産品特色

內容簡介

當今社會，科技發展日新月異，信息技術、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技術等領域即將引發“第三次産業革命”。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作為全球**的製造大國，我們受第三次産業革命的影響，將遠遠超過其他國傢。中國能否抓住這一曆史機遇，將直接影響我們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和競爭地位。

作者經過多年的跟蹤調查與研究，得齣基本的判斷：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我國的後發跟蹤優勢逐漸消失。中國要維持持續的經濟增長，就要從傳統的投資驅動發展模式嚮創新驅動發展模式轉型。同時，我們要在實踐中進一步理清思路、改革不適應的體製、製定積極有效的政策，如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纔能激發企業傢的創新活力，纔有可能把蘊含的創新能量充分釋放。最終，通過創新拉動中國經濟繼續嚮前發展，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躋身世界強國之列。

作者簡介

陳清泰

1963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獲優秀畢業生金質奬章，並留校任教。1970年進入第二汽車製造廠，先後任産品設計工程師、高級工程師，産品設計處副處長、處長。1982年後，任二汽總工程師，第二汽車製造廠廠長暨東風汽車公司總經理。兼任神龍汽車公司**屆董事長。1992年調任國傢經濟貿易辦公室副主任，次年任國傢經濟貿易委員會副主任。 1997年兼任中國貨幣政策委員會第一屆委員。1998年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副主任。

1988年被評為首屆全國優秀企業傢，獲全國首屆經濟改革人纔奬。係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屆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首任院長，中國上市公司協會首任會長。受聘為清華大學、國傢行政學院、南開大學兼職教授。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主要從事政策谘詢研究，涉及領域為增長方式轉型與經濟體製改革、産業發展與企業改革、科技政策與經濟結構調整。

目錄

目錄

序言Ⅶ

導言ⅩⅢ第一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章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勢在必行 / 3

第二章轉變增長方式，改變發展環境 / 17

第三章深化體製改革，推動增長方式轉變 / 28

第二篇技術創新的思路和政策

第四章技術追趕的挑戰 / 47

第五章自主創新需要“倒逼機製” / 59

第六章幾點政策思考 / 67

第七章 創造有利的體製環境 / 90

第三篇産業升級與發展新興産業

第八章産業升級的戰略作用 / 103

第九章培育新興産業的政策思路 / 117

第十章産業升級中的政府作用 / 144

第四篇深化國有經濟的調整與改革，推動自主創新和

産業升級

第十一章 國有經濟的定位和戰略性調整 / 161

第十二章進一步改革國有資産管理體製 / 168

第十三章國有企業的公司治理與整體改製 / 175

第十四章有關國有經濟若乾問題的討論 / 185

第五篇迎接第三次工業革命

第十五章迎接第三次工業革命與信息經濟 / 197

第十六章中國製造業要趕上第三次工業革命這班車 / 200

第十七章追趕型經濟與創新型經濟 / 204

第十八章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全要素生産率 / 210

第十九章可持續的經濟增長 / 212

第六篇供給側結構改革

第二十章特斯拉汽車公司創新發展對我國的啓示 / 217

第二十一章對長春光機所體製機製創新的討論 / 224

第二十二章對長春光機所體製機製創新的思考 / 230

第二十三章放寬市場準入探索新的生産組織模式 / 238

第二十四章對我國産業政策的反思與改革 / 243

第二十五章實現公平競爭需要製度保障 / 251

第二十六章關注製造業新型生産模式的興起 / 256

附錄

電動汽車的發展形勢與展望 / 263

電動汽車産業化的幾個政策問題 / 269

新能源汽車：爭奪未來的競爭 / 277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難在哪？* / 286

新一輪經濟增長的産業支柱* / 289

大力培育新能源産業 / 296

搶占産業競爭製高點 / 300

參考文獻 / 306

前言/序言

導言

改革開放後我國很快進入經濟發展的追趕期，主要任務就是重復已工業化國傢經曆的過程，奠定工業化基礎。實際上我國是三條主綫交叉並行地展開的。一是改革經濟體製，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推進企業改革，確立企業市場主體地位、增強企業活力；二是以大規模資源投入，藉助引進的技術，建設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和基礎原材料、加工業的生産能力，積纍工業化鋪底經濟存量；三是以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為契機，擴大開放、參與國際分工，利用我國的比較優勢，較大程度上融入國際産業體係，建立瞭中國製造業的基礎。

在這期間政府有一定的信息優勢，這就使“政府主導、舉國體製、依托國企、大規模投資”的發展模式發揮到極緻，建立起工業化的基礎設施和平颱。

我們這麼一個大國，從僵硬的計劃經濟體製起步，用三十年時間走完瞭已工業化國傢近百年經曆的過程，總體上是非常成功的。但這種“壓縮式”增長不可避免地是一種粗放式增長。在技術空心化的條件下，速度優先，過度地消耗瞭資源，破壞瞭環境，付齣較大的增長成本。由於嚮創新驅動轉型相對遲緩，在産業方麵齣現瞭兩個問題：一是在既有産業持續過量投資，産能超常規過剩；二是一些産業逐漸進入前沿，沒有太多的東西可以引進和模仿，繼續前進已經找不到方嚮。但是，多數企業卻沒有以自主創新來彌補技術引進和模仿的缺口，像華為一樣挺身以自主創新引路。他們或陷入過度投資的泥潭不能自拔；或開始遠離製造業，轉而投嚮房地産或虛擬經濟。與此同時，以政府主導、舉國體製、依托國企、行政審批為特徵的管理方式形成瞭一種強大的體製慣性。強政府、弱市場體製的持續運作、産業政策限製競爭、所有製歧視逐漸固化、市場分割若隱若現、行政性壟斷打而不破、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和齣口的狀況，最終導緻諸多産業産能超常規過剩，創新動力和能力不足，經濟發展過度依賴速度，效益不高。這些都成瞭經濟轉型必須解決的問題。

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2010年我國進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傢行列。一時間國內外對中國能不能順利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展開瞭大量的討論。

這期間我國經濟悄然發生瞭一係列的趨勢性變化：2011—2012年我國越過年度投資的峰值期；從2012年起我國進入勞動人口絕對數遞減階段；2012年第三産業第一次超過第二産業；2014年消費占GDP比重超過50%；2015年服務業在GDP中的占比首次超過一半，相應地，經濟增長從高速度轉嚮中高速。

經濟上這些重大趨勢性變化嚮我們發齣瞭明確的信號：中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新常態，增長動力轉型已刻不容緩。多年來我們利用資本、資源、勞動力投入拉動增長已經做到瞭極緻，潛力逐漸消失。這時，無論基礎設施、房地産，還是支持投資擴張的那些産業的投資空間都在迅速縮小或逐漸消失，在諸多領域進入瞭投資迴報遞減的階段；勞動人口紅利已經消失，增加勞動投入已經沒有來源，加之資源環境的約束日益強勁，種種跡象錶明，規模擴張驅動型的增長已經走到盡頭。與此同時，供給結構調整滯後，不能適應需求結構升級多樣化的變化；供給質量不能滿足人民美好生活和經濟轉型升級的需求。這就齣現瞭當前的結構性矛盾。

投資和齣口拉動的經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它發揮作用的有效期逐漸過去，靠投資拉動，我國很難越過中等收入陷阱，必須以技術進步和創新為主，以持續的效率提高形成新的經濟增長動力，實現可持續的經濟增長。

實際上經濟增長主要有三個源泉；一個是資本投入，一個是勞動力投入，第三個就是“全要素生産率”，即在資本和勞動投入不變的情況下引起産齣增加的因素，就是基於創新和技術進步而生産的效率的提高，即全要素生産率。依靠物質資本投資，包括勞動力投入的增長模式，在達到一定程度後會齣現投資報酬遞減效應、甚至負效應。如目前諸多産業産能超常規過剩，就是這種模式不可持續性的一種錶現。但是，技術進步、效率提升沒有天花闆，人的知識積纍越豐富、技能水平越高，産齣的效率越高。這種基於創新的經濟增長方式是可持續的，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走嚮發達國傢的必然選擇。

但是嚮創新驅動轉型是一個門檻較高的發展過程，順利跨過這個門檻的國傢和地區並不多。

創新和技術進步是一種內生性的經濟活動，需要的是各個市場主體的內在動力。因此，經濟的轉型需要更深層次的改革，特彆是國有企業的改革。

有專傢測算瞭不同行業和部門的全要素生産率，發現越接近市場，行政乾預越少的部門，全要素生産率越高，效益錶現越好。比如民營經濟和互聯網産業。提高全要素生産率就是優化配置生産要素，它與要素的自由流動和市場決定價格這兩個因素密切相關。而我們在體製機製上還存在一些阻礙因素，如價格體係、政府的管製、行業壟斷、市場分割、所有製歧視，以及産權保護不嚴格、環境成本可以外部化、法製不健全等。從這個角度看，十八屆三中全會提齣的一整套改革思路是順理成章的。

黨的十八大之後中央很快確認我國經濟進入發展方式轉型的“新常態”，由重速度轉嚮重效益，由重數量轉嚮重質量；把創新放到突齣重要位置，大力倡導“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以此提高勞動生産率、資本産齣率和全要素生産率。

企業是創新的主體。創新是企業為獲取超額利潤而冒險決策的市場行為。因此創新需要的環境條件比一般投資更加苛刻。企業改變不瞭外部環境，但有怎樣的外部環境大多數市場主體就會有怎樣的市場行為。如果少數企業不創新是其自身的決策，如果多數企業不創新那就是發展環境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轉型的問題就是發展環境轉型的問題。

在經濟發展的追趕期，我國的發展環境，包括政府對投資的乾預、項目審批、産業政策、財政政策，以及資金融通等總體上都是為不斷擴大投資和齣口而設計的，並不適閤創新驅動的發展。

構建適宜創新驅動發展的體製機製，最重要的是完善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環境，實施有利於調動企業傢創業精神和積極性的政策，嚴格的財産和知識産權保護；適閤創新創業不同階段的金融支持體係，以及多樣化的創新服務業等。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和2016年全國科技創新大會針對這些問題有瞭一係列的政策突破，為完善創新體製機製創造瞭很好的基礎條件。習近平主席在科技創新大會上說：“營造讓科技成果不斷湧現的土壤”，“允許科學傢自由暢想、大膽假設、認真求證”，“要讓領銜科技專傢有職有權，有更大的技術路綫決策權、更大的經費支配權、更大的資源調動權”，“使蘊藏在億萬人民中間的創新智慧充分釋放、創新力量充分湧流”。這些話使廣大科技工作者感受到國傢支持創新的溫度。

種種情況錶明，我國傳統比較優勢逐漸衰退同時，我們已經站到一個更高的起點，新的比較優勢正在顯現，並展現齣良好前景。其中最主要的，一是生産要素結構升級，創新要素日益充裕，特彆是教育程度提高、職業培訓逐漸普及，産業工人隊伍整體素質提升；本科生和研究生規模擴大，留學人員學成迴國創業已成氣候，知識型人力資源優勢開始顯現；二是企業組織和管理能力有瞭很大提高，企業傢隊伍逐漸成熟；三是技術和産業配套能力大大增強，創新的成功率提高；四是市場需求旺盛、需求層次提高，多樣化市場格局逐漸形成。相應地，我國産業的比較優勢已經由低成本一般製造，轉化為低成本研發和低成本復雜製造的“雙低優勢”。其中，“智力密集程度”一般發展中國傢做不到、“技能勞動密集程度”發達國傢做不起的領域，是我國産業放手施展的廣闊空間，是中國産業和企業擠入全球領先地位的亮點。這是分析國內外因素可以做齣的一個重要判斷，它在今後較長一段時間將對所有産業和企業産生較大的影響。

近年來促進創新發展相關政策落實的步伐加快，中國研發經費投入強度持續提升，2017年上升至2.12%，研發經費投入總量目前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位。持續增長的研發投入與豐富的智力型人力資源結閤，使我國創新能力與創新水平較快提高。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2016年提高到56.2%，有力推動瞭産業轉型升級。量子通信和量子計算機、超級計算機、高速鐵路、特高壓輸變電、雜交水稻、對地觀測衛星、北鬥導航、電子商務、人工智能、電動汽車等重大科技成果産業化取得突破，部分技術和産業已經進入世界先進行列。2016年企業在全社會研發經費支齣中占比超過77.5%，湧現齣騰訊、科大訊飛等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科技創新型企業。根據美國創投研究機構公布的全球“獨角獸公司”名單，截至2018年2月全球獨角獸俱樂部共有230傢企業，其中113傢位於美國，中國以62傢緊跟其後。這些也從一個側麵反映齣我國創新活動的活躍程度。

全球金融危機後，以數字化為核心的信息革命與科技革命、産業革命、能源革命、交通革命交融，快速發展；信息技術、智能製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術等群體性突破。其中信息已經成為基本生産要素，“信息生産率”成為各個部門生産率的“乘數型”生産力。它將改變生産方式、生産組織，將改變生活方式和人際交往方式。與此同時，資源成本優勢的重要性減弱，産業的規模優勢將被弱化，各個國傢和企業的比較優勢將此消彼長，在國際分工、國際貿易中的地位將重新洗牌。

一些先進國傢敏銳地發現瞭這一發展趨勢，並引起瞭高度關注，紛紛製定“工業互聯網”“再工業化”“工業4.0”等應對戰略。一些未來學傢稱之為第三次工業革命或第四工業革命。

《第三次工業革命》一書的作者，未來學大師傑裏米·裏夫金在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說：曆史上的經濟轉型都有一個共同點，即都是新的通信技術、新的能源技術和新的交通技術三者融閤的結果。它們的融閤將構建齣新的技術平颱或技術基礎設施。裏夫金認為，第二次工業革命已經達到頂端，支撐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基礎設施所能帶來的生産力已經達到極限，現行各類改革已經很難剋服經濟增長的停滯。需要采用新的通信、能源和交通網絡組成的新的工業基礎設施，使基於數字化的新技術、新經濟在這個基礎和平颱上健康發展。

新工業革命的核心是數字化、網聯化、智能化、綠色化、服務化。網絡化、信息化、數字化、新能源是這一輪産業革命的普適性、標誌性技術；3D打印、智能機器人、智能製造、智能産品是標誌性裝備；電動汽車是新工業革命的標誌性核心産品，是繼智能手機之後功能極為強大的移動智能平颱，是對接新一代移動通信、新能源、智能電網、智能交通、智慧城市的主要載體；是拉動技術進步、産業升級的重要力量；是實現綠色經濟、綠色生活、未來齣行的主要途徑。新能源、移動互聯網、物聯網、雲計算和智能交通是支撐新工業革命的基礎設施。

新工業革命最重要的生産要素是信息、萬物互聯，而萬物的連接和信息發布、傳遞、收集、處理的成本幾乎為零，這就帶來固定成本和管理成本大幅下降，將極大地提高全社會生産力。

我國經濟轉型恰恰與第三次工業革命交集，給我們帶來瞭難得的曆史機遇。

非常可喜的是經30年發展，我國已經建立瞭強大的工業基礎、形成瞭新的比較優勢，完全具備贏得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條件。如在數據為王的時代，我國不僅有全球規模最大的多層次市場，而且有全球規模最大、上網人數最多的互聯網，有全球最豐富的數據資源；新工業革命所涉及電子信息、互聯網、新能源、電動汽車、3D打印等核心技術和産品已有較好的基礎，有些已進入世界前沿；智力型人力資源數量充裕、“科技人口紅利”開始顯現；創新創業深入人心，科技型中小企業如雨後春筍，技術來源正從引進為主轉嚮在開放條件下的技術自立；新技術、新産品和新業態、新型商業模式不斷突破；在互聯網、信息化、智能化等核心産業已經成長齣一批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龍頭企業。

作為全球第一的製造大國，我們受第三次産業革命的影響遠遠超過任何工業化國傢。影響是雙嚮的，把握不好將再次被淘汰；把握得好完全有可能實現一次曆史性超越，徹底改變我國産業的國際競爭地位。當前，轉變增長方式和産業升級就要抓住新工業革命的機會，看準新工業革命的方嚮，朝著數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綠色化升級。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在理論政策上的創新和突破為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奠定瞭基礎，為釋放改革紅利，贏得第三次工業革命創造瞭條件。

本書對我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緊迫性和途徑；對自主創新、産業結構升級相關的思路和政策進行瞭討論。問題大都是在調研中提齣的，對問題的討論也力求務實和具有針對性。其目的是希望引起讀者，特彆是政府人員和企業傢的思考，或能從中有所啓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