産品特色
內容簡介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經曆瞭近40年的高速增長,但近年來經濟增速明顯放緩。我國是否遭遇瞭中等收入陷阱?我國遭遇的發展問題能否用當下的中等收入陷阱這一概念及相關理論框架解釋,並在此基礎上找到跨越中等收入階段的閤理方案?本書一方麵從經濟錶象和經濟學角度分析中等收入階段經濟增長方式及轉變的特徵,另一方麵以社會學視角分析中等收入階段社會結構和體製的變化與轉型特徵,最後綜閤分析得齣瞭本書的論斷:中等收入陷阱的實質是一國在中等收入階段經濟增長麵臨“雙重擠壓”,同時原有的社會結構與體製不適應新的社會發展階段,從而引發的經濟滯漲或衰退、社會矛盾加劇的現象,即經濟轉型與社會轉型的雙重睏境。這一判斷對於認識當前中國發展中遇到的問題非常有價值。
作者簡介
鄭之傑,經濟學博士,教授,現任國傢開發銀行副董事長、行長。曾任中國建設銀行副行長,中國建銀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總裁,國傢開發銀行執行董事、副行長等職。1999年獲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齣版《“走齣去”的法律問題與實踐》《走近全球量化寬鬆》等專著;在《經濟研究》《人民日報》《經濟日報》《學習時報》《中國金融》等重要報刊發錶多篇論文。
目錄
序 (約翰·桑頓)7
緒論(厲以寜)實現經濟與社會轉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13
前言(鄭之傑)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亟須提高治理能力19
第一章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與實質
第一節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由來
第二節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學分析
第三節中等收入陷阱的社會學分析
第四節中等收入陷阱的實質:經濟與社會轉型問題
第五節小結
第二章中等收入的國傢類型與經驗教訓
第一節歐美等發達國傢
第二節日、韓等東亞國傢(地區)
第三節印(尼)、菲等東南亞國傢
第四節墨西哥、阿根廷和巴西等拉美國傢
第五節蘇東轉型國傢
第六節小結
第三章中國在中等收入階段麵臨的問題與挑戰
第一節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麵臨的挑戰
第二節中國的經濟狀況及發展階段
第三節中國産業、所有製、地區結構和經濟增長
第四節中國的經濟轉型問題與挑戰
第五節中國的社會轉型問題與挑戰
第六節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麵臨的法治短闆
第七節小結
第四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提高經濟治理能力
第一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際教訓與經驗
第二節中國經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和舉措
第三節大力推進市場化改革,釋放經濟活力
第四節推動創新驅動,激發更大活力
第五節防範債務危機,把控融資風險
第六節提高我國經濟治理能力
第七節小結
第五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提高社會治理能力
第一節提高社會治理能力助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節轉變政府職能,創新社會治理方式
第三節縮小貧富差距,優化社會結構
第四節加強民生保障,推動經濟社會協調可持續發展
第五節加強法治建設,提高社會治理水平
第六節教育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
第七節小結
第六章參與全球化,探索中國發展道路
第一節參與全球治理
第二節全球價值鏈與産業結構調整的方嚮
第三節探索新時代的中國發展道路
第四節政府角色轉型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
第五節小結
參考文獻
後記塑造人類文明共同體:中國的努力
精彩書摘
第三章中國在中等收入階段麵臨的問題與挑戰
〖1〗第三章中國在中等收入階段麵臨的問題與挑戰
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指齣: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內在要求和推動科學發展的重大舉措;堅持把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支撐。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人纔強國戰略,充分發揮科技第一生産力和人纔第一資源作用,提高教育現代化水平,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壯大創新人纔隊伍,推動發展嚮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提高和管理創新等方麵轉變,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傢。目前,中國正處於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經濟全麵轉型的關鍵階段,現有的經濟增長方式麵臨著許多挑戰。經濟轉型的關鍵問題是轉變經濟增長的方式,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本章首先對主要經濟體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經驗進行瞭總結,然後對我國可持續發展所麵臨的挑戰、經濟狀況及發展階段、我國産業、所有製、地區結構和經濟增長、發展的重要領域、經濟轉型問題與挑戰、經濟轉型與社會轉型問題與挑戰,以及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麵臨的法治短闆進行瞭較為全麵的分析和總結。
第一節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麵臨的挑戰
中國的改革開放近40年,中國在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各方麵都取得瞭巨大的成就,但我們也應當清醒地看到,中國仍然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仍然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傢,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與發展道路,一方麵,社會經濟和政治方麵的問題並沒有因為經濟的快速發展而得到根本性的解決;另一方麵,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與發展道路正經曆著巨大的挑戰,其核心就是發展的可持續性問題。國內外學者對中國發展道路可持續性麵臨的主要挑戰和問題進行瞭許多研究,主要可以總結為以下四個方麵。
一、 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對經濟持續增長的製約
長期以來,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兩大主要動力來自大規模的投資和齣口的快速攀升。
(一) 投資
從拉動經濟增長的內部需求來看,中國與主要經濟體之間有顯著的區彆,主要錶現為過度的投資依賴傾嚮,錶3��1給齣瞭過去30多年來中國與主要經濟體在投資、消費、儲蓄率的變化對比。錶中的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的固定資本形成占國內生産總值比重高達45��7%,是主要發達國傢的2~3倍以上,同時也遠高
錶3��1中國與主要經濟體投資、消費、儲蓄率的變化對比(1980—2015年)%
總固定資本形成占國內生産總值的比重
國傢
1980年
1990年
2000年
2010年
2015年
中國
……
前言/序言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亟須提高治理能力原載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時報》2016年8月11日第1版,作為本書前言有增補。
鄭之傑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隨著我國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經濟增長逐漸趨緩,進入中高速增長 “新常態”。習近平總書記之所以高度重視中國如何邁進高收入階段及進入後如何保持的問題,是因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質不是數量問題,而是治理水平的質量問題。如果國傢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達不到現代化標準的話,即使是在低收入階段照樣存在著發展陷阱;有的國傢雖然進入瞭高等收入階段,反而拉大瞭貧富差距,更加劇瞭社會矛盾,難以保證持續發展。因此,在我國處於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時期,有必要分析世界各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階段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提高治理能力,全麵構建國傢經濟治理的法治化機製和實現路徑,在法治的軌道上推進國傢治理。
一、 提高經濟治理能力,適應經濟的發展要求
縱觀我國經濟發展脈絡,政府和市場關係問題貫穿於我國改革開放近40年發展曆程。經濟騰飛離不開市場在配置資源中所發揮的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還必須進一步推進市場化改革、釋放經濟活力。
深化經濟體製改革,轉變政府職能。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麵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指齣,經濟體製改革是全麵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政府的職責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督,彌補市場失靈,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
擴大市場開放程度,消除市場壁壘。由於曆史原因,我國政府與企業長期以來聯係在一起,在市場經濟製度建立和完善的初期,我國的政企分離還不夠徹底,企業經營機製及管理理念尚未徹底轉變,部分行業準入不放開,且關鍵資源定價仍掌握在政府之手,降低瞭經濟效率;部分企業,尤其是大型國企習慣於依賴政府的安排和照顧,與此同時,為瞭增加稅收和保證就業,地方政府又往往具有很強的依靠投資拉動經濟的衝動,從而在政策、信貸方麵支持和保護瞭一些低效率的大型企業。地方政府齣於自身財政收入和政績的考慮,也往往使用行政命令的方式限製、排斥或阻礙外地同類企業參與競爭。
需持續擴大市場開放,打破阻礙市場的壁壘。當前,我國經濟麵臨著較大的下行壓力,但經濟增長仍有巨大空間。然而,部分較好的投資機會卻被名目繁多的市場準入所限製,大量的社會資本可望而不可即,影響瞭市場的活力和運行效率。因此,需要持續擴大市場開放,打破壁壘,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為社會資本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從而釋放齣巨大的投資潛力。
具體做法如下:一是對內對外全麵推行市場準入負麵清單製度,實現“法無禁止皆可為”。二是重點開發開放試驗區、沿邊國傢級口岸、邊境城市、邊境和跨境經濟閤作區等沿邊重點地區。這些地區是我國深化同周邊國傢和地區閤作的重要平颱,是沿邊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也是“一帶一路”發展的重要內容。三是完善重點領域價格形成機製,實現競爭性領域和環節價格基本放開。要健全政府定價製度,推進定價項目清單化,推進政府定價公開透明。凡是能由市場形成價格的都交給市場,堅持放管服結閤,強化事中事後監管,提高監管效率。
二、 提高政府與市場互補治理能力,調整好兩者的關係
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階段,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並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核心是要閤理地界定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動態邊界,而這其中的關鍵在於厘清政府行為的邊界。應明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並不意味各級政府直接從事生産經營活動,應始終堅持“三不”的原則,即一不乾預微觀經濟活動,二不包辦企業決策,三不代替企業招商引資,從而逐步擺脫商務性經營職能,不再成為直接推動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讓市場機製在資源配置上發揮更多的主導作用。同時,完善政府的經濟調節職能和市場監管職能,特彆是針對當前普遍存在的“缺位”情況,強化和健全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盡快改變公共産品供給不足狀況,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
客觀地分析,在經濟發展水平尚低、工業化進程尚處在起步加速階段、市場尚不完善的情況下,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積極介入有重要的閤理性。特彆是應看到,地方政府在引資競爭中所錶現齣的種種“親”企業行為對改善企業運營環境很有裨益,尤其是對民營企業而言。但在政府介入的過程中,有一個基本原則必須明確,就是不能混淆相關行為方的權力邊界和風險承擔區間,造成過大的行政滲透和扭麯,從而影響市場的有效運行,保持“清”的定位。
需要指齣的是,在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模式所引發的政府行為微觀化、企業化、趨利化的背景下,尤其應防止“壞的市場經濟”的齣現,也就是政府強勢介入過程中所産生的權力與資本閤謀、權力與利益交換的權力市場化傾嚮,這可能引發利益集團的內生形成。這種內生性利益集團不同於市場化過程中由公平競爭産生的一般性利益集團,他們往往具有更強烈的動機以維持現狀,抵製某些具有帕纍托改進性質的改革政策的引入。由於這些特殊的利益集團具有較一般的利益集團更強的行動能力,可以對政治決策過程施加更強的影響力,因此更有可能妨礙尚未完成的市場化轉軌,使深度介入的政府權力無法隨著經濟發展階段和市場成熟度的變化而適時退齣,進而使製度安排長期被鎖定在低效率均衡狀態,也使尋租的土壤滋生發展。世界上一些國傢(如一些拉美國傢和東南亞國傢)因一個無處不在、極為強勢的趨利性政府而帶來的危害就是前車之鑒。這些由權貴控製和主導的市場經濟國傢紛紛落入發展的陷阱,無法順利實現現代化的教訓值得我們深刻吸取。
與此同時,我們必須正確認識和把握國傢治理能力現代化。
一是從治理主體角度講,有效的治理,突齣強調社會公共事務的多方閤作治理。過去我們的社會管理存在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就是作為管理主體的政府一傢獨攬,市場、社會、民眾的力量比較薄弱,甚至缺席,這導緻瞭社會治理的過度行政化,造成瞭社會資源配置效率的低下。通過改革,從政府與市場關係而言就是要迴歸市場本位,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這是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關鍵;從政府與社會的關係而言就是要迴歸人民本位,讓人民群眾以主體身份參與到社會治理中去,實現自我治理,這是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突破口。
二是從權力運行角度講,有效的政府治理,必須閤理定位政府職能。原來政府承擔瞭其他主體的許多職能,現在要通過簡政放權,明確權力清單,放權於市場、放權於企業、放權於社會,明確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權力的邊界範圍。在此基礎上,順應經濟社會發展的形勢和要求,推動政府職能嚮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轉變。
三是從組織結構角度講,有效的治理,必須以科學閤理的政府組織結構為基礎。重點是要優化政府職能配置、機構設置、工作流程,完善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製約又相互協調的行政運行機製,用機製再造流程、簡事減費、加強監督、提高效能。
三、 提高財政與貨幣統籌治理能力,處理好兩者的關係
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階段,為瞭保證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我們有必要從經濟結構的角度展開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傳導機製的分析。有彆於以往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傳導機製本身的分析,將對傳導機製的研究具體為經濟結構對傳導效果的影響,進而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工具的選擇提齣更有針對性的意見。
改善民生係財政增加支齣的重心。積極財政政策的操作曆來有兩個工作綫索:增加支齣與減少稅收。財政擴張的主要載體之所以由“增支”轉為“減稅”,一個十分重要的考慮就在於,我們要在穩增長與調結構兩大目標之間尋求平衡。
鑒於穩定物價總水平仍然是我們的重要任務,更鑒於穩增長和調結構兩大目標必須兼容,尤其是不能再走以犧牲調結構換取保增長的老路。即是說,增加支齣的重點,要由以往相對偏重投資適時轉移到著力拉動消費需求上來。
具體而言,有關“增支”的安排,除瞭繼續著眼於優化投資結構之外,當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通過一係列以改善民生為主要綫索的支齣項目及其規模的增加,來拉動終端消費。其中,比較重要的有:落實最低工資製度,提高低收入者勞動報酬;促進增加農民收入;基本實現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和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製度全覆蓋;提高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部分優撫對象待遇和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支持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和支付保障機製;增加財政補助規模,提高城鄉居民特彆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減輕睏難群眾在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麵的負擔;大力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等。
可以預期,以結構性減稅為重心並輔之以改善民生為主綫索的一係列增加支齣的操作,有利於收支兩翼彼此協調、互相策應,意味著將來的積極財政政策操作將有可能走齣一條與當前國內外經濟形勢相契閤、同整個宏觀經濟政策布局相協調的路子。
增加需求應調整財政製度。當前,中國經濟所麵臨的真正的挑戰在於經濟增長的不平衡、不充分和不可持續性。其重要原因在於:一方麵,需求明顯不足;另一方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到位。在全球金融危機以前,中國快速的經濟增長,部分原因來自美國和歐洲強勁的外部需求,而這些需求現在正逐漸減小,中國投資率及效率將持續走低。要解決中國經濟的擴大需求和持續增長問題,適應中國的發展首要的方法應該是調整中國財政製度,這將有利於彌補放緩的投資增長和變弱的齣口市場。中國財政預算的不閤理在於其有限的規模,以及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和支齣分配的方式不一緻。社會主義經濟體的特點是能夠擁有和控製所有關鍵性資源並主導所有主要的戰略活動,而中國財政總預算隻占瞭國內生産總值(GDP)的28%,這個比例與其他類似國傢相比實在是偏小。如中等偏上收入國傢占35%,經濟與閤作發展組織(OECD)大多數經濟體占40%~45%。據世界銀行報告《2030年的中國》分析,與其他類似國傢相比,中國財政預算所提供的社會服務及其他消費需求所占GDP的百分比排倒數第三。這就解釋瞭中國總體消費比例(傢庭和政府)要比其他類似國傢低10%~15%的原因。如果中國實施財政改革,將能夠提高政府支齣,增加其GDP占比約4%~5%。這樣一來,就能夠確保中國有足夠的需求,以維持年均6%~7%的經濟增長率。
貨幣政策的取嚮及思路。央行將繼續實施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同時正確處理經濟平穩發展、結構調整和通脹預期管理三者的關係,全力維護好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和風險防範三者的平衡。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的思路。
一是促進規範金融市場的建立,大力深化金融機構改革。繼續深化大型商業銀行改革,不斷完善公司各方麵管理,逐步實現現代金融企業製度,繼續深化內部管理和風險防範管理,提高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
二是提高金融體係配置效率,完善金融調控機製,紮實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製改革。加快完成市場基準利率體係的建成,努力提高央行對市場利率調控水平,正確高效引導金融機構進行風險定價,要善於利用好利率浮動定價權進行閤理定價,還要加強主動負債管理和成本約束,做到科學評估利率風險,閤理完善定價機製,自覺維護定價秩序,最終促進經濟金融協調發展。
繼續深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製的改革創新,增強人民幣匯率雙嚮浮動彈性,使市場供求規律能在匯率形成中發揮更大作用,以便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在閤理均衡水平上。同時加快發展外匯市場,推動匯率風險管理工具創新,密切關注國際形勢變化對資本流動的影響,加強對國際資本的有效監控。協調人民幣在國際貿易投資中的使用,積極拓寬人民幣流齣和迴流渠道。
三是全力支持對經濟結構的調整,不斷優化信貸資源配置,以便更好地服務於實體經濟發展,構成産業體係內協同。正確引導金融機構加強管理和産品創新,探索適閤的信貸管理模式,加大金融支持節能減排和低碳經濟發展力度,積極培育多層次、多元化、良性競爭的農村金融服務體係,為促進農業增産、農民增收、農村發展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努力開創金融支持就業、扶貧、助學等民生工程的新局麵;加大對中小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的金融支持力度;加大對事關全局、帶動性強的重大項目和科技、文化産業、旅遊業、戰略性新興産業等國民經濟重點領域的支持;配閤國傢區域經濟發展政策,繼續做好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金融支持和服務工作。加大存量信貸資産的結構調整力度。堅決落實差彆化的各項住房信貸政策,加大對保障性住房、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建設和居民首套自住普通商品房消費的監管力度,堅決抑製投機投資性購房需求。
四是全方位引導貨幣信貸及社會融資規模穩步健康增長,深化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和雙支柱調控,全麵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保持閤理的市場流動性。繼續發揮宏觀審慎政策的逆周期調節作用,根據經濟景氣變化、金融機構穩健狀況和信貸政策執行情況等對有關參數進行適度調整,引導金融機構有針對性和靈活性地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根據國際宏觀經濟形勢,綜閤貨幣收支和流動性供需關係,運用央行票據、存款準備金率、逆迴購、正迴購等各種流動性管理工具,綜閤調節好銀行體係流動性,引導市場利率平穩浮動。
五是切實維護金融體係穩定,嚴密防範係統性金融風險,既要防範“黑天鵝”事件,更要防範“灰犀牛”事件。鞏固健全係統性金融風險的防範預警和評估體係,強化不同行業、不同市場和國際金融風險的監測評估,防範部分地區、行業、企業等實體經濟風險及非正規金融風險嚮金融體係的傳導。建立風險預警和處置預案,促進存款保險製度的建設。用綜閤措施維護金融穩定,盡最大可能地防患於未然。深化宏觀審慎政策改革,引導金融機構穩健經營,對加強係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監管政策措施深入研究,敢於創新,提齣切實可行的辦法。督促金融機構加強內控和風險管理,繼續加強對金融機構錶外業務、地方政府融資平颱貸款和房地産業的風險評估與監測管理。
四、 增強金融治理能力,提高金融市場化程度
在世界金融格局調整變化的格局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治理的重心是金融治理能力的提高。因此,中國金融業要實現全球的戰略定位必須看清麵對的主要睏難與挑戰。
金融市場化程度有待提高。從國際金融體係的演變和發達國傢的曆史經驗來看,一國尤其是像中國這樣由計劃經濟嚮市場經濟轉變的發展中大國,要想在全球金融格局中占據一席之地,實現後危機時代金融的戰略定位和跨越發展,一個自由而開放的宏觀金融環境必不可少。因此,在今後一段時期內,中國應不斷深化金融改革,提高金融市場化程度,努力解決以下三個問題。
一是利率市場化障礙有待剋服。利率是金融産品和服務的基本價格,是其他眾多金融創新和衍生産品定價的參照基準,因此在發揮市場配置資源作用方麵有著重要的意義。通過利率市場化,金融機構能夠自主地提供多樣化的金融産品和服務,並在消費者的自由選擇中實現優勝劣汰,從而平衡差異性金融産品和服務的供求關係,幫助企業對風險進行正確的判斷和定價,促進資金的優化配置。此外,市場化的利率還是建立順暢、有效的貨幣政策傳導機製的基本保證,反映瞭經濟宏觀調控的需要。中國的利率市場化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分彆經曆瞭放開國內外幣存貸款利率,擴大銀行貸款和存款利率的浮動範圍,在企業債、金融債、商業票據方麵以及貨幣市場交易中全部實行市場定價,擴大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利率的浮動範圍等階段,但這遠未達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資金價格市場化的內在要求。因此必須繼續有規劃、有步驟、堅定不移地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
二是資本流動壁壘有待疏通。隨著中國經濟改革的穩步推進和經濟空間的逐步拓展,資本市場也獲得瞭長足發展,其重要性日益明顯。目前,中國在國際經濟方麵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而在國際資本市場中的影響力卻微乎其微,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資本市場的開放程度不高,從而阻礙瞭國際資本的流動。盡管對資本流動的管製能夠有效地防止資本快速流動引發的風險,但是也失去瞭在全球範圍內優化資源配置的好處。未來中國要想在經濟發展和資源利用間找到平衡點,擴大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作用,就要穩步地放鬆資本的流動管製,保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平競爭。
三是匯率障礙有待減少。根據剋魯格曼的“不可能三角”模型,一國不可能同時實現資本的自由流動、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的穩定。未來中國要想在實現資本全球配置的同時,擁有獨立的貨幣政策,匯率的市場化改革勢在必行。更為重要的是,匯率製度改革還能夠為人民幣的國際化創造良好的貨幣環境。今後仍需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匯率形成機製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的彈性,提高在資本開放過程中的抗風險能力,為人民幣成為世界主要貨幣之一的戰略目標奠定基礎。
金融結構有待進一步優化。目前,中國的金融係統仍然以銀行為主,占73��4%。這突齣錶現在:銀行資産在全部金融資産中占有絕對優勢,資本市場的發展盡管增加瞭直接融資的比重,但間接融資的主導地位仍未得到根本性的轉變,保險業、信托和金融租賃業發展緩慢,社會融資風險高度集中於銀行。過多的貨幣性資産無疑會壓縮社會融資的途徑和空間,降低金融創新的能力和動力,使得企業的負債水平居高不下,不利於金融結構的優化和實體經濟的發展。其資源分配又主要集中於國有企業和大型企業,從而將大多數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排斥在有組織的金融市場之外,這在客觀上催生瞭各種形式的民間金融市場,在加劇金融係統不穩定因素的同時,增加瞭金融監管的難度。
金融城鄉二元結構有待縮小。一方麵,農村和欠發達地區産業化程度低,經濟效益不明顯,信息成本較高,又缺乏足夠的抵押擔保品和防範風險的可替代手段,從而導緻金融機構往往不願意在上述地區開展業務,造成“市場失靈”;另一方麵,通過政府補貼和非營利性組織捐助等形式注入的資金,由於逆嚮選擇和道德風險等原因,在實踐中使用效率較低,違約情況時有發生,影響瞭資金的循環使用,並降低瞭農村和欠發達地區的整體信用狀況,造成“政府失靈”。上述兩種“失靈”反過來又會産生明顯的虹吸效應,引起資金從農村到城市、從西部到東部的逆嚮流動,進一步阻礙當地的經濟發展和閤理、均衡的金融結構的形成。
因此,中國金融要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階段發揮重要作用,並在國際金融危機後實現戰略崛起,必須首先著力解決自身存在的結構性難題,不斷優化金融業的內部結構,建立統一的全國金融市場,推動金融係統的健康發展。
提高對金融治理重要性的認識。縱觀世界各國在從中等收入階段嚮高收入階段發展的過程中,都會麵臨巨大的經濟社會轉型的挑戰,其中,金融治理在此階段起到基礎性作用。中等收入陷阱緣於中等收入經濟體的經濟不穩定,而經濟不穩定則主要緣於頻繁爆發的金融危機。中等收入經濟體之所以頻發金融危機,是因為其經濟與社會轉型所引發的一係列結構性問題。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關鍵在於防範金融危機:政治上,要建立強有力的支撐改革和審慎監管的體製;政策上,要及時地、審慎地推進財政改革和金融改革;技術上,要實施宏觀審慎監管,維持金融穩定,並建立有效應對危機和加速危機恢復的機製。中國正處於中等收入中後期階段,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關鍵同樣在於避免金融危機。而防範金融危機,關鍵在於防止不穩健的金融自由化和對企業債務問題的不當處理。
五、 提高社會治理能力,適應社會的發展要求
縱觀世界各國跨越或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經驗和教訓,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須成功實現經濟與社會的雙轉型。曆史上看,那些成功應對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傢,無一不是通過綜閤性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變革,纔實現瞭避免或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根據習近平總書記提齣的全麵建成小康社會、全麵深化改革、全麵依法治國、全麵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以及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齣的創新社會治理、改進社會治理方式,並強調“加強黨委領導,發揮政府主導作用,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麵參與,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的精神,新形勢下,創新社會治理、改進社會治理方式、發揮政府主導作用,首要的是全麵提高政府社會治理能力。
一是提高社會治理主導能力。應充分發揮政府在社會治理中的引導和統籌作用。二是提高社會多元主體閤作能力。在社會治理中,政府並不是唯一主體,其他社會組織或團體也需承擔社會治理責任,維護社會秩序,參與社會事務。三是提高有效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的能力。堅持以人為本,高度關注民生,重點解決好普遍多樣的民生問題;堅持預防為主、調解優先,綜閤運用多種調解手段,形成科學有效的訴求錶達機製、矛盾調處機製、利益協調機製、心理乾預機製、權益保障機製,確保群眾的閤理訴求及時得到解決;建立健全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製,凡是涉及群眾利益的重大決策、項目、工程等,都應廣泛聽取民意,充分考慮可能産生的各種影響。四是提高維護公共安全能力。提高政府維護公共安全能力,是在日益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下深化改革、促進發展的必然要求。五是提高自身變革與發展能力。政府的主動性、前瞻性變革是社會治理目標實現的前提條件和基本保障。實現主動性、前瞻性變革,要求政府主動審視外在環境變化和社會發展要求,積極轉變角色,確立社會規則製定者、公共服務提供者、社會秩序維護者的定位;主動藉助智庫和外腦,深入研究社會治理的一般規律與特殊錶現,有效整閤社會治理資源,避免“塔西佗陷阱”;隨環境和形勢變化自覺調整和完善治理模式,不斷提高自我調整、自我改革的能力。
從發達國傢經濟與社會轉型的經驗及啓示分析來看,以美、英、法、德為代錶的西方發達國傢,進入高收入階段的路徑與策略不盡相同。然而,它們都經曆瞭全麵而又深刻的經濟發展動力轉型和社會治理能力提高。
發達國傢的工業化首先錶現為人的專業化,勞動力的專業化素質和勞動生産率的提高在經濟增長過程中起到瞭突齣作用。中國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內,要繼續用好“人口紅利”,更加注重依靠“人纔紅利”。要實現這一目標,必須一靠教育,二靠科技,兩者有機結閤,提升中國創造財富的能力,推動社會文明進步。西方發達國傢的經驗證明,城市化必須建立在工業化的基礎之上。從整體上說,沒有工業化就沒有城市化,但工業化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後,其對城市化的促進作用漸趨減弱,而服務業等第三産業的興起,將會加快推動城市化的發展。
許多研究認為,階層對立、分配不公、政治腐敗、社會失範等現象,是一個國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後的社會後果。但實際上,對拉美、南亞和蘇東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傢的經濟發展和社會問題的分析錶明,這些國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除瞭創新不力、轉型不暢之外,畸形的社會結構、失衡的利益關係、匱乏的福利保障和低效的行政能力,這些社會因素同樣不可忽視。而歐美發達國傢和日、韓等東亞國傢的經驗也錶明,成功進入高收入階段的條件,除瞭産業升級和轉型等經濟轉型之外,還需要社會治理製度規範和社會治理能力的進一步提高。
各國經驗和教訓錶明,中等收入階段和高收入階段需要不同的社會條件,那些在中等收入階段可以支持高速增長的社會條件,往往無法支持高收入階段的經濟增長。這些不同類型國傢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既需要經濟轉型的努力,也需要社會轉型的努力。
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既需要完成經濟轉型,也需要社會治理能力的提高,我國也不例外。然而,推進社會轉型,我國麵臨著復雜難解的多重挑戰,難度可謂空前。過去近40年的經驗錶明,隻有堅持改革開放、解放思想,充滿自信、抓住機遇,從頂層設計的高度統籌安排,我國纔能成功應對這一挑戰,從而又快又好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麵建成小康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