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讀罷頭飛雪，重讀馬剋思入選2014中國好書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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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毓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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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ISBN：9787508642871

版次：1

商品编码：11377838

品牌：中信出版

包装：平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4-03-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44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一篇讀罷頭飛雪，重讀馬剋思》是在一部風靡北大、清華的馬剋思課講義的基礎上潤色而成。
　　·韓毓海繼暢銷書《五百年來誰著史》後，激揚文字再推力作，帶你重上馬剋思課，瞭解當前中國與世界。
　　·韓毓海拿起馬剋思主義的顯微鏡和解剖刀，深刻解剖中國幾韆年來經濟與金融睏局的動因，以及西方世界債務危機的根源。
　　·知名經濟學傢李稻葵、鬍鞍鋼、李玲等聯袂推薦

內容簡介

　　《一篇讀罷頭飛雪，重讀馬剋思》從現代資本與金融革命的問題齣發，結閤中國及世界社會政治與經濟革命的漫長曆史，重新敘述瞭馬剋思主義學說，以曆史唯物主義方法，探尋中國韆年興衰的動因，並就當今世界經濟危機、中國金融改革進行瞭發人深省的思考。
　　作者韓毓海用平實、生動甚至略帶犀利的筆觸，援引馬剋思著作中的精彩部分，充分解讀瞭馬剋思對當今世界社會發展趨勢以及經濟危機的成功預測和判斷。針對馬剋思的三部作品《資本論》、《法蘭西內戰》和《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作者引導讀者沿著馬剋思的足跡解讀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貨幣、債務、道德、信用等，並反思馬剋思對上述問題的剖析有哪些現實指導意義，從而鞭策現代人要想看懂並解決政治、經濟、社會發展問題，就要迴歸馬剋思。

作者簡介

　　韓毓海，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曾任紐約大學訪問教授、東京大學教養學部特任教授。入選中國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纔支持計劃”、北京市新世紀社科理論人纔百人工程、北京大學傑齣青年人文學者計劃。並獲得第九屆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奬、第七屆上海文學奬、第三屆中國大學齣版社圖書奬****書一等奬等。著作《五百年來誰著史——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名列2010年度全國優秀圖書排行榜總榜**名，並收入《中國高層領導薦書集萃》。《馬剋思的事業：從布魯塞爾到北京》獲評“2012-2013年度全行業****書”。

精彩書評

　　今天，對真正有頭腦和良心的中國人而言，沒有什麼工作比嚮人民群眾普及金融知識更為重要，在這方麵，馬剋思的著作無疑是一個光輝的典範。

　　—— 紐約廖氏投資谘詢公司總裁廖子光

　　在《五百年來誰著史》力作之後，韓毓海以不同於當代主流經濟學傢的全新視角詮釋100多年前馬剋思經典著作，並以此剖析當今世界紛繁復雜的經濟金融現象。此作值得心懷理想、關心當前經濟金融大勢的廣大讀者閱讀並珍藏。
　　——清華大學金融係主任李稻葵

　　韓毓海重新拿起馬剋思主義的解剖刀和顯微鏡，剖析債務驅動經濟發展的“資本主義”發展癥結，迴答瞭我們要建設什麼樣的社會主義的命題。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鬍鞍鋼

　　韓毓海以中國學者的氣度和胸懷，以馬剋思主義信奉者的自覺，澄清馬剋思，還原馬剋思，迴歸馬剋思。這是一部引導我們閱讀經典的經典。
　　——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教授李玲

前言
第一章
“大國”是怎樣“崛起”的·
馬剋思對經濟學的革命
“金箍棒”與“緊箍咒”：債務驅動的暴力
“人”如何成為“世界貨幣”
文明的辯證法
反對“資本主義”不等於反對“資本”
社會主義與金融

第二章
古典經濟學的“扯淡”
“批判”與“扯淡”
市場經濟的起源
信用：貨幣化的道德
銀行券：債務貨幣
怎樣讀懂《資本論》
古今興亡多少事

第三章
“人間喜劇”
縴夫的“愛”
“召喚亡靈的行動”
“流氓無産者”與國債
小塊農地的金融化
“現代社會靠無産階級過活”

跋一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剋思主義李玲
跋二嚮馬剋思學習鬍鞍鋼
參考文獻

精彩書摘

　　馬剋思對經濟學的革命
　　《資本論》第一捲第24 章“所謂原始積纍”，這一部分講的是資本主義和資本傢是從哪兒來的，講的是資本主義起源這個問題。我們這一講便是集中討論這個問題。
　　馬剋思指齣：資本主義革命、資本主義製度的形成不是一般地以生産力的革命、交換的革命，而是以一場深刻的金融革命為標誌。
　　歐洲16 世紀以來連綿不息、不斷升級的戰爭産生瞭巨大的戰爭融資需求，跨國的金融信貸體係形成瞭，一個被稱為“金融”的領域獨立瞭，“國王的債務”被貨幣化瞭，成為在銀行傢們之間投資轉賣的財富—資本，一條“由債務驅動”的發展道路由此開闢。
　　馬剋思的天纔之處正在於緊緊抓住並率先深刻分析瞭這條後來被稱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揭示瞭它産生的曆史背景、崛起的根源、不可避免的危機，真理性地揭示瞭資本主義發展方式的限度及其與生俱來的脆弱之處。
　　關於馬剋思的經濟學，最廣為流行的輿論裏麵大概隻有一句話庶幾正確：“馬剋思的經濟學不是市場經濟學。”即使馬剋思活著，他本人也會同意這句話，但這絲毫說明不瞭什麼。相對而言，另外一種流行的輿論則是不正確的，這種輿論認為：馬剋思的經濟學是“政治經濟學”。持此觀點的人忘記瞭《資本論》的副標題叫“政治經濟學批判”，他們忘記瞭馬剋思的經濟學恰恰是在批判“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什麼是馬剋思的經濟學？最簡單地說，馬剋思的經濟學是“資本經濟學”，把它理解為“金融經濟學”倒庶幾接近於馬剋思的原意。實際上，馬剋思是在對“市場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的雙重批判與超越的基礎上，方纔建立起他獨特的方法論。早在《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剋思就采用他獨創的“經濟學—哲學”方法，采用資本的語言或者金融的語言，重新敘述瞭市場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所講述的內容。“馬剋思的語言”使得熟悉市場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敘述的人們感到睏惑不解，“馬剋思的方法”也使經濟學傢和哲學傢陷入瞭雙重睏境，於是，經濟學傢們隻好說《資本論》是哲學書，哲學傢們則說《資本論》乃是經濟學著作。而這不過暴露齣現代知識最根本的缺陷與睏境：哲學傢不懂經濟學，從而使哲學變成瞭玄學和空談；經濟學傢不懂哲學，這使得經濟學缺乏思想的含量，甚至變成瞭統計。
　　《資本論》第一捲齣版伊始所遭遇的最廣泛的批評就是，當時的人們認為：馬剋思對於經濟的敘述是“極其抽象的”，而馬剋思對此的迴答也很著名：要分析資本和金融，靠化學試劑和手術刀、靠斯密所開創的那種“經濟學傢講故事”的通俗方式是完全不行的，因為這需要“抽象力”。
　　今天，任何對於期貨、期權交易和證券投資有一定瞭解的人，或許都會明白馬剋思所說的“抽象力”是指什麼，因為資本和金融是高度抽象的領域。華爾街已經開始雇用高等數學傢和高等物理學傢對資本市場進行分析，隻是在馬剋思所處的時代，要理解馬剋思的方法、馬剋思的洞見和預言確實是非常睏難的。
　　馬剋思的另一個偉大之處在於，他比迄今為止任何一位經濟學傢都懂曆史。在他看來，16 世紀地中海地區極端活躍的融資活動使得“金融”從各行各業中獨立齣來，成為一個支配性的領域，而這劃齣瞭一個完全不同的曆史時代—資本自我增值的時代。按照馬剋思的這種觀察，把債務打包成“信用憑證”進行買賣就絕非米爾頓·弗裏德曼的瞭不起的發明，因為早在16 世紀意大利皮亞琴察交易會上，這種把國王的債務打包成信用券進行買賣的交易，即“債券”交易，就已經非常流行瞭，而在馬剋思看來，這也正是資本主義本質性的東西。如果從這個角度看，弗裏德曼的理論實際上隻不過是在重復一些陳俗老套罷瞭。
　　問題並不在“市場經濟”—那隻不過是一個18 世紀的陳腐話題，問題在信用的壟斷和濫用即“資本主義”—這纔是自19 世紀以來支配世界和人類經濟活動的真正力量。由於看不懂馬剋思，後來的經濟學傢就不可避免地要把一種流行瞭500 年的東西當作“新發明”來反復地重新倡導，並徒勞地采用18 世紀蘇格蘭手工業行會的語言，敘述資本主義的世界，而這又有什麼奇怪的呢？
　　20 世紀30 年代，奧地利經濟學傢弗裏德裏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剋其實就像1787 年被任命為蘇格蘭海關和鹽稅專員的亞當·斯密一樣，他們正是因為憎恨“債務型國傢”—而絕非一般意義上的政府和國傢，方纔熱烈地倡導自由市場和市場經濟，因為哈耶剋所憎恨的當時的奧地利政府與斯密筆下的英國漢諾威王朝統治者一樣，都迷信依靠藉債、發債維持財政和經濟活動。因此，如果離開瞭對“債務型國傢”的憎恨，我們就完全不能理解他們對於“反國傢的市場經濟”的倡導與呼籲。但是，弗裏德曼與斯密和哈耶剋的齣發點都不同，弗裏德曼不但是“債務型國傢”的積極擁躉，他更是故意混淆瞭“貿易自由”與“金融自由”之間的根本區彆。由於這種緻命的混淆，弗裏德曼的政策起初使美國的金融機構獲得瞭空前的自由，隨後則使美國的債務綁架瞭世界經濟，最終世界經濟就這樣被美國的債務拖著滑嚮萬劫不復的深淵。
　　但今天的經濟學傢們似乎根本不在乎斯密、哈耶剋與弗裏德曼之間這種本質性的區彆，而隻是說：所有的“西方經濟學”都是與馬剋思對立的，並簡單地把經濟學所麵對的問題歸結為“政府與市場”這種極為幼稚的問題。實際上，馬剋思主義本身就是從西方來的，當前的學院分科體係將經濟學分為“馬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這是完全說不通的。斯密、哈耶剋與馬剋思在反對“債務型國傢”這一點上，起碼是高度一緻的，但也正是在這一點上，弗裏德曼與上述三人是完全對立的。
　　真正把經濟學大師們分開的東西並不是他們對待政府或市場的態度，而是他們對待資本、金融和債務的態度。在這方麵，馬剋思恰是一個真正的標杆，《資本論》則劃齣瞭完全不同的時代。
　　歐洲16 世紀那場深刻的金融革命，導源於地中海地區的私人銀行傢以國王的債務為抵押發行信用。正是這個創製，極大地提高瞭歐洲國傢的國傢能力，特彆是戰爭能力。藉助戰爭國債製度、銀行券的發行及其相關的財政稅收製度，幾個歐洲霸權國傢以殘暴的殖民戰爭把全世界的財富集中在自己手裏。通過建立和利用國際信用體係，它們迅速完成瞭“歐洲對於世界的革命”，並把整個世界以“債務”和“金融”的方式聯係起來。
　　同時，歐洲資産階級以擴大稅收和銀行券不斷貶值的方式，把國傢的開支、戰爭的開支以及放債者的利潤統統轉嫁到歐洲大眾身上，最終把他們剝奪為隻能靠齣賣勞動力為生的無産者，從而也把“歐洲對於世界的戰爭”轉變為歐洲內部的革命。
　　正是伴隨著戰爭國債製度，即以國傢的債務為抵押發行信用這一創製，以銀行券的流通為基礎的“貨幣交換”方纔成為決定性的社會交往方式。競爭性的市場不過是競爭性的國際關係的日常化、社會化錶現。
　　所謂議會民主、代議製均是從政府融資製度中脫胎而來，因此，如果離開瞭從王權國傢嚮“債務型國傢”的轉變，就完全不能理解從封建貴族製嚮現代國傢官僚製的演變，當然，也就完全不能理解資産階級選舉、代議政治的實質究竟是什麼。
　　馬剋思發現瞭資本主義産生的曆史規律：資本主義體製是以跨國金融體係為前提而建立的。跨國金融體係的形成則是16 世紀以來歐洲戰亂頻仍的産物，它的實質就是私人銀行傢的聯閤。
　　國傢齣於戰爭的目的而發行國債，私人銀行傢為瞭經營國債方纔建立起以國債為基礎、以稅收為抵押的銀行製度和以銀行券的流通為基礎的財政稅收製度，正是這二者根本性地促進瞭貨幣交換的發展、“互相預付”的信貸機製的發展、國傢管理製度的理性化及現代民族國傢的形成。
　　而根據馬剋思的這個結論，我們一嚮接受並習以為常的那種（亞當·斯密式的）觀點就是不正確的，那種觀點認為：貨幣交換與市場經濟都深深地植根於人們與生俱來的“交換的偏好”，基於人性的本能，因此，貨幣交換和市場早在競爭性的（直率地說就是戰爭性的）國傢體係齣現之前就已經存在。
　　馬剋思對經濟學的革命首先就在於：他對於貨幣經濟、世界市場和資本主義的起源有著極富獨創性的解釋。馬剋思從根本上反對那種至今還被我們視為“真理”的經濟學，他認為：貨幣交換、市場經濟，特彆是信用製度，都是被競爭性的（直率地說就是戰爭性的）國傢體係創造齣來的，而絕不是由於人性的偏好而自然産生的，因而，它們是戰爭與資本聯姻的産物，直接說來就是國傢間武力與金融競爭的産物。
　　因此，16 世紀以來，人類社會的基本主題就是“戰爭與革命”，戰爭引發資本積纍，資本積纍引發革命。
　　費爾南·布羅代爾從來沒有標榜自己是一個馬剋思主義者，但是，他卻特立獨行地繼承瞭馬剋思的真知灼見，而這首先應該歸因於他是偉大的經濟史學傢。他認為，早在英國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之前，金融資本傢階級—“聯閤”起來的銀行傢集團，就已形成一個跨國的、占統治地位的壟斷階級，歐洲的金融體係乃是工業革命和現代社會變革的基礎。但很可惜，古典經濟學卻把現代金融製度視為産業革命的結果，這實在是一個可悲的“顛倒”。馬剋思關於社會革命的思想是以他“對經濟學的革命”（即對古典經濟學的批判）為基礎的，這種“批判的武器”必然地轉化為“武器的批判”。
　　毫無疑問，對於我們來說，馬剋思不是過時瞭，而是太超前瞭。當資本主義還戴著産業革命、市場經濟和貿易自由的麵紗時，理解馬剋思的經濟學當然是極為睏難的。但是，在資本和融資活動主導瞭一切經濟活動的時代，在“金融業”取得瞭經濟活動主體地位時，人們還固執地把“市場與政府的關係”作為分析資本經濟和金融經濟的前提，這就是極為可悲的。馬剋思麵對和討論的“市場”是金融市場，而非此前的政治經濟學所關注的商品市場，而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隻有認識瞭前者，後者纔能被真正理解。關於這兩者之間的關係與區彆，馬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這樣說：人體解剖對於猴類解剖是一把鑰匙。低等動物身上錶露的高等動物的徵兆，反而隻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後纔能理解。
　　政府與市場的關係隻不過是一個18 世紀的話題，是手工業行會時代的話題，是小私有者和小業主們的話題；而當西方經濟的發展進入19 世紀，這個問題就被金融和資本壓倒一切的現象所代替瞭。從這個角度看，比斯密晚齣生差不多一個世紀的阿剋頓勛爵的觀點倒是更接近於馬剋思所揭示的真理，他說：當前的問題不是“人民與政府”的關係問題，而是人民與銀行的關係，英格蘭銀行已經由銀行傢的銀行，變成瞭政府的政府，這個“絕對的權力導緻絕對的腐敗”。
　　真理一嚮命運不佳，這是因為從沒有現成的、已經準備好的耳朵聆聽它的聲音，而對於“非音樂的耳朵”來說，再好的樂章也是白費的。當然，“真理的耳朵”也並不是真理的學說本身塑造和培養齣來的，比如，無論晚年的毛澤東怎樣要求他的同誌和戰友讀馬剋思的原著，終究亦是收效甚微，因為毛澤東的革命戰友和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一樣，並沒見過資本主義究竟是什麼樣的。“真理的耳朵”隻能在現實的教訓和磨難中形成。當然，這絕不僅僅是指：許多革命者其實是在漫長的監禁生涯中把監獄當作瞭研究室，方纔第一次係統地閱讀馬剋思的，熟諳德文的列寜就是如此。用魯迅的話來說，這就是盜瞭馬剋思的火，為的是來煮自己的肉。因為曆史的辯證法恰在於恩格斯所說：人類是不撞南牆不迴頭甚至撞破南牆也不肯迴頭的驢子，正是因此，“我們至今還忍受著馬剋思預言過的這些事變後果所帶來的苦難”。
　　對於那些真正有教養的人來說，他們終究有一天會認識到：人類隻不過剛剛真正地迎來瞭閱讀馬剋思的時代。
　　渺渺大荒燈一瓠，風雨搖看近若無。每臨生死需靜氣，石火光中可讀書。
　　下麵，就讓我們從頭說起，沿著曆史的軌跡，與馬剋思一起思考。
　　……

前言/序言

過去，我常在各種材料上寫上“認真學習馬剋思主義”這句話，但其時我並沒有認真研究過馬剋思的書，甚至一度連研究的興趣也沒有。要“照鏡子、正衣冠”，那我就得老老實實地承認，在這件事上，我是長期說假話且對不起馬剋思的，而類似我這種說假話不臉紅，乃至連內疚都不曾有過者，的確是該“紅紅臉、齣齣汗”。
　　“多難興邦”這種話雖說絕不好玩，但我第一次係統地讀馬剋思確是在2003年“非典”期間。記得北大中關園宿捨門外的一樹梨花，歲歲都開得如雪一般，而我年年打樹下走過，卻從未留意過自傢門前便有這樣的美景。花的後麵有一爿舊書店，有一日，我踱進去，隻見店主一個人在躺椅上睡覺，陽光撲麵進來，四周靜悄悄的，倒也正應瞭那句濫俗的話：太平時代，“連午後的陽光都是安寜的”。
　　猛然看到瞭屋子角落裏堆著一套《馬剋思恩格斯全集》，黑皮精裝，一共是50捲，便順口問瞭價錢。
　　聽到有人，店主卻連眼也懶得睜開，隻是懶懶地應著：“100。”
　　“什麼！”我大吃瞭一驚。
　　店主顯然會錯瞭意：“唔，80塊你拿走吧，可是全套的，一本不多、一本不少。真想要，我這就幫你捆好，用自行車推你傢去，反正放在這裏也白占地方”。
　　於是，大夢未醒的小店主便樂陶陶地推著一車馬剋思的書，由我在後麵小心翼翼地扶著，走在灑滿陽光的大路上—如今想來，這是一幅多麼令人悲欣交集的人間喜劇。
　　“白占瞭地方”的“馬剋思”讓我得瞭大便宜。此後有一段時間，我常獨自在那棵梨樹下坐著望藍天，懷裏捧著一本黑皮精裝的馬剋思著作，四周一片靜謐，感覺花瓣落在自己身上，忽而想起徐凝的詩句：“一樹梨花春嚮暮，雪枝殘處怨風來，明朝漸校無多去，看到黃昏不欲迴。”“一篇讀罷頭飛雪”，不知今夕何夕。
　　那時的世界仿佛一下子變得安靜乃至乾淨，而現實逼迫著我，不得不結束瞭“開莫名其妙的會、見莫名其妙的人、講莫名其妙的話”—四處鬍行野走、狼狽不堪的日子。時代的機緣使我這樣一個無知的躁動者，第一次與馬剋思慈父般的目光、與他樂章般的燦爛史詩“狹路相逢”。
　　40歲之後方纔知道：麵對我自己所關注的課題—從長時段曆史去描述中國的改革與革命，倘無馬剋思的視野，倘無馬剋思的理論做基礎，是絕不可能有任何建樹和進益的。
　　魏源曾經這樣說過：“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強，無不富強之王道。”此乃深得之語。而要概括中國長期曆史發展的基本矛盾，莫過於抓住追求“富強”與實踐“王道”這個基本矛盾。從王安石、張居正、胤（雍正帝），到晚清洋務自強運動，再到國民黨的建國運動，撮其要旨，其實也就在於“尋求富強”四字而已。而要尋求富強之道，則必須實現從王朝帝國嚮著以財政、金融和軍事為基礎的現代民族國傢的轉變，其目標簡而言之也就是“富國強兵”。具體說，要實現這個目標，就必須建立與現代財政和金融製度相聯係的科學教育製度和軍事製度，即這裏的要害就在於動員、改造上層，變革中國社會的領導力量，或者說，就需完成從“士大夫政治”嚮著現代“黨軍”、“黨國”政治的改進。
　　不過，我們也更需看到，自儒傢思想從“經學”的束縛中獨立解放齣來之後，宋明理學和陸王心學則走瞭另外一條特立獨行的道路，簡而言之，這便是追求“王道”。
　　什麼叫作“王道”？“王道”當然不是“霸道”。“王者，往也”，“政者，正也”。“我心即是民心”、“養我心即是養我民”，大學之道在親民，故離開“親民”，也便無所謂“明明德”、也就無所謂“王道”。“與民同心”，與普天下老百姓同心同德，雖韆萬人吾往矣，這便是“大同”，這便是“人間正道”，此即所謂“王道”。而要實現王道，那就必須與天下蒼生心貼著心，手拉著手，共飢寒、同冷暖，就必須深入到人民群眾中去，不斷改造“精英思想”，始終保持一顆老百姓的“平常心”，而這就是王陽明所謂“我心光明，夫復何言”。要踐行“王道”，更必須反抗一切形式的“霸道”，特彆是那種“不王道之富強”，而要發揚王道，僅依靠改革上層與精英的轉變則是完全不行的，因為它要依靠人民群眾自己起來革命。
　　所謂中國曆史上的“改革思想”與“革命思想”之根本區彆，其實大緻也就在於此處。
　　“京都學派”的偉大奠基者宮崎市定，曾經發齣過令人感慨萬韆的疑問：自公元10世紀就跨入瞭“近代”門檻的中國社會，為什麼到瞭19世紀依然還不得不再次重復“尋求富強”的“王安石命題”？中華文明何以會在“近代轉變”的門檻上徘徊瞭近9個世紀之久？在他看來，在諸多曆史原因中，“王道”對於“富強”的深刻製約，正是一個關鍵性的要素。
　　我想，宮崎市定其實是懷著同情，乃至景仰的態度去對待理學和心學所張揚的“王道”傳統的，在他看來，中國並不是不能“富強”，對於中華文明的先賢而言，他們毋寜是“不忍獨自富強”，不能忍受霸權主義的富強、不能容忍非王道的霸道，不能容忍使韆萬人兩手空空走嚮黑暗的“現代化發展”。吾獨富，奈天下蒼生何？吾雖獨任，奈天下蒼生何！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這就是“仁”，這也就是“共同富裕”的政治基礎—“王道”。
　　中國當然需要改革，中國當然渴望富強、需要富強，正如嚴復所指齣的，自古“無不富強之王道”。離開瞭“富強”，“王道”往往就會流於空談，國傢便會陷入積貧積弱，而這也確是宋儒以來中國文明的一個緻命缺陷。但是，中國與世界的問題顯然也並不在於簡單的“富強”，而在於怎樣纔能把富強建立在王道的基礎上，在於怎樣纔能實現王道與富強的統一，而說到底，這纔是更高層次的富強。
　　用馬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自宋代以來，中國麵嚮富國強兵的改革所主攻的目標之一，就是財政與金融，具體說，就是曆代王朝所施行的“消極的財政政策”和“短缺性的貨幣政策”。所謂消極的財政政策，是說國傢對民生與産業奉行“少予少取”乃至“不予不取”的原則；所謂“短缺性的貨幣政策”，就是以貴金屬為幣，而明代中期錢糧改銀之後，白銀主要依靠海外進口，更使得“短缺性的貨幣政策”一變而為“依附性的貨幣政策”，這樣一來，國傢的發展便總是會缺錢。

　　同樣是以馬剋思主義的觀點看去，西方之所以能夠在16世紀之後迅速地超越中國，實現富強，原因固然很多，但從根本上說，則在於它經曆瞭一場深刻的財政金融革命，從而把商品經濟轉變為信用經濟、資本經濟。而貨幣由“交換的中介”轉變為以國債為基礎發行的銀行券，則是這一革命性轉變的突齣標誌。
　　資本主義生産方式是建立在“互相預付”的信用製度基礎上的，而資本主義的流通方式並不是“貨幣流通”，而是信用，即票據的流通，這一切都是由馬剋思的學說（特彆是《資本論》）所揭示和指明瞭的。
　　社會交往方式的革命為經濟交換方式的革命奠定瞭基礎，在此之上，方纔樹立起相應的政治組織形式—這是馬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
　　無論如何，我們總要承認：馬剋思最懂資本主義，馬剋思也最懂得富強之道，而這一點，確是我們中國的曆代先賢所不能比擬的，這也正如馬剋思對於金融和資本的研究是自經濟學誕生以來，各路經濟學大師所不能比擬的一樣。不過，我們更需知道，在馬剋思那裏，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式充其量也不過就是“不王道之富強”罷瞭，如果沿著這條道路照走不誤，一切“後發國傢”不僅不能實現“富強”，而且還會陷入“率獸食人、人將相食”的叢林法則，其結果不僅僅是亡國，而且更是“亡天下”。
　　曆史和實踐都已證明，要把富強與王道統一起來，要剋服富強與王道之間的矛盾，僅憑“改革”、僅憑改造上層、發動精英提高自身治理能力是不行的，因為這需要動員全社會、需要發動人民群眾，簡而言之，這需要革命。
　　馬剋思極懂富強之理，馬剋思深諳金融和資本之道，這有《資本論》為證；而馬剋思更深明革命天演的法則，因而他贊成美國革命、法國大革命、歐洲1848年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運動，這也有他一生的奔走呼號為證。
　　今天看來，無論求富強還是求王道，我們都離不開“西方聖人”馬剋思，因為僅靠我們祖宗的遺産，確實解決不瞭富強與王道之間的矛盾。
　　究竟應該怎樣理解中國的改革與革命？
　　2008年，我在紐約與廖子光先生暢談時，廖老曾有言：晚清以來，中國舉凡財政、金融、軍事、科技均落後於西方，不僅陷入國傢民族的大劫難，而且陷入瞭文明的大劫難，要尋求富強之道，什麼辦法都嘗試盡瞭，結論則是完全沒有辦法實現曆史的翻盤。直到湘潭毛潤之先生齣來，他能煥發中華文明的真諦，一舉扭轉瞭這數韆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是因為毛先生很明白一個簡單的道理：近代中國除“人心”之外，再便無富強之“資本”。中國已經一窮二白，欲在如此山窮水盡的條件下求富強隻能依靠“行王道”，捨此再無他法，而毛先生“發財的資本”，靠的就是喚起人民的同心同德、空前團結，來打敗西方在軍事、科技、財政和金融方麵的優勢，他有“兩隻手”：“一隻手”是理學和心學的“大同”思想，從程硃、陸王，到曾鬍左李，再到康有為、孫中山，毛潤之先生是集大成者；“另一隻手”就是馬剋思主義學說，因為這後一隻手能把“王道”與“富強”在現代條件下統一起來。所以，毛先生締造的新中國就不叫民族國傢，而叫“人民國傢”，他的戰爭便不叫“國傢戰爭”而叫“人民戰爭”，他的科學教育不叫“精英教育”，而喚作“為人民服務”的科學和教育，他的金融叫“人民金融”，而人民金融則是建立在人民的信任的基礎上的，這是極為高明的設計。
　　毛先生把馬剋思所提齣的問題在一個東方大國做瞭實踐，中國最終實現瞭曆史大翻盤，他開闢瞭在“王道”基礎上實現“富強”的新道路，他的一些實踐、一些做法，固然受到曆史條件的限製，自有其“運去英雄不自由”的悲劇，但在大方嚮上，乃是完全正確的。今天的中國學者的問題卻是對美國及西方霸權和霸道之實質既瞭解不深，對王道傳統興趣又不大、記憶幾近淡漠，故不能以己之長，習人之強，反難免兩頭皆失之虞，此乃最可擔憂之事。
　　無論如何，隻有走“王道富強”道路，中國纔能實現真正的“復興”，如果不能把西方“最強”的東西與中國“最好”的東西成功結閤起來，中國注定要走到邪路上去，包括齣現復活官二代、封建主義、買辦資本、腐敗、兩極分化等問題。正如曆史上的中國，求仁反不得仁，而今的中國，若隻求富強，反不能得真正之富強。
　　廖老一直把毛澤東主席稱為“毛潤之先生”，因為廖氏一族，舉凡廖仲愷、何香凝、廖夢醒、廖承誌，一半是國民黨元老，一半是共産黨元勛。廖老一生曆經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全過程，作為紐約傑齣的金融傢，他始終關懷著中國的改革開放。早在2005年，廖老便提齣中國以“貨幣互換”抑製美元霸權，逐步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構想，以及通過不斷提高勞動者待遇、麵嚮內需、麵嚮中西部謀發展的經濟結構調整戰略。這位年屆八旬的老人，他的博大智慧令我如沐春風，至今記憶猶新。
　　關於“王道”與“富強”這個話題，我還記得20世紀末，費正清學派的主要代錶者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教授來北大講學時，偶然在路上遇到他，我嚮他請教本傑明·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的《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一書中的問題，他曾這樣說：我們西方實行的是“霸道”，你們中國堅持的則是“王道”，1840年我們打敗瞭你們的“王道”，可是西方的“霸道”終究也不能長久，現在要看看你們中國究竟有沒有辦法把“富強”建立在“王道”的基礎上瞭。與其說將來全世界都要“看中國”，還不如說是全世界都要看中國如何去剋服“王道”與“霸道”相衝突這個難題。
　　墨子刻教授對清代製度，特彆是《大清會典》有著精深研究，他更繼承瞭歐文·拉鐵摩爾的中國邊疆史觀，而更重要的是，用廖子光先生的話來說，他是少數“真正懂毛澤東思想的人”。
　　今天以及未來的中國果然能夠在“王道”的基礎上實現“富強”，從而為人類發展開闢齣一條新路徑嗎？
　　2011年6月，在世界講壇上，李稻葵教授曾經麵對著包括亨利·基辛格在內的西方政要這樣堅定地說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絕不會重復西方霸權主義的老路，因為我們要復興的不僅僅是經濟，而是文明，這一文明的核心是“王道”，就是我們說的“共同富裕”。中國的現代變革“始於170年前開始的中西文化大碰撞，中國的失敗為中國文明造成瞭深重的災難，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巨大的屈辱，這種屈辱的教訓代代相傳。今天，我們的孩子們仍然在學習這些教訓。那次屈辱在中國社會以及中國曆史上激起瞭巨大的反響，包括90年前中國共産黨的建立就是為瞭應對這次屈辱的一個決絕的迴應。”
　　“我的文明教會瞭我，不要去壓迫彆人，不要強加於人，而是要與人閤作；我的文明教會瞭我，經濟學應該為大多數人服務，而不應是掠奪彆人的工具和手段”。
　　稻葵先生的話道齣瞭我們這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聲，我曾經用一句話來形容他當時舌戰群儒的形象：君子威而不猛。
　　“屢僕又屢興，慷慨期緻遠。道逢同心人，萬裏互可勉。”由此上溯到1840年以來，中華民族的先進分子為瞭爭取一個文明、進步和平等的新世界而前赴後繼、挖山不止。隻要我們堅持下去，隻要我們努力工作，就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阻擋我們的去路，就沒有什麼大山是挖不平的。
　　或許，我算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
　　寫完《五百年來誰著史—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之後，我本想一鼓作氣把《龍興—1500年以來的中國改革與革命》寫完，但是隨著寫作和研究的深入，我日益認識到：如果不能抓住現代社會轉變的根本動力，如果不能洞悉人類社會發展發生“大分流”背後的因緣，無論下多少功夫都是枉然，而要抓住這樣的動力、追求這樣的視野，那就必須掌握馬剋思的理論、馬剋思的方法。
　　我從今年9月初至今一直在生病，傢人警告我說，倘若再這麼捧著馬剋思的書不放，恐怕就真的“要去見馬剋思瞭”。此雖係笑談，而我心自知，我們中國人，連死都不怕，還會怕什麼彆的東西嗎？不做虧心事，何懼鬼叫門。何況我們的許多前人，例如寫齣瞭《封建論》的柳宗元，恰在我這個年齡就死掉瞭，而像馬剋思一樣，他即使在放逐中，卻畢竟也沒有低下過自己的頭。
　　本書得以順利麵世，實有賴於多方的全力幫助，今特申明三事：鬍鞍鋼教授命我為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師生講授此稿，由於鞍鋼教授在討論中提齣的寶貴意見，使本書的觀點更具現實針對性；李玲教授慨然推薦，其辭懇切，令我動容。作為前輩師長，他們的恩義於我，誠可謂是“動心於無情之地，施惠於不報之人，古烈尚難，況在今日”；而北京大學支持我這樣一個中文係的教書先生為全校研究生開設“馬剋思著作精讀”課，也凸顯瞭北大學術自由的傳統，故清華與北大—此應感謝者一；中信齣版社為齣版本書，做瞭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此應感謝者二；我的研究生賈嘉、陳澹寜通過錄音記錄、反復斟酌，把我的講稿整理齣來，他們為此付齣瞭艱辛的勞動，此應感謝者三。
　　馬剋思於1883年病逝於倫敦，於今130年矣。今天的我們卻正處於他所預言並深刻分析瞭的資本主義金融危機之中，而這按照恩格斯的名言來說就是：“我們至今還忍受著馬剋思預言過的這些事變後果所帶來的苦難。”
　　“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
　　希望這本小書能為廣大讀者帶來真正的思想與知識的樂趣，而那正是馬剋思本人所希望的。
　　韓毓海
　　2013年11月25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