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50人論壇年度演講文集，以50人論壇的智庫形式匯總中國經濟多領域的具備原創性的研究成果，為中國建立現代經濟體係，保持經濟穩定增長提供瞭智力支持和政策建議。

書名：中國經濟新時代：構建現代化經濟體係
定價：78.00元
作者：吳敬璉
齣版社：中信齣版集團
齣版日期：2018-02
頁碼：464
裝幀：平裝
開本：16開
ISBN：9787508686042

"1、由50人論壇眾多專傢就各自研究領域解讀本年度中國經濟發展現狀及其未來走勢，為相關政策製定部門和研究機構提供瞭重要參考依據。論壇的發聲也為中國建立現代經濟體係，保持經濟穩定增長提供瞭智力支持和政策建議。
2、本書是長安論壇的演講文集，觀點鮮明、解讀、直擊要點，是經濟研究者和經濟學愛好者瞭解中國經濟的原創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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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為中國經濟50人論壇“長安論壇”每年推齣的研究中國經濟的品牌讀物，匯聚瞭中國經濟研究領域的研究專傢，對中國經濟各領域的解讀與分析，涉及新常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金融風險、匯率改革、産業政策等多個經濟熱點話題，為公眾解讀中國經濟多領域改革與政策。
書中既有對繼續推進中國經濟改革的宏觀政策分析，把脈中國經濟發展麵臨的長期挑戰，又包含瞭對“三農問題”、中國製造業以及金融監管等關係到整體經濟運行的具體問題的真知灼見，並在大量宏觀經濟數據的支撐下，給齣瞭構建現代化經濟體係，開創中國經濟新格局的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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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前言

章 新常態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新常態下的中國發展之路
新常態下的有關政策調整
抓住重大問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中國經濟新常態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關於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第二章 金融國際化與現代經濟體係

杠杆率上升的因與果
杠杆率：基於國傢資産負債錶的分析
中國的國際收支結構、匯率政策和外儲
亞洲金融危機二十年
城鎮化與土地製度改革

第三章 應對金融新周期增強創新能力

長周期與創新
如何防範係統性金融風險
特色小鎮的政策紅利與投資風險
新形勢下中國保險資産管理業的改革與發展

第四章 經濟轉型中的産業政策新論

新一輪工業革命與中國製造業發展
産業政策麵臨的問題：不是存廢，而是轉型

第五章 經濟發展新途徑及其麵臨的挑戰

經濟增長的平颱、周期與動能
從宏觀全局看破解“三農”難題
如何縮小收入分配差距
“四個陷阱”的曆史經驗與中國發展麵臨的長期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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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敬璉，經濟學傢，國務院發展研究研究員，是中國經濟學界的泰鬥，當代中國傑齣經濟學傢，被譽為“中國經濟學界良心”。
餘永定，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牛津大學經濟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博導，中國世界經濟學會會長，聯閤國發展政策委員會委員。主要研究領域是國際金融、中國經濟增長和中國的宏觀經濟穩定問題。
陳锡文，中國經濟50人論壇學術委員會成員，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許善達，經濟師，注冊會計師。中國經濟50人論壇學術委員會成員，中國注冊稅務師協會顧問、聯辦財經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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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産業政策麵臨的問題，不是存廢，而是轉型 
吳敬璉  

    
去年林毅夫、張維迎兩位教授在北大有一場引起瞭學界、産業界和政界廣泛關注的産業政策討論。我讀瞭他們兩位的講演以後也做瞭一些研究。今天我把自己學習的收獲跟諸位做一個交流。
采取什麼樣的産業政策，關係到中國經濟能否保持持續穩定的發展，是一個非常值得深入探討的重要問題。不過去年兩位教授的討論一開場主持人就點明，討論的主題是“中國到底需不需要産業政策”。這樣，討論的就從産業政策本身移到瞭“要”、還是“不要”産業政策上。參與討論的兩位教授對這個問題各自持有比較絕對的意見，一個說中國非常需要産業政策，一個說中國不能要産業政策。這使整個討論變成一個無法證僞的“信念之爭”，很難深入下去，也很難對實際工作提齣什麼建設性的意見。

産業政策有兩種主要的類型

為什麼討論陷入到這麼一種睏境呢？在我看來，關鍵就在於沒有意識到，産業政策是有不同類型的。我們當前應當麵對和研究的問題，不是全稱肯定産業政策，或者全稱否定産業政策，而是應當采取什麼樣的産業政策。或者像哈佛大學的羅德裏剋（D. Rodrik）教授在《相同的經濟學，不同的政策處方》（2007）一書裏所說：一方麵，“産業政策已死”是誇大之辭，實際上世界各國有越來越多的産業政策在發揮作用；另一方麵，“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産業政策，而是更好的産業政策”。
我就從這個問題談起。不管是全稱否定産業政策的論者，或者是全稱肯定産業政策的論者，似乎都沒有注意到，産業政策是有不同類型的。有些人心目中的産業政策，僅僅是中國在上世紀80年代從日本引進的那種産業政策，或者說，是日本在上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所采取的那種産業政策。其實那種産業政策隻是産業政策多種類型中的一種，世界上並不是隻有這一種産業政策。
據考證，“産業政策”是日本人的發明。它由日本政府的通商産業省（簡稱通産省）在1970年前後開始使用。不過早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上半期的統製經濟時代，這種政策的基本內容已經現齣瞭雛形。到瞭50、60年代，它們就在新的條件下瞭係統的運用。
戰後初期的日本經濟體製錶現齣兩種不同的趨嚮。一種趨嚮是占領軍當局要求否定日本戰爭時期的統製經濟，實現自由化。在占領軍當局的壓力之下，日本進行瞭一係列改革。例如，解散瞭財閥集團，實現瞭價格自由化，頒布瞭反壟斷法，加強瞭反卡特爾執法。這些措施的朝嚮是建立起自由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但是同時還有另外一種趨嚮，就是繼承戰爭時期統製經濟的一些遺産，由政府通過各種政策手段乾預經濟。在戰後的日本，掌管産業政策的主管部門特彆是通産省與掌管反壟斷政策的公正交易委員會之間經常發生矛盾，甚至“雙方長期扮演瞭互相為敵的角色”。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以後，前一種趨嚮有所削弱，後一種趨嚮則有所加強。
華裔美國社會學傢高柏1997年寫過一本書，題目是《經濟意識形態與日本産業政策：19311965年的發展主義》 ，詳細地論證瞭日本在上世紀50、60年代實行的産業政策，實際上延續瞭日本戰時形成的“發展主義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的代錶人物是一批很特彆的人物。他們有著雙重特色：一方麵他們是馬剋思主義者；另一方麵是國傢主義者，這本書比較客氣地把他們叫做民族主義者，也有人把他們叫做軍國主義者。由於當時馬剋思主義者不許在大學裏麵教書，有的人就退嚮書齋為政客們做一些政策研究工作，還有一些人到瞭東北，幫助關東軍推行統製經濟。戰後，這些經濟學傢成為政府對經濟乾預政策的主要推手。比如日本經濟學傢、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老朋友有澤廣巳，就是戰後初期日本産業政策的重要推動者。嚮重化工業傾斜的“傾斜生産方式”就是他們提齣的。甚至“重化工業”這個除少數東亞國傢不見使用的詞語，也是他們創造齣來的。總之，一是由於有日本在戰時統製經濟的這種遺産，二是在這樣一批經濟學傢的助推下，日本在上世紀50、60年代采取瞭一係列後來被叫做“産業政策”的這一套政府乾預經濟的做法。
戰後初期的日本産業政策有兩個主要的組成部分，一個是産業結構政策，另一個是産業組織政策。其中重要的是它的産業結構政策。根據日本東京大學教授小宮隆太郎等在《日本産業政策》（1984） 一書中的描述，産業結構政策這一概念意味著“政府為改變産業間資源配置和各種産業間私營企業的某種經營活動而采取的政策。”換句話說，就是運用財政、金融、外貿等政策工具和行政指導的手段，有選擇地“促進某種産業或者某些産業的生産、投資、研究開發、現代化和産業改組而抑製其他産業同類活動的政策”。所以，這種産業政策後來被叫做“選擇性的産業政策”或“差彆化的産業政策”。産業組織政策，則是意味著扶植大企業，實現産業的集中化和眾多小企業圍繞大企業進行的“事業共同化”。
不過在去年的那場討論中，許多人沒有注意到另外一種情況，就是産業政策還有彆的選項，就是說，有其他類型的産業政策可供選擇。隻要讀一下有關産業政策討論的曆史文獻，這一點是非常清楚的。
直到上世紀70年代初期，日本國內外的許多經濟學傢都認為，日本經濟從1955年開始的10%以上的高速增長，就是主要得益於上麵所說的這種選擇性的産業政策。但是1973年發生次石油危機使情況發生瞭變化。由於石油價格猛漲，日本發生瞭嚴重的經濟衰退，在前後四年的時間中，GDP年平均增長率從10%以上下降到負數。許多有識之士，特彆是一些受過現代經濟學訓練的經濟學傢對當時執行的産業政策提齣瞭質疑。其中錶現突齣的是東京大學資深教授小宮隆太郎。他組織瞭幾十位經濟學傢，經過兩年時間的研究，對日本的産業政策提齣瞭一套研究報告。這套報告編成《日本的産業政策》一書在1984年齣版。它對日本50、60年代執行的選擇性産業政策從理論到實踐進行瞭深入的批判性的分析。這些經濟學傢並不全稱否定實施産業政策的必要性，而是認為在市場失靈 的情況之下，可以也應該采取所謂“功能性産業政策”來彌補市場失靈，恢復提升市場的功能。
在現實的壓力和學者的批判之下，日本在上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瞭從選擇性産業政策嚮功能性産業政策的轉變。按照東京大學的另一位資深教授植草益的說法，從次石油危機後的反思開始，日本的産業政策發生瞭重大變化，也就是開始從利用補助金、低利貸款、稅收等進行的政策乾預，轉嚮用提供有關産業結構的長期展望和國際經濟信息來誘導民間企業的産業政策。
國際論壇在分析不同類型的産業政策時用語往往不同，但是內容卻是大體相同的，即把産業政策分成兩種主要的類型，一種叫做選擇性的、縱嚮定位的、或者硬性的産業政策；另一種叫做功能性的、橫嚮定位的、或者軟性的産業政策。
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開始接觸日本戰後初期的産業政策，接著引進瞭這一套産業政策。當時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都讀過當時在國內流行的頌揚選擇性産業政策以及它的主要執行者—通産省的書刊，如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 Vogel ）的《日本：對美國的啓示》 、美國加州大學教授約翰遜（C. Johnson）的《通産省與日本奇跡——産業政策的成長（19251975）》 等。很少有人知道，還有其他類型的産業政策。更不知道日本經濟學界已經對這套現行的産業進行瞭深入的批判性研究。
當時我所在的國務院發展研究是日本産業政策的主要引進者。主任馬洪同時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他既是選擇性産業政策的主要推手有澤廣巳的朋友，也是組織瞭對這套政策批判的小宮隆太郎教授的朋友。1985年在衝繩召開的中日經濟學術交流會上，小宮教授嚮馬洪院長鄭重指齣，現在世界上一些流行著作對日本産業政策的實際效果普遍存在著評價偏高的傾嚮，自己和其他幾十位日本經濟學傢對這個問題做瞭的考察和討論，現在把這本書送給你供中國朋友參考。馬洪院長迴國以後讓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日本研究所把這本書翻譯齣來，在1988年正式齣版。 不過它的影響很小。我們拿到這本書的中譯稿以後，也沒有做深入的研究。總之，我們當時對於日本産業政策的認知是很不深入、很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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