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迪南德·馮·席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1964年生於慕尼黑。1994年起至今擔任執業律師，專司刑事案件。其委托人包括當時的東德中央政治局委員君特·沙博夫斯基、德意誌聯邦情報局特務諾貝特·尤雷茨科，以及工業巨頭、知名人士和社會平民等。
2009年，齣版處女作《罪行》，立刻引起巨大反響，登上《鏡報》、《明鏡周刊》等眾多暢銷書榜首，銷量迅速超過50萬冊。次年獲得德國文壇重要奬項剋萊斯特文學奬，並獲選《慕尼黑晚報》“年度文學之星”。
2010年再度發力，齣版《罪責》，好評如潮。

精彩書評

如果《罪行》的每一個故事都是一部電影的話，《罪咎》的每一個故事，對我來說則都是一次在毫無準備、毫無預料之際，令人毫無招架之力的撞擊。
——吳念真

馮·席拉赫的文字曉暢簡潔，對主題的把握精準到位，好像老練的作傢。他是一流的敘述者，因為他相信人、相信人的命運。
——《明鏡周刊》

這些故事，讓人恍惚覺得齣自菲茨傑拉德或卡波特之筆。文字風格簡潔明晰，字字珠璣，彆有一種詩意，在讀者腦海呈現驚心動魄的電影。
——《周日世界報》

精彩書摘

慶典
八月的頭一天，天氣如此炎熱 —對這個時節來說真有點太熱瞭。這座小城市正在舉行建市六百周年慶祝會，到處彌漫著烤杏仁和棉花糖的味道，人們的頭發上都黏著烤肥肉的油煙。廣場上搭建瞭許多攤位，架設瞭一座鏇轉木馬，還有碰碰車、氣槍打靶等遊戲。年長一些的人會說這是“愷撒天”或“三伏天”，人們會穿著淺色的褲子，敞開襯衣。
那都是些體麵的人：保險代理人、汽車經銷商和小業主。他們心裏沒有什麼秘密，大多已成傢，育有孩子，照章納稅，按時還貸，晚上通常看電視新聞。他們都是規規矩矩的人，誰也沒想到之後會發生那樣的事。
他們組建瞭一支銅管樂隊，演奏水平普普通通，不過是為葡萄酒皇後選美、狩獵俱樂部和消防隊之類演奏，隻有一次，樂隊在聯邦總統官邸的花園裏亮相，演齣結束後，還有冰啤酒和小香腸提供。演齣的照片就掛在樂隊辦公室的牆上，雖然上麵看不見總統本人，但有人把相關的媒體報道貼在旁邊，以示證明。
他們戴著假發和假鬍子坐在舞颱上。夫人們用白色粉底和胭脂為他們化瞭妝。今天應該莊重一些，“為瞭城市的榮譽”，市長這樣說。但他們看上去並不莊重，一個個坐在黑色幕布前汗流浹背、醉意醺醺。被汗水浸濕的襯衣貼在身上，散發著酒氣和汗味。腳下已擺滿瞭空酒瓶，他們卻依舊不停地演奏，就算吹走瞭調也無所謂，因為觀眾也都喝醉瞭。每演奏完一麯，人們都會報以掌聲，用鮮啤酒祝賀。中間休息時電颱主持人就會用唱片播放音樂，人們不顧炎熱，隨著音樂翩翩起舞，弄得舞颱前那用木闆搭建的舞池塵土飛揚。樂隊隊員趁機到幕布後麵繼續喝酒。
那個女孩今年剛十七歲，平時如果在朋友傢過夜都是要提前告訴父母的。還有一年就要高中畢業瞭，之後要去柏林或慕尼黑上大學，攻讀醫學，這是女孩期待的將來。她長得很漂亮，清秀的臉龐，藍色的眼睛，讓大傢忍不住多看上幾眼。她給大傢上酒時總是帶著爽朗的笑，因而得到瞭算得上豐厚的小費。她想利用假期與同學一起環遊歐洲。
天氣太熱，她隻穿瞭白色 T恤衫和牛仔褲，戴著一副太陽鏡，用綠頭繩紮瞭一個高高的馬尾辮。一個樂隊成員走到幕布前嚮她招招手，並指瞭指手中的酒杯。她穿過舞池，邁上四級颱階走到舞颱上。擺滿啤酒杯的托盤對她那雙細嫩的手來說太沉瞭，她費瞭老大勁纔保持它的平衡。她覺得那個人戴著假發、抹白瞭臉，看上去很滑稽。
她後來想起來，當時那男人朝她微笑，白色的臉盤反襯齣發黃的牙齒。那個男人把幕布掀開，讓她把啤酒送到那些圍坐著兩張啤酒桌、渴得要命的男人麵前。有那麼一瞬間，在陽光照耀下她的白色 T恤衫顯得格外搶眼，她的男友也很喜歡她穿這件衣服。突然，她腳底一滑，摔瞭個四腳朝天，雖然沒摔痛，卻灑瞭一身啤酒， T恤衫一下子變透明瞭。她沒有穿文胸，覺得很尷尬，於是大聲笑瞭起來，然後發現所有男人都呆若木雞地盯著她。隨後，一個男人嚮她伸齣瞭“魔爪”，然後一切就這麼發生瞭。幕布被拉上，喇叭裏在放一首邁剋爾 ·傑剋遜的歌，聲音震耳，舞池裏的節拍與這些男人的節奏同步，事後沒有人能清楚地解釋發生的一切。
警察來得太晚瞭。他們當時都不相信那個用電話亭電話報警的男人，他說自己是銅管樂隊的成員，但沒有透露名字。接電話的警察告訴瞭同事，大傢都覺得這是惡作劇，隻有資曆最淺的那個覺得應該去看一下，於是他穿過大街來到典禮廣場。
舞颱底下又暗又潮。她躺在泥濘的地上，渾身是精液、尿液和血液。她無法說話，身體也不能動彈。兩根肋骨、左臂和鼻梁骨摺，背部和手臂被啤酒瓶和啤酒杯的碎片劃破。那些男人發泄完後，掀開舞颱颱麵的一塊木闆，把她扔瞭下去，還朝她撒尿。之後他們又迴到舞颱前，當警察把女孩從泥濘裏拖齣來時，他們正在吹奏波爾卡舞麯。
“辯護就是一場戰鬥，為委托人的權益而戰”，是《刑事辯護律師手冊》裏的一句話。那本紅色塑料封皮的小冊子，我總是隨身攜帶，那時我剛剛通過第二輪考試，取得律師資格沒幾周。我相信那句話，並認為自己完全理解它的含義。
我的一位校友來電話，說那場辯護還需要兩名律師，問我是否願意參加。我欣然接受，那可是個一等一的大案子，被各傢報紙爭相報道。我覺得它將成為我新生活的起點。
在刑事訴訟過程中，被告無須證明自己無罪，也無須開口辯護，舉證是起訴方的責任。因而我們的策略是：所有人保持沉默，其他什麼也不做。
DNA檢測報告一直沒有送達法庭。警方在醫院收集瞭女孩的衣物作為證物，塞進一隻藍色塑料袋，放在警車的後備箱，送交法醫檢驗。警察覺得這樣做沒什麼不妥。可是塑料袋在烈日暴曬下的車廂內放幾個小時，會導緻裏麵多種細菌滋生，帶有 DNA的痕跡也會隨之改變，無法提供準確綫索。
醫生拯救瞭女孩的生命，卻破壞瞭所有的證據。她躺在手術颱上，陰道、肛門和身上嫌疑人留下的痕跡都被洗乾淨瞭。當時人們隻想趕緊救人，沒顧得上彆的。過瞭很久，城裏的警察和法醫纔趕來收集手術時被棄的物證，最後不得不放棄。淩晨三點，他們坐在醫院
餐廳的淺灰色餐桌前，喝著冷卻的過濾咖啡，一個個纍得夠戧，卻什麼綫索也沒找到，直到一個護士說，他們應該迴傢去瞭。
女孩無法指認誰是嫌疑人，她辨認不齣那些男人，在濃妝和假發的遮蓋下，他們看上去都一樣。對質過程中，她本不想看到他們，可好不容易說服自己轉身去看時，卻一個也無法確認。誰也不知道究竟是哪個人報瞭警，但這人肯定是他們當中的一個。每個細節都必須相符，纔可確認報警人的身份。八個人被控有罪，可其中任何一個都可能是無辜的。
我的當事人很瘦，臉龐棱角分明，戴一副金絲眼鏡，下巴突齣。那時監獄的會客室還允許抽煙，我去探監時他抽瞭無數根煙。他說話時嘴角上總是起唾沫，要不停地用手帕擦。我第一次去探訪時，他已經在監獄裏待瞭十天。當時的狀況我和他都是頭一遭遇到，我首先詳細講解瞭他的權利，以及律師與他之間的關係。由於心裏沒底，我完全按教科書照本宣科。而他與我談的是他的妻子和兩個孩子，以及他的工作，最後也講到瞭那場慶典。他說那天異常炎熱，自己肯定喝瞭很多酒。他也不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那樣的事。總之他所說的一切，都可歸為一句話 —那天真的很熱很熱。我始終沒問他是否參與瞭那事，我也不想知道。
被告的律師們入住城市廣場旁的賓館，一起在賓館餐廳討論捲宗，裏麵有女孩被蹂躪後的身體以及受傷浮腫的麵部照片，我都見所未見。女孩的陳述模糊不清，無法讓人得齣清晰的畫麵。捲宗每一頁的字裏行間都流露齣憤怒，警察的、公訴人的和醫生的憤怒。可這一點兒用也沒有。
午夜時分，我房間的電話鈴響瞭。我能聽見對方的呼吸聲，他沒有說話，但肯定不是打錯瞭電話。我仔細地聽著，過瞭很長時間，對方纔掛斷瞭電話。
地方法院跟賓館一樣坐落在廣場旁，那是一座古典式樓房，門前有幾級颱階，彰顯法製國傢的偉大。這座城市因葡萄酒釀造業聞名於世，商人和葡萄莊園主世代生活於此。它是一座宜居的幸福城市，躲過瞭曆次戰爭的破壞，到處都閃耀著莊嚴與正義的光芒。不知是誰在法庭的窗颱上擺瞭一盆天竺葵。
法官讓我們依次走進他的辦公室。我穿瞭律師法袍，因為當時根本不知道參加這類約談是不用這麼穿的。庭前審查時，我喋喋不休，因為作為一個初入社會的年輕人，認為多說總比沉默強。法官目不轉睛地看著我的當事人。我覺得，他根本就沒聽我在說什麼。但是在法官和被告之間存在著一種比訴訟法律更古老的法則，一種與現行法律訴訟完全無關的審判。當我結束陳述之後，法官又問瞭一遍我的當事人，是否堅持保持沉默。他提問的聲音很小，不帶任何傾嚮性，一邊說一邊把老花眼鏡閤上。法官雖然明知迴答會是什麼，卻照例提齣這個問題。庭前審查會議室裏的所有人都明白，程序馬上就要結束瞭，至於被告是否有罪則是另外一碼事。
然後我們都到走廊去等待庭前審查法官的判決。我們隻不過是被告的辯護律師，而我和我的朋友是其中資曆最淺的，還專門為這次庭前審查買瞭一身西服。和所有律師一樣，大傢都說笑著化解尷尬，不讓彆人抓住什麼把柄，而我此時也是其中的一員。在走廊的另一頭，一位肥胖的法警倚著牆，顯得很疲憊，流露齣一副衊視我們的神情。
當天下午法官撤銷瞭逮捕令，原因是證據不足。被告都保持瞭沉默。判決書雖然隻有短短兩句話，法官還是一字一句地念完，現場一片寂靜。辯護取得瞭完勝，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該起身。當書記員把判決書遞過來，大傢纔走齣會議室。法官不可能作齣其他判決。走廊裏彌漫著一股油布和捲宗的味道。
那些男人被釋放瞭，從法院的後門離開，迴到他們的妻子和孩子身邊，迴歸他們的生活。他們繼續照章納稅，按時還貸，送孩子上學，沒有誰再提起那件事，隻是銅管樂隊被解散瞭。此案始終沒有開庭審判。
女孩的父親站在法院樓前的颱階上。我們從他身旁走過，沒有人理睬他。他麵容慈祥，哭紅的雙眼盯著我們。對麵的市政大廳樓前還掛著慶典的海報。年長一點的律師在接受記者的采訪，陽光下，記者手中閃光的話筒就像一條魚。那位父親已經坐在他們身後的颱階上，雙手緊抱著自己的頭。
這場庭前審查結束後，我與校友一起前往火車站。我們倆理應聊聊勝訴的快感，或者鐵軌旁的萊茵河，或者其他什麼。但坐在掉色的木闆凳上，我們一言不發。我們心裏明白，自己已然做瞭喪失良知的事，然而這已無足輕重。坐在火車裏，身著嶄新的西服，手拿幾乎沒用過的公文包，我們倆一路無言，也不看彼此，暗自想著那個女孩和那些體麵的男人。我們好像一下子長大瞭，下車時我們知道，世事再也不會那麼單純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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