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中國人史綱》（青少年版）——為青少年讀者量身打造的，從盤古開天闢地到20世紀初中國5000年曆史的入門讀物。

《中國人史綱》是柏楊先生的代錶作之一，是他在九年零二十六天的監獄歲月裏“埋頭整理中國曆史”而成的一部名著。柏楊先生以時間為經，從盤古開天闢地一直寫到20世紀初，以事件為緯，內容涵蓋瞭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柏楊先生稱這是一部中國人共同的傢族史。《中國人史綱》因其觀點深刻獨特，語言有趣可讀，自麵世以來，深受讀者歡迎，不斷再版，是讀者學習中國通史的*選讀物。但是由於原書部頭較大，不便於青少年讀者攜帶和閱讀，所以我們專門為青少年讀者量身打造瞭這個《中國人史綱》（青少年版）。

鑒於青少年版的定位讀者是普通的中學生，考慮與其曆史知識積纍及學校教材對接，青少年版對《中國人史綱》原結構進行調整，采取以朝代為單元的結構方式，將原32章的內容按新的結構整閤為18章。在內容方麵，在最大限度保留《中國人史綱》整體架構，不傷筋動骨、不影響文氣、不使基本內容有缺失、不改變作者基本觀點及文字風格的前提下，進行瞭適當刪節、改寫。增加瞭部分文物、曆史人物、地理圖片，以期讀者對文字內容有更直觀的印象。

精彩書評

白岩鬆: 很多人認識柏楊是通過《醜陋的中國人》這本書，書名看著很刺激，其實背後恰恰是柏楊先生對這個民族深深的一種愛。愛的方式有很多，《中國人史綱》的寫作是另外一種愛，當我們有瞭青少年版本時，我們依然可以在柏楊先生離我們很遠和給我們一個背影情況下，繼續用心閱讀他寫作的《中國人史綱》，一起重溫我們共同走過的從前，期待更好的未來。

編輯書評：以史為鑒，麵嚮未來，在《中國人史綱》（青少年版）構建的曆史時空中，汲取前人成功經驗，藉鑒失敗的教訓，走好未來的路，正是青少年讀者學習曆史的價值所在。

柏楊先生寫作這部曆史，他對中國人深深的愛貫穿始終，他在序中寫到：“我們的國傢隻有一個，大如漢王朝、唐王朝、清王朝前期時，我們固以當一個中國人為榮。當國傢衰弱如南北朝、五代、宋王朝、明王朝以及清王朝末年時，我們仍以當一個中國人為榮。中國，我們的母親，是我們wei一的立足點。” 這也是我們推薦青少年讀者閱讀此書的理由。

錢理群：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錢理群讀柏楊著作的時候則“自然地要聯想起魯迅先生”，“魯迅曾經有一個想法，他想選擇曆來極其特彆而又極其能代錶中國人性質的一種人物，做一部‘中國人史’”，“魯迅先生最後沒寫成，柏楊先生寫的曆史係列圖書《中國人史綱》等曆史係列，某種程度上就是魯迅想寫的‘中國人史’。”柏楊先生和魯迅先生某種意義上是相通的，他們都堅持對中國國民弱點的批判，堅持對中國傳統文化弱點的批判，也堅持自我反省，整個民族性的自我反省。

雷頤：認為柏楊先生的《醜陋的中國人》對中國人的"國民性"作瞭深刻、尖銳的解剖與批判，語言犀利尖刻，但後麵卻有深厚的學術背景為支持，稍後引進的他的《中國人史綱》證明瞭此點。此時颱海兩岸暌隔已久，經濟、政治、社會製度迥異，文化氛圍也非常不同，從日常生活到書麵語言，甚至許多詞匯已經不同，雙方接觸之初，均有"隔"的感覺，曾經造成不少誤解、笑話。然而，讀柏楊的書不僅沒有任何閱讀障礙、理解睏難，沒有"隔"的感覺，反而都能感到他的尖銳深刻、痛快淋灕，感到他"說的就是我們"!因此，他的著作纔能在大陸一紙風行，洛陽紙貴。這也說明，他對中國文化、中國人國民性的分析*越瞭政治、經濟製度的層次，確實深入到瞭兩岸、甚至世界華人靈魂深入共同的"深層結構"。

前言/序言

序

讀柏楊著作常常讓我想到魯迅(代序)

錢理群

剛纔看瞭柏楊先生講話的錄象，我很感動。特彆是他最後講的那句話：一個人在鋼刀架在脖子上的時候，能不能堅持說真話，這纔是一個真正的考驗，經過瞭這樣的考驗，纔能對他蓋棺論定。這句話很有震撼力，裏麵有一種精神，我以為就是與魯迅先生相通的硬骨頭精神。

我在讀柏楊先生著作的時候，也很自然地要聯想起魯迅先生。我拿到這本柏楊先生的《中國人史綱》，就想到魯迅曾經有過的一個寫作計劃。魯迅在《晨涼漫記》這篇文章裏，說到他想選擇“曆來極其特彆，而其實是代錶著中國人性質之一種的人物，作一部中國的‘人史’。”並且已經有一些初步的構想：“惟須好壞俱有，有嚙雪苦節的蘇武，捨身求法的玄奘，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孔明，但也有呆信古法，死而後已的王莽，有半真半取笑的變法的王安石；張獻忠當然也在內。”但魯迅最後說：“現在是毫沒有動筆的意思瞭”。在我看來，柏楊先生的《醜陋的中國人》和《中國人史綱》，在某種程度上就是魯迅所期待的這樣的“中國人史”。在這裏，我感覺到柏楊先生和魯迅先生在精神追求上的某些相通，至少有兩點是相通的。

第一是兩個堅持：堅持對中國國民弱點的批判，堅持對中國傳統文化弱點的批判。這兩個批判顯示的是一種啓濛主義的立場。這樣一個立場，恰好反映瞭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時代精神，柏楊先生的《醜陋的中國人》就是在那個年代傳到大陸，産生瞭巨大影響的。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柏楊先生的著作影響瞭八十年代的一代人，培育瞭一代人。當然，到瞭九十年代，我們，也包括我自己在內，對啓濛主義是有所反省的，主要是過分誇大瞭啓濛的作用，以為隻要人的思想變瞭，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瞭。而九十年代，一直到二十一世紀初，我們所麵臨的現實，卻一再讓我們感到啓濛的無力，製度的改造、變革與建設的重要與迫切。這樣的覺悟本來是意味著我們對中國問題認識的深化，是件好事。但中國人，特彆是中國的知識分子，總喜歡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這背後就有一個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思維模式。於是，就有人著意將思想啓濛和製度變革與建設對立起來，宣揚“製度萬能”，這其實與“啓濛萬能”在思維方式上是完全一緻的。這就提齣瞭一個問題：究竟應該怎樣看待思想啓濛與製度變革、建設的關係？在我看來，它們分彆抓住瞭中國的兩個要害，是不可或缺的，因而是可以而且應該互為補充，互相促進的。從另一個角度也可以說，思想啓濛與製度變革、建設，都各有其價值，又各有其局限，甚至存在著某種陷阱，無限誇大自己的價值，沒有“邊界意識”，就有可能走嚮反麵。我們已經談到瞭缺乏製度變革、建設支撐的思想啓濛的無力，反過來，不注意人的思想變革的製度變革也是無用的，因為製度是要靠人去建設與實行的，就如魯迅所說，中國是個“大染缸”，中國人心不變，習性不變，再好的製度引進中國，也是要變質的。而且在具體實踐中作怎樣的選擇，是做思想啓濛工作，還是製度變革、建設工作，也要取決於每一個知識分子個體的主客觀的條件，比如說，我這樣的普通的大學教師，或者柏楊先生這樣的學者，大概隻能做思想啓濛工作，即使思想上更重視製度建設，我們也隻能鼓吹，而鼓吹其實也隻是啓濛。當然，在做啓濛工作時，應該有一個自我警戒，就是要看到自己的局限，由此形成一個立場：“既堅持啓濛，又質疑啓濛”。有瞭這樣的立場，我們對柏楊先生的《醜陋的中國人》、《中國人史綱》這樣的著重啓濛的著作，就可能有一個比較客觀的評價：它是有價值的，是有利於中國思想文化的改造與建設，中國人心的改造與建設的，同時又是有限的。

但我擔心，這樣的有限的作用，在當下的中國大陸，也是很難發揮的。——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今天的中國，已非八十年代的中國瞭。特彆是現在的大陸思想文化界充斥著一種否定，甚至詆毀啓濛主義的思潮。有的人已經走到瞭這樣的極端：把啓濛主義與專製主義等同起來，把五四思想啓濛運動視為文化大革命的先聲，魯迅這樣的既堅持啓濛主義、又質疑啓濛主義的思想傢更是被判決為專製主義的同謀，以至罪魁禍首。值得注意的是，對啓濛主義的討伐，除瞭有著前述“製度萬能”的理念外，還有兩個旗號，一是“寬容”，一是“建設”。本來，就其原意而言，“寬容”與“建設”是兩個很好的概念，是一個健全的社會所必須的；但在中國現實語境下，在某些人的闡釋裏，這樣的“寬容”與“建設”是與啓濛主義的批判精神對立的，就是說，如果你要像魯迅與柏楊先生那樣堅持兩個批判：批判中國國民性的弱點，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的弱點，你就是不寬容，缺乏建設精神，就應該對你不寬容。而且還有一個可怕的罪名在等著你：你是破壞民族文化的韆古罪人。坦白地說，我一邊讀柏楊先生的這部《中國人史綱》，一邊為他捏一把汗，因為他在這本書裏，重點批判瞭兩個東西，一個是中國帝王所代錶的專製主義，一個是某些儒生所代錶的專製體製的奴纔與幫閑、幫凶。其實這也是魯迅批判的重點。而帝王和儒生是當下中國最需要的兩個群體，是批判不得的。在一片歌頌“太平盛世”的世紀狂歡裏，無論在電視，還是齣版物裏，這些帝王、儒生都成瞭“香餑餑”，成瞭追逐的“明星”。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引入柏楊先生的《中國人史綱》，至少是不閤時宜的，弄不好，柏楊先生也會被某些人視為“破壞民族文化的韆古罪人”。

不過就我個人而言，大概因為自己早就是不閤時宜的人，因此讀這本《中國人史綱》，卻能引起很多的共鳴。特彆是滲透全書的民族自省精神——這也是我感覺到的柏楊先生與魯迅精神相通的第二個方麵，它引起瞭我的許多聯想。

當下最流行的一句話：以史為鑒。這當然是一個對待曆史的重要原則，柏楊先生的《中國人史綱》就是一部“以史為鑒”的著作。但在有些人的闡釋裏，以史為鑒是專對外國人講的，那麼，我們中國人要不要也以史為鑒？批判彆人篡改曆史，這當然很對，很有必要，但我們自己對曆史的態度又怎麼樣？好像沒有人談，這裏所缺少的正是一種民族自我反省的精神。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時，“歌頌”我們的勝利，“控訴”侵略者的罪惡成瞭主鏇律。作為普通老百姓沉湎於民族自豪感的情緒發泄，這或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為知識分子，是不是應該與這樣的氣氛保持一點距離，應該有點理性的思考，有一點冷靜的反思、反省：這本應是知識分子的職責所在。記得在五卅運動中魯迅就提醒年輕的學生：“對於群眾，在引起他們的公憤之餘，還須設法注入深沉的勇氣，當鼓舞他們的感情的時候，還須竭力啓發明白的理性”，如果聽任民眾非理性的公憤泛濫，“曆史指示過我們，遭殃的不是什麼敵手而是自己的同胞與子孫”（《雜憶》）。但我們老是沒有記性，總是忘記曆史的教訓，也就是口喊“以史為鑒”，實際不以史為鑒。在慶祝勝利的狂歡裏，有的知識分子比民眾還要狂，歡得厲害，根本忘記瞭引導民族反省的職責。記得北大百年校慶的時候，我說瞭一句不閤時宜的話，我說校慶應該是學校自我反省的日子，結果引起軒然大波。現在在全民慶祝勝利的時候，重提民族自省，大概就更不閤時宜瞭。這裏有一個如何對待民族情緒的問題。魯迅在五卅運動中就討論過所謂“民氣”。他說，一味鼓動“民氣”而不注重增強“民力”，“國傢終亦漸弱”，“增長國民的實力”，這纔是真正的維護民族利益之道（《忽然想到十》）。一個民族不能沒有“氣”，但必須在其中注入理性精神；一個民族不能沒有自豪感，但更要有自省精神，其實，敢於、善於自我反省，正是真正的民族自信心的錶現，是一個民族是否成熟的重要標誌。知識分子應體現並努力促進民族的成熟，而不是相反。

我看柏楊先生的著作，最感興趣的是他對甲午戰爭的反省。這是中日之間第一次遭遇，我們失敗瞭。八年抗戰，我們是“完全勝利”瞭。據說這是“用血肉之軀”換來的勝利，勝得相當悲壯，所以曾有過“慘勝”之說。因此在歡慶勝利以後，還得想一想，這不得不以血肉之軀來取得勝利的原因是什麼？我們能不能老是以血肉之軀來取得勝利？說句不吉利的掃興的話，如果不認真總結、吸取教訓，恐怕有一天我們還得用血肉之軀來抵禦侵略，那就太可怕瞭。柏楊先生把中日甲午戰爭失敗的原因，歸結為兩條，一個是科舉製度，一個是貪汙腐敗。但是我很奇怪，科舉製度現在也成“香餑餑”瞭。好些文章大講科舉製度如何如何好，據說西方的文官考試製度就是從中國學來的，而且據說正是廢除瞭科舉製度，纔導緻瞭中國傳統文化的斷裂（？），因此我們現在要迴到科舉製度那裏去，雲雲。我不反對對科舉製度作學理的研究，對其作齣更科學、全麵的評價，但我奇怪的是，為什麼總要迴避在中國曆史上的科舉製度與封建專製體製的密切聯係這樣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而且事實上我們現在也還有新的科舉製度，在我看來，我們的評職稱、評什麼什麼點，就是科舉製度“請君入 ”那一套，這給我們帶來瞭什麼？大傢都是清楚的。科舉製度成瞭寶貝，這大概是柏楊先生絕對想不到的。還有腐敗，腐敗為什麼屢禁不止？這個問題不好迴答。大傢都在談中國腐敗問題，但是很少人探討背後的原因。柏楊先生要追根問底，也是不閤時宜。

今天早上我讀到鬍風先生的一段話，講抗戰時期中國文化的主流思潮，鬍風作瞭這樣的概括：“隻準許歌頌勝利，隻準許歌頌中國文化又古又好，中國人又自由又幸福。隻準許對敵人的弱點和沒有齣路加以嗤笑，聊快一時的人心”。如果這個時候，有人像魯迅一樣跳齣來說要講啓濛主義，要反省我們自己，會是什麼樣一種情況？鬍風因此設想瞭一個問題：如果魯迅活到瞭抗戰時期，他會怎麼樣？——這個“魯迅活在現在他會有怎樣的命運？”這是一個在魯迅逝世以後，一直纏繞著中國知識分子的問題，在不同曆史時期都會不斷地提齣，在１９４８年、１９５７年都提齣過，前兩年又引起熱烈討論。而１９４１年鬍風的迴答卻是相當嚴峻：“如果真的他還活著，恐怕有人要把他當作漢奸看待的”（《如果現在他活著》）。坦白地說，我讀瞭鬍風的這篇文章，是非常震撼的。我實在弄不明白，我們在紀念抗戰勝利六十周年的時候，我們的文化思潮為什麼還和六十四年前的抗戰時期的１９４１年一模一樣，連用詞都差不多，還是隻準歌頌，隻準說敵人壞話，不能反省自己？而且還真有人把魯迅“當作漢奸看待”，前不久我就在網上看到過這樣的義正詞嚴的討伐“漢奸魯迅”的文章，我特彆感到痛心的是，據說文章的作者是一個年輕人。那麼，是什麼樣的思想文化在引導著我們的年輕一代，這將導緻什麼後果呢？我由此想到，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引入柏楊先生的帶有鮮明的反省民族文化傾嚮的著作，他又會有什麼樣的遭遇呢？會不會也被某些人，包括某些年輕人，當作漢奸看待呢？想到這裏，我真有些不寒而栗。

但好在中國人口多，地方大，而且一種思潮壟斷一切的時代已經過去。因此，柏楊先生的著作這次再度引入大陸，雖然已不可能像上一世紀的八十年代那樣引起轟動，但也總能尋得知音，産生影響。因此，我一麵擔心柏楊先生的著作和當下中國大陸思想文化主流的東西相違背，是不和諧的聲音，但同時又想，這可能正是柏楊先生作品的價值所在：我們正需要這樣的聲音 。

質量不錯，就是還沒開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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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推薦買的，印刷質量還可以。

好書，強烈推薦!就是太貴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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