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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策奬兩度獲奬曆史作傢塔奇曼筆下的 次世界大戰前的歐美世界，不同於其他分析“一戰”成因的著作，塔奇曼在這本《驕傲之塔：戰前世界的肖像，1890—1914》中僅力求將戰前世界麵貌栩栩如生地重現在其筆下，究竟世界大戰的原因如何，讀者們可以在文字中細細品味和琢磨。
內容簡介
塔奇曼在這部作品中將視綫集中於“一戰”爆發前25年的西方社會，以藝術傢般的手法再現瞭彼時的思潮與理想，遽變與紛爭：“八月炮火”轟響之前，英國的貴族世界開始傾塌，權力轉嚮新的階層，熱血的無政府主義者暢想著一個和諧世界，帝國主義情緒爬上新大陸，美國海軍悄然崛起，德雷福斯事件掀起一場法國人內部的激烈對峙，施特勞斯的音樂與尼采的思想影響著德國……在繁榮的錶象之下，舊世界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
作者簡介
巴巴拉·W·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美國著名曆史學傢、作傢，1936和1972年憑《八月炮火》與《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兩度獲得普利策奬。她偏愛以文學的方式書寫曆史，她的文字充滿戲劇性和畫麵感，在充分發掘史料的前提下伴隨著意味深長的議論和反思。其作品深受大眾讀者和費正清等曆史學傢的推崇。
奧利弗?B·波拉剋曾這樣寫道：“作為曆史學傢，塔奇曼不是在為其他曆史學傢們而寫作；在她的著作裏，字裏行間，韆百萬大眾讀者通過她的文字感受到瞭曆史的精彩之處。”
精彩書評
塔奇曼女士以大師之筆為我們揮毫畫下一幅場景：它熠熠生輝又光彩奪目，窮奢極侈又離譜至極。
——《先驅報》
這是極其罕見的對無懈可擊的學術研究和精緻文字的結閤……讀《驕傲之塔》，你不可能不感覺愉悅和欽佩。
——《紐約時報》
巴巴拉·W·塔奇曼的曆史是自立的，根本用不著理論支持。它就是讓讀者著迷瞭，它讓他們得以如此接近過去的曆史，這接近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費正清
目錄
前 言
第 章 權貴
英國：1895—1902
第二章 理念與行動
無政府主義：1890—1914
第三章 美夢終結
美國：1890—1902
第四章 “我要戰鬥！”
法國：1894—1899
第五章 沉靜的鼓手
海牙：1899—1907
第六章 尼祿主義在蔓延
德國：1890—1914
第七章 權力轉移
英國：1902—1911
第八章 饒勒斯之死
社會主義：1890—1914
後 記
緻 謝
參考文獻
索 引
精彩書摘
第二章
理念與行動
無政府主義：1890—1914
沒有國傢、沒有政府、沒有法律、沒有財産所有權的世界是多麼美好，腐敗的機構一掃而光，人們獲得自由，並像上帝所希望的那樣變得善良。為瞭這個美好的願景，六位國傢元首在1914年之前的20年內遭到暗殺。他們是1894年遇害的法國總統卡諾（Carnot），1897年遇害的西班牙首相卡諾瓦斯（Canovas），1898年遇害的奧地利皇後伊麗莎白（Elizabeth），1900年遇害的意大利國王翁貝托（Humbert），1901年遇害的美國總統麥金萊（McKinley），以及另一位西班牙總理卡納來哈（Canalejas），他在1912年遇害。他們當中沒有誰稱得上是暴君。他們的死是絕望的、受濛騙的人們的姿態，為瞭喚起社會對無政府主義思想的關注。
在席捲瞭這些生命的無政府運動中，沒有一個人是英雄。英雄就是理念（Idea）本身。正如一位研究革命的曆史學傢所說，那是“一場浪漫主義者的白日夢”。它有理論傢、思想傢，他們富有智慧，真誠而熱切，熱愛人文精神。它也有工具，那些因為不幸、絕望、憤怒或貧窮而變得墮落和無望，然後被理念吸引，直到被其占有、推動，付諸實行的人們。他們成瞭殺手。這兩組人之間並沒有接觸。思想傢們在報紙和小冊子上為無政府主義的韆年盛世搭建齣非凡的模型；傾吐充滿仇恨的激烈演說，猛烈抨擊統治階級及其卑鄙的幫凶—資産階級；振臂呼籲行動，呼籲“行動宣傳”（propaganda of the deed），以推翻敵人的統治。他們呼籲的對象是誰？所謂的行動又是什麼？他們沒有準確地說齣。他們有所不知，在社會的底層，寂寞的人們在傾聽。他們聽到瞭演說和鼓吹的迴音，窺見瞭閃閃發光的新韆年，允諾沒有飢餓和老闆的生活。突然，他們之中的一個滿懷仇恨或使命感的人拍案而起，齣去殺人—並在理念的聖壇祭上自己的生命。
他們齣身貧窮、擁擠的雜院，飢餓和骯髒在那裏稱王；結核病人咳嗽，空氣中彌漫著糞便、爛白菜和過期啤酒的味道。嬰兒哀號，夫婦爭吵尖叫，屋頂有漏洞，壞掉的窗戶也不曾維修，鼕天陣陣冷風便直灌進屋裏。隱私是難以想象的，男女老幼同住，在一個房間裏吃喝拉撒、交媾、生病、死掉。茶水壺在兩餐之間當洗滌鍋用，舊箱子當作凳子，骯髒的稻草堆當床鋪，兩個竹簍上搭一塊闆充當桌子。有時候全傢的小孩不能一起齣門，因為衣服不夠用。正派人傢要和醉鬼、毆打妻子的人、竊賊以及娼婦住在一處。生活在失業和乾不完的辛苦勞動間來迴晃悠，一個製造雪茄的工人和妻子每小時掙13美分，一天工作17小時，每周7天，纔能養活三個小孩。死是weiyi的齣路，也是weiyi的shechi，辛苦一生的積蓄就揮霍在雇用堆滿花的葬禮馬車上，悼念的人群行進，一切為瞭抵抗被遺忘的命運，以及那zui後的恥辱—公共墓地。
無政府主義者認為，隻要消滅邪惡之王—財産，就沒有人能依賴他人的勞動生活，人性也將獲得解放，追尋人與人之間自然的正義。國傢的角色會被個體自發的閤作取代，取代法律的是公共福利的zui高法。為瞭達到這個目的，任何通過選舉或勸說進行的改革都不會起任何作用，因為統治階級絕不會放棄財産，也不會放棄財産所有權的保護者—權力和法律。隻有以革命推翻整個惡毒的現有體製纔能取得想要的結果。當舊的係統成為瓦礫，完全平等、沒有quanwei的新秩序纔能微笑著安頓在地球上，每個人都有足夠多的東西。這個主張看來非常閤理，所以一被提齣，受壓迫的階級不可能不迴應。無政府主義者的任務是散播消息和宣傳行動，用理念喚醒他們。於是某一天，某個這樣的行動就能點燃反抗的烽火。
革命的1848年是無政府主義的第 年，也是對其發展而言zui重要的年份。它的兩位重要先知是法國人皮埃爾·蒲魯東（Pierre Proudhon）和他的門徒—俄國流放者米哈伊爾·巴枯寜（Michael Bakunin），他後來成為這項運動的積極領導人。
蒲魯東宣稱：“誰把手放在我身上、統治我，誰就是篡位者，就是暴君；我宣布他是我的敵人……統治人民的人民政體是奴役”，而它的法律是“貴族的蜘蛛網，窮人的鐵鏈”。自由社會的“zui高形式”是沒有政府的，而蒲魯東第 個將其命名為“An-archy”。他熱情洋溢，充滿衊視地抨擊政府。“被政府統治就是被沒有智慧和美德的人看管、檢查、監視、管理、訓導、說教、控製、支配、審查。就意味著每一個動作和交易都要注冊、蓋章、繳稅、獲取專利、許可、評估、測定、懲戒、矯正、遭遇挫敗。以公共福利為藉口，政府統治被利用、壟斷、侵占、掠奪，然後，稍微有點兒抗議或抱怨，當事者就會遭到罰款、騷擾、誹謗、毆打、恫嚇、繳械、審判、譴責、入獄、處死、絞喉、遣返、販賣、背叛、欺詐、濛蔽、暴打、淩辱。這就是政府，這就是它的公正，它的道德！再想想我們當中的民主主義者，相信政府是好的；社會主義者，以自由平等博愛之名，支持這個醜物；無産者自薦為共和國政府的候選人！真是虛僞！”
蒲魯東認為“權利的抽象理念”消除瞭革命的必要，人們通過理智，會被說服而接受沒有國傢的社會。而巴枯寜為理論添加瞭暴力革命的必要性，這是他在尼古拉斯一世的俄國學到的。他的競爭者卡爾·馬剋思堅持認為革命隻會從工業無産階級中産生，他們有組織，為這項任務受過訓練。巴枯寜與馬剋思觀點相左，他認為一觸即發的革命會發生在經濟落後的國傢—意大利、西班牙或俄國—那裏的工人盡管沒有什麼訓練，沒有組織，甚至不識字，也不瞭解自己真正的需要，卻會揭竿而起，因為他們一無所有。有責任心的革命者的任務是在群眾中傳播理念，把他們從統治階級強加的無知和偏見中喚醒。有必要讓他們意識到自身的需要，並從他們當中喚起和衝動相對應的思考，對於反抗的思考。這樣一來，工人們就意識到自身的意識，於是“他們的力量變得不可抗拒”。然而，信賴組織的馬剋思從巴枯寜手上獲得瞭對第 國際的控製。
無政府主義團體本身有阻滯其發展的矛盾之處。無政府主義拒絕政黨。蒲魯東稱之為“專製主義的變體”，但是服從quanwei、組織和紀律又是促成革命所必需的。一旦無政府主義者開會策劃活動，他們就不得不麵對這個必要性。忠實於理念的他們當然會拒絕。革命會從群眾中自發産生。需要的隻有理念—以及一點兒星火。
無政府主義者所期待的（資産階級所懼怕的）任何一次罷工、麵包引起的騷亂或地方上的起義，都可能是革命的星火。左拉小說《萌芽》中的埃納博太太—礦場經理的妻子，注視著礦工們在如血的夕陽下罷工遊行，她看見的是“恐怖的革命的紅色幻景，在世紀末的某個陰暗的黃昏毀滅一切。是的，在那個黃昏，終獲解放的人們會讓中産階級血流成河……他們靴子震響，皮膚骯髒，呼吸充滿難聞的氣味，這可怕的軍團將摧毀舊世界……到處是火光，什麼都沒瞭，銅闆、頭銜、地位、財産片甲不留”。
但每當左拉的礦工們麵對憲兵隊的槍炮時，星火都會被撲滅。喚醒群眾意識到自身需要和力量的神奇時刻並沒有到來。巴黎公社爆發又消失在1871年，沒能引發普遍的暴動。在給妻子的信中，幻想破滅的巴枯寜寫道：“在我們看來，群眾是不想被追求自由的熱情喚醒瞭，缺瞭這個，我們理論上正確又有什麼用呢？我們無能為力。”巴枯寜傷心絕望，在1876年死去。正如亞曆山大·赫爾岑（Alexander Herzen）所說，他是個沒有美洲的哥倫布。
1881年，民粹派（Narodniki）齣拳，震驚世界：他們刺殺瞭沙皇亞曆山大二世。在他們看來，這場齣人意料的行動大獲成功，可與攻占巴士底獄並稱。藉此傳播瞭他們的抗議，召喚瞭被壓迫者，震懾瞭壓迫者。然而，這一行動引來瞭反動。被殺的沙皇，皇冠雖說是獨裁的象徵，他自身卻是農奴的“解放者”，因此貧農為其哀悼，並認為“鄉紳謀殺瞭沙皇，為瞭重獲土地”。他的大臣們展開瞭野蠻的鎮壓，民眾放棄瞭所有改革的想法，對此持默許態度，而革命運動“毀於一旦，意誌消沉，撤到瞭反叛者的地窖中”。至此，無政府主義者的第 時期畫上瞭句號。 在19世紀90年代無政府主義運動煥發新春之前，一場可怕的事件擴大瞭它的影響。這件事沒有發生在歐洲，而發生在瞭美國，在芝加哥城。1886年8月，8位無政府主義者被約瑟夫·加裏（Joseph Gary）法官判處絞刑，因為在當年5月4日，一枚炸彈扔嚮瞭武裝警察隊伍，炸死瞭7名正試圖驅散乾草市場廣場（Haymarket Square）罷工者集會的警察。
這次事件是8小時工作製運動的頂點，而爭取8小時工作製又是10年來以芝加哥為中心的工業戰爭的頂點。每一次衝突中，法律的力量—警察、軍隊和法庭—都與雇主閤作。迎接工人要求的是荷槍實彈和封鎖，罷工破壞者卻受到私人偵探（Pinkertons）保護，這些偵探全副武裝，宣誓擔任副治安官。在階級鬥爭中，國傢不是中立的。受悲慘和不公的驅使，工人們越來越憤怒，雇主們越來越害怕，越發堅定瞭撲滅罷工的決心，緊張的氣氛持續升級。就連亨利·詹姆斯這樣的邊緣人物都感受到一座“邪惡的無政府地獄在喘息，吐齣它的痛苦、能量和憎恨”。
無政府主義並非工人運動，不過是下層階級普遍騷動的一個組成元素。但無政府主義者在工人抗爭中看到瞭熾熱的木炭，想把它吹成熊熊烈火。“1磅（約0.45韆剋）炸藥的威力能抵一堆子彈，”奧古斯特·斯皮斯 （August Spies） 大聲呼叫，“軍隊警察，資本主義的獵犬，做好瞭謀殺的準備！”這一點上他是對的，因為在一場工人和破壞罷工者的衝突中，警察開槍殺死瞭兩人。“報仇！報仇！工人們武裝起來！”斯皮斯當晚印刷、散布的傳單在呐喊。他呼籲次日舉行抗議集會。這場集會的地點正是乾草市場廣場，警察過來驅散人群，一顆炸彈扔瞭過來。究竟是誰扔的一直沒查齣來。
宣判後，被告們在法庭上演講，堅持無政府主義原則，充滿殉道者的意識，迴響歐美，給無政府主義提供瞭zui好的宣傳材料。他們意識到證據不足以定罪，便大聲宣告他們遭受審判不是因為謀殺，而是因為無政府主義。“讓全世界知道，”奧古斯特·斯皮斯叫囂，“在1886年的伊利諾伊州，8個人被判處死刑，因為他們相信更美好的未來！”zui後，3個犯人被免去死刑，而在監獄服刑。一個叫路易斯·林格（Louis Lingg）的，是他們當中zui年輕、英俊也zui狂熱的分子，法庭上展示瞭他製造炸彈的證據。在死刑執行的前一晚，他用一劑雷酸汞炸死瞭自己，並留下血書—“無政府萬歲！”他的自殺被很多人視作是認罪的舉動。餘下的四個，包括斯皮斯在內，於1887年11月11日被絞死。
數年之後，絞刑架的側影和四具懸掛的屍體裝點著無政府主義的文獻，11月11日被歐美無政府主義者當作革命紀念日來慶祝。而公眾的良知也意識到瞭絞刑架造成的悲慘、工人階級的抗議和動亂。
每個街角都站著身為無政府主義者卻對此無知無覺的人。其中一位被紐約的警方記者雅各布·裏斯（Jacob Riis）寫進瞭1890年的書《另一半人如何生活》中。他在第五大道和第十四大街見到這個人。此人突然跳嚮一輛馬車—車上的客人是兩位打扮時尚的女士，剛買瞭一堆東西—用刀猛砍體格肥壯、毛發油亮的馬匹。他在被逮捕關押時說：“他們不用擔心明天。一個小時就花瞭能養活我和我傢人一年的錢。”他正是那種無政府主義的實踐者。
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緘默的，或者隻能像一位失去産業的愛爾蘭貧農zui後一次挖地時那樣悲號。一位訪客問他想要什麼。“我能要什麼呢？”老人哭喊，嚮天揮動拳頭，“我隻要zui後的審判日！”
窮人們所在的這個社會，權勢、財富、龐大的支齣到瞭前所未有的地步。富人們一餐中享用魚、傢禽和紅肉，住在大理石造的宅邸，錦緞裝飾的牆壁，有三十、四十甚至五十多個房間。鼕天穿皮草，有隨從僕人替他們擦鞋、梳頭、準備洗澡水、點壁爐的火。在這樣一個世界，梅爾芭夫人在薩瓦的午餐會上，客人們吃厭瞭桃子，便嚮窗下的行人扔著玩。這可是當季的鮮果，“芬芳甜美，棉絨包裹”。
這就是統治者，有錢人，他們所有的巨大財富似乎隻能解釋為從窮苦大眾的口袋中的剝削所得。“什麼是財産？”這是蒲魯東的著名問題。他的答案是：“財産即盜竊。”“你們難道不知道嗎，” 恩裏科·馬拉泰斯塔（Enrico Malatesta）在90年代的無政府主義經典《兩個工人的談話》中說道：“他們吃的每一口麵包都是從你們的孩子手中拿來的，他們給妻子的每一件貴重禮物都意味著你們的貧睏、飢餓、寒冷，甚至賣身。”
如果說無政府主義者的經濟學比較模糊，他們對統治階級的憎恨卻是強烈又鮮明的。他們憎恨“所有人類的摺磨者”，這是巴枯寜的稱呼，包括“牧師、君主、政治傢、士兵、官員、金融傢、資本傢、放貸者、律師”。對於工人自己來說，敵人不是遙遠的富人，而是他們的代錶：地主、工廠主、老闆、警察。
他們會憎恨，但極少會反叛。大多數人態度冷漠，因為窮睏而昏昏沉沉。也有人放棄瞭。一位有四個孩子的母親靠做火柴盒賺錢，一個盒子4.5美分，一天工作14小時總共能賺31.5美分。有一天她跳窗自殺，被人從街上搬走時已經死瞭。鄰居說：“她喪失瞭希望。”一位母親病重又丟瞭工作的年輕人因為企圖自殺而被帶上地方長官的法庭。將這個人從水中拉上來的是水閘看守人的妻子，她在做證時說“我一把他拉上來，他就又往水中爬”，直到某個工匠過來幫忙。地方長官於是稱贊她臂力驚人，整個法庭都笑瞭，但在場的一位叫傑剋·倫敦（Jack London）的人寫道：“我能看到的隻是一個男孩，在生命的門檻奮力爬嚮泥濘的死亡。”
巴枯寜時代無政府主義實際嘗試上的失敗導緻其理論和實踐偏離瞭地麵，轉移到雲端。在從19世紀90年代開始的新時期，它那一貫的田園牧歌般的目標變得更烏托邦瞭，而行動則比從前更遠離實際。它變得失去耐心，看不起社會主義者和工會主義者爭取8小時工作日的微不足道的努力。“給老闆工作8小時是太多瞭，”無政府主義報紙《反叛》（La Révolte）宣稱，“我們都知道社會的癥結不是工人們工作10小時、12小時或14小時，而是老闆的存在。”
新無政府主義的領導者中zui傑齣的是彼得·剋魯泡特金親王（Prince Peter Kropotkin）。他齣身貴族，從事地理研究，信仰革命。他在聖彼得堡的彼得保羅監獄被關押瞭兩年後，於1876年逃齣，這一轟動一時的事件給他罩上瞭英勇的光環；其後他流亡瑞士、法國和英國，毫無悔意、努力不懈地宣講革命要義，使光環亮度不減。
剋魯泡特金盡管命途多舛，對人類的信心卻取之不盡、無法撼動。他給人一種“渴望把所有人類都攬進懷抱，使他們保持溫暖”的印象，熟知他的記者亨利·內文森（Henry Nevinson）如是說。他那光禿而高貴的腦殼被一圈茂盛的棕色頭發環繞，閃耀著善良的光芒。濃密的鬍子安樂地散布在頦下。他身材十分短小，“沒有足夠的身體支撐碩大的頭顱”。他是斯摩棱斯剋王子（princes of Smolensk）的後裔，根據傢庭傳統，屬於盧芮剋王朝（Rurik Dynasty），曾在羅曼諾夫傢族（Romanovs）到來之前統治俄國。剋魯泡特金加入瞭“良心發現”的俄國貴族的長隊，這些人因為所處的階級壓迫瞭人民幾個世紀而懷有罪惡感。
他於1842年齣生，在西伯利亞擔任哥薩剋官員時研究瞭當地的地理情況，迴來時成為地理學會秘書，並在1871年為該組織勘探瞭芬蘭和瑞典的冰川。與此同時，他已經成為某秘密革命委員會的成員，被發現以後，便遭逮捕和關押。他在1876年越獄後—這一年正是巴枯寜去世之年—逃往瞭瑞士，與法國地理學傢愛理塞·邵可侶（Elisée Reclus）共事。邵可侶也是個無政府主義者，他的巨著《世界地理》就有剋魯泡特金的貢獻—他寫瞭關於西伯利亞的分冊。這兩人又閤辦瞭《反叛者》，剋魯泡特金任編輯三年；被查禁後該刊又在巴黎以《反叛》的名目重生，後來成為zui著名、壽命也zui長的無政府主義報刊。他有力而激情的論戰，因為成功逃脫俄國zui令人畏懼的監獄而獲得的威望，他與瑞士無政府主義者汝拉聯盟（Jura）的積極工作—所有這些使他獲得瞭親王的稱號，成為公認的巴枯寜接班人。
他又於1882年來到法國。公社傳統滋養瞭法國的武裝無政府主義運動，裏昂就有個發展得不錯的團體。警察搜捕瞭這個團體，引發瞭報復性炸彈襲擊，導緻一人死亡。於是52名無政府主義者，包括剋魯泡特金遭到逮捕，罪名是隸屬於某緻力於71廢除財産、傢庭、國傢和宗教的國際同盟。剋魯泡特金被判處5年徒刑，服刑3年後被格雷維總統赦免，之後他和妻女一起遷居英國—那個時代的政治流放者zui終的避難所。
在哈姆斯密，這個倫敦郊外體麵到沉悶的住宅區中有一座小房子，剋魯泡特金在此繼續為《反叛》撰寫暴力的熱情頌歌，為地理學期刊以及《十九世紀》撰寫學術文章，用五種語言招待前來訪問的激進分子，在托特納姆宮廷路的一處地窖給無政府主義俱樂部講演，還彈鋼琴、畫畫，並以他溫柔的性情、和藹的態度吸引瞭所有與他見過麵的人。“他的友善親切到瞭聖潔的地步，”蕭伯納寫道，“他那把絡腮鬍子、可愛的錶情，好像是愉悅山上的牧羊人。他weiyi的缺點是有預測兩周內爆發戰爭的習慣。zui後證明他是對的。” 這個缺點其實反映瞭剋魯泡特金的樂觀，因為戰爭對於他來說是期待中的災難，摧毀舊世界並為無政府主義的勝利開路。國傢的“飛速墮落”加速瞭這個勝利的進展。“它不會在遠方，”他寫道，“一切都使它越來越近。”
這個和藹可親的人穿著維多利亞紳士傳統的禮服大衣，卻在鼓吹暴力的必要性上立場強硬。人類走嚮完美的進程被“既得利益者的惰性”所抵製。進步需要一場暴力事件“把人類從陳舊的常規中拽齣來，扔到新的路上去……革命成為必要，不容置疑”。必須通過“行動宣傳”在大眾中喚起反叛的情緒。成為無政府主義暴力旗幟的“行動宣傳”這一措辭zui早是法國社會主義者保羅·布魯斯（Paul Brousse）在1878年使用的。這一年見證瞭四次針對歐洲皇室的襲擊：其中兩次的對象是德國的威廉一世，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國王各一次。“理念已經齣動，”布魯斯寫道，“我們也必須發起行動宣傳。皇室的胸膛將打開通往革命之路！”
次年在瑞士汝拉召開的無政府主義代錶大會上，剋魯泡特金特彆強調瞭行動宣傳，雖然並未明確宣傳的方法。盡管沒有大力推薦暗殺，他還是在19世紀80年代繼續敦促一種通過“演講、文字、匕首、槍炮和火藥”實現的宣傳。他在《反叛》的版麵上鼓舞人心地召喚：“言行閤一的勇者，有骨氣的人，不願過與自己的原則衝突的生活，寜願選擇監獄、流亡與死；果敢的人，知道為瞭勝利，必須敢於冒險。”這樣的人必須成為先進的革命衛士，遠在群眾做好準備之前，除瞭要“說話、控告、討論”，還必須“行叛變之實”。
“僅僅一次行動，”剋魯泡特金又在彆處寫道，“就比1000本小冊子更有宣傳力度。”詞語“像教堂的鍾聲一樣消失在空氣中”。需要行動來“刺激對剝削者的憎恨，嘲弄統治者、錶現齣他們的弱點，更重要的是一直要喚起反叛的精神”。他在報紙上傲然呼籲的行動確實成為現實，但行動的執行者卻不是他。
到瞭19世紀90年代，剋魯泡特金50多歲的時候，盡管從未改變對革命的需求，卻對個體的行動的熱情上做齣瞭一些剋製。他在1891年3月的《反叛》上寫道，縱然“革命精神通過個人英雄主義的行為得到極大的提升，英雄行為本身卻無法構成革命。革命首先是群眾運動……幾斤炸藥摧毀不瞭有幾百年曆史的體製。這些行動的時機已過，現在應該是無政府主義和共産主義思想穿透群眾的時候瞭”。可惜，免責聲明很少和先前的主張一樣有力。
1893年煤礦罷工的中途，在倫敦霍爾本一傢飯店，剋魯泡特金與固執的工團主義者本·蒂利特（Ben Tillett）、湯姆·曼恩（Tom Mann）爭吵。“我們必須摧毀！我們必須破壞！我們必須把專製者趕下來！”曼恩喊叫。
“不，”剋魯泡特金說，帶著外國口音，鏡片後的雙眼像科學傢一樣閃著光，“我們必須建造。我們必須在人心之間建造。我們必須造齣天國。”
他已經準備好瞭天國的方案。革命之後—他估計需要三五年纔能摧毀政府、監獄、堡壘、貧民窟，沒收土地、工業及所有形式的財産—誌願者們會盤點所有的食物儲備、住所以及生産工具。打印齣的單子將散發給大眾。每個人都能按需得到供大於求的東西，而供不應求的東西則會定量配給。所有的財産都是公有財産。所有人都根據自身需要在公共倉庫中獲得食品和用品，也有權“決定對於他來說舒適生活所需的東西”。既然沒有瞭繼承，貪婪也就不復存在瞭。所有體格健全的男性都通過團體和公社與社會訂“協議”，規定他們從21歲到45歲或50歲，從事自己選擇的工作，每天5小時。作為迴報，社會將保證其享受“房子、商店、街道、交通工具、學校、博物館等等”。執法部門、法官或刑罰都沒有存在的必要，因為人們會齣於自身與鄰居“閤作、支持和同情”的需求而履行協議。這項過程非常閤理，所以行得通，然而就是剋魯泡特金也應該注意到，閤理性很少是人類行為的動機。
在常識上不留情麵的蕭伯納在費邊主義小冊子《論無政府主義的不可能》中指齣瞭問題所在。這本書於1893年齣版，其後10年內再版多次。他問道：如果人是好的，體製是壞的，如果一旦腐敗的體製不再壓迫人，人就能變好，那麼“令他痛苦呻吟的腐敗和壓迫又是如何産生的呢”？然而，蕭伯納覺得有必要寫下這本小冊子，這正是他對理念力量的緻敬。
對於無政府主義規劃而言，zui棘手的問題是核算物品和服務的價值。根據蒲魯東和巴枯寜的理論，每個人是根據他的産量來分配物品的。但這就需要一個團體來確定價值並做核算，一個權力機構—正是“純粹”無政府主義譴責的對象。剋魯泡特金和馬拉泰斯塔提齣瞭解決辦法，那就是假定所有人都願意為瞭整個社會的普遍利益而工作，既然所有的工作都是高尚而愉快的，每個人都會主動地貢獻，自由地從公共倉庫中取齣所需，沒有核算的必要。
為瞭證明這一點，剋魯泡特金發展瞭他的“互助”理論，以展示無政府主義存在於自然法則中的科學基礎。他認為，資本主義思想傢歪麯瞭達爾文的命題。自然界其實並非紅牙利爪，各種生物本能地以消耗他者為代價生存。相反，它們是齣於本能，通過“互助”來保存物種。他舉的例證包括螞蟻、蜜蜂、野馬和牛—它們會圍成圈以抵禦狼群的攻擊—以及中世紀生活在鄉村公共農場的人們。他特彆佩服兔子，雖然沒有防禦的力量，也沒有什麼特彆的能力，卻存活並繁衍。兔子在他看來象徵著柔者的耐久性，而柔者將承襲地土，正如過去的一位布道者所言。
盡管剋魯泡特金始終構想著資産階級世界的全麵毀滅，資産階級卻忍不住要授予他榮耀。他是如此傑齣的學者—而且還是個親王。他拒絕瞭皇傢地理學會的會員資格，因為學會接受皇室的贊助，但他還是受邀參加學會晚宴。他在宴會上拒絕站起來加入主席提議的“為國王乾杯！”活動。主席隨即又站起來說：“剋魯泡特金親王萬歲！”於是席上所有人起立，一同為他乾杯。他在1901年訪問美國，在波士頓的洛威爾研究所做講座，受到當地知識精英的款待，風頭不輸芝加哥名媛波特·帕爾默（Potter Palmer）夫人。《亞特蘭大月刊》請他寫迴憶錄，他的書也由zui體麵的齣版社發行。《互助論》一書上市，就獲得《評論之評論》的褒奬：“一本健康、開朗、愉快的好書，讀瞭對人有好處。”
……
前言/序言
本書的主題是一個時代的末年。那個時代沒有因為年老或意外死去，而是爆炸於終結性的危機裏，成為曆史的重要一頁。但那次危機並沒有在本書中齣現，因為那不是書中人物的經曆，對他們來說，它還沒有發生。我試圖停留在當時已知的範圍內。
1914—1918年的第 次世界大戰像一壘燒焦的泥土，橫亙在那個年代與我們之間。多少可能在後來成為中堅力量的生命因此灰飛煙滅。理想被摧毀，思潮遭轉變，留下幻滅的傷痕，無法愈閤。兩個時代生理和心理的溝壑由此而生。本書將試著探索“一戰”前那個世界的特質。
這不是我zui初打算寫的那本書，事先的構想隨著調查研究的深入被逐個拋棄。那個時期對於絕大多數沒有特權的人而言，並不是什麼黃金時代或美好年代（Belle Epoque）。那個年代不隻有自信、純真、舒適、穩定、安全與和平。所有這些品質當然都存在。人們的確對價值和標準更有信心，對人類的未來更有希望，這一點上，可以說比今天的人更純真，但他們的生活並非更平靜、舒適—少數特權階級除外。而我們卻錯誤地認為，懷疑、恐懼、騷動、抗議、暴力和仇恨是不存在的。生活在那個年代的人也誤導瞭我們，當他們跨過戰爭的鴻溝迴首往事時，前半生便籠罩在瞭美麗夕陽的薄霧下，充滿和平與安寜。而當他們身處其中時，似乎就沒有那麼光輝燦爛瞭。他們的記憶和懷舊情緒影響瞭我們對戰前世界的觀念，但我可以根據足夠的研究告訴讀者：關於戰前社會有多美好的說法，都是那代人在1914年之後提齣的。
如第 次世界大戰這般波及甚廣的瘡痍不可能從一個黃金時代中産生。這麼明顯的道理，也許我一開始就應該意識到，但我並沒有。然而，我確實覺得，那場戰爭的起源並不像《大國政治》（Grosse Politik）裏，伊斯沃爾斯基（Isvolsky）對埃倫塔爾（Ahrenthal）、愛德華·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對普恩加萊（Poincaré）所說的那樣。曆史學傢們跟隨再保險條約、德奧同盟、三國同盟、摩洛哥危機、巴爾乾紛爭等一係列蜿蜒麯摺的事件，在其中苦心尋找根源。這些研究當然是必要的，我們後來者也非常感激這些學者，但他們的工作已經完成。戰爭爆發時，俄國外交部長賽奇·薩索諾夫（Sergei Sazonov）在一係列調查之後終於大喊：“夠瞭！彆再羅列年錶瞭！”我是站在他這邊的。《大國政治》式的處理辦法已經用盡，而且，這種辦法也有誤導作用，它使我們更容易去相信一個膚淺的幻想：“他們”—愛惹麻煩的政客總是戰爭的元凶，而“我們”—無辜的群眾，僅僅是被誘導、利用的。這種印象是錯誤的。
“一戰”的所謂外交起因隻是病人的體溫錶，它無法告訴我們是什麼引起發燒的。要調查根本的原因、深層的力量，我們必須從整個社會體係入手，努力探索是什麼在推動著人們。我試圖關注社會，而不是國傢。強權政治和經濟競爭盡管重要，卻不是我的課題。
本書所述的年代，首先是人類曆史上發展速度zui快的一個世紀的dingfeng時期。好戰意誌在拿破侖戰爭中zui後一次井噴，此後工業和科學革命轉變瞭整個世界。走進19世紀的人們僅使用人力和畜力，輔以風力和水力，這同進入12世紀甚至公元1世紀相比，沒什麼不同。但從19世紀進入20世紀的人們，運輸、交流、生産、製造及武器研製的能力卻因為機器的能量而翻瞭幾韆倍。工業社會給予人新的能量和新的領域，但與此同時也纍積瞭新的壓力：貧富差距拉大，人口不斷增長、城市擁擠，階級、群體間矛盾激化，人與自然分離，個體工作缺乏滿足感。科學給予人新的福祉與新的眼界，卻帶走瞭對上帝的信仰和對所知體係的確定性。告彆19世紀時，人們的憂慮與安定一樣多。盡管世紀末（fin de siècle）常常意味著頹廢，但實際上，世紀之交的社會卻迸發著新的張力和纍積的能量。1914年的斯蒂芬·茨威格33歲，他相信戰爭的爆發“與理念毫無瓜葛，甚至與邊界也關係不大。除瞭多餘的力量之外，我無法做齣其他解釋。40年的和平所纍積起來的內在動力如今在尋求暴力的釋放，結果便是這場悲劇”。
我坦承，在描繪戰前世界景象的嘗試中，已精挑細選、淘汰瞭許多材料。如今此書將成，我可以針對完全不同的題材，用同樣的書名再寫一本。 然後還可以寫齣第三本，也仍然不會重復。我可以增加關於這個年代的文學的章節，或者關於戰爭的—中日甲午戰爭、美西戰爭、布爾戰爭、日俄戰爭、巴爾乾戰爭—還有關於帝國主義、關於科技、關於商貿、關於女性、關於王室、關於醫療、關於繪畫，關於可以引起個彆曆史學傢興趣的任何主題；還可以有關於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契訶夫、薩金特、馬匹、美國鋼鐵公司的章節，所有這些都在我的原計劃中。本來還應該有一章關於某個平凡的小店主或職員，將他作為湮沒無聞的中産階級的代錶。可惜我始終沒能找到這樣一個人。
我想，我有必要嚮讀者解釋一下我遴選材料的過程。首先，我將自己限製在瞭英美和西歐世界中，這是我們的經驗和文化zui直接的來源。我捨棄瞭東歐，雖然它也很重要，但畢竟屬於不同的傳統。在選擇題材時，我隻挑那些有代錶性的、對1914年以前的文明産生瞭重大影響的對象，而不考慮其後的情況。因此，我排除瞭汽車和飛機，弗洛伊德和愛因斯坦，以及他們所代錶的趨勢。我也排除瞭古怪離奇的人物，盡管他們魅力無窮。
我意識到本書並沒能給齣zui終的結論，隻從那個年代豐富的異質性中做齣一些漂亮的概括是站不住腳的。我也知道本書的內容遠不是那個年代的全貌。這麼說不是齣於假意的謙虛，而是因為我痛苦地意識到那些未被包括進來的人和物的存在。寫作收尾時，聚集在我周圍的便是他們的聲音和臉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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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好书，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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