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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國際思想大師：20世紀主要理論傢與世界危機》（中譯本第二版）：一本書瞭解國際關係理論傢的人生曆程和學術思想。作者有豐富的教學和寫作經驗，又與這些思想大師中的許多人有私人交往，這使得本書極具可讀性和可信性，既是國際關係理論初學者的入門書，又是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和學生愛不釋手的生動讀物。

內容簡介

　　《國際思想大師：20世紀主要理論傢與世界危機》（中譯本第二版）從四個方麵對20世紀的18位著名國際關係理論傢的人生曆程和學術思想進行瞭簡明扼要的評述。這四個方麵分彆是：規範思想、歐美的權力與政治觀念、冷戰衝突分析和世界秩序論。這18位理論傢分彆是：赫伯特·巴特菲爾德、萊因霍爾德·尼布爾、約翰·考特尼·默裏、馬丁·懷特、E. H. 卡爾、漢斯·摩根索、尼古拉斯·斯拜剋曼、阿諾德·沃爾弗斯、約翰·赫茨、卡爾·多伊奇、沃爾特·李普曼、喬治·凱南、路易斯·哈利、雷濛·阿隆、昆西·賴特、戴維·米特蘭尼、查理·德維捨和阿諾德·湯因比。

作者簡介

　　肯尼思·湯普森（1921—2013），美國弗吉尼亞大學威爾遜政府管理和外交事務學院教授，創立並領導瞭弗吉尼亞大學米勒公共事務研究中心。其著作主要有：《國際思想大師》（1980年）、《國際思想之父》（1994年）、《國際關係中的思想流派》（1996年）以及《政治與外交中的傳統和價值觀》（1992年）、《政治現實主義與世界政治危機》（1960年）等。他還主持修訂瞭漢斯·摩根索的經典教科書《國傢間政治》。

目錄

第一部分 探求政治的規範基礎

赫伯特·巴特菲爾德（1900—1979）
曆史大視野5
萊因霍爾德·尼布爾（1892—1971）
由神學到政治審慎19
約翰·考特尼·默裏（1904—1967）
基督教與戰爭38
馬丁·懷特（1913—1972）
西方文明的價值47

第二部分 權 力 與 政 治

E. H.卡爾（1892— ）
無處不在的權力標準71
漢斯·摩根索（1904— ）
政治現實主義諸原則85
尼古拉斯·斯拜剋曼（1893—1943）
地理與權力98
阿諾德·沃爾弗斯（1892—1968）
概念化與尋求共識103
約翰·赫茨（1908— ）
調和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115
卡爾·多伊奇（1912— ）
政治研究的科學方法121

第三部分 衝突與當前危機

沃爾特·李普曼（1889—1974）
理性主義與政治理性133
喬治·凱南（1904— ）
挑戰法製至上和道德至上主義150
路易斯·哈利（1910— ）
從曆史看危機166
雷濛·阿隆（1905— ）
衝突與社會學的想象力177

第四部分 世界秩序理論傢

昆西·賴特（1890—1970）
非同一般的戰爭研究191
戴維·米特蘭尼（1888—1975）
以功能主義超越政治學211
查理·德維捨（1884—1973）
世界秩序與法律現實主義226
阿諾德·湯因比（1889—1975）
世界文明與世界政治235

精彩書摘

　　《國際思想大師：20世紀主要理論傢與世界危機（中譯本第二版）》：
　　在他所有的曆史著作中，他都提齣過：一方麵，曆史詮釋需要艱苦的探索研究，並能夠重新體驗“失去瞭的昔日生活”，能夠運用纍積起來的曆史綫索“去重新捕捉某個以往的時代，並將它轉化成某種同時既是圖畫又是故事的東西”。為此目標，巴特菲爾德一直沿著師承自外交史學大師哈羅德·坦珀利的傳統，緻力於寫作結構嚴謹、內容復雜的曆史著作。另一方麵，他認為，曆史學傢有責任認同於其所研究的對象，目的既不在於稱頌，也不在於譴責，而在於理解曆史人物所遭遇的環境。在研究拿破侖對抗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戰爭中所發生的外交往來時，巴特菲爾德感到不能不參閱倫敦、巴黎和維也納的重要檔案，從普魯士與俄羅斯檔案中抽尋齣來的函件，以及各國大使、部長和間諜人員嚮當時的各國領導人呈交的報告。他的目的是要忠實地反映當時重要人物們的思想，並揭示“掩蓋在那場拿破侖戰爭背後的奇怪爭論、隱秘活動和人格衝突”②。巴特菲爾德逐漸成熟的曆史觀甚至在他早期研究拿破侖的兩部著作中就已輪廓分明瞭。由於人格變化多端，其相互作用的過程並不依照某個優越民族或所謂“必然進步”所預先確定的原則，也不閤於那些顯然與其意圖相聯係的結局，但卻有些像是由上帝的神秘活動所導緻的偏離，所以對他來說，演變中的曆史既無法預測，也難以駕馭。
　　巴特菲爾德關於曆史研究的基本思想在他31歲之前就已經完全定型瞭。他因其第一部著作《曆史故事》而獲得劍橋大學的“勒白思奬”，但是奠定後來其全部作品基礎的卻是他的第三部著作《輝格黨人的曆史觀》。這些作品的基本主題是“人類變革的復雜性和人類的任何具體行為或決定其最終結果的不可預測性”。曆史學著述必須傳達這種復雜性的基本結構。在巴特菲爾德看來，曆史變革需要的是改良而非革命，因為革命難免給人類留下宿仇綿綿、人禍紛紛，甚至是萬劫不復。
　　在他30歲齣頭時，巴特菲爾德就信服這樣的觀點：基督教的曆史詮釋者較之其他政治史學傢更能抗拒最壞的幻想和對偶像的過度盲從，因為他的信仰讓他對曆史上的事變和意外不會感到突然。因為信上帝，他就可以免予受到諸如國傢崇拜、進步觀念或者某一抽象的政治意識形態等的畸形影響；因為獻身於宗教的終極目的，曆史學傢就能夠理解“時代與環境變遷所設下的圈套”①。上帝主宰人類，但是上帝並不是一個殘暴的統治者，相反他倒是曆史恩惠的泉源。盡管人間存在意誌上的矛盾，這反映瞭人類引以為傲的和不滅的自我中心主義，卻也能夠服務於增進上帝的意誌並明辨善惡。例如，美國革命就促使英國發明瞭一種新的、更文明化的帝國概念。人類最富創造力的成就往往産生自人類的災難和精神壓抑之中；建立在掠奪之上的政治係統如古羅馬和英帝國時期的政治係統，說不定會適時地嚮著某種可以接受的正義與秩序發展演變。
　　因此，在巴特菲爾德看來，曆史研究和神學都以關注人格為核心，兩者具有一緻性，實乃兩賢相得益彰。但是，他對曆史與宗教的雙重重視卻令他受到傳統史傢所未經受過的批判。有人批評他的宗教著述偏離瞭曆史學傢的主業：創作大部頭的紮實的曆史作品，其實如果他繼續研究查理·詹姆斯·福剋斯和喬治三世的話，他是會有如此業績的。作為學者型政治傢的巴特菲爾德在劍橋大學校園服務超過半個世紀，其所受任命的頂點是從1959年至1961年擔任劍橋大學的副校長。他的地位在某種程度上當然有賴於他那公認的對道德價值的全心關注。他在劍橋擔任的各種職務和他在國內國際教育機構中擔任的領導角色，以及他在德國、美國和英國特彆就宗教論題所做的係列榮譽講座，都讓他分心，令他不能全力從事學術研究。彼得·蓋爾及其他曆史學傢曾經嚮他錶達質疑，認為他過於強調相沿成習的人類惡行和人類社會中的貪婪成性，並且他低估瞭正直之士通過可預見緒果的行為影響社會變革的能力。對於他懷疑政治人物的道德與理性目的的結果所作的這一批評，忽視瞭他與20世紀的英國史學傢如劉易斯·納米爾（Lewis Namier）及其門徒的爭論，他們纔基本上把政治描繪成是一種攫取利益和私利的爭鬥。巴特菲爾德則認為，觀念、態度和理性意圖在政治中是與私利相互作用的，曆史學傢如果把所有人的政治和每個時代的政治都簡化為同一水平上的政治，那就錯瞭。在巴特菲爾德看來，納米爾學派由於經常假定政治傢不過是私利的淵藪，便誤解瞭政治運動和政黨，它們並非隻顧謀求團體利益，它們也提倡價值與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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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前言

愛默生曾寫道：“寜賞一尾大魚跳，不捉一串小魚苗。”本書所寫的人物，無一不有著廣博的思維、開闊的視野，堪稱國際思想界的“大魚”。筆者按照國際問題研究的四大領域來討論他們，即：規範思想、歐美的權力與政治觀念、冷戰衝突分析和世界秩序理論。筆者分析、探討瞭這些思想傢的主要研究方法、教育背景、理論前提和假設、理論概念、價值體係、思想發展階段、他們對公共政策的貢獻以及對未來的遠見卓識。此外，筆者還討論瞭那些影響瞭這些人物的其他思想傢。在寫作本書時，筆者所根據的是這些人物的著述、隨筆、其他人對他們作品的批評與辯護、答記者問、迴憶錄、往來書信以及筆者本人與他們中的一些人的個人交往。在論述每位思想傢之後，書中還開列瞭他們各自的主要作品以及對他們進行評論的作品的目錄。
筆者寫作此書的目的很簡單，就是希望與人共享國際關係學界領軍人物的智慧與學識。他們的作品在過去三十年間使筆者目睹瞭風雲變幻的國際舞颱，所以筆者挑選他們是有一定理由的，對此，彆人可能會爭論、批評甚至摒棄，但就筆者判斷，無論我們要理解國際政治還是要建立一個具有活力、條理清晰的思想框架，他們的作品都是至關重要的。國際研究著述有時被認為不過是高級新聞編輯，也有人說國際研究不過是美化時事。本書所討論的每一位作傢都曾在國際研究領域中對某一個有組織有係統的思想方法做齣過貢獻，其思維模式都可以應用到對某個長時期內所發生的一係列問題和事件的分析上。
這些思想傢的作品有著經久不衰的價值，讓筆者難以抗拒。挑選並評價他們的作品不能夠依照許多齣版商和讀者所用的營銷成功與否的標準。本書所選的作傢中幾乎沒有人曾經上過暢銷書排行榜。除瞭一個例外，他們中也沒有人獲得過“每月一書”奬。然而，他們不像某些作傢那樣被描述為“麥迪遜大街製造”，這些思想大師的作品，甚至他們在五十年以前寫的一些書，仍在決策者和學者中間被廣為閱讀。
在這裏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挑選這些人顯然既有客觀依據也有本人的主觀偏好。指齣一些看起來客觀的重要性標準是完全可能的，但不同的評估者對這些標準可能會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一個客觀標準就是這些作者的著作目錄。盡管有些目錄比彆的要長，但每個目錄中都有一大串精心挑選的重要作品。記者和學者們引用或引證這些作者，在談到他們著作的重要性時，那肅然起敬的情形，恰如專欄作傢詹姆斯·賴斯頓(James Reston)在其專欄中嚮赫伯特·巴特菲爾德爵士，或者戴維·布羅德爾(David Broder)嚮漢斯·摩根索，經常錶示敬意時一樣。另一個客觀標準是學者的評論和學術會議上的反復討論。第三個標準是學位論文、期刊文章，如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在《代達羅斯》(Daedalus)1987年春季號上發錶的國際研究述評，以及為紀念某個學者而齣版的紀念性文集等。寫作方傢經常可以激起爭鳴，也可能開闢新的研究園地，為思想界帶來一個又一個“突破”。他們具有開創性的影響，並且當那些更時尚卻更短暫的研究方法風行過去之後，他們仍舊能夠備受青睞、曆久彌新。
歲月則為我們提供瞭一種嚴格而準確的評估方式。某傢期刊可能會不在意一位作傢，某一齣版商可能會拒絕齣版他的作品，某一作品選集也可能會將他遺漏，甚至某些腐儒會對他的作品橫加指責。然而，在文學界和哲學界，盡管歲月遷延，讀者仍在閱讀莎士比亞和彌爾頓，在閱讀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在閱讀霍布斯和洛剋。這裏所論的思想大師及其作品可能無法與莎士比亞這樣的不朽巨匠相提並論，但是很顯然他們的作品仍為當代思想界所繼續閱讀。當《國際社會科學百科全書》（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為瞭評述過去25年到50年間的重要人物而挑選值得重視的思想傢時，他們中的大多數總是位列國際關係類作傢名單的前茅。在那些編製這種思想大師名單的人看來，他們的作品顯然具有經久不衰的價值。
這裏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要估量這些思想傢中某些人的影響力也許還嫌太早，還沒法判斷他們的作品是否經受得瞭時間的考驗，因為它們差不多都是最近的作品。正規的國際政治研究在學術園地裏還是一朵蓓蕾。當然，像沃爾特·李普曼和萊因霍爾德·尼布爾等人，他們的作品將來在學術文獻中注定會占據一席重要位置，這絕非憑空妄言。
說到這裏，筆者還應該承認，本人挑選這些作傢時並不排除主觀因素在內。筆者不僅瞭解這些思想傢的作品，而且在很多情況下跟這些人還很熟識。任何學術性的評價都難免摻入個人的偏好因素，因此在這裏筆者也不否認個人因素的影響，否則就是自欺欺人。但是，不論他們的貢獻有多大、他們的個人魅力和影響力如何，筆者都沒有因此而迴避針對他們個人和他們學問的批評。在筆者看來，他們雖然大都是學問上的巨人，但他們畢竟還是人，不是神。如果筆者有過譽之處，還請他們寬容；如果筆者的批評有所不公，也請他們原諒。他們的學術信譽為筆者樹立瞭榜樣，促使筆者謹守誠實與坦率，筆者確信，對他們的偉大之處絕無盲目崇拜，更不至於頂禮膜拜、喪失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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