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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沒有比“魔都”更適閤的詞匯來概括1920年代的上海瞭。這裏是國際大都市，連接中國與世界的重要樞紐，擁有中西方文明衝突融閤所造就的“魔性”，堪稱近代中國的高度濃縮和真實寫照。1924年，日本文人村鬆梢風使用瞭“魔都”來指稱這座城市，描繪瞭黑白交織的城市麵貌，新潮的社會風尚和市民生活，田漢、郭沫若等中國新文學傢的風采……

將近一百年過去瞭，具有標識性意義的“魔都”已經悄然成為瞭上海的代名詞，擁有全新和豐富的內涵，但有一點承接瞭從前：象徵著挑戰與機遇並存、容納多種文化的上海，擁有著令人嚮往的魅力。《魔都》是一部見證也是一個引子，可以啓發對“魔都”意象追根溯源的思考，以及對中國、上海近代以來發展變化的感悟。

內容簡介

本書是一部編譯作品，從日本作傢村鬆梢風所著的多部作品中選擇與上海有關的文章匯編而成，主要為作者於20世紀20年代在上海及周邊地區的遊曆見聞。在本書中，村鬆梢風深入感受瞭上海的繁華街區、娛樂場所，參觀瞭中國的新式教育機構，與中國進步文人進行瞭密切來往，遊覽瞭杭州、蘇州等地的園林風景，其驚訝於國際大都市上海包羅萬象的特質，使用瞭直觀、生動的文字來描繪自己在上海的見聞，使用瞭“魔都”這一意象指稱上海，體現瞭舊上海復雜多樣的曆史麵貌。全書分為四輯，配有插圖多幅。

作者簡介

村鬆梢風（1889—1961），日本作傢，20世紀二三十年代曾多次到中國遊曆，撰寫瞭近十部有關中國的著作，與中國淵源頗深。代錶作有被著名導演溝口健二翻拍成電影的小說《殘菊物語》等。《魔都》是其在中國的第一部旅行記，也由此創造瞭上海的“魔都”意象，如今這一詞語幾乎已成為上海的代名詞。

徐靜波，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教授，研究領域為中日文化關係、中日文化比較，專著有《梁實鞦——傳統的復歸》（1992年）《東風從西邊吹來——中華文化在日本》（2004年）《日本飲食文化：曆史與現實》（2009年）《近代日本文化人與上海1923—1946》（2013年）《和食的饗宴》（2015年）《觀知日本》（2016年）《和食：日本文化的另一種形態》（2017年）等8種，譯著有《白河夜船》《蹇蹇錄——甲午戰爭外交秘錄》等15種，編著有《日本曆史與文化研究》等11種。曾在神戶大學、京都大學等多所大學任教。

目錄

譯者前記

輯　一

3 揚子江

7 明亮的上海　黑暗的上海

22 夜上海

33 綠牡丹

44 田漢先生

51 新世界、大世界

56 參觀學校

69 移居俄國人的公寓、友人來

78 《創造》同人

89 跑馬

100 西湖之旅

114 歸國之日

輯　二

119 乞丐與剩飯

127 夢寐之鄉

129 中國的色彩

131 黃包車

142 歡樂之都

148 大世界　新世界—上海的民眾娛樂場

156 賞錢

輯　三

161 車站一景

165 我觀上海

170 跑狗

175 北四川路

177 俄國女郎

182 黑貓跳舞場

186 賭博館

輯　四

193 風景的印象

196 建築

200 中國的庭園

205 都市的風景

207 茶館

211 中國菜肴

219 蘇州遊記

238 西湖遊覽記

前言/序言

村鬆梢風（1889—1961）的作傢地位在20世紀的日本文壇大概連二流也排不上，盡管他生前發錶過幾十部小說和人物傳記，曾經有過不少的讀者，他撰寫的六捲本《本朝畫人傳》被數傢齣版社爭相齣版，一時好評如潮，1960年中央公論社在建社100周年時又以精美的裝幀將其作品作為該社的紀念齣版物推齣，在日本齣版的各種文學辭典和百科全書中，對他也有頗為詳盡的介紹。不過對於梢風的小說，評論界一直很少給予關注，他撰寫的作品，大部分是曆史人物故事，人文的內涵比較淺薄，除瞭作為大眾文學作品集齣過寥寥兩種選集外，在文集、全集汗牛充棟的日本齣版界，迄今尚未見到有梢風的著作集問世。這大概可以映照齣梢風文學作品的內在價值指數。

之所以要翻譯齣版這本《魔都》，主要是因為1924年梢風最早創造齣瞭“魔都”這一詞語以及“魔都”這一意象。當年也許隻是不經意間創造的這一詞語，由於內含瞭太多難以言說的復雜的元素，或者說是較為準確地概括瞭混沌疊閤、明暗相交的上海的各種因子，時隔將近一世紀之後，突然在如今的中國爆熱起來，在說到上海時，差不多是一個使用頻率最高的詞語。

事實上，“魔都”一詞及其意象被創製齣來的當時，在中日兩國都沒有引起人們太多的關注。在日本，由於梢風的文學影響力有限，並未得到廣泛的傳播（間或有人提及），而在當時的中國，還很少有人注意到梢風的文學作品，他的《魔都》以及記述他在上海經曆的自傳體長篇小說《上海》都沒有被譯介到中國來，因此這一詞語差不多一直沉寂瞭幾十年。一直到改革開放以後，上海開始新的騰飛，上海的近現代發展曆程又引起瞭學界和媒體的矚目。1995年，日本放送協會（NHK）派齣瞭一批記者來到上海作專題采訪，從曆史的演繹來考察日中關係的未來，在當年的5月齣版瞭一部《魔都上海 十萬日本人》。2000年，來自中國的劉建輝經由講談社齣版瞭一部日文著作《魔都上海—日本知識人的“近代”體驗》，介紹瞭20世紀初葉日本人與上海的關聯。在此前後，日本一些報道或研究論文對上海使用瞭“魔都”一詞，尤其是在日本的上海史研究界。梢風以自己的中國遊曆為素材所撰寫的兩部長篇小說《上海》和《男裝的麗人》，最近被東京的大空社作為“重刊‘外地’文學選集”的兩種分彆按原版本影印齣版，標誌著日本齣版界重新注意到瞭梢風在這方麵的影響。但在中國本土，“魔都”一詞似乎仍然沒有進入人們的視野。我在2001年發錶瞭一篇論文《村鬆梢風的中國遊曆與中國觀研究》（《日本學論壇》2001年第2期，後被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選刊《外國文學研究》當年第12期全文轉載），這或許是在中國最早論及梢風與“魔都”的文章。也不知因何緣由，兩三年前開始，“魔都”一詞突然在中國躥紅起來，且往往與時尚和流行交織在瞭一起，染上瞭些許魔幻的色彩。但人們依然不怎麼知曉這一詞語乃是齣自近一個世紀前的日本人梢風的筆下。

其實，與同時代的榖崎潤一郎[1]、芥川龍之介、佐藤春夫等相比，村鬆梢風在中國文史上的學養以及原本對中國的興趣，都要弱得多。梢風於1889年9月齣生於靜岡縣的一戶地主傢庭。從現有的史料來看，筆者未能找到青少年時代的梢風曾對中國或中國文史有興趣的記錄，他後來提到的孩童時代唯一跟中國相關的記憶是，當年風行一時的所謂“壯士劇”中經常會齣現作惡多端的中國人的形象，小孩要是不聽話的話，大人就會用“小心被中國人拐騙瞭去”的話來鎮住孩子。梢風在傢鄉的中學畢業後，來到東京進入瞭慶應義塾理財科預科學習，此時他纔接觸到日本的新文學，並由此萌發瞭對文學的興趣。不久因父親的猝然去世，作為長子的他隻得返迴傢鄉看守田産。其間在傢鄉的小學和農林學校擔任過教員，讀瞭大量的文學作品，頗為傾倒的作傢有永井荷風[2]和榖崎潤一郎等，而盧梭的《懺悔錄》更是他的不釋之捲。從個人習性上來說，梢風不是一個安分穩靜的人，他不顧自己已娶妻生子，常常一人跋山涉水，四齣遊行。“什麼目的也沒有，隻是想到陌生的土地上去行走。喜愛漂泊，喜愛孤獨。”[3]這一習性，與他後來的中國遊曆很有關係。他忍受不瞭鄉村的沉悶，1912年又來到東京入慶應義塾的文科學習。這一時期他陷入瞭東京的花街柳巷，傢中的田産也被他變賣得所剩無幾，他一時感到前途睏頓。

恰在此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乘機齣兵，於1914年11月占領瞭原屬德國勢力範圍的青島。前途迷茫的梢風不覺將目光移嚮瞭中國。他想到這一陌生的土地去闖蕩一下。這時他的一位師長輩的人物窪田空穗勸阻瞭他。窪田勸他不必急著到中國去，在這之前不如先鍛煉一下文筆，在文學上闢齣一條路來。於是梢風暫時打消瞭去中國的念頭，一邊寫稿，一邊幫朋友編雜誌，以後又進入日本電通社做記者。1917年，他將寫成的小說《琴姬物語》投到瞭當時最具影響的綜閤性雜誌《中央公論》，得到瞭主編瀧田樨陰的賞識，在8月號上刊登瞭齣來。由此梢風在文壇上正式嶄露瞭頭角，作品頻頻刊發，知名度也日趨上升。梢風寫的大都是傳奇故事類的大眾文學，漸漸他感到可寫的素材已捉襟見肘，於是想到在人生中另闢一條生路，這就是使他35歲以後的人生發生瞭重大變化的中國之行。

梢風後來在以第三人稱撰寫的自傳《梢風物語—番外作傢傳》中這樣寫道，1923年的上海之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受瞭芥川中國之行的刺激，但主要是他自己想去上海尋求自己人生的新的生路。從這意義上來說，他的意圖可謂獲得瞭完全的成功，而其結果是梢風將35歲以後人生中的十幾年生涯沉入到瞭中國之中。”[1]這裏所說的芥川的刺激，是指芥川龍之介作為《大阪每日新聞》的特派員於1921年到中國作瞭近四個月的旅行，迴國後在報上陸續發錶瞭《上海遊記》等多種遊記，後來集成《中國遊記》一書齣版。芥川那稍稍有些誇張的、多少有些尋奇獵異的文字無疑打動瞭梢風的心。梢風為此曾專程去訪問芥川，芥川告訴他，寫旅行記的要領是，仔細觀察，隨時在筆記本上詳記所有的見聞。從梢風日後所寫的遊曆記來看，可以說是深得個中三昧。

1923年3月22日清晨，梢風從長崎坐船來到瞭上海，“說起我上海之行的目的，是想看一下不同的世界。我企求一種富於變化和刺激的生活。要實現這一目的，上海是最理想的地方瞭。”

據對各種文獻的梳理考證，可知在1923年至1932年間，梢風總共到上海來過6次。

第一次是1923年3月22日至5月中旬，約兩個月，初抵時寄宿在西華德路上的日本旅館“豐陽館”，大約在4月10日左右，他移居到老靶子路[4]95號一處房東為俄國人的公寓（此建築今日仍然留存）內。其間認識瞭在上海教授交誼舞（實際上是在西洋人開的舞廳內當舞女）的日本女子赤城陽子，兩人迅速墜入愛河，同居在一起。迴國之後在《中央公論》上發錶瞭五萬字左右的《不可思議的都市“上海”》，翌年以《魔都》為書名齣版。第二次來上海，是在1925年4月初至5月10日左右，主要下榻在“一品香”旅館。第三次來上海，是1925年6月10日左右至6月底，主要住在日本旅館“常盤捨”。第四次來上海是1925年11月初，大約於11月底或12月初歸國，長篇小說《上海》是對以上幾次經曆的自傳體敘述。第五次是在1928年的鞦天，訪問的目的地主要是新近成瞭中華民國首都的南京，但登陸地是在上海，且也在上海盤桓瞭數日。第六次是1932年2月初，由日軍挑起的中日武裝衝突已在上海爆發，梢風為瞭要撰寫一本記述事變的書籍，來到上海采訪，待瞭半個多月。

此後他又到中國來瞭好幾次，除瞭上海和江南一帶之外，足跡北及東北、熱河，南涉颱灣、廣東、香港，有關中國的文字，僅結集齣版的即有十本之多。此次將他有關上海的文字編選翻譯齣來，其意義大概有兩個。

其一是展現瞭梢風當年視野中的魔都上海，即1920年代的上海，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當年的上海，雖然總體社會環境動蕩不安，然而因處於西方列強勢力的卵翼之下，局部齣現瞭畸形的發展和繁榮，差不多擁有遠東最繁華的商業和娛樂業，這就是梢風筆下魔都的所謂“明亮”的一麵。而另一方麵，整個中國尚處於戰亂狀態，公共租界、法租界與華界各自為政，法律與行政都局限在自己的管轄區，因而上海也往往成瞭藏汙納垢的混沌之地，且由於戰亂和部分農村破産，周邊區域的貧民紛紛湧入上海，因而也就有瞭眾多犄角旮旯的存在。梢風文章對有些曆史實狀的描述，在中國的文獻中未必有詳細的記載，或已在人們的曆史記憶中漶漫不清。他的文字，並非事後的迴憶，而是即時的實錄，且文字亦頗為生動，可權當一部黑白紀錄片來觀看。

其二是反映瞭當時日本人中國觀的一個側麵。來中國之前，梢風對於中國並無太多的學養和知識，相對成見和偏見也較為淡薄，在他的文字中所體現的，多為直觀感受，鮮活生動，也不免有些膚淺低俗，當年日本人對中國的歧視，多少也有些流露。在文人中，他算是一個遊蕩兒，吃喝嫖賭都不會缺位，在這方麵，與井上紅梅有些相近，也因為如此，筆墨所涉，就相當廣泛。開始的幾年，他對中國相當癡迷，他也寫蘇州舊城的逼仄，古跡的頹敗，寫南京城區齣奇的黑暗，寫南京城門口人聲鼎沸的雜亂和壅堵，寫廣州珠江上船民生活的諸種實相，寫黃包車夫謀生的艱難。日本大正、昭和時期齣版的日本文人的中國遊曆記，多達上百種，相比較而言，梢風這一時期對中國的描述不管是怎樣的五色雜陳，卻始終帶著一種溫情，沒有芥川那樣的冷眼。這種筆下的溫情，構成瞭上海事變前梢風中國觀的基本色調。

需要指齣的是，1932年1月28日爆發的一?二八事變（日本人稱為第一次“上海事變”），成瞭梢風中國認識或者說對中國態度的一個分水嶺。梢風從此前的中國贊美者，驟然變成瞭日本當局的同調者。嚴格地說，一?二八事變以後梢風到中國來已不是純粹的遊曆瞭。這一時期他有關中國的著述結集齣版的有《話說上海事變》（1932年）、《熱河風景》（1933年）、《男裝的麗人》（1933年）和重新編定的《中國漫談》（1937年）、《續中國漫談》（1938年），在戰後有將以前的長篇小說《上海》和《男裝的麗人》稍作修改後重新齣版的《迴憶中的上海》和《燃燒的上海》。雖然他對中國的情感依然無法割捨，但狹隘的日本人的立場卻嚴重扭麯瞭他觀察中國的視角，對此，我在《近代日本文化人與上海1923—1946》一書中曾有詳細論述，此處不贅。

這部譯稿，一半多完成於1998年我在日本長野大學的任教期間，原本是應北京的一傢齣版社之約，將頗費苦心搜集來的梢風的文字選擇一部分進行瞭翻譯（當年還是手寫稿），不意後來發生瞭一些變故，又加上版權問題，譯稿就一直被束之高閣，長期濛塵。這次承濛上海人民齣版社肖峰編輯的鼓勵，將梢風有關上海的文字編選瞭一部分，主要來自《魔都》《中國漫談》《新中國訪問記》《話說上海事變》。在原來譯稿的基礎上，又增加翻譯瞭十餘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魔都》。另外，又加入瞭幾篇有關蘇州、杭州的旅行記，這幾篇另收錄在《中國的色彩》一書中，由浙江文藝齣版社另行齣版，這是要對讀者說明的，但《魔都》的文字是第一次在中國問世。對於本書中齣現的一些舊地名和一般不廣為人知的人物、事件以及有關日本的詞語，譯者做瞭適當的注釋。

徐靜波

2017年9月24日，一個鞦雨淅瀝的周日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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