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新結構經濟學思與辯》:作者在復旦大學師從韋森教授,在北京大學師從林毅夫教授,在芝加哥大學師從四位諾奬得主,受過正統的經濟學訓練,卻有著批判性的眼光,敢於嚮傳統經濟學理念及方法發齣挑戰,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值得所有有誌於學術研究的學生學習藉鑒。
《新結構經濟學思與辯》麵嚮普通讀者,講理論深入淺齣,並結閤當前多個熱點問題,具有很強的可讀性和啓發性。
內容簡介
新結構經濟學是林毅夫教授創建的一套發展經濟學理論與方法,被稱為“發展經濟學3.0版”,在國內外學界、政界和實界引起高度關注。《新結構經濟學思與辯》作者王勇教授是林毅夫教授的得意門生和重要閤作者,多年來一直緻力於新結構經濟學的學術與政策研究、教學和普及工作。新結構經濟學不僅是一門理論,更是一種研究和實踐方法,從北京大學到芝加哥大學再迴到北京大學,作為這一理論和方法的見證者、發展者、實踐者,作者以“局內人”的視角對新結構經濟學這門新興學科的理論觀點、研究方法、政策實踐等進行瞭深入、獨到、通俗的講解,並結閤對産業政策、國有企業改革、中等收入陷阱、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等近年來重要熱點問題的探討,給齣瞭“新結構經濟學版”的分析與政策建議,具有很強的可讀性和啓發性。
作者簡介
王勇,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創始成員之一、學術副主任、經濟學副教授、博士生導師。芝加哥大學經濟係博士,師從羅傑·邁爾森、加裏· 貝剋爾、拉爾斯·彼得·漢森、羅伯特·盧卡斯等四位諾貝爾奬得主。同時任教於香港科技大學經濟係。曾任世界銀行常駐研究員、亞洲開發銀行與美聯儲谘詢專傢。應邀在IMF、世界銀行、美國國務院、美國財政部、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美聯儲、亞開行與韓國金融研究所等政策機構介紹自己的研究和政策建議,曾經承擔中財辦等機構委托的多項政策研究課題。曾獲香港科大商學院Franklin教學奬。著有《新結構經濟學新在何處》(與林毅夫、付纔輝閤著)。
精彩書評
呈現在讀者麵前的這本書是我國發展經濟學界青年學者王勇經多年深入思考,在參與學界的各種討論中形成的優秀學術成果。我相信,展讀本書對廣大經濟理論工作者和關心中國經濟學科發展以及中國未來發展前景的廣大讀者大有裨益。
——林毅夫,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教授、主任,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傢
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是一個永恒的經濟學話題,兩百年來經濟學界的主流觀點也在不斷演變,王勇教授的思考獨闢蹊徑、令人深思。
——黃益平,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金光經濟學講席教授、副院長
自林毅夫老師的新結構經濟學框架提齣以來,迅速成為經濟學界一個討論的焦點。王勇教授作為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的學術副主任,經曆瞭新結構經濟學這十來年的成長曆程。本書凝結瞭他與閤作者對新結構經濟學的思考,我鄭重嚮讀者推薦。十年前經濟學的上空好像隻有幾朵浮雲,新古典自由主義的光芒照耀著我們;2008年金融危機一聲驚雷,經濟學的上空突然烏雲密布,我們仔細打量,原來一直照亮著我們的隻是房間裏的一盞油燈,衝齣這明亮的房間,我們看到瞭黑暗,看到瞭烏雲,也看到瞭深邃的天空。對世界的理解總是螺鏇式上升的,推進我們理解的是新的問題,而提齣問題是進一步研究的基礎。王勇教授的這本書集中在經濟學界對幾個重大問題的爭論方麵,比如政府與市場的關係、産業結構和産業政策,正是新古典自由主義朗朗乾坤間的這幾朵烏雲。這幾朵烏雲說不定會引導我們推開那座老房子的大門,迎來對真實世界理解的飛躍!
——鞠建東,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教授、院長,清華大學教授
王勇教授是芝加哥大學經濟係培養齣來的我國新一代經濟學人之一。這部著作匯集瞭王勇對林毅夫教授所創建的新結構經濟學的一些較全麵和具體的理論解釋,同時,也包含瞭其對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獨立思考,既有理論深度,又有現實意義,見解獨到,文筆優美,通俗易懂,值得深入閱讀。
——韋森,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經濟思想與經濟史研究所所長
新結構經濟學是林毅夫老師試圖對經濟增長文獻與發展經濟學做一個全麵拓展的嘗試。我對林老師的勃勃雄心及能把一個想法很快轉化成北大一個實體中心的貫徹能力佩服得五體投地。王勇博士是林老師忠誠的追隨者、重要的經濟理論閤作者,更是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中心的學術骨乾。林老師關於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與地位的闡述在國內引起瞭不少爭議,其中包括與田國強老師、張維迎老師的多次爭論。“有為政府、有效市場”到底是什麼內涵?是不是具備可被證僞的科學性?如果有的話,有沒有曆史上的支持依據?有沒有好的實證分析?與“有限政府”的提法是什麼關係?兩者相比哪一個更好?關於這些問題,王勇近來孜孜不倦地做瞭很多闡述,多半收在這個集子裏。關心這些問題的讀者們翻一翻這個集子就可以對這些問題有一個快速瞭解。我為王勇的執著與勤奮點個贊。希望有機會看到王博士更多的相關學術研究尤其是實證研究,從而把這一領域的理解提高一個層次。
——魏尚進,哥倫比亞商學院講座教授,前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傢
通過這本書,讀者會看到受過嚴格西方經濟學訓練但卻具備自己批判性的頭腦,是如何使得王勇區彆於一大批受訓於美國一流高校的學者的。他對於有為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關鍵作用具有獨到的眼光和獨立思考,這些獨到的眼光和思考充分反映在這本書裏,而且必然會繼續反映在王勇未來的學術研究成果中。
——文一,清華大學經管學院講座教授,美國達拉斯聯邦儲備銀行助理行長
王勇是我國發展經濟學界的優秀青年學者,緻力於新結構經濟學的研究和推廣。本書收集瞭近年來他對新結構經濟學的思考成果,深度和廣度兼備,值得每位對新結構經濟學以及我國産業政策感興趣的人士閱讀。
——姚洋,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教授、院長
新古典宏觀經濟模型很難處理結構問題,王勇博士追隨林毅夫教授,結閤中國經濟結構性特徵,進行瞭很多有創見的思考,本書值得一讀。
——袁誌剛,復旦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教授、主任
王勇教授是緻力於經濟發展和結構變化的理論與經驗研究的優秀學者。本書闡明瞭他對經濟發展中的政府和産業政策的深刻見解,而這正是新結構發展經濟學的核心命題。
——張軍,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院長
目錄
目錄
序一
序二
序三
導論
新結構經濟學的新立論:核心概念與觀點
“新結構經濟學”的新見解
論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新結構經濟學視角下的産業政策
詳論新結構經濟學中“有為政府”的內涵
新結構經濟學的方法論: 反思與感悟
以“常無”的心態研究新結構經濟學:評林毅夫教授《本體與常無》
對阿羅德布魯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的反思
對“斯德哥爾摩陳述”的感評
再讀《與林老師對話》有感
解讀世界銀行《經濟增長與發展委員會報告》
從2008年金融危機中我們學到瞭什麼
新結構經濟學中的産業政策
新結構經濟學中的“有為政府”
漫談“産業政策”
我們需要繼續研究産業政策嗎?
産業政策大討論:企業傢、法治與産業政策
中國産業升級的主要成就與問題
崇明島産業發展之憂樂
新結構經濟學中的有為政府
什麼是新結構經濟學中的“有為政府”
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之我見
新結構經濟學中“有為政府”的改革含義
新結構經濟學與國有企業改革問題
中國國傢資本主義與國有企業的命運
論國有企業改革的沉浮邏輯與結構變遷
新結構經濟學與“中等收入陷阱”問題
為“中等收入陷阱”問題正名
新結構經濟學視角下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
新結構經濟學與中國宏觀經濟
有為政府與中國宏觀政策
中國經濟增長率到底有多少
為何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人均吸收量是印度的九倍?
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巨額成本是否為閤理的政府財政支齣?
中國的收入稅亟需調整
新結構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
“體驗”經濟政策
內生宏觀經濟政策、技術引進與經濟發展
後記
前言/序言
序一
林毅夫
我2012年從世界銀行任期結束迴國工作後,倡導的作為發展經濟學第三波思潮的新結構經濟學,受到瞭國內各界尤其是經濟學界的高度關注,引發瞭諸多討論,讓我深受鼓舞。
發展經濟學是因兩次世界大戰之後,為滿足許多新擺脫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的發展中國傢現代化建設的需要,而從現代經濟學中獨立齣來的一個子學科。第一波思潮結構主義,主張發展中國傢采用進口替代戰略,以政府主導的方式直接配置資源,發展發達國傢當時擁有的那些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現代化大産業。遵循這種政策建議的國傢在早期取得瞭一段時間的投資拉動的增長後,經濟便普遍陷入瞭停滯狀態,危機不斷,和發達國傢的差距繼續拉大。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經濟學界便開始反思結構主義政策失敗的原因,由此催生瞭發展經濟學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義,主張按“華盛頓共識”,以“休剋療法”推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等激進的改革措施,建立像發達國傢那樣的市場經濟體製。但其結果卻是使眾多發展中國傢經濟麵臨崩潰,經濟增長速度較之前緩慢,危機發生較之前還更為頻仍。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亞洲“四小龍”和日本是少數追趕上發達國傢的成功經濟體。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亞洲“四小龍”開始推行齣口導嚮戰略,重點發展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加工業,並利用工資優勢承接發達國傢轉移過來的勞動密集型産業,吸引外國資金和技術。當時的主流理論認為,實行這種發展戰略的經濟體將永遠落後於發達國傢,但它們卻實現瞭經濟的快速騰飛,成為追趕上發達國傢的新興工業化經濟體。
20世紀80年代,中國、越南、柬埔寨等社會主義國傢啓動改革,采取的是一種務實的漸進式的雙軌製,即對原有違反比較優勢的大型國有企業繼續給予轉型期的保護補貼,同時放開傳統的、受抑製的勞動密集型輕工業的準入,並設立經濟特區和工業園,改善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因勢利導促其發展。當時的主流理論認為,這種雙軌製是最糟糕的轉型方式,但是這些國傢卻在轉型中取得瞭穩定和快速的發展。
迄今,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傢是根據主流理論製定的政策而實現成功發展的。少數取得穩定、快速發展的成功經濟體,推行的政策以主流理論來看卻是錯誤的。新結構經濟學試圖從發展中、轉型中國傢自身的成敗經驗來總結齣一套新的經濟發展和轉型理論。
新結構經濟學的核心思想是:每個時點上的生産力和産業結構是由該時點的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決定的,作為上層建築的製度安排則需與之適應。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傢,要素稟賦狀況各異。在發展中國傢,資本較為稀缺,勞動力與自然資源相對豐富;在發達國傢,資本相對豐富,勞動力資源相對短缺。要素稟賦結構在每個時點是既定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要素稟賦及其結構將發生變化。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邏輯是,任何經濟體在每一時點的要素稟賦結構是該經濟體在此時點的總預算,而要素稟賦結構決定著要素的相對價格,並由此決定在那個時點具有比較優勢的産業。
新結構經濟學認為,結構主義的失敗在於不瞭解産業結構是由要素稟賦結構內生決定的,誤認為發展中國傢市場中的資本密集型的現代化大産業發展不起來是市場失靈所緻,因此主張由政府直接動員和配置資源來優先發展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現代化大産業。但發展中國傢的資本相對短缺,在這類産業上沒有比較優勢,此類産業的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缺乏自生能力,隻有在政府的保護補貼下纔能建立起來並繼續生存。所以,結構主義強調的市場失靈,是對發展中國傢資本密集型先進産業為何不能發展壯大的誤判。新自由主義的失敗則在於,對政府失靈的原因缺乏正確的認識。發展中國傢存在的市場扭麯,是政府為保護趕超戰略下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而存在的。若取消保護補貼,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必將倒閉,進而引發失業和動蕩,經濟發展無從談起。同時,一些資本密集型現代化大産業是國防産業的基礎。為避免社會動蕩和損害國防安全,轉型中國傢推行瞭“華盛頓共識”的改革,取消保護補貼後,實施隱蔽的保護補貼,但其效率更低。新結構經濟學為漸進式雙軌製改革為何成功也提供瞭閤理的解釋:給予原來優先發展的産業部門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以必要的保護,有助於維護經濟和社會穩定;放開對原先受抑製的、符閤比較優勢部門的準入,有利於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進而符閤比較優勢的部門的快速增長積纍瞭資本,原先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逐漸獲得瞭自生能力,當傳統部門的企業具備自生能力時,再取消保護補貼,就可以實現嚮市場經濟的過渡。
新結構經濟學認為,一個經濟體按要素稟賦結構的特性來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産業是經濟取得穩定、快速、包容發展的最佳途徑。企業會按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技術和産業的前提是要素價格必須能夠充分反映各種要素的相對稀缺性,而這種價格體係隻有在充分競爭的市場中纔能存在,而所有的有效市場是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經濟的前提。隨著技術的創新和産業的升級,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製度環境必須隨著産業和技術水平提高的需要而不斷完善,因此,在市場經濟中,政府必須發揮積極有為的作用,以剋服在經濟轉型升級中必然存在的外部性以及改善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製度安排的協調等市場失靈問題。
發展中國傢軟、硬基礎設施普遍不足,但是,政府的資源和執行能力有限,隻能針對所要發展的符閤比較優勢的産業的需要來完善軟、硬基礎設施,也就是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必須針對特定産業的“産業政策”纔能發揮“有為政府”所應該有的作用。從曆史經驗來看,許多産業政策是失敗的,但是,尚沒有不用産業政策而成功追趕發達國傢的發展中國傢,也沒有不用産業政策而繼續快速發展的發達國傢。我們不能因為有些産業政策的失敗而否定産業政策的必要性。
新結構經濟學認為,絕大多數産業政策失敗是因為政府所要支持的産業違反瞭比較優勢,這些産業缺乏自生能力,需要政府長期的保護補貼,這就導緻瞭資源錯配,滋生瞭尋租和腐敗行為。成功的産業政策應該通過因勢利導使企業進入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産業,這種産業符閤要素稟賦結構的特性,要素生産成本在國際同行業中處於較低的水平。但在國際競爭中,由於電力、交通基礎設施、金融、法製等軟、硬基礎設施不完善,導緻瞭企業的交易成本和總成本太高而缺乏競爭力。産業政策的目標就是,通過改善基礎設施、金融、法製環境等以降低交易成本,並給予先行企業一定的激勵以補償其外部性,將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産業快速發展成為具有競爭優勢的産業。
新結構經濟學誕生不久,已得到經濟理論工作者的廣泛關注。呈現在讀者麵前的《新結構經濟學思與辯》是我國發展經濟學界青年學者王勇經多年深入思考,在參與學界的各種討論中形成的優秀學術成果。其主要貢獻在於:第一,運用通俗易懂的語言,深入地闡述瞭新結構經濟學的基本思想、分析框架、核心觀點及政策內涵,有助於廣大經濟理論工作者更加全麵、準確地認識和看待新結構經濟學;第二,提齣瞭對新結構經濟學主張的産業政策的深刻見解,並指齣經濟學傢們應果斷拋棄“産業政策究竟應不應該要”的意識形態糾纏,著力研究如何幫助製定和執行正確有效的産業政策;第三,總結瞭各類有限政府的不同內涵,闡釋瞭新結構經濟學中的“有為政府”的界定,探討瞭新結構經濟學中“有為政府”的“動態變遷”與“改革”內涵,分析瞭“有為政府”與“有限政府”的主要區彆,澄清瞭一些學者對“有為政府”的誤解;第四,分享瞭作者對相關經濟發展問題的獨到思考,並結閤有關經濟專題,展示瞭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方法。
我相信,展讀此書對廣大經濟理論工作者和關心中國經濟學科發展以及中國未來發展前景的廣大讀者大有裨益。希望更多的經濟理論工作者關注中國實踐,注重理論創新,為繁榮我國哲學社會科學貢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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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韋森
王勇教授齣版第一本文集,盛情約我作序,自欣然應允。多年來,王勇既是我一生教過的最優秀的學生,也是我學術研究和個人生活中知根知底、無話不談的知心朋友。為他的新書作序,我們都覺得是義不容辭和當為的事情。
1998年,我從悉尼大學留學歸國執教於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所教的第一門課程就是96級世界經濟係的“比較經濟學”,王勇即是我所教課程的第一撥學生。從國外留學加盟復旦大學後,我最早在國內開始試講“比較製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而不是國內乃至國際上一些大學都開設多年的“比較經濟體製”(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講授的主要內容,是哈耶剋的經濟社會思想、諾思的製度變遷理論,以及那時在國際上纔剛剛開始齣現的博弈論製度分析的前沿進展,因而課程的內容也比較富有思辨性且艱澀難懂。在我的課堂上,我嘗試采取開放式的教學手段,在每堂課後,總是鼓勵同學們把自己的所學、所悟,寫成短文交給我批改,下次上課時再帶給他們,因此同學們在每次上我的課時,就比較活躍和興奮。無論是課堂上的提問,還是所寫的對製度經濟學理論乃至對中國經濟社會現實問題的討論短文(期末並不計入最終考試分數),我發現王勇是提問題最多、最尖銳和深刻,且一學期寫作論文短文最多的學生。那時我也發現,他英語、數學和中文功底都極好。我當時就感覺到,且多年來一直相信,這小夥子是個可造之纔,將來一定會成為一位齣色的經濟學傢。
由於我那時纔剛迴國,還是單身,學校臨時安排我住在楊浦區涼城一間隻有29平方米的教師公寓中。課後,我常常邀請一些我所教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到我的蝸居陋室聊天,並經常給他們炒土豆絲和其他一些簡單的小菜。大傢一起吃飯,偶爾也喝幾盅小酒(很少)。那一學期,王勇是來我傢次數最多的同學之一,且我們師徒常常聊到深夜。和同學們海闊天空地聊經濟學動態以及中國和世界經濟體製及製度的演變的那段時光,也是我一生中最美好、最愉快的一段時光。我那一學期的講課稿,隨即也就變成瞭我的第一本學術專著《社會製序的經濟分析導論》(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版)。其中的許多觀點和思想,盡管是我在國外多年思考的結果,但很多也是在與96級世界經濟係的同學們以及我那學期所教的一個研究生班同學的交流和碰撞中形成並不斷加深的。
學期結束後,王勇來到我傢,徵求我對他下學期選課的意見和建議,我幾乎不假思索地就說:“你要在將來成為一位傑齣的經濟學傢,就到數學係去選課吧!”並建議他,若有可能,再選修一些高級微觀和高級宏觀經濟學的課程(那時我們經濟學院還有點開不大齣來),要學主流、主流再主流。又一個學期結束瞭,王勇又來我傢問我,最後一個學年選什麼課,記得我當時建議他在有可能的情況下還是去數學係聽課。
一年半後,王勇以優異的成績從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畢業,便問我畢業後的打算和職業選擇,我又幾乎不假思索地告訴他,去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讀研究生,並為他嚮林毅夫教授和中心的老師寫瞭強烈推薦的信。
2000年,王勇以優異的成績直升進入CCER後,師從林毅夫教授、宋國青教授和當時中心諸多國內外著名的大牌經濟學傢(許多都是我一生的好友),這更進一步打下瞭他現代經濟學的堅實基礎。同時,他繼續選修瞭不少北京大學數學係的高級課程,並在2003年以優異的成績從CCER拿到瞭經濟學碩士學位。自CCER碩士畢業後,林毅夫教授和我都同時建議他到美國名校繼續攻讀博士學位,並幾乎一緻強烈主張他去芝加哥大學這一當代經濟學思想最前沿和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最多的經濟學教育重鎮讀書(盡管美國另外的非常著名的大學給瞭他全額奬學金和更優厚的條件)。在充分徵求瞭毅夫教授、CCER的其他老師和我的意見後,2003年王勇進入瞭芝加哥大學經濟係,開始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更進一步地接受瞭當代經濟學最嚴格、最艱苦無疑也是最前沿的理論訓練。
到芝加哥大學求學後,王勇獲得瞭芝加哥大學經濟係博士資格考試價格理論第一名(Martin and Margaret Lee奬),主攻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尤其是經濟增長與政治經濟學方嚮。曾擔任Gary Becker教授與Lars Peter Hansen教授的助教。博士二年級論文研究的是中國經濟增長與改革的倒逼機製,指導老師為Robert E. Lucas,並且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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