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普通法的精神(中文修訂版)》是西方法社會學派的創始人龐德20世紀30年代的著述,他本人所倡導的法社會學的觀點已不再是時代的新寵。然而,他對普通法精神的精闢闡釋證明瞭這樣一個基本的原理:一個時代的法律精神是這個時代一切社會製度的價值基礎,任何法律製度一旦專傢性地形成之後,人們必須以宗教式的虔誠去捍衛它,任何非正統形式的否定、修改、麯解法律的行為或動議都是對社會正義的直接危害。我們認為,這正是當代中國法律應當努力實現的目標。此外,在《普通法的精神(中文修訂版)》中,龐德淵博的學識、豐富的文采、精巧的思辨、簡潔的語言,使我們得以欣賞到一代宗師的非凡手筆。
作者簡介
羅斯科·龐德(Roscoe Pound),1870~1964齣生於美國內布拉斯加州,父親做過律師。22歲時在內布拉斯加州大學研究植物學,同時從事法律實踐工作。1903年後任內布拉斯加州大學法學教授,後又任芝加哥大學、哈佛大學法學教授。1916~1936年任哈佛大學法學院院長。他對法理學有著極大的興趣,著述頗豐,主要有:《法理學》、《法哲學導論》、《法與道德》、《美國刑事司法》、《法理學大綱》等。
夏登峻,1926年4月,生於安徽廬江,上海震旦大學法學院畢業。曾任西南政法大學圖書館館長,美國加州大學伯剋利分校法學院訪問學者、研究員,美國法律圖書館協會刊物《外國法學期刊索引》(IFLP)中國索引員。主要的著、編、譯、閤譯作品有:《英漢法律詞典》、《法律英語英漢翻譯技巧》、《美國法律文獻檢索》、《美國民事訴訟法》、《世界各國法製概況》、《新帕爾格雷夫法經濟學大辭典》、《牛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指南》等。
目錄
審校者的話/1
商業版序言/3
1963年版序言/31
1921年版弁言/33
1921年版序言/35
中文第一版譯序/39
第一章 封建因素/1
第二章 清教主義與法律/18
第三章 司法權與王權/34
第四章 英國人的權利和人類的權利/49
第五章 拓荒者與法律/65
第六章 19世紀的法哲學/80
第七章 司法經驗主義/97
第八章 法律理性/113
精彩書摘
20世紀的曆史驗證瞭龐德對政府第四部門、管理機構發展而為現代管理型國傢的預見性。20世紀末,從事製定規則和裁判工作的管理機構製定瞭閤眾國大多數重要的法律文件。當憲法這一規定政府部門之間、政府部門與人民之間關係框架的根本性文件未曾提及這些管理機構時,20世紀法理學的一個主要任務就是如何讓未經選舉的機構的管理者對人民承擔責任。
龐德希望,普通法法院能夠藉助司法經驗主義、融閤法學傢和立法者提供的素材,將法律至上原則重建於管理機構之上。法律至上原則要求主權者及其所有機構依照這些原則而不是聽憑其專橫的意誌行事,並且有義務服從理性而不是興之所至肆意妄為。1946年美國國會通過的《聯邦行政程序法》對管理機構的立法和裁判權規定瞭司法審查,以決定其行為是否閤法,而非專斷、任意,或者濫用自由裁量權。在解釋《聯邦行政程序法》就司法審查程序所做的寬泛規定時,聯邦法院已經創立瞭一個有關司法審查製度的內容豐富的普通法,特彆是要求對行政行為的實質性行政機構的裁決及理由這一不容置疑的原則。法律至上原則再次獲勝。
20世紀的曆史也驗證瞭龐德對普通法已吸收社會科學和被社會科學改造的預言,實現瞭龐德的希望,即法律教授應該研究並講授法律的,尤其是普通法的社會科學基礎。
布蘭代斯訴訟要點提齣整閤社會科學資料、專傢意見和曆史經驗以支持一個法律意見書,現已成為常識。起源於自芝加哥大學的法律與法律分析的經濟學學派已經對司法判決意見、立法和行政決策具有很大影響。成本一利益分析形式業已普遍。許多教授在法律和其他學科都已晉升學位(或等級),法學院課程和法學學術研究跨學科程度很深。龐德或許會疑慮法律的跨學科學習是否過度。
前言/序言
21世紀是以網絡為標誌的信息時代。然而,在美國,作為社會製度之價值基礎的普通法卻以其傳統的精神維係著美國社會的價值秩序。一個典型的案例是美國司法部訴微軟公司反壟斷案。普通法以其超然獨立的品格未給比爾.蓋茨這位網絡時代的英雄任何的臉麵。在中國,輝煌的立法成就有理由讓我們的法學前輩感到驕傲,他們的努力成功地使我們學生時代讀到的法學原理變成現實的法律條文。可是,如果要問作為中國社會製度之價值基礎的當代法精神是什麼,恐怕難有一個滿意的答案。這不能責難我們的法學傢們,畢竟在我們的司法部門各行其能的各項法律製度沒有屬於自己的本土曆史。問題在於:缺乏神聖法律精神統籌的法律製度在多元化的社會中能走多遠?中國法精神問題的極端重要性在最近社會上激烈爭論的兩個案件中浮齣水麵。其中一個發生在北京,是微軟公司訴北京亞都集團知識産權糾紛案,另一個發生在香港,是勞富比拍賣行公開拍賣4件圓明園國寶事件。兩個案件的共同點是民族情結或者愛國情結與製度正義的衝突。在前一個案件中,因“微軟的商業霸權”威脅到瞭中國IT業的發展,IT業的代言人提齣,即使亞都確有侵權,中國法官也應當為民族利益而授用著作權製度之外的情理支持亞都。在後一個事件中,有輿論堅決主張,為瞭那些被強盜奪去的國寶,讓道貌岸然的西方市場經濟下的拍賣規則見鬼去吧!激情下的冷思是,我們的國寶為什麼被奪?為什麼會有微軟的“霸權”而非亞都的“霸權”?答案是在它們背後中國當時經濟的弱勢,在經濟弱勢的背後是中國曆史上長時間封閉式簡單循環的發展,在簡單循環發展的背後是一種讓社會開放式進化的製度正義的缺乏。缺乏一種可以既固定優秀傳統又容納反映時代進步的先進價值觀念的法律精神。因此,當社會利益在某個局部或重大個案中齣現緊張關係時,我們往往用某種樸素的道義或情結代替製度的維護。亞都之所以沒有“霸權”,國傢之所以被掠奪,最終根源於此。從這個意義上看,為亞都而聲言,為國寶而義憤,就是要取個彆正義而捨製度正義。如果我們的社會要開放式的良性發展,如果我們對社會正義的修正是采取改革式的進步而非革命式的迴復,我們必須犧牲所有的個彆正義來維護製度正義,我們必須修煉和維護一種代錶社會主流意識的法律精神。但在今天,無視社會製度價值基礎的聲音,恰恰來自代錶主流意識的時代精英們。可見中國法律精神的煉成還有多麼漫長的道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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