種要麼是民族主義、要麼是原教旨主義的意識形態錶達。”“政治的任務是齣於對社會集體利益—盡管難免有些模糊—的關心，通過理智地踐行文明美德來對不同目的所要求的不同生活方式做齣巧妙地裁決。”

　　……

非常好，非常劃算，很喜歡，劃算的不要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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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究竟是什麼？為什麼人們對於它的歸屬感總是那麼強烈？看完此書，就能明白民族主義是什麼？民族情感又是什麼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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