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瑞·E.博伊特勒,帕洛阿爾托大學臨床心理學教授,曾任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主編,曾任APA臨床心理學分會、心理治療分會及兩屆國際臨床心理學協會主席,曾獲國際臨床心理學協會傑齣職業生涯奬等奬勵。
羅納德·F.利萬特,美國阿剋倫大學教授。Psychology of Men & Masculinity雜誌主編,APA第51分會“男人與男性氣質心理學研究協會”創始人,曾任APA及APA第43分會、第51分會等多個學術組織主席,曾獲APA應用研究特殊貢獻奬等多項奬勵。
《心理學循證實踐叢書·心理健康領域的循證實踐:九大基本問題》: 2.科學、心理治療與醫理醫療 我們也來迴顧心理學發展的那段平行的曆史。臨床心理學之所以擁有自身的專業地位,包括它從精神病學分離開來、受到第三方付款機構的信任,都是假設,它進行的診斷、治療與預防過程,全建立在一係列實質性的科學證據的基礎之上。但是,在19世紀末心理治療誕生後很長一段時間,這一假設並沒有得到檢驗。艾森剋(Eysenck,1952)在研究瞭一些文獻後,對心理治療總有積極效應、總能優於自行緩解這一命題提齣瞭質疑。這對心理治療必定是個巨大的打擊!當然,接下來的事件也不是一個好消息,心理治療開始麵臨第一代精神藥物的競爭,這些藥物包括鋰的發現(1949年引入)、吩噻嗪類、丙咪嗪、眠爾通及其他苯二氮平類藥物等。在此後一段長時間的尷尬日子裏,對艾森剋的主要迴擊是,宣稱心理治療確實有效,但艾森剋的研究過程本身有問題,他分析的研究良莠不齊,一些消極效應平衡掉瞭另一些積極效應,創造瞭一種沒有改善的假象(Bergin,1966)。後來,心理治療又用瞭25年的時間來發展新的元分析技術(元分析不僅能對數據趨勢進行量化描述,還能使研究者將弱的效應聚閤成強的效應)。通過元分析,研究者證明,在平均水平上,心理治療確實比什麼都不做具有更大的積極效應(Lispey and Wilson,1993;Smith and Glass,1977;Smithetal.,1980)。 艾森剋的曝光及伯金(Bergin,1966)的反駁的一個積極影響是,研究不僅要證明心理治療確實有效,還要能甄彆增進心理治療積極結局、減少消極結局的條件及技術(Bergin and Strupp,1970;Fiskeeta1.,1970;Garfield and Bergin,1971;Strupp and Bergin,1969)。在精神藥物興起的同時,心理治療內部也變得更加復雜,新齣現的行為療法(Wolpe,1958)和認知療法(Beck,1970),與更傳統的精神分析及病人中心療法之間開始瞭競爭。第一代行為與認知治療者嚴格地采取臨床心理學的科學修辭,開始係統地證明他們所從事工作的有效性(Yates,1970)。到瞭史密斯和格拉斯(Smith and Glass,1977)開始從事元分析的時代,人們發現認知一行為治療在某種程度上比傳統的領悟療法(insight-oriented approach)更為有效。盡管有一些觀察者從史密斯與格拉斯的研究中得齣“每個人都贏瞭,大傢都有奬”的結論(Luborskyeta1.,1975),其實這並不是真實的情況。即使在史密斯與格拉斯的研究中,認知與行為治療的效果量,也要大於精神分析與人本療法的效果量(Smith and Glass,1977;Smitheta1.,1980)。在接下來的年代裏,認知一行為療法逐漸變成心理治療護理的標準。 史密斯和格拉斯的分析(Smith and Glass,1977;Smitheta1.,1980)錶明,心理治療要獲得足夠的成功,就不能將目光局限於認知一行為治療,很可能還需要允許精神分析師、羅傑斯主義者及行為治療者等,同樣享受良好的職業生涯。但是,隨著健康維持組織及其他形式的管理醫療的興起,職業的圖景又不得不再次發生改變。不管治療的效果如何,隻要病人及其代理者相信自己正在獲益,或者相信未來最終會獲得某些好處,他們就會為自己想要的治療而從口袋裏掏錢。當第三方開始承擔治療費用(病人與治療者為第一、第二方),對職業進行問責的強烈需求就隨之而來,與其他醫療工業一樣,心理健康護理對問責的需求同樣巨大(Kihlstrom and Kihlstrom,1998)。結果是,管理醫療的需求,結閤科學的修辭,在與認知、行為治療及精神藥物治療競爭的過程中,催生瞭實證支持治療(ESTs)標準(Chambless and Ollendick,2001;Task Force,1995),隨後,又演變為更廣泛的術語,形成瞭臨床心理學中循證實踐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