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齊燕銘》史料豐富，內容詳實，對於瞭解當年曆史情況頗有助益。齊燕銘（1907-1978），青年時代投身革命，是黨內知識分子的傑齣代錶。自四十年代起，他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領導下，積極勤奮，忘我工作，鞠躬盡瘁，長期擔任政務院、國務院副秘書長、總理辦公室主任，還擔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全國政協秘書長、全國政協機關黨組書記，文化部黨組書記等職務，為國傢政府建設、統戰工作、文化工作和全國政協的籌備和召開等等，都做齣瞭不可磨滅的貢獻。齊燕銘同誌學識深厚、纔華橫溢，詩文、書法、篆刻均齊名傢之列。

序
一、自由溫暖的傢庭（1907-1919）
二、活躍的青年時代（1919-1923）
三、中國大學——走上革命之路的搖籃（1924-1930）
（一）有革命傳統的大學
（二）老師、戰友一吳承仕
（三）創辦學術刊物
四、投身抗日救亡運動（1931-1937）
（一）抗日救亡運動
（二）黨的特彆小組
五、奔赴抗日前綫（1937-1940）
（一）離傢走嚮抗日前綫
（二）政訓班和魯西北抗日根據地
（三）從重慶到延安
六、革命聖地延安（1940-1946）
（一）延安歲月
（二）《逼上梁山》與《三打祝傢莊》——瓊劇改革的先河
（三）延安整風審乾
七、國共和談——重慶、南京、北平（1945-1949）
（一）重慶談判
（二）南京談判
（三）最後一次國共和談
八、從西柏坡到中南海（1948-1949）
（一）中共中央城工部，被派往北平籌備新政協
（二）籌備和齣席新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
九、新中國的政權建設（1949-1960）
（一）中央人民政府機關建設的開拓者
（二）政權建設中的統戰工作
1．中央人民政府辦公廳統戰小組
2．國務院建文史館、參事室
3．經手處理統戰工作的幾個實例
4．與民主人士結下深厚友誼
（三）政府機關事務管理工作的主要奠基人
（四）在國務院期間參與的幾件事
1．總理辦公室的工作
2．憲法起草工作
3．人民群眾信訪工作
4．懷仁堂改建與政協禮堂的建設
5．國慶十大工程的建設
十、中國專傢局——知識分子之傢（1956-1958）
（一）製定知識分子政策的依據
（二）為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成立中國專傢局
十一、文化部一最熱愛、最傾心的事業（1960-1965）
（一）保護文物
（二）古籍保護整理和齣版工作
（三）戲麯
（四）文藝路綫、文化部整風
十二、大革文化命的年代——不該發生的故事（1965-1974）
（一）大革文化命的風暴席捲全國
（二）應從冤假錯案中反思什麼
十三、“解除監護”，立誌研究新中國經濟史（1975-1978）
（一）解除監護
（二）立誌研究新中國經濟史
十四、文革後的第一屆政協會（1978）
（一）五屆政協——“文革”後第一次聚會
（二）政協工作的恢復
十五、對傳統文化的愛好與興趣
（一）詩詞
（二）金石
（三）書法
（四）收藏
結束語
附錄一：逝世與追悼會
附錄二：齊燕銘生平大事記
主要參考文獻目錄
後記

精彩書摘

二、活躍的青年時代
1919-1923
齊燕銘小學是在傢裏學的，自己讀許多書，自學的能力很強。但他比較偏重文史類。從中學第二年開始，他就對課外的東西興趣很濃。他刻圖章，寫篆字，作舊詩，看小說和雜誌，讀《小說月報》、《創造季刊》，研究新文學，迷戀瀋雁冰、郭沫若、冰心的作品。《晨報副刊》更是齊燕銘最喜歡的讀物，從1920年至1926年，每期從不間斷，而且都整整齊齊裝訂成冊。其父也十分喜愛購買新書和雜誌。如《新青年》、《改造》、《嚮導》，等等。父子互相傳看和交流，都非常感興趣，思想非常活躍。文化思想問題常常成為傢庭談話的中心。齊燕銘對“五四”以來各種新潮的思想都十分關注，什麼德先生、賽先生，各種豐義裝滿瞭腦子。鬍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等許多書，他也去讀。其實是一知半解。同時，北京大學、師範大學許多名人的演講，年僅十三四歲的齊燕銘也常常去聽。他還標點古書，作白話文，學照相，練習演話劇等，整日過著緊張忙碌的生活。這時他認識瞭一位羅庸先生（北京大學的教授）。在學問方麵，羅先生對齊燕銘有很大幫助。另外，中學時期還有幾位要好的年青朋友，如潘伯鷹、賀孔纔、屠仲方。他們常在一起討論學問，談論人生，並共同研習書法。中學三年級時還一起參加示威請願和遊行，趕走瞭一個腐敗的老校長，最終取得勝利，拍通電，寫傳單，感覺非常得意。
總之，中學的生活豐富多彩，沒有受過任何壓力和遇到什麼睏難，似乎一帆風順。但是，到瞭考大學時卻碰瞭壁。因多年在傢自己學習，偏重文科，雖然讀瞭大量課外書，但對數學、物理、外文等比較忽視。大傢公認他是傢中最聰明又勤奮好學的，而升學競成瞭問題。小學、中學都在正規學堂就讀的弟弟們都考上瞭清華、北大、燕京等一流學校，而齊燕銘經過補習數學、英語纔考上瞭私立的大學——中國大學。這對齊燕銘是很大的刺激。進入大學後，他一下變成瞭埋頭用功專心於自己學業的好學生。很快他就成瞭老師吳承仕的得意門生，一心鑽研自己的功課，整天鑽在圖書館，對有關的參考書一本也不放過。
三、中國大學——走上革命之路的搖籃
1924-1930
（一）有革命傳統的大學
中國大學成立於1912年，是孫中山先生為培養建國人纔而創建的，刨建之初，由宋教仁、黃興先後齣任校長。中國大學是一所有革命傳統的大學。中國共産黨成立之前，中國大學就有人參加北平共産主義小組。早在大革命時期（1920年10月），中國大學已經建立瞭共産黨支部，李大釗任書記並領導瞭有組織的革命活動。此後，中國大學培養瞭一大批革命者。在五四運動、一二九參動和以後一係列抗日愛國救亡的革命活動中，中國大學都發揮瞭重要作用，成為北平學生運動的中堅。它也是革命力量成長的搖籃。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大學湧現齣大批堅定的革命者，如李達、段君毅、崔月犁、楊易辰、任仲夷、楊秀峰、張緻祥、吳承仕、黃鬆齡、張友漁、曹靖華、孫席珍、浦潔修、馮雪峰，等等，他們都齣自這所學校。
（二）老師、戰友——吳承仕
齊燕銘1924年考入中國大學國學係，時年17歲。讀瞭兩年頁科後轉入本科。1926年，齊燕銘結識瞭吳承仕先生（章太炎的大弟子，經學權威），開始用功地鑽研古書，立誌以樸學為終身之業；大學二年級時即計劃寫兩本書：《經學史》和《史記集注》，於是便整日與綫裝書為伴。他的同學張緻祥說：“他很用功，給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他是吳承仕先生的高足。”也就在這一年，齊燕銘與同班同學馮慧德相遇。馮慧德，江蘇無锡人，幼年父母雙亡，她衝破封建傢庭的束縛，隻身來到北平上大學。她熱情、大方、勤奮好學，與齊燕銘經過長期相處，相互有瞭深刻的瞭解，開始戀愛。但他們的戀愛經過四五年，班上同學、老師競無人察覺。他們在一起讀書，討論問題，分析文章並相互贈詩，相互鼓勵，立誌將來要成就一番事業。通過探討人生、探討學問，他們認定對方就是自己誌同道閤的終身伴侶。1930年6月大學畢業後，他們結婚瞭。
1928年，這一年傢中發生變故，祖母去世，叔父失業，傢庭經濟發生睏難。齊燕銘便尋找傢教的工作，以便貼補傢用。從1929年鞦開始，齊燕銘到巾學仟教，先在市立第一女中，1930年在私立大同中學、1931年又到保定省立第六中學教書，有時同時教幾所學校。這時國難當頭，民不聊生，學潮此起彼伏，使齊燕銘受到很大震動。當時保定的革命運動在黨的領導下開展得很活躍，使他的思想很受啓發。他努力尋找一些馬剋思主義的翻譯著作，希望能解答現實牛活中遇到的種種問題，同時他也受到革命形勢的推動和鼓舞。
1933年暑假他從保定迴到北平之後，經常與吳承仕老師交談時局問題，把自己在保定的感受告訴老師。鑒於“九一八”以後的形勢，日寇侵略中國，國民黨腐敗、不抵抗，他認為光搞學問不管政治不行，要學生死讀書也不行瞭。他還嚮老師介紹、推薦一些自己讀過的馬剋思主義和進步書籍。如：《史的唯物論》、《傢族私有財産及圍傢的起源》、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鬍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記》等。吳先生開始閱讀這些書，並被書所吸引。炅先生是嚴肅冶學的人，一旦鑽進去，發現瞭真理，使他的思想發生瞭質的轉變，認定隻有科學社會主義纔能救中國。齊燕銘的心與炅老師想到瞭一處，這使他們成為忘年交。最終，他們共同走上瞭革命的道路。他們開始努力用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治學和研究曆史。齊燕銘這時寫的《中國通史》和《中國文學史》，就體現瞭他用新的觀點來治學的努力。
（三）創辦學術刊物
他們共同創辦的學術刊物《文史》，於1934年4月問世。創刊號由齊燕銘、孫席珍共同編輯，齣版後分彆寄贈魯迅、茅盾、郭沫若、鬱達夫等，並請他們寫稿。不久，魯迅就署名唐俟寫瞭《儒術》一文，發錶在6月份的第二期上（見魯迅《且介亭雜文》）。通過來稿，他們結識誌同道閤的人。張緻祥、孫席珍、曹靖華、陳伯達、譚丕模都經常為《文史》寫稿，後來都成為朋友、同誌。這時，每當學運軍警就關城門，清華因在城外，學生進城常常受阻，使中國大學自然成為當時的學運中心。齊燕銘與吳老師、張緻祥他們商量，要把進步學生吸引到中國大學來。他們采用的辦法首先是齣好大學招考的試題，通過作文瞭解學生的政治思想，思想好的給以高分，使他們容易被錄取。因全校入學考生的國文考捲都由他們幾人判捲，他們輕而易舉地達到瞭目的。此後他們每周都在一起討論時局問題和救亡運動，不僅在中國大學也在文教界開展工作，與社會取得廣泛聯係。除在中國大學、中法大學、民國大學和東北大學教書外，齊燕銘的社會活動也非常多，帶學生外齣開會，嚮他們並通過他們對社會開展宣傳活動。1979年3月張緻祥同誌迴憶說：“《文史））、《盍旦》雜誌的齣版，從設計封麵到跑印刷廠，以及找書攤代銷刊物等事務工作，都是燕銘一個人乾的。”
“一二九”運動時，齊燕銘和吳承仕老師都一起站到青年的行列中，投入偉大的革命潮流。這一時期，他從學習革命理論進而參加革命行動。可以說，中國大學是齊燕銘走上革命道路的搖籃。同時，他在這幾年裏，熟讀瞭經史子集和許多曆史與文學的經典著作，在文化知識方麵打下瞭堅實的基礎，為以後做好革命工作熟練地掌握瞭工具和武器。他深深熱愛自己的母校，以後也經常懷念她。
四、投身抗日救亡運動
1931-1937
（一）抗日救亡運動
從童年開始，齊燕銘已經耳聞官場的腐敗，所以中學時代他就立誌決不做官，而選擇瞭教書為自己的終身職業。但到中學教書後，他纔發現，學校也並非一塊與世隔絕的淨土，教育界遠不如想象中的那樣乾淨清廉。那時的教育往往是欺騙青年，不少的教員根本就是混飯吃。齊燕銘思想裏産生瞭許多疑問。同時，齊燕銘受到革命形勢的影響，引起他深入的思考。迴到北平後，他經常與早已成為莫逆之交的吳承仕老師促膝長談，錶示今後要多關心社會問題、研究社會問題。此後，他們幾位，包括吳承仕、張緻祥、孫席珍、曹靖華、陳伯達，每周總要有兩三個晚上長談，討論時局，研究辦刊物和社會活動計劃等。他們辦的《文史》（文史哲類理論刊物）由於內容進步，引起國民黨書報檢查機關的注意，齣瞭四期即被迫停刊。十是他們考慮把以學術為主要內容的刊物，改為緊密聯係時局、以雜文為主的刊物。這以後，由吳老師齣資，又創辦瞭《盍旦》月刊。“盍旦”一詞齣自《劄記坊記》，是“夜鳴求旦之鳥”，反映瞭他們當時的心情。該刊高舉抗日救亡旗幟，發錶短篇政論性雜文，針砭時弊，評論國是，十分尖銳。由齊燕銘和張緻祥主編，每期印1600-2000份，影響很人。刊物中的一些文章觸到瞭國民黨反動派的痛處，一年後被迫停刊。
（二）黨的特彆小組
1935年，齊燕銘、張緻祥、孫席珍和炅承仕他們曾經正式的陳伯達提齣要求參加中國共産黨。經過組織（中共北方局宣傳部部長李大章）批準，包括吳老師、齊燕銘、張緻祥、孫席珍、曹靖華在內，幾位高級知識分子組成黨的特彆小組，直接由陳伯達負責與中共北方局發生聯係。他們可以閱讀《紅旗》等黨內文件。此後，他們的活動更加積極頻繁。為係裏聘請進步教師，開設哲學、俄羅斯文學等課程。配閤中國大學學生運動驅逐親日派校長和教務長。他們針對何其鞏想當校長，同他談判，要求他保證不鎮壓學運，給學運以閤法地位和活動條件。此後經過多方努力交涉，逐步使中大的學生運動得到校方特彆的寬容和照顧，給予救亡運動很大的方便。後來學聯和民先隊部就設在中大，中大遂成為學運的中心。齊燕銘他們除辦刊物、寫文章外，又參加左翼文化運動、文化界救亡運動、北平文化勞動者協會，努力擴大在文化教育界的影響。《盍旦》被迫停刊之後，為瞭擴大影響，他們與中大教授黃鬆齡、張友漁閤作辦《時代文化》（中型政治思想文化綜閤刊物）。齣瞭五期後，為瞭擴人範圍，又將《時代文化》更名為《文化動嚮》，作為平津文化界的中心刊物。同時，黨組織通過陳伯達提齣“新啓濛運動”的口號，由張中府等發起成立“啓濛學會”。這些活動齊燕銘都積極參加。11月22日，齊燕銘、孫席珍、曹靖華、張緻祥等89人住《北平作傢協會成立宣言》上簽名，要求作傢們聯閤起來，為“爭取作傢的切身利益的保障，言論齣版的自由”，爭民主，爭自由。“七七事變”以後，形勢日趨緊張，北平民眾團體組織華北各界牧國會，組織救護隊、交通隊，還分發各種各樣的宣傳品，齣版《情報》等，通過多種多樣的活動，特彆小組的同誌們全身心地投入列抗日救亡運動中去。

前言/序言

　　齊燕銘同誌的名字，我是上世紀40年代開始知道的。1943年，延安上演過一齣京劇《逼上梁山》，演齣很轟動，受到邊區軍民的熱烈歡迎。劇本是中央黨校的研究員楊紹萱寫的，編劇與導演就是齊燕銘。毛澤東特地緻信楊、齊，稱贊他們做瞭“很好的工作”。高度評價：“從此舊劇開瞭新生麵”，這“將是舊劇革命的劃時代的開端”。我那時在延安，當然也知道這件事，但不熟悉他本人。
　　同燕銘同誌熟識，是建國以後瞭。50年代和70年代，我們曾經兩度共事。1956年國務院設立專傢局，他兼任局長（他的主要工作崗位是國務院副秘書長兼總理辦公室主任），我兼任副局長之一（我的主要工作在中宣部科學處）。1975年國傢計委設立經濟研究所，我兼任所長（我的主要工作在國務院政研室），他是這個所的顧問之一。關於這兩段共事，我寫過一篇迴憶，收入瞭我的《朋友和朋友們的書》裏，這裏不再贅述。
　　我的印象中，燕銘同誌是一位儒雅、善良、有些書生氣的共産黨人。我知道他早年就讀中國大學，頗受吳承仕教授影響和栽培，畢業後在多所大學包括母校中國大學任教。除瞭國學造詣，燕銘同誌還多纔多藝，善詩詞歌賦、金石書畫，而且對京劇一直有興趣並有研究。這樣的人，黨內實在不太多。他多年在周恩來身邊工作，在城工部、統戰部、國務院都是總理得力可靠的助手。60年代後，總理派他到文化部，任文化部副部長兼黨組書記，這是專門同知識分子、同文化人打交道的工作。分配燕銘同誌做這樣的工作，我覺得是用其所長。他不僅文化素養和思想水平高，思維縝密，考慮周到，辦事細緻，更重要的是，他本人就是知識分子，同文化界、知識界有一種天然的情感，與之有良好的溝通。
　　作為周恩來總理的助手，燕銘同誌席不暇暖，嘔心瀝血，做瞭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很得周恩來賞識；作為文化部門的負責人，他對我國文化事業的繁榮和發展，做齣瞭許多努力和可貴貢獻。可是他後來的遭遇，卻令人痛惜。1963、1964年，毛澤東作瞭關於文藝問題的兩個批示，嚴厲批評當時的文藝界，說“各種藝術形式——戲劇、麯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許多共産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竟然跌到瞭修正主義的邊緣”。文化部被戴上瞭“帝王將相部”、“纔子佳人部”、“外國死人部”這樣的帽子。燕銘同誌因此受到嚴厲批判，被免職外放；“文革”一來，更是曆經磨難，身陷囹圄，備遭摧殘。直到1974年，在周恩來的乾預下，燕銘同誌纔被“解除監護”。粉碎“四人幫”以後，燕銘同誌擔任瞭全國政協秘書長、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正當他傾心竭力、重新施展纔能時，疾病卻奪去瞭他的生命，其時，“文革”結束剛兩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他走得太早瞭！想起這些，就唏噓不已。
　　燕銘同誌一生中的一“譽”一“毀”，很有些耐人尋味。一“譽”：一封信函，備加贊賞；一“毀”：兩個批示，極盡指責。曆史證明，那“譽”至今經受瞭考驗，那“毀”卻是根本錯誤的。“文革”後，燕銘同誌恢復瞭名譽；對建國後十七年的文化工作也有瞭新的評價：建國十七年的文化工作包括燕銘同誌主持文化部時的工作取得瞭很大成就，兩個批示背離瞭實際，導緻瞭意識形態領域的一係列錯誤批判。
　　燕銘同誌平反瞭，但他多年的遭遇卻令人沉思。在麯摺復雜的政治生活中，燕銘同誌以及從事文化、教育、科學工作的黨內乾部，心理可能十分復雜：一方麵，他們自覺遵循中央高層的決策，“緊跟”最高領導人的部署；另一方麵，他們心底又有許多睏惑、許多痛苦。良知使得他們把知識分子當成朋友，“指示”又迫使他們不能不把知識分子作為鬥爭對象。政策“寬鬆”時，他們盡其所能緩和同知識分子的關係，盡量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政策收緊時，他們又如履薄冰、如臨深淵，不知哪一天自己的一切努力又將被政治運動吞沒。造成他以及許多類似於他那樣的個人遭遇，是我們黨的曆史悲劇。幾十年裏，在文化方針路綫方麵、在知識分子政策方麵，我們黨有太多的深刻教訓。
　　建國以後，對知識分子的觀念和政策發生瞭大問題，可以說是走嚮瞭嚴重的誤區。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應該如何確定？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頒布劃分階級成份的決定，規定凡受雇於國傢的、閤作社的或私人的機關、企業、學校等，為其中辦事人員，取得工資以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來源的人，稱為職員，職員為工人階級中的一部分。這個決定還特彆指齣，高級職員，如工程師、教授、專傢，其階級成分與一般職員相同，也就是說，把他們也劃入瞭工人階級範疇。中央人民政府的決定，無疑應代錶中央高層集體的共識。
　　然而，50年代初，黨確定的知識分子政策，叫“團結、教育、改造”。這個政策蘊含的意思，就是認為知識分子還沒有確立工人階級立場，思想上還屬於小資産階級或資産階級，還要通過“改造”來轉變立場。既然沒有轉變到工人階級立場，知識分子是否還屬於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呢？問題又變得模糊和曖昧瞭。事實上，50年代前期的一係列政治運動：思想改造、批判電影《武訓傳》、“三反”、批判《紅樓夢》研究、批判鬍適唯心主義、批判鬍風集團和內部肅反等等，幾乎無一不是把知識分子當作對象，很難說把他們歸入“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1956年初，事情似乎有瞭轉機。中央召開瞭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周恩來在報告中，明確肯定知識界的麵貌“在過去六年來已經發生瞭根本的變化”，“他們中間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國傢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那次會議，我參與瞭一些籌備工作。會後，中央作齣瞭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根據周恩來報告的意思，也肯定知識分子的基本隊伍已經成瞭勞動人民的一部分。這個指示稿的起草，我也參與瞭。
　　這年9月黨的八大召開。但是，關於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還是提“資産階級、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認為大多數知識分子是非勞動人民傢庭齣身，有些人齣身工農傢庭，世界觀基本上也是資産階級的，所以“他們還是屬於資産階級的知識分子”。1957年的反右運動，把知識分子與資産階級劃在一起。確定反右鬥爭主要是在資産階級和知識分子中進行。反右運動之後，毛澤東提齣瞭“兩個剝削階級”的觀點，斷定我國還存在兩個剝削階級：一個是被打倒瞭的地主買辦階級及其他反動派和資産階級右派，一個是民族資産階級和它的知識分子。總之，知識分子是被劃入資産階級的範疇。這個觀點被八大二次會議接受，成瞭黨關於知識分子屬性問題的“法定”結論。
　　60年代初，實行經濟調整的同時，政治和社會關係也進行瞭調整。1962年3月召開有名的廣州會議（全國科技工作會議和戲劇創作座談會），會上周恩來、陳毅宣布為知識分瞭“脫帽加冕”：脫掉“資産階級”的帽子，加上“勞動人民”的桂冠。我參加瞭科技工作會議。周恩來講話前，專門約集聶帥、陶鑄、張勁夫、林默涵、範長江和我等入座談，討論這個問題。我記得總理還問我：乾光遠，你是中宣部的，說說你的意見。我也錶示贊成。迴到北京，周恩來在二屆人大三次會議上作政府上作報告，宣布：“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都是積極地為社會主義服務，接受中圍共産黨的領導，並且願意繼續進行自我改造的。毫無疑問，他們是屬於勞動人民的知識分予。”“如果還把他們看作是資産階級知識分子，顯然是不對的。”周恩來的報告經過瞭中央政冶局討論，是中央作齣的正式結論。這個結論，當然是對八大二次會議結論的重大修改。
　　然而，黨內對周恩來作齣的這個論斷有分歧，有些人不贊成對知識分子屬性的這個判定。我的父親齊燕銘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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