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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林毅夫的馬歇爾講座集提供瞭一個絕好的機會，一方麵去理解過去幾十年中為世人所矚目的亞洲之崛起，另一方麵也對經濟學傢有關發展問題的標準化解釋投以懷疑的眼光。西方經濟學的教育背景加上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切身感受既賦予瞭他對標準西方發展經濟學的懷疑視角，也使得他對亞洲尤其是中國的巨大發展具有務實特色的方法細節有一個貼近的切身看法。
　　——〔美〕道格拉斯·諾斯，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諾貝爾經濟學奬獲得者　　
　　這本書從很多方麵來說都是一本重要的著作。其中有兩個方麵給我的印象最為深刻。林毅夫教授作為有著偉大見解的學者，經曆並參與瞭中國——到目前為止最大且發展最為迅速的經濟體的政策爭論過程。他對轉型經濟體政策形成的細緻見解使他的嚴謹理論分析為世人所熟知，並將增長與發展中的發展問題帶迴到人們視野的中心。其次，他對使經濟體變化的稟賦結構與其變化的增長戰略相一緻或不一緻的結果之分析可謂見解獨到並且絕對正確。這一分析建立在貿易理論和比較優勢的基礎之上，但將這些應用到增長戰略和增長政策的動態分析中則是一項重要的成就。
　　——〔美〕邁剋爾·斯賓塞，斯坦福大學，諾貝爾經濟學奬獲得者　　
　　林毅夫的研究將經濟理論、製度知識、量化數據以及對起始條件在決定不同經濟發展方案成功與否上的重要性的肯定結閤在一起。他最突齣的貢獻在於強調瞭不同的起點如何決定不同的最佳政策，並由此解釋瞭為什麼休剋療法政策在早期的社會主義國傢如前蘇聯沒有能夠成功，而中國漸進式的國有企業改革則取得瞭非常好的效果。林毅夫的觀點雖然頗有爭議性，但卻非常具有啓發意義。我強烈推薦林毅夫的這本見解深刻的研究著作，它透過經濟分析的有力視角，對大量真實的經濟發展實踐經驗進行瞭闡釋。
　　——〔美〕加裏·貝剋爾，芝加哥大學，諾貝爾經濟學奬獲得者　　
　　發展與轉型嚮人們提齣瞭極其嚴酷的挑戰。林毅夫，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傢，在他的大師級講座集中，對這些錯綜復雜的問題提供瞭深入的看法，並依據他對中國舉世矚目的經濟錶現的直接經驗，給齣瞭獨樹一幟的見解。林毅夫的這部講座集絕對是一部力作。
　　——〔美〕賈格迪什·巴格沃蒂，哥倫比亞大學　　
　　林毅夫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就一直處於中國政策爭論的中心，他對中國從計劃經濟嚮市場經濟轉型道路的經濟學原理提供瞭精妙的闡釋。他的這本書對於理解中國經濟奇跡來說是一部必讀著作。
　　——〔印〕迪帕剋·拉爾，哥倫比亞大學

內容簡介

　　林教授根據自己對中國改革發展和許多發展中國傢、轉型中國傢改革發展成功與失敗原因的認識與理解，在書中提齣瞭一套新的發展經濟學和轉型經濟學的理論體係。
　　他強調瞭發展中國傢的政府在發展和轉型過程中選擇正確的戰略的重要性，並提齣“企業自生能力”的概念，以此概念作為發展經濟學和轉型經濟學的微觀基礎，來重構發展經濟學和轉型經濟學的理論體係，並探討發展中國傢的政府如何發揮正確作用，以推動經濟發展和轉型的成功。
　　書中包含的觀點主要有：
　　持續的技術升級是一國經濟長期動態增長的最重要驅動力。
　　思潮是一個發展中國傢能否實現動態增長的最重要的決定因素。在正確思潮的指導下，發展中國傢將能夠利用後發優勢，實現動態增長與嚮發達國傢的收斂。
　　政府是發展中國傢最重要的製度。政府采納的政策將會塑造經濟中的其他製度和激勵結構，並影響他們的質量。
　　稟賦是一國技術選擇和産業選擇所麵臨的最重要的緊約束。
　　比較優勢不僅是貿易的最重要指導原則，而且也是發展中國傢經濟發展的最重要指導原則。
　　一個企業隻有根據由經濟體的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進行産業選擇和技術選擇，纔會在競爭市場中具有自生能力。
　　實用主義是推行經濟轉型的最重要的政策指導。
　　個人和地方自發的創新式經濟轉型中帕纍托改進措施的最重要源泉。

作者簡介

　　林毅夫教授，1986年於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係獲得博士學位，1994年創立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並擔任主任至今。
林毅夫教授是國內外知名的經濟學傢，曾擔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副部長，是第7、8、9、10屆全國政協委員，第11屆全國人民代錶大會代錶，中華全國工商業聯閤會副主席，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國傢發展與改革委員會“十一五”規劃專傢委員會委員，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北京市“十一五”規劃工作專傢谘詢委員會委員，國傢信息化領導小組谘詢委員會委員，北京市人民政府專傢顧問委員會委員，國傢人事部中青年有突齣貢獻專傢，1993年起享受國務院特殊貢獻專傢津貼，2005年當選全國勞動模範。
此外，他還擔任亞洲開發銀行行長“名人顧問”；2008年2月4日，又被任命為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傢兼負責發展經濟學的高級副行長，並於同年5月31日就任，成為第一位來自中國、也是第一位來自發展中國傢的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傢。

內頁插圖

目錄

第一部分 發展、轉型與分流.
第二部分 探尋繁榮的根本且可變原因
第三部分 現代化的抱負與社會思潮
第四部分 發展戰略、自生能力和經濟績效
第五部分 自生能力與轉型戰略
第六部分 發展戰略與發展和轉型績效：實證分析
第七部分 東亞經濟體為什麼如此特彆？東亞發展和轉型的經驗可以提供怎樣的啓迪？
第八部分 關於正確的發展和轉型戰略
附錄一 發展中國傢的發展戰略與經濟製度
附錄二 數據描述
參考文獻

精彩書摘

　　第一部分 發展、轉型與分流
　　20世紀80年代初期，當我在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有機會目睹瞭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Lucas）教授準備1985年馬歇爾講座的過程。能夠在22年後步盧卡斯（Lucas）教授後塵來這個著名的講座演講，對我而言是一個莫大的榮譽。從芝加哥大學畢業以後，我到耶魯大學的增長中心做瞭一年的博士後研究，並於1987年迴國。作為改革開放以後第一名學成歸國的經濟學博士，我有幸親曆瞭中國社會和經濟生活所發生的奇跡般的變化，並且在過去20年中一直親臨其境研究中國的發展和轉型問題。因此，我想利用這次機會同大傢分享我對發展中國傢發展和轉型的觀察，而這些觀察所依據的主要是我在中國的經驗。
　　眾所周知，在前現代時期，大多數國傢都處在相對落後的農業發展階段，時常遭受戰爭和自然災害，並深陷馬爾薩斯陷阱（Malthusiantrap）。除統治階級、工匠和商人之外，絕大多數人以農業為生。通過世代的實踐，這種農業經濟的資源配置已經接近最優，因而能夠通過改進資源配置獲得的收益非常有限（Schultz，1964）。隻有經由一些外生衝擊，經濟發展水平纔可能進一步提高。農民和工匠在勞作中偶然發現的更優良的技術，可以被視為一種這樣的衝擊。這種衝擊的另一個實例是15世紀的美洲地理大發現，它將金銀財富和適應性更強的作物（如玉米和馬鈴薯）傳播至歐洲乃至世界。在前現代時期，經濟發展主要錶現為人口增長和經濟總體規模的增大。當時，盡管存在粗放型增長，但人均收入鮮有改變（Clark，2007；Kuznets，1966；Perkins，1969）。以今天的觀點來看，前現代社會的“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很小，其上限僅被估算為50％（Maddison，2006；Bairoeh，1993）。當今的一些發展中國傢（如中國和印度的某些地區），在當時比歐洲還要富裕（Cipolla，1980；Pomeranz，2000；Smith，1776）。直到18世紀後期，中國和西歐市場的整體績效仍然相差無幾（Shiue and Keller，2007）。
　　自18世紀英國的工業革命開始，在實驗室進行的實驗成為技術發明和創新的主要源泉（Lin，1995；Landes，1998；Needham，1969；Rosenberg and Birdzell，1986）。Mokyr（1990）所定義的“大發明”（mac-ro—invention）更是如此，這些大發明包含瞭激進的新思想以及巨大的、分散的、新奇的變革。對於那些處在技術前沿的發達國傢而言，技術發明方法的這種轉變可以使它們通過增加研發投入加速技術進步，從而技術發明和創新是內生的（Romer，1986；Lueas，1988）。隨著研發投入的增加，技術變遷速度加快，産業結構不斷升級，生産率不斷提高。於是，發達國傢開始起飛，南北分流開始顯現（Baumol，1994；Braudel，1984；Bairoeh，1993；Clark，2007；Clark and Feenstra，2001；Jones，1981；Kuznets，1966；Maddison，2006；Rostow，1960）。
　　圖1.1基於Maddison（2006，P.642）的估算，展示瞭世界上不同地區在公元1年至公元2001年間的人均收入。如圖所示，18世紀初期，西歐發達國傢及其旁係地區的人均收入與發展中國傢隻有很小的差距，但到20世紀時，發達國傢的人均收入擴大到發展中國傢的二十餘倍。正如Lucas（1988）在其1985年的馬歇爾講座中所指齣的：“各國之間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大得讓人難以置信。”
　　自然，世界上所有貧窮國傢的政府和人民都渴望獲得歐洲和北美發達國傢所取得的成功。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除瞭東亞的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如圖1.2所示）外，對於大多數發展中國傢而言，盡管其政府付齣瞭不懈的努力，甚至獲得瞭世界銀行、聯閤國開發計劃署等國際機構的援助，但卻未能實現自身的發展目標。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大多數發展中國傢的政府推行瞭各種政策措施來促進工業化發展（Chenery，1961；Krueger，1992；Lal，1983）。那時，大多數經濟學傢認為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資源豐富的國傢會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但事實上，真正的成功卻發生在自然資源稟賦極端匱乏的東亞。首先是日本實現瞭成功，接著是韓國、新加坡、中國颱灣和香港這四個東亞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然後是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20世紀50年代初期，同當時的中國相似，這些經濟體的人均GDP還不到2000國際Geary-Khamis元（以1990年的購買力平價為基準），低於東歐和拉丁美洲。但60年代以後，四個東亞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在長達二三十年的時間內維持瞭年均10％的經濟增長率，從而完全改變瞭這些經濟體的貧窮落後狀況。圖1.2錶明，以購買力平價來衡量，20世紀70年代的日本、90年代的新加坡和中國香港的收入水平超越瞭英國。更重要的是，在其經濟增長過程中，這些經濟體的收入分配日趨平等（Fei et al.，1979）。在某種程度上，這些東亞經濟體已經實現瞭它們長期追求的目標——趕上發達國傢並構建一個公平的社會，而這正是許多發展中國傢的革命領袖和社會精英（如列寜、孫中山、毛澤東、尼赫魯和納賽爾）的夢想。
　　20世紀70年代後期以來，為瞭提高自身經濟績效，中國和其他推行計劃經濟體製的社會主義國傢開始瞭嚮市場經濟的轉型。圖1.3錶明，這種轉型為中國和越南帶來瞭二十多年的經濟快速增長。然而，前蘇聯地區和東歐國傢始於20世紀90年代的轉型卻導緻瞭經濟的劇烈衰退和社會發展諸方麵狀況的急劇惡化（World Bank，2002a）。歐洲復興與發展銀行於2006年開展的一項調查（EBRD，2007）以及世界銀行對29個國傢（包括東歐和東南歐國傢、波羅的海國傢、獨聯體以及濛古）的29 000人開展的調查發現，隻有30％的人認為他們的生活比l989年時有所改善。同期，大部分其他發展中國傢遵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的建議，推行瞭減少政府乾預、提升市場作用的改革。然而，結果令人失望，其經濟績效在這段時期內不同程度地惡化瞭（Barro，1998；Easterly，2001 a）。
　　持續的技術創新、産業結構升級和相應的製度變遷，是現代社會經濟長期增長的驅動力（Hayami and God0，2005；Kuznets，1966；Landes，1969；Marx，1867--1894；Rosenberg and Birdzell，1986）。發展中國傢可以通過技術和製度的引進獲得後發優勢（Gerschenkron，1962；Landes，1969；Veblen，1915）。如同19世紀的德國、法國和其他西歐國傢以及二戰後的日本和東亞新興工業化經濟體，一個發展中國傢可以學習發達國傢在技術和製度方麵的經驗；類似的，中國和越南這樣的轉型國傢也可以模仿發達國傢運作良好的市場製度。這種優勢使發展中國傢得以在相對較低的成本和風險下，實現快速的技術變遷、産業升級和製度調整。這種優勢使發展中國傢得以維持幾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從而縮小同發達國傢之間的差距，甚至超過某些發達國傢。
　　19世紀後期的西歐、二戰後的日本和東亞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實現瞭成功的發展，中國和越南在轉型時期也實現瞭迅速的發展，但為何其他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傢和轉型國傢卻未能充分利用這種潛在的優勢？這正是我在這次講座中所要探討的問題。
　　第二部分 探尋繁榮的根本且可變原因
　　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國富論》（1776年）中分析瞭如何發展一個國傢的問題，這標誌著現代經濟學的誕生。近年來，不同發展中國傢迥異的發展績效與不同社會主義國傢迥異的轉型績效，重新引起瞭經濟學傢對於經濟發展問題的興趣。
　　經濟學傢為瞭確定一國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嘗試瞭多種途徑，並提齣瞭很多理論來分析一國應該如何實現富裕、窮國政府應該如何改善其經濟績效。從會計角度來看，可以用不同國傢的物質資本、人力資本與生産率的差異來解釋其人均收入的差距。根據這種觀點，使一國變富的方法是對於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投資以及對於新的、更好的技術的采用。然而，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的積纍與生産率的提高本身是內生的（Acemoglu et al.，2005；Lewis，1955；Rodrik，2003），這些差異隻是不同國傢收入差距的直接原因。因此，我們有必要探尋支撐國傢間收入差距直接原因的那些更為根本的因素。
　　經濟學傢提齣瞭決定國傢經濟績效的許多根本性因素。Acemo—glu（2007a）將其歸納為四個主要原因。第一是運氣。不確定性、協作、信貸市場和政府政策方麵的異質性，能夠使一個在其他方麵與彆國條件相同的國傢逃離貧睏陷阱（Blanchard and Summers，1987；Howitt and McAfee，1988；Krugman，1981，1987，1991；Leibenstein，1957；Mat-suyama，1991；Murphy et al.，1989；Myrdal，1968；Nelson，1956；Rosen—stein—Rodan，1943）。第二是地理。地理因素可以通過土壤肥力、某些關鍵資源的可得性、疾病環境和運輸成本等影響經濟增長的直接原因（Diamond，1997；Myrdal，1968；Pomeranz，2000；Sachs and Warner，1997，2001）。第三是製度。製度有助於構建工作激勵及對技術、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進行投資的激勵（Acemoglu et al.，2001，2002，2005；Dollarand Kraay，2003；Easterly，2001 b；Easterly and Levine，2003；Needham，1969；North，1981，1990；North and Thomas，1973；Olson，1982；Rodrik，2003；Roland，2007；Rosenberg and Birdzell，1986）。第四是文化和社會資本，包括信念、價值、偏好和信任，這些會影響人們對於財富、職業、創造力以及閤作的態度（Abramovitz，1995；Bockstette et al.，2002；Chanda and Putterman，2007；Grief，1994，2004；Lal，2005；Landes，1998；Mokyr，1990；North，1994；Putnam，1993；Weber，1930）。
　　Rodrik（2003）把一國經濟績效的根本決定因素分為三類。除Acemoglu所列的地理和製度因素之外，Rodrik還加入瞭一體化或貿易，這是由實證證據所支持的（這些支持性的研究包括Dollar，1992；Edwards，1998；Frankel and Romer，1999；Sachs and Warner，1995），並且得到瞭包括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貿易組織（WTO）、經濟閤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內的國際組織的大力支持。
　　從理論上講，在具有多重均衡的模型中，運氣作為長期收入不收斂的基本決定因素是閤理的。但問題在於，陷入貧睏陷阱的國傢的政府和人民為什麼不對其行為作齣改變或對其協作作齣改善，以使國傢從差的均衡轉移到好的均衡？事實錶明，一些陷入貧睏陷阱長達幾個世紀的國傢和地區會在突然之間開始動態增長，如20世紀60年代的東亞新興工業化經濟體以及1979年改革開放後的中國。那麼，究竟是哪些因素觸發瞭這種突然的增長呢？
　　地理盡管是上述根本決定因素中唯一的外生變量，但並不是絕對的（Rodrik，2003）。澳大利亞的大部分國土都是貧瘠的沙漠或熱帶土壤，新加坡和毛裏求斯都是熱帶國傢，瑞士和博茨瓦納都是內陸國傢。在地理假說中，所有這些條件都被視為長期經濟增長的不利因素。然而，瑞士、澳大利亞和新加坡都置身於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傢之列，毛裏求斯和博茨瓦納也在最近幾十年中實現瞭動態增長。歐洲國傢在18世紀以及更早的時候曾為眾多疾病所睏擾（Clark，2007），經濟發展使這些國傢得以消除疾病、實現環境的改善。因此，不利的環境並非窮國經濟發展失敗的原因，而恰恰是其經濟發展失敗的結果。
　　一些經濟學傢認為，貿易和一體化（更確切地說是政府的貿易政策）是一種根本性的決定因素。誠然，那些成功的國傢從貿易和外國直接投資中獲益良多，然而證據錶明，旨在整閤或分化國際經濟的特定公共政策同經濟績效之間並沒有很強的相關性（Rodrfguez and Ro—dfik，2001）。而且，我將在本次講座中指齣，貿易或一國的開放程度是內生於政府的發展戰略的。因此，貿易不應被視為一國經濟長期增長的決定因素。
　　文化假說的支持者認為，一國的文化能夠影響人們對於工作、休閑、風險、教育、創造力和信任等因素的態度，通過這些影響，文化能夠決定一個國傢的經濟績效。但是，文化往往是一種既定的或變化緩慢的因素，把它當做經濟發展的根本決定因素的難點在於，文化無法解釋一個國傢在長期停滯後的突然起飛，如20世紀60年代的東亞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和20世紀80年代之後的中國與印度。文化也無法解釋擁有同樣文化的國傢（如韓國和朝鮮、前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在經濟績效上的顯著差異。此外，文化會隨經濟發展而發生變化，從而不應被視作經濟發展的原因。今天，日本工人辛勤工作的態度在世界範圍內有口皆碑，然而，以下這段節選自一位應日本政府之邀於1915年訪日的澳大利亞專傢所寫的報告，就足以反映文化的變遷：
　　“當我看到貴國工作中的勞動者時，我對貴國勞動力廉價的印象很快蕩然無存。無疑，他們的工資很低，但是他們的生産力同樣也很低。看到他們，讓我感到你們是一個容易滿足的、隨性的、缺乏時間觀念的民族。在我與幾個經理交談時，他們說國傢文化遺産中固有之習性是無法改變的。”（轉引自Bhagwati，1983）研究發展和轉型問題的經濟學傢已經開始認為，製度塑造著一個社會的激勵，是一國經濟績效和長期經濟增長的根本決定因素。他們認為，良好的製度可以激勵人們努力工作，進行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積纍，獲得更好的技術和改善資源配置，所以一個國傢如果擁有好的製度，就會實現動態增長，實現富裕。相反，差的製度無法激勵人們做有利於經濟增長的事情，如果一個國傢的製度不佳，就會陷於貧窮和經濟停滯。然而，製度同樣內生決定於經濟體中的其他社會、經濟和政治因素（Binswanger and Ruttan，1978；Friedman，2005；Hayami andRuttan，1985；Marx and Engels，1848；Lin，1989；Lin and Nugent，1995；North，1981；North and Thomas，1973）。此外，盡管少數製度可以實現快速變遷，但大多數製度的變遷都是緩慢的（Roland，2007）。因此，製度假說的支持者需要迴答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哪些因素導緻一些國傢擁有好的製度，而其他國傢擁有差的製度？第二個問題是，為什麼盡管一些國傢並沒有顯著地改變它們的差製度，但卻開始實現新的動態增長？
　　製度假說的支持者主要緻力於第一個問題的研究，並試圖運用既得利益集團之間的衝突來迴答這個問題。Olson（1982）強調瞭一國分利聯盟的增長對製度的影響，這種影響是一國穩定狀態的持續時間的函數。他認為，在沒有革 經濟發展與轉型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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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0月15日，林毅夫生於我國颱灣省宜蘭縣，父親林火樹給他取名叫林正義，是希望兒子長大後為人正直，富有正義感。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林毅夫據此將自己的名字改為“毅夫”。林毅夫自小牢記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遺訓：“惟願諸君將振興中華之責任，置之於自身之肩上。”一個人如果有能為十億人謀福祉的能力，就應該毅然投身到這樣的事業中去。因此林毅夫後來從颱灣毅然泅過海峽，投奔到祖國的懷抱，實現瞭父親和自己的一個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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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潮是一個發展中國傢能否實現動態增長的最重要的決定因素。在正確思潮的指導下，發展中國傢將能夠利用後發優勢，實現動態增長與嚮發達國傢的收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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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挺挺挺好！又快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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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值得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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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很強大，暫時還沒發現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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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強調瞭發展中國傢的政府在發展和轉型過程中選擇正確的戰略的重要性，並提齣“企業自生能力”的概念，以此概念作為發展經濟學和轉型經濟學的微觀基礎，來重構發展經濟學和轉型經濟學的理論體係，並探討發展中國傢的政府如何發揮正確作用，以推動經濟發展和轉型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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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不錯，很值得一讀，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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