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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中國學術（第23輯）》是人文學科領域的新研究成果，涉及曆史、文學、人類學、法律等多個領域。第二十三輯包括六篇論文，兩篇評論，一篇通訊，十篇書評。

內容簡介

　　 我們所講的“中國學術”，絕非僅限於某一地理疆界之內的學術活動，否則不光雜誌的論域和器量會太受限製，而且就知識生産的世界現狀而言，也實在難以保證足夠的學術量。由此從外延來講，凡是來自廣義“文化中國”的學術創造，即使它並非大陸人甚至中國人的創造，仍要屬於“中國學術”；而從內涵來講，凡是理應納入當代精神視野的重大話題，哪怕它超齣瞭特定民族國傢的具體關切，也仍要屬於“中國學術”。
論文欄一組緻力於中外文化關係史的研究，顯齣文明間的跨越是其來有自的，隻不過早先的主要邊界並不在中西之間。劉迎勝提齣瞭一個既有難度又有興味的問題：明初人齣使外番時究竟以何種語言交流?作者基於同時以漢、波斯與泰米爾三種文字刻成的锡蘭山碑推測：後兩種文字正是鄭和船隊的主要外交語言；更佐以其它材料（如明成祖緻沙哈魯國王的國書的波斯文本）推斷：元亡以後，波斯語在中國的官方語言地位雖不復存在，但其作為外交語言的地位仍保持瞭一段時期，故明初時無論是沿陸路齣使西域還是沿海路下西洋，均以它為外交語言。陸揚比較瞭中古留下的多種鳩摩羅什傳記，並對之進行瞭語境化和曆史化的詮釋。作者指齣，當時的佛教史傢充分調用曆史與想像資源，在凸顯傳主與其母耆婆及中亞僧團間的精神聯係、展現傳主過人智慧與佛教修行間的緊張關係、以及刻畫傳主遠到異域傳教的孤獨與挫敗心態等方麵，進行瞭持續努力和不斷修正；可以想見，這類史書中的大量敘述細節，不僅反映瞭當時佛門與公眾對傳主的評價與想像，也反映瞭佛教傳入中土時各種力量的相互影響與製衡。
第二組聚焦於明清小說中的性話語。陳建華對《金瓶梅詞話》的研究，綜閤瞭三個不同的嚮度：從敘事傳統的角度，指齣小說中的視覺特彆是偷窺視角，在人與現象世界的關係中扮演瞭新的角色，並一定程度上促成瞭從全知敘事到有限敘事的曆史性轉摺；從視覺文化的角度，指齣小說中對私生活和偷窺的興趣，反映齣隨著晚明城市經濟的發展，齣現瞭私密性“閱讀”的新型要求；從社會性彆的角度，指齣潘金蓮的“惡”眼雖然蘊涵著對女性的詛咒，但對新的“視力”的召喚卻亦反映瞭傳統倫理的恐懼，同時也帶來瞭性彆天平齣現“陰盛陽衰”的吊詭。商偉對《纔子牡丹亭》的研究，強調瞭明末和清初間的連續性：這部成書於康熙、雍正年間，刊行於雍正、乾隆之際的評注性著作，其牽強的注釋似乎專門圍繞著性話題，錶明晚明之風其實到十八世紀上半葉仍未消歇。作者緣此認為，這種顛覆性的情色詮釋，既以王學為其內在動力和思想資源，也標誌著王學的邏輯；它的闡釋內容和方法體現瞭晚明以來文學實踐的內在趨嚮，故其意義便隻能參照這些作品的母題和敘述模式來理解。
第三組聚焦於日本的江戶“蘭學”（即荷蘭之學）。近來學術界不約而同地關注起上世紀初葉從日本湧入的大量外來語，發現那裏潛藏著許多文化誤讀的重大案例。然而，那些以漢字為假象的日語外來語，最初在其本土語境中又是怎樣形成的?瀋國威道齣瞭其中的“所以然”。作者指齣，日本近代的蘭學從《解體新書》的刊行算起（1774年），迄至來自中國的漢譯西籍開始自由輸入（1860年前後），總共進行瞭80餘年。在此期間，蘭學傢們麵對西學“抗顔強譯”，並在實踐中總結齣瞭譯詞三法——即利用中國典籍詞語的“翻譯”、摹藉或汲意造詞的“義譯”，以及萬不得已而為之的“音譯”；而大量利用漢字拼閤起來的新詞，正是在中國典籍中沒有現成對等詞語的睏境下，被蘭學傢們根據“義譯”的方法創製齣來的。趙堅又在曆史和社會的背景下，綜述瞭日本蘭學的發生、發展與特徵。作者還指齣，蘭學這種“洋學”一開始又稱“蠻學”，是作為“漢學”（主要是傳統漢醫學）的對立麵齣現的，這種稱呼不僅包含著對其研究對象（“蠻人”）的鄙夷，也意味著蘭學和漢學之間的高下之分。不過，蘭學和漢學並非總是這般水火不容，反而很快就發生瞭融閤，到後來後者竟成瞭前者的“素養”和“媒體”。準此纔可以理解，後來從晚清輸入的漢譯西籍（如《萬國公法》），何以又對幕末的蘭學有所推動。
評論欄圍繞著“曆史與現代性”的關聯。高毅基於歐洲的史實認定，現代文明本質的東西是和人的天性連在一起的，那就是對於人類崇尚自由平等的自然本能的空前覺醒，以及力求實現自由平等和諧共處的理性精神。由此，所謂“現代性”應是科學化、工業化和民主化的三位一體，而自由與平等兩大價值之間的張力則是它的內在動力源。作者的辯護是，兩個多世紀來現代文明在其發生、成長和擴散曆程中遭遇的種種睏境，多是由各種對抗現代性的前現代因素所誘發促生，並非緣於現代性本身正當性的不足。葉文心基於史傢的敏感，指齣高速起飛的前景如何促成瞭上海地方史資源的重新分配，以至以往革命史對於階級鬥爭和外來壓迫的強調，也在新的史學話語中變成瞭“被動開放”與“主動開放”之辯。藉助於這種雄辯，新的上海史著述就重塑瞭人們的記憶，也為該市主動謀求國際化的戰略建構瞭曆史基礎。不過，同樣齣於史傢的敏感，作者亦指齣九十年代的上海雖然提齣瞭“主動開放”的戰略指標，其曆史條件卻與“被動開放”的三十年代頗有不同。
講壇/通訊欄，發錶瞭丁爾蘇基於本刊2003年春季號上的錢鍾書遺作——所進行的聯想式發揮。作者再次以《世界公民》及《在中國屏風上》為例，講述瞭關於中國的不同觀念是如何以及為何被異國挪用的。
最後再迴到起初的話題。剛剛從瓦格納那裏讀到瞭這樣一段望而生畏的文字：
中國學研究發生在一個多語言的世界。除瞭中文以外，學者們還在用日語、英語、法語、德語以及其它語言撰寫重要的著作；而相當的曆史資料則在另一寬泛的語言跨度裏傳布，從梵文到吐火羅文，從拉丁文到葡萄牙文，更不用說日文和韓文中對古漢語的運用瞭。幾乎沒有學者敢於聲稱自己在用所有這些語言中的哪怕一小半來從事研究，而與此同時，這樣的學術原則卻依然有效：關於一個課題的所有重要的資料和研究均需要顧及，不管它們傳布在哪種語言中。（瓦格納：《王弼研究》中文版序言）
但轉念想來，不正是因為這項事業既如此艱難，又如此廣闊，我們纔如此渴望去調動普天下的積極因素，來共同書寫——乃至於共同造就——那個早已成為世界性話題的、充滿遷移張力的中國性嗎？

目錄

捲首語
論文
明初中國與亞洲中西部地區交往的外交語言問題
解讀《鳩摩羅什傳》：兼談中國中古早期的佛教文化與史學
欲的凝視：《金瓶梅詞話》的敘述方法、視覺與性彆
一陰一陽之謂道：《纔子牡丹亭》的評注話語及其顛覆性
日本的蘭學譯詞與近代漢字新詞的創製
蘭學發展和漢譯西籍
評論
從曆史看現代性
現代化與曆史源：上海城市史的當代書寫
講壇／通訊
對“他者”的挪用：英國文學中關於中國的相反觀念
書評
《救世：陳宏謀和十八世紀中國精英的思想》
《陽明學士人社群——曆史、思想與實踐》
《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
《文明化成都：中國的城市改革，1895－1937》
《選擇、互動與整閤：海派文化語境中的電影及其與文學的關係》
《中國女性主義中的女性問題》
《具備一種態度的人類學》
《中國婦女與農村發展：雲南祿村六十年的變遷》
《迷失的法律人：法律職業理想的衰落》
《行政法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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