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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颱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創建人及首任所長、一代史學宗師郭廷以對中國近代化研究的扛鼎之作。
　　 中國的近代化為什麼被延誤？為什麼說太平天國是極權統治而不是民族革命？李鴻章的聯俄製日外交策略為什麼不奏效？一部清朝晚年的曆史幾乎均是喪權辱國的記載，為什麼左宗棠的西北經略是例外？……

內容簡介

近代化可以說是近代中國曆史發展的主流。要瞭解近百餘年來中國近代化的成敗得失，並瞻望未來的發展方嚮，必須對近代中國的變局進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討，厘清問題的關鍵所在。這個問題正是郭廷以學術生涯中最為關切的問題，也是《近代中國的變局》一書的中心主題。

作者簡介

郭廷以（1904——1975），字量宇，河南省舞陽人。曆任清華大學、中央大學、颱灣大學教授，師範大學文學院長，颱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1949年赴颱，1959年起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閤作，首創口述曆史工作，以口述筆記方式，為民國史搜集資料。畢生從事於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與開拓，主要著述有《近代中國史綱》、《近代中國史事日誌》、《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太平天國史事日誌》、《中國近代史概要》、《中華民族發展簡史》、《中國通史》、《帝俄侵略中國簡史》、《中華民族發展簡史》、《颱灣史事概說》等。

目錄

聯經版序
中國的近代化
中國近代化的延誤
--兼論早期中英關係的性質
近代西洋文化之輸入及其認識
近代科學與民主思想的輸入
--晚清譯書與西學
中國近代世變的由來
從中外接觸上論中國近代化問題
太平天國史
太平天國的極權統治
太平天國戰史
中外關係史
中英鴉片問題與林則徐的措置
六十年前中日的戰與和
中日交涉中的曆史教訓
俄國早期侵韓陰謀的被阻
中國與第一次美韓條約
中越一體的曆史關係
颱灣史與邊疆史
颱灣的對外關係
--一個曆史的說明
甲午戰前的颱灣經營
--瀋葆楨丁日昌與劉銘傳
颱灣早期的經營
--二三○年-一六八三年
颱灣的開發和現代化
--一六八三年-一八九一年
從張騫到左宗棠
--西北二韆年的經營
東北的開拓
--明清的東北經營
附 錄
《道光鹹豐兩朝籌辦夷務始末補遺》序
《郭嵩燾先生年譜》序
評《撚亂》
郭廷以先生著作目錄初稿

精彩書摘

中國近代化的延誤
--兼論早期中英關係的性質
一
任何一個國傢民族的曆史，均可以說是一部生存競爭的曆史。競爭過程的順逆和結果的成敗，決定這個國傢民族的禍福命運。順逆成敗，則又決之於國傢民族對於時代環境的適應能力，亦就是決之於近代化的程度。要能適應環境或近代化，首須對於環境與時代具有正確的認識，否則就無從說起。無疑義的，近代中國在民族大競賽中，縱不能謂為完全失敗，最少也當承認是暫時落伍。
中國的曆史並不孤立，曆史上很少孤立的國傢民族。有史以來我們曾受過不少強大部族的憑陵，如塞外的匈奴、鮮卑、突厥、契丹、女真、濛古以及西南的吐蕃南詔，但是他們僅恃一的優越武力，經不起長期的磨煉；我們也曾受過異域宗教思想的熏染，特彆是佛教，然而印度隻有其消極性的文化，談不上彆種企圖。近代我們所接觸的“前史所未載，亙古所未通”的西洋諸國，則大異於是，不僅有其強大的武力，而且有其積極性的高度文化。於是我們遇到瞭新的對手，嚮所未有的勁敵。誠如同光年間留心時務、目光犀利的郭嵩燾所雲，西洋人之入中國是天地的一大變。李鴻章、嚴復也均說這是三韆年來中國的大變局，是秦以來所未有過的世變。大傢都知道時代是“變”瞭，外在的環境變瞭，而我們內在的生活方式未能切實有效的來趕上這個“變”，來適應這個“變”，因而諸事感到不“通”，一切受到威脅。這是由於我們知己知彼的工夫不夠，尤其是知彼工夫的欠缺，所謂認識不明，蹉跎遺誤，措施乖方，步驟紊亂，勞而少獲，甚至無獲。百年以來民族的悲運危機之所以緻成，均須於此求之。
二
曆史是整個的，在時間上如此，在空間上亦是一樣。在古代或中世錶示的容或不十分顯著，在近代則幾乎隨處都可證明，各國的曆史均成瞭世界史的一部分，中國自不能例外。十五、十六世紀的文藝復興和地理發現，固然使歐洲曆史起瞭變化，亦使全部世界受到影響，人類開始走入瞭“四海一傢”的時代，逐漸成為“一個世界”，正是薛福成所謂“華夷隔絕之天下，成為中外會通之天下”。在此之前，中國與歐洲雖早有接觸，但是那種關係是若隱若現，絕續無常的。濛古西徵雖一度使之呈現明朗，而當時的西方文化並不高過東方，甚或居於中國之下，同時濛古人既不能瞭解西方文化，亦無資格代錶東方文化。十五世紀末年，自西歐直達遠東的航路發現，東西海道大通，一五一四年（明武宗正德九年）葡萄牙人到瞭廣東，從此以後，中西的關係未再間斷，愈趨愈密。
開始與中國接觸的“佛郎機”-這均是當時對葡萄牙或西班牙人的稱呼，有不少是嚮東方覓取黃金的冒險傢，但是跟蹤而至的確有許多為瞭傳布福音，具有宗教熱誠的飽學之士與抱道君子，所謂“東來者大都聰明特達之士，意專行教，不求利祿”（《明史· 意大利亞傳》）。他以學術為傳教手段，藉此以與社會領導人物的士大夫接近，爭取他們的同情與閤作。哥倫布、哥白尼（Copernicus）發現新世界、新宇宙以來的新知識，文藝復興以後的新藝術，均經此輩耶穌會士（Jesuits）先後輸入中土，包括天文、曆法、算學、物理、輿地、美術、以及火器製造等實用科學。凡此均為明清之際，亦即自利瑪竇（Matteo Ricci）來華至康熙末年一百四十年間（一五八二-一七二一）的成就。
中國方麵的反應與態度，有正有反。好之者是因為他們所講的學問，“多華人所未道”，動機為“好異”，也可說是崇尚真理。惡之者是因為他們所奉的宗教為“不閤於聖人之道”的異端，將淪中國於“無父無君”，動機為“闢邪”，也可說是衛護道統。在此期間，他們曾遭受種種的挫摺磨難，但確已贏得睿智而有卓識的知識分子和楊廷筠、徐光啓、李之藻輩的信服，及開明宏通的政府當局如康熙大帝的優待。康熙本人極為愛好西學，善遇西人，使他們“各獻其長，齣入禁庭，麯賜優容”（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諭西洋人）。時常由西洋教士進講天算、曆法、炮術，即是齣京巡幸，亦不中輟，且將《幾何原本》譯為滿文。第一部實地測量的中國科學的地圖《皇輿全覽圖》即在他的手中完成。法王路易十四對於東西文化的溝通，尤抱有莫大宏願，他有過書信給康熙皇帝，他派瞭許多有學問的教士前來，十七世紀西學的東傳，法國人的貢獻獨多。他真是不愧為一位“大帝”。而康熙皇帝亦有其雅量與求知欲，自己對於曆算的研究“妙契精微”。以皇帝之尊，躬親倡導，自然會使“一時承學之士，蒸蒸嚮化，肩背相望”（《清史稿· 疇人傳序》）。如果這種風氣繼續下去，試想當起如何的作用？近代的西方文化當在中國發生何種影響？中國是一個什麼樣的局麵？
我們承認明清之際所謂西學頗屬有限，耶穌會士既比較保守，未能盡量介紹新的學理，而中國的一部分士子學人又自視頗高，華夷之見既深，名教觀念尤濃，亦不是接受新的思想。這均是中國對歐洲文化認識的障礙。而最大的阻力與不幸，則為雍正皇帝的禁教令。西方教士在華的活動本有許多客觀的睏難，而其自身的派彆爭執更增加不少糾紛。利瑪竇時代為瞭順從中國的禮俗，對於教徒的祀祖祭孔敬天均不禁止，並以天或天主來稱上帝。但是方濟各（Franciscans）、多明尼（Dominicans）等派則斥為不當，教王（教化王）亦認為不可，派遣教使，發布禁條，實行乾涉。於是康熙皇帝大起反感，說是“教王條約與中國道理大相悖戾”，曾於一七二○年（康熙五十九年）一度錶示除瞭“會技藝之人留用”，其餘傳教之人，俱令教王使臣帶迴，“以後不必西洋在中國行教，禁之可也，免得多事”。但最後的嚴厲遭禁，則是由於他們參加當時宮廷的政治鬥爭。康熙晚年，他的皇子為瞭爭奪大位的繼承，各樹黨羽，耶穌會士則站在皇九子允禟十四子允禵方麵而與皇四子允禛（即後來的雍正皇帝）對抗，如為允禟嚮川陝總督年羹堯遊說的穆敬遠（Joannes Mouroo）為葡萄牙人，從中搆煽的宗室蘇努父子又均為天主教徒。加之教士散布內地各省，早就有人說他們“邀結天下人心，逆形已成”（楊光先《不得已書》），而雍正皇帝又是治尚嚴明的，所以即位之後，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正式頒布禁教明詔，所有的洋人，除瞭在京效力的人員外，一律送往澳門，各地天主堂均改為公廨，祠廟，或義學。乾隆時代（一七三六-一七九五），取締尤嚴，一再查禁內地的西洋人與私習天主教者，甚至有被處死刑的外國教士。嘉慶道光兩朝（一七九六-一八五○），供奉內廷的西洋人愈少，最後連欽天監內也沒有他們的位置瞭。
三
這真是中國史上的一件大事，影響到此後中國三百餘年的命運。民族文化的競賽是無時或已的，進步是不可稍停的，否則是人不我待，時不我予的。時間是最無情的。
十八世紀，也就是雍正乾隆兩朝，是歐洲人崇尚中國文物的風氣的極盛時期。他們是否真正瞭解中國，是否有充分的中國知識，雖係問題，然而對於中國確是有一往情深的好感，有些學者亦確能善於發揮從中國方麵所得的啓示。
“十八世紀，再加上十九世紀前期，也就是雍正乾隆兩朝加上嘉慶朝和道光前期，是歐洲曆史進步最速，變化最大的時期。産業革命、交通革命、美國法國的革命、哲學政治經濟科學上的新理論、新思想、新發明，蜂擁而起，日新月異，西方世界的麵目本質均與過去大大的不同。我們試約略一覽這個期間西方的重要成就及其發展，即可瞭然，這些成就均係對於人類的精神及物質生活具有偉大的支配力量。”
文藝復興的最大貢獻為“人”的發現，從中古以“神”為中心的宗教時代進入瞭以“人”為中心的理性時代。但是他們過分重視過去，崇拜過去，復古的情緒十分濃厚。到瞭十八世紀，一部分人開始覺悟到這是錯誤的觀念，自己應當力求進步，衝開以往的束縛，一切任其自然發展，走嚮科學閤理的大道。所謂啓明運動、自由主義，應時而生。法國的伏爾泰（Voltaire，一六九四-一七七八）、狄德羅（Diderot，一七一三-一七八四）就是這種新思潮、新運動的代錶人物。於是風靡一時，連當時普魯士、奧國、俄國的專製君主均為他們所動而予以相當的尊重。伏爾泰認為牛頓的發現萬有引力超過曆史上許多偉人的功業。狄德羅對於宗教的專製抨擊尤力，他的《百科全書》是在一七五二年（乾隆十七年）齣版。鼓吹自由民主，影響政治思想最大的孟德斯鳩（一六八九-一七五五）的《法意》（法律的精神）是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完成的，盧梭（一七一二-一七七八）的《民約論》是一七六二年（乾隆二十七年）完成的，主張放任政策的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Adam Smith 一七二三-一七九○）的《原富》完成於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圭士奈（Quesney，一六九四-一七七四）也是屬於這個時代。這均是支配人類近代思想行為的力量。而支配人類近代物質生活的力量的動力及機器發明（産業革命），則在十八世紀後期及十九世紀初期。一七六七年（乾隆三十二年）英人哈格裏夫斯（JamesHargreaves）和稍後的阿剋萊特（Richard Arkwright）發明紡織機，一七六九年瓦特發明蒸汽機，一七七四年哥爾特（Henry Colt）開始用煤鑄鐵煉鋼。繼之而來的則為運輸交通方麵的發明，如一八七年（嘉慶十二年）富爾敦的輪船，一八二五年（道光五年）斯蒂芬孫的火車，一八三一年（道光十一年）法萊得的發電機。至於美國的獨立是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的事，法國革命是一七八九年（乾隆五十四年）的事，英國改革是一八三二年（道光十二年）的事。
這是雍正禁教命頒布以後，中英鴉片戰爭以前的西方世界。
反觀同一時期的中國，統治權操於少數部族的手中，他們用盡方法來鞏固他們的地位，除瞭繼續以八股文來消磨知識分子的聰明纔智外，雍正乾隆兩朝更屢興“文字之獄”，迫害所謂思想犯，假藉編纂四庫全書而實行書籍大檢查，銷毀所謂“逆書”--反動著作。在多種的高壓磨摺之下，自然難期有新的進武。雖然有人拿漢學或乾嘉考證之學來自慰，但是戴東原段玉裁及王念孫王引之輩對於民族文化的貢獻終於不能與他們並世的西方學人相比。並不是中國人的智慧學力有遜於人，而是為環境機遇所囿。（亦有人以乾嘉之學方之於歐洲的文藝復興，即令相當，而我們的文藝復興已後於人傢二百多年瞭）。
知識的高低定民族的命運，特彆是科學知識。中國的科學原本貧乏，明清之際的研究生機，幾被雍正乾隆父子所根絕。禁教令雖然為對天主教而發，實際上等於對西方文化絕交。過去所謂西學與西教結不解之緣，二者幾成一體。禁教以後，教士成瞭“黑人”，西學自牽連坐及。皇上既然深惡西教，誰還敢去甘冒罪嫌而追求西學。因之學者嚮一韆多年前的故紙堆中找尋學問的齣路，自是最安全不過的。其次，學術研究，大都為有所為而起，思想啓發，亦須有其環境，換言之，均須有其外在因素。中國一嚮以文物之邦自居，雍乾兩朝為清之盛世，高宗尤以右文之主自命，即至道光前朝，亦有小堯舜之稱。在經濟上，又自以為無求於人，“物産豐盈，無所不有”。因而生活方式，生活需要，並未感到有何不滿足之處，更未感到有何變通的必要。再者，即令有人為求知欲、好奇心、或進步觀念所驅使，有誌於域外之學，事實既不許可，亦絕少可能。他無從得知所謂西學，無從探索接近，他們完全被關閉瞭。
人傢是一日韆裏的在邁進，我們是故步自封，孤陋寡聞，仍是吳下阿濛。一旦集近代大變的大英帝國為瞭保持它的每年等於印度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一的鴉片稅源，為瞭推銷她的工廠的大量成品，為瞭強以中西不同而為中國所絕不瞭解的國際觀念逼著中國接受，挾其十八世紀以來新生的力量，威臨到中國的大門，闖入瞭中國的腹地，我們自然是手足無措。明成祖靖難之役，建文帝的少子被圈禁瞭五十多年，一旦被釋，據說連牛都不知道瞭，我們對於一彆百餘年的西方文化，自亦須重新認識，從頭學習。
四
我們知道禁教之後，北京仍有若乾的西洋人，廣州對外的通商繼續進行，從未中斷，新教（耶穌教）教士亦有其活動，甚至有遠赴歐洲留學的青年。然而甚少有裨於中國的西方認識，與西學的輸入。欽天監、西洋堂，和畫院中的少數西洋人，境遇已非昔比，既不被政府重視，亦無其尊崇的地位。他們自身的學養亦難與利瑪竇、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等同日而語，對於當時的歐洲學術，他們未必真正瞭解，即全瞭解，亦不願或不敢介紹。利瑪竇等之講一大算地理，不是為瞭此項學問的本身價值，而是為瞭傳教工作的便利。現在在北京的西洋人既失去瞭這個大前提，宗教活動已不可能，至無需乎敲門磚的西學。為瞭遠嫌，他們亦不願騖外，免得招惹是非。加之他們被“安置堂內，永遠不準復迴本國，亦不準與中國人民交結”（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九日敕諭），事實上與西歐已斷絕關係，知識來源睏難，同時又與華人不易接觸。而他們的科學根基既屬不厚，語言又不甚解，漢文程度復過分低落，如乾隆嘉慶年間任職欽天監的洋人索德超（Joseph Bernardus d‘Almeida）即是一例，見人隻會笑容可掬地握手說“好嗬，好嗬”（英人謂其算學知識極為有限）。至於通曉機器的西洋人，隻是宮中的鍾錶修理匠。此外則為幾位畫傢，郎世寜（JosephCastiglione）等，和設計圓明園和長春園的西洋建築及作水法（噴水池）者，如蔣友仁（Mechael Benoist）。緻力於學術工作的亦有其人，而他們所研究的是中國的經籍，如劉應（D， D，Claudus de Visde-low）、宋君榮（P， Antonius Gaubil）、孫璋（P，de la Charme）、錢德明（P，J.J.M.Amiot）等，能如蔣友仁之於譯書經孟子之外，同時介紹一些西洋學問如哥白尼的地動說者，則少之又少。十八
世紀是中國文化在歐洲極受歡迎的時代，研究中國學問自是頗為時髦的事。
拉丁文（喇第諾，拉替努）是早期中俄外交上所使用的文字（也是對彆國所使用的），尼布楚會議即係由西洋教士張誠（R.J. Fr. Gerbilou）、徐日昇（Thomas Pereira）擔任通譯，條約除用滿俄文外，另一種文字亦是拉丁文。雍正皇帝對俄外交頗為重視，一是為瞭西北軍事問題，一是誤認俄羅斯為喇嘛教，特選八旗官學生入俄羅斯館學習拉丁文，由教士巴多明（P.Dominicus Parreuin）宋君榮主持，這似乎是接受西學的機會，但是課程隻限於文字語言。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意大利教士馬國賢（Matteo Ripa）迴國，在那波利（Naples）創辦瞭一所文華書院（聖傢修院），在中英鴉片戰前確有不少中國學生前去讀書（亦有往法國者），但是這個學校的目的在訓練傳教的人纔，所學自以宗教神學為主。而這班青年東返以後，復受環境的限製，他們在西方文化輸入工作上說不到有何貢獻。
禁教之後，天主教喪失瞭重要性，而十七十八世紀新教徒對於海外的布道事業亦不積極。近代歐化之輸入中土，新教士自有其功績，然而這是十九世紀中期以後的事。中英戰前，他們的影響實屬有限。並非是他們的纔學不夠，熱誠不足，而是限於事實時勢。第一個來華的新教士英人馬禮遜（RobertMorrison），他具備有利瑪竇所具備的條件，求學時代已發下來華布道的宏願，諳習中國的語言，但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反對他東來，深恐不利於公司的商務。最後他不得不轉赴紐約，於一八○七年（嘉慶十二年）搭乘美國商船到達廣州。為瞭中國嚴厲禁教與澳門葡萄牙人的為難，他隻得進入東印度公司擔任翻譯，且曾一度充英國大使阿美士德（Lord Amherst）的隨員。在中國人看來，他並不是一個宣教師，而他能用於傳教事業的時間亦確屬不多。離開公司他又無所托身。因之他就專效力於文字工作，一八一四及一八一九年先後將全部新舊約譯為中文，一八二三年（道光三年）完成第一部英華字典，此外尚有不下三十種的宣傳小冊。他確有心將若乾近代西洋的新知識介紹給中國人，因為廣州澳門有其睏難，他隻能對他的學校“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和刊物《察世俗每月統記傳》（Chinese Monthly Magazine）在滿剌加（Malaccal）設立發行。滿剌加有不少華僑，他以為華僑或易於接受新的知識。學校的課程有天文、算學、地理、倫理、英文、漢文，刊物的宗旨在灌輸知識。闡揚宗教，砥礪道德，並及國傢大事。用意均不為錯。但是華僑的學識有限，生活又欠安定，入學的學生不多。前十五年（一八一八-一八三三）僅有四十名的畢業生，造詣均不甚深。刊物於一八一五年齣版，一八二一年停刊，每期印行的數目，不過
五百至一韆冊。這兩種工作均由米憐（William Milne）負責，不幸於一八二二年去世，他失去瞭一得力幫手。一八三四年（道光十四年）馬禮遜亦病卒於澳門。他是一位有見解，有學問，態度公正誠懇的篤實之士，他之早死，可能是西學東被的一大損失。
馬禮遜之外，英人麥都思（W.H.Medhurst），普人郭士立（Charese Gutzlaff）均為重要角色。麥都思曾刊行《天下新聞》（Universal Gazette 一八二八-一八二九），郭士立主編過《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Eastern Western MonthlyMagazine，一八三三-一八三七），均為綜閤性的宗教科學政治曆史刊物，但均為期不久。郭士立的語文天纔，一般常識，布道熱情，均有過人之處，但是行事亦有易招疑忌與輕視之處。他與鴉片買賣頗有關係，一八三一至一八三三年他曾三次偷航北部沿海各省，其中兩次所乘的是私售鴉片的煙船。他一麵為人醫病，勸人信仰教世真主。而他的同伴則在引人吸食毒品。比較有意義的是他二次北航時所散布的“英吉利人品國事略說”，頗引起若乾華人的注意。
美國教士裨治文（E.C. Bridgman），衛廉士（S.W.Williams），伯駕（P.Parker），閤信（B.Hobson）等的續至，新教士又有許多新事業，如伯駕在廣州所設的眼科醫院，及繼之而成立的“醫藥布道會”，裨治文等的“益智會”（Society for theDi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則以刊行價廉易讀的有用書報為主要目的。為要紀念馬禮遜並完成他的遺誌，他們又組織瞭一個“馬禮遜教育會”，創辦男女學校。中西關係逐漸走入瞭新時代。
但是時間太短促瞭，來不及使之發生作用。所有新教士的重要事業，均是鴉片戰前四五年，甚至是戰事爆發的一年所舉辦的（如馬禮遜學校），即使上溯到馬禮遜時代，閤計亦不過二十餘年。文化工作的效力是穩而緩的，難期近功。其次新來的教士雖有其能力抱負，不過為數不多，人手不敷。由於時勢的限製，他們的活動範圍不能齣乎廣州澳門及南洋的華僑所在地，在廣州有官府的乾涉，時間的限製（每年五月至十一二月間），在澳門有葡人的阻撓。他們不能公開講演說道，文字宣傳的效力終不及耳提麵命。而在無約時代，他們既少方便，又無地位。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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