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梁文道、劉瑜、熊培雲、許知遠聯袂主編——“理想國譯叢”（MIRROR）係列之一（012）——保持開放性的思想和非功利的眼睛，看看世界的豐富性與復雜性。本書有徐賁專文導讀，從對戰爭性質的思考和國傢認同齣發，解釋戰後德國與日本在悔罪問題上的巨大差異。

★《罪孽的報應》藉由作者的個人遊曆觀察、訪談，以及對文學作品、電影、博物館、教科書、紀念碑等文化産物的挖掘認知，迴溯瞭戰後五十年間德日兩國政府和民眾麵對戰爭罪孽的思考與作為，追尋隱藏在反思與懺悔、否定與歪麯、麻木與逃避背後的民族心理與集體記憶。

★《罪孽的報應》超*常見的罪文化與恥文化分析，指齣德國與日本在曆史記憶上的差異更多源自政治，而非文化。政體的改變和國民的政治成熟、民族主義的影響、加害者和受害者定位、天皇製與納粹極權的不同，決定瞭兩國對過去罪孽的不同記憶與悔悟。

★《紐約時報書評》《芝加哥論壇報》《紐約書評》《經濟學人》等媒體齊聲推薦；時隔兩年，中譯本再版修訂。

內容簡介

倘若說人類史上黑暗的篇章是可以“應對”的話，那麼德國人總體而言可謂應對自如。戰後德國人曾經“無力哀悼”，然而如今，對國傢罪行的內疚轉化成一種美德，對比拒絕懺悔的國傢，甚至成為一種優越感的標誌。

有瞭廣島和長崎原爆造成的衝擊，日本人在談論戰爭罪時，感到有資格反戈一擊，指責“你們也好不到哪裏去”。於是保守派首相依然年復一年地參拜供奉有戰犯靈位的靖國神社，而形形色色的委員會把教科書裏有礙愛國自豪的史實一概抹去。

二戰結束七十餘年來，當正義的一方歡呼勝利，德國和日本這兩個“危險的民族”，又是如何麵對自己不光彩的過去的？錶麵看來，德國人對大屠殺的徹底反省，日本對侵略責任的抵死不認，世人有目共睹；然而在曆史的陰影下，關於奧斯維辛、廣島、南京這幾個煉獄之所，關於曆史的勝者審判和曆史的紀念泛濫，以及為瞭實現“正常化”的努力和手段，兩個看似迥異的國度，實則都充滿瞭難以分辨是非的灰色地帶。

在《罪孽的報應》一書中，布魯瑪精確剖析瞭德日兩國的戰爭記憶，通過深入調查和實地走訪，作者敏銳地指齣：“沒有危險的民族，隻有危險的情境。”實際的政治安排，往往比所謂的曆史規律和民族性格，更能影響一個國傢在麵對自身曆史遺留問題時所采取的態度。過去深入骨髓，曆史從未清零。布魯瑪帶領讀者進行一次深刻的人性探究：關於在我們這個時代，戰爭帶來的災難性後果如何在各個方麵影響瞭一個民族的自我認同。

作者簡介

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生於荷蘭海牙，先後在荷蘭和日本就學，曾於萊登大學攻讀中國文學與曆史，後專注於日本研究。曾擔任《遠東經濟評論》和《旁觀者》雜誌記者，為包括《紐約時報》《紐約書評》《新聞周刊》在內的多傢西方報刊撰寫關於亞洲的政治和文化評論，並曾任教於牛津、哈佛、普林斯頓、格羅寜根等大學。現為《紐約書評》主編、紐約巴德學院保羅·威廉斯教席之民主、人權和新聞學教授。齣版的著作有《零年：1945現代世界誕生的時刻》《創造日本：1853—1964》《日本之鏡：日本文化中的英雄與惡人》《伏爾泰的椰子》《殘忍的劇場》等。2008年被授予“伊拉斯謨奬”以錶彰他“在歐洲對文化、社會或社會科學做齣的重要貢獻”，同年以其卓越的著作幫助美國讀者理解亞洲的復雜性而獲得“肖倫斯特新聞奬”。2008年和2010年被《外交政策》雜誌列入“全球**思想傢”。

倪韜，1985年齣生，畢業於復旦大學國際政治係，法學學士，現從事新聞工作，任英文報紙Shanghai Daily評論員。

精彩書評

本書的重要意義並不局限於二戰的戰敗國，其所蘊含的一個國傢應該而且能夠為自己的曆史負責的觀點，一個民族共同經曆的懊悔、內疚、負罪的感情，屬於我們整個時代。——《紐約時報書評》

盡管這本書勾起瞭痛苦的迴憶，但仍讓讀者為之著迷。[布魯瑪]用意不在於找齣英雄和惡棍，而在於梳理民族性格的精微之處。——《芝加哥論壇報》

關於德日兩國戰後態度差異的思考，很難有人能比伊恩·布魯瑪做得更好……他通曉德語和日語，曾在德國和日本廣泛遊曆，對兩國的政治和文化都有深入的瞭解。——《紐約書評》

[布魯瑪]在文化與精神生活方麵的學識引人矚目……這本書生動地分析瞭日本和德國戰後的態度為何會如此大相徑庭。——《經濟學人》

目錄

導讀　國傢以什麼理由來記憶（徐賁）

前言

序：敵人們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反對西方之戰

第二章　廢墟中的浪漫

第二部分

第三章　奧斯維辛

第四章　廣島

第五章　南京

第三部分

第六章　曆史站上審判席

第七章　教科書風波

第八章　紀念堂、博物館和紀念碑

第四部分

第九章 一個正常國傢

第十章 兩座普通小城

第十一章 告彆廢墟

注釋

鳴謝

索引

精彩書摘

前言（選摘）

足球，特彆是歐陸足球，是檢視各國國情一個很有用的風嚮標。2006年，德國舉辦瞭世界杯。除開決賽中齊內丁·齊達內的“鐵頭功”讓人大跌眼鏡外，這屆世界杯還因為德國人迸發齣的毫不做作、歡天喜地的愛國熱情而顯得與眾不同。在過去，德國人有充分理由對在全世界麵前揮舞民族標誌物感到猶豫。這一次，他們這麼做瞭，過程中流露齣的友善讓人無法將其誤認為是什麼邪惡的事。盡管德國隊在2006年未能殺入決賽，但德國人似乎很驕傲於自己是德國人。

那屆世界杯的另一大非凡之處在於，德國隊贏球時，似乎沒人會太往心裏去。在過去可不是這樣。比方說你是荷蘭人、法國人、捷剋人或波蘭人的話，輸給德國就好像又被侵略瞭一樣。因此，難得戰勝德國隊時就會大肆慶祝，仿佛甜蜜復仇。二戰結束半個多世紀後，這種情緒似乎終於消散瞭。對瞭，德國最好的兩位球員都是波蘭裔。

隨著記憶淡去，人們的態度開始發生轉變，盡管有些曆史記憶揮之不去，很是要命。但我相信，這其中還有更深層次的意義。當我在1994年寫作《罪孽的報應》一書時，世人仍很畏懼德國，也不信任這個歐洲經濟強國。就在前不久，德國人在德纍斯頓、萊比锡和柏林街頭歡慶兩德統一，震天響地高喊“我們是一個民族”的口號。這在那些記憶尚未淡去的人聽起來有一絲不祥的意味，某些德國人尤其如此。但到2006年時，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 的那句名言——“有瞭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慘痛迴憶，德國就應該永遠分裂”——聽著比 1989 年時更像是在自抽耳光，荒謬得無以復加。作為歐洲一分子的德國做得十分齣色，幾十年來一直規規矩矩參與歐洲機構和北約的事務，因此若再對新一代德國人心懷戒備，會顯得心胸狹隘。畢竟二戰時，他們可尚未降臨人間。不過，德國人之所以獲得鄰國更多信任，是由於他們正一點點學著信任自己，盡管這一過程緩慢而痛苦，且有時並不徹底。

總而言之，在西德，小說傢、史學傢、記者、教師、政客和電影導演都已經反思過德國最近的一段殘暴曆史，有時會執念於此，但態度往往相當開放和坦誠。很少有德國學童會不知道自己國傢過去的滔天罪行。如果說有雜音的話，那麼也確實有部分人開始對這種不間斷、填鴨式的教育感到厭煩。直到21世紀，依然有公眾人物就戰爭發錶不甚光彩或不成體統的言論，但這些人隨即會遭到其他德國人的口誅筆伐。

對於德國人，二戰根本就不是一件值得說笑的事，也不應該是。但在2008年，一位猶太裔瑞士導演拍攝的電影《我的元首》（Mein Führer）票房大熱。這或許是個好現象。拿自己的國傢開涮總比自抽耳光要好。倘若說人類史上最黑暗的篇章是可以“應對”的話，那麼德國人總體而言可謂應對自如。

同樣的話，為什麼不能理直氣壯地用來形容日本呢？日本人在2002年同韓國聯袂舉辦瞭一屆世界杯。日本國傢隊的球員年輕而時髦，在他們意外獲勝時，日本年輕人也會懷著同四年後德國人一樣興高采烈的勁兒，為國傢隊歡呼叫好。然而，韓國等亞洲鄰國對日本的不信任感卻並未消失。因為盡管那些揮舞旗幟的日本青年看著沒有什麼好勇鬥狠的念頭（或者對曆史一點概念都沒有，這也成問題），但他們一部分供職於政府和大眾傳媒的前輩，卻仍在就戰爭發錶起碼是讓人不安的看法。保守派首相依然年復一年地參拜供奉有戰犯靈位的靖國神社。對戰爭罪行的辯解和否認之聲依然不絕於耳。很明顯，太多有頭有臉的日本人並未“應對”過戰爭。

按理說日本人對此應感到更自如纔對。亞洲的戰爭很血腥，既發生過南京大屠殺和馬尼拉浩劫，也見證過勞工被迫修建泰緬鐵路、最後活活纍死的血淚史；從新加坡到蘇門答臘，遍布著慘無人道的戰俘營；中國在戰時死亡上韆萬人。凡此種種，都在亞洲的曆史上留下瞭永恒的傷疤。但與納粹德國不同的是，日本並沒有係統性滅絕一個民族男女老幼的計劃——這個民族齣於意識形態原因，被認為不配有生存權。

反常的是，這一切也許使日本人更難正視曆史。第三帝國倒颱後，除瞭部分精神失常的邊緣群體外，鮮有德國人會容忍猶太人大屠殺，更彆提以此為榮瞭。“我們並不知情”在1950年代是一種普遍反應，但到瞭1960年代，這句話在年輕一代眼裏已經變得令人不齒，因而羞於提起瞭。這場蓄意的種族滅絕罪惡滔天，昭然天下，因此根本不容辯駁。

日本人從沒取得像德國人那樣的共識。右翼民族主義者喜歡藉日本沒有屠猶這點做文章，以此證明日本人根本沒必要對這場戰爭感到愧疚。在他們眼中，這場戰爭跟其他戰爭一樣。殘酷麼？沒錯，但曆史上所有大國參與的戰爭都是殘酷的。事實上，鑒於太平洋戰爭的對手是西方帝國主義者，這就是一場可以被正名的——甚至是神聖的——亞洲解放戰爭。

從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鮮有日本人會采納這一觀點，反觀這一時期的多數德國人，卻還在竭力忘卻曆史。戰後最初幾年，日本小說傢和導演在麵對軍國主義罪行時都十分坦誠，這點實屬罕見。這份坦誠在2009年反倒失色瞭。目標讀者為年輕人的流行漫畫書贊美日本軍人和神風隊員的英勇事跡，而中國人和他們的西方盟友則被描繪成一群奸詐好戰之徒。2008年，日本航空自衛隊參謀長宣稱日本是被中美兩國“拖入”戰爭的。

怎麼會這樣呢？人們往往認為這一定能在文化上得到解釋。在東方人的觀念中，恥感必須靠沉默、抵賴等做法來加以掩飾。我在寫作本書的時候，對這一說法予以瞭大力駁斥，如今我依舊這麼看。德國人在道德上並不比日本人更高尚，罪感和恥感也不比後者更強。曾幾何時，他們的普遍態度也是逃避。

事實情況是，日本依然為曆史問題所睏擾，這些問題早在幾十年前就應得到解決。之所以沒有，更多是齣於政治而非文化原因。這不光同1946年美國法學傢起草的《和平憲法》有關，也同天皇體製扮演的角色有關。戰後，麥剋阿瑟將軍齣於權宜之計，豁免瞭日本皇族的戰爭罪行。

在德國，第三帝國走嚮覆滅是曆史的一次徹底扭轉。但即便處在盟軍占領下，在天皇被迫放棄神聖地位後，統治日本的大抵還是同一批官僚和政治精英，不過淩駕在他們頭上的是一部全新且更民主的憲法。因為在日本不存在類似納粹黨的組織，沒有希特勒式的元首，日本軍國主義就被歸咎為“封建”文化和武士道精神的惡果。正如人們難以信任一個洗心革麵的酒鬼會對烈酒點滴不沾一樣，日本憲法禁止日本使用武力或保留武裝力量。自此，美國就要肩負起保衛日本的責任。

縱然多數日本人對不用再上陣打仗由衷感到高興，縱然為瞭便於成立自衛隊，憲法很快被敷衍瞭事，但部分保守派對他們眼中這一踐踏國傢主權的做法感到甚是屈辱。對他們而言，從盟軍主持的東京戰爭罪審判，到左翼教師和知識分子譴責日本的戰爭行徑，所有這一切從今往後都將被視為民族恥辱。較為“進步”的日本人越是搬齣戰時暴行的曆史來警告人們切勿背離和平主義，右翼政客和評論傢就越會為日本的對外戰爭進行辯護。

換言之，曆史觀從一開始就是政治化和兩極分化的。憲法和平主義者和修正主義者之間的衝突在1950年代曾導緻政治動蕩，為瞭拔掉這枚“肉中釘”，主流保守派嘗試通過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把人們的注意力從戰爭和政治上轉移開。

這一策略很成功。日本日漸富強，一黨獨大、長期執政的自民黨建立瞭某種壓製的穩定秩序。但曆史拒絕遠去。自民黨內的民族主義右翼對戰後協議的怨氣持續發酵，並以一種粗鄙的形式呈現齣來。凶神惡煞的青年穿著卡其軍裝，站在旗幟飄揚的卡車上，伴著高亢的戰時軍隊進行麯喊齣他們的反對之聲——這跟2002年時球迷的歡騰氣氛可不太閤拍。

幾十年來，奉行沙文主義的右翼無論對高中教育，還是對天皇地位等問題，觀點都很反動，他們能得到約束，要拜有時同樣教條的日本左翼所賜。馬剋思主義曾是教師工會和學界奉為圭臬的意識形態。然而，同世界各地一樣，馬剋思主義的影響力在1990年代初蘇聯帝國解體以及波爾布特一手釀成的慘劇廣為人知後，已經日漸式微瞭。

這一思想體係的崩塌導緻新保守主義在美國的崛起——或許隻是曇花一現。在日本，後果更為嚴重。由於自民黨實際上一黨專權，邊緣化的日本左翼又因為自身的教條主義顔麵掃地，不隻是走嚮衰落，而是徹底瓦解瞭。這等於幫瞭為戰爭唱贊歌的右翼民族主義者一個大忙，他們甚至在東京大學這樣的進步思想堡壘裏壯大力量。形形色色的委員會如雨後春筍般冒瞭齣來，宗旨是“改革”曆史課程內容，把教科書裏有礙愛國自豪的史實一概閹割乾淨。

也許是因為對純粹物質追求的厭倦，也許是因為對身不由己背負罪惡感到懊喪，也許隻是因為無知——或者更有可能是以上三種情況兼而有之——日本年輕人心甘情願地接受瞭這套愛國主義的甜言蜜語。中國慣於以日本的曆史罪行作為把柄，進行政治施壓，因此日本人對中國崛起的焦慮催生瞭一種好鬥的愛國心理，甚至不惜以無視曆史事實為代價。

鑒於德國和日本之間的這些區彆，也許讀者會以為我的書在德國更受好評。其實不然。該書在日本不僅銷量更大，而且獲得瞭更為積極的反饋。對此，我隻能猜測個中原因。日本人樂見自己的國傢被拿來和德國作比較，它們都有高效、乾淨、勤奮、守秩序等優點。而戰後的德國人堅定不移地想成為自由、進步的西方社會的模範成員，他們可並不熱衷於被人拿來同日本人作對比，因為這太像是對戰前“東方日耳曼人”尚武精神的一種肯定和贊許。

然而，如若我的看法是對的，即兩國之間在曆史記憶上的差異更多源自政治，而非文化，那麼德國人這種神經過敏就毫無必要。不過，認為文化無關緊要、世界各國的人都是一個模子裏刻齣來的想法很天真——在過去也被證明很危險。但文化差異絕對論——學界的理論傢喜歡管這叫“抓住本質”——同樣大謬不然，而且也很危險。

我之所以寫這本書，部分是想檢驗這些想法，探求類似的心理創傷何以影響瞭兩個截然不同的國傢。在進行這項冒險之前，我的直覺是——您願意的話也可以管這叫偏見——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在相似局麵下反應大緻相同。總而言之，德日兩國人的行為並不一緻——但在東德、西德和日本，無論戰時還是戰後，局勢也都迥異，今天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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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和日本對二戰曆史的不同態度，真是令人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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