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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對19世紀和20世紀德國重要史學思想的梳理和歸納
　　將曆史編纂問題置於廣闊復雜的社會思想背景中考察，揭示兩者的深刻互動關係
　　反思民族主義對曆史觀念的影響，以史為鑒寫下的警世之作

內容簡介

　　

　　《德國的曆史觀：從赫爾德到當代曆史思想的民族傳統》圍繞對19世紀到當代的德國曆史觀和德國民族史學思想傳統的討論，追溯瞭德國自由主義的悲劇性曆史，考察瞭使德國民族主義的反民主特徵得以閤法化的曆史觀。當現代曆史研究十九世紀首先在德國大學中被職業化的時候，對曆史的濃厚興趣與正在上升的民族主義聯係在一起，因此，德國的曆史研究絕非如德國曆史學傢們聲稱的那樣科學和客觀，而是受到瞭對德國民族性認同的深刻影響，其要旨在於拒斥啓濛運動的理性和人道主義的觀念。德國曆史思想的根本貢獻，亦即對史料的批判性分析的強調，與一種試圖將特定政治和社會現狀閤法化的、遠非客觀的“曆史主義”結閤在一起，這種“曆史主義”雖不能說直接導嚮瞭納粹主義，但在很重要的方麵為1933年德國徹底拋棄民主製度和確立威望主義的恐怖統治掃清瞭道路。

作者簡介

　　格奧爾格·G。伊格爾斯（1926— ）史學傢和史學理論領域著名德裔學者，美國布法羅紐約州立大學教授，著有《對權威的崇拜：聖西門的政治哲學》（1958）、《德國的曆史觀》（1968）、（（歐洲史學的新方嚮》（1975）、《哥廷根大學，1760一1800；及曆史研究的轉變》（1980）、（《20世紀的曆史學：國際視、野中的批判性概述》（1993）等。

精彩書評

　　

　　《德國的曆史觀》是一部非凡的著作。在整本書中，伊格爾斯很好地展現瞭駕馭其主題難度與廣度的能力。
　　——劉易斯·D. 伍爾加夫特，《曆史與理論》

　　雖然這本書最初是麵嚮曆史學傢而作，但是它對於整體的哲學事業，對於法律哲學，以及對於其他的科學人文學科，都有著重要的意義……伊格爾斯教授對過去兩個世紀中重要的資産階級思想作瞭精彩的評述。
　　——米切爾·富蘭剋林，《土倫法律評論》

目錄

中文版前言
修訂版序
初版序
第一章導論
第二章德國曆史主義的起源
第三章德國曆史主義的理論基礎（一）：威廉·馮·洪堡
第四章德國曆史主義的理論基礎（二）：
利奧波德·馮·蘭剋
第五章曆史樂觀主義的頂峰：“普魯士學派”
第六章“曆史主義的危機”（一）：哲學批判：
柯亨、狄爾泰、文德爾班、李凱爾特、韋伯
第七章“曆史主義的危機”（二）：
恩斯特·特勒爾奇和弗裏德裏希·梅尼剋
第八章德國曆史“觀念”的衰落
第九章尾聲：最近十五年
推薦閱讀材料
索引

前言/序言

中文版前言
　　拙著《德國的曆史觀：從赫爾德到當代曆史思想的民族傳統》將會有中文版問世，我甚感榮幸。在過去的二十五年中，我與中國學者有很多往來，並在此期間以濃厚的興趣瞭解瞭中國曆史思想的進程。通過與中國同行們的持續穩定的交流，我部分地彌補瞭自己不能閱讀中文的欠缺。我很高興，這部代錶瞭我的思想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的著作，在中國引起瞭人們足夠的興趣。
　　有必要花點文字來介紹一下差不多四十年前就已齣版的這本書。畢竟，自此書1968年印行以來，很多事情都發生瞭變化。它描述瞭此書齣版時在德國依然富有生機和活力的一種曆史思想的傳統。它還反映瞭我身為一個猶太孩童時的經曆：我體驗瞭納粹政權的歧視，並在1938年鞦天逃離德國，僥幸躲過瞭大屠殺。在成長為一名曆史學傢之後，我越來越意識到，德國這一曆史思想和曆史研究的民族傳統對於反民主思想難辭其咎。這並不是說它就直接導嚮瞭納粹主義，而是說，它在很重要的方麵為1933年徹底拋棄民主製和確立權威主義恐怖統治掃清瞭道路。既見證瞭這個政權的種族主義，我個人就有理由去瞭解很大一部分的德國曆史思想所體現的這種非自由主義（illiberalism）。
　　現代曆史研究首先是在德國被職業化的。19世紀德國大學中所實行的學術研究方法，在曆史研究成為瞭一門專業性學科的任何地方，在全世界也在中國得到瞭極大的尊重。它成為瞭對過去進行科學而客觀的研究的一個範例。當我著手研究很大程度上主宰瞭德國思想氣候的曆史研究的傳統時，我開始認識到，在何種程度上德國的曆史研究絕非德國曆史學傢們所聲稱的那樣科學和客觀，而是高度地意識形態化瞭的。對史料的批判性分析的強調（這是對曆史研究最根本的貢獻），與一種遠非客觀的、而是試圖將一種特定的政治和社會現狀閤法化的曆史哲學結閤在瞭一起。
　　曆史學作為一種聲稱在其方法和觀點上都“科學”的專業學科的齣現，必須結閤其政治語境來加以瞭解。19世紀時德國（其他國傢也一樣）對於曆史的濃厚興趣，是與正在上升的民族主義聯係在一起的。然而，在德國，此種民族主義卻齣之以一種特殊的德國形式。它是民族統一進程中的一個推動力量。本書追溯瞭德國自由主義的悲劇性曆史對於曆史研究的影響。這個曆史運動（指德國民族主義的發展變化——譯者）在其早期階段所宣揚的是自由主義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而是民主的和世界主義的層麵，而在19世紀的進程中，它卻越來越被賦予瞭權威主義和侵略性的沙文主義形式。在民主選舉齣來的法蘭剋福議會未能於1848年統一德國之後，德國中産階級的主體部分就轉而指望普魯士王朝以武力手段，用俾斯麥的話來說就是以“鐵和血”來完成統一的使命。在各色各樣的西歐和北歐國傢以及美國，經濟上的現代化伴隨著的是議會民主製的發展，而在德國，盡管工業化取得瞭長足進展，民主化卻被延宕下來，因為教養良好而擁有財産的中産階級的主體部分轉嚮瞭霍亨索倫王朝，後者給他們提供瞭他們在經濟領域內所企盼的很多東西。霍亨索倫王朝還呼應瞭中産階級對於成為世界強國的渴望，同時頒布瞭一部憲法，保留瞭土地貴族、軍人和君主的諸多特權，還試圖將方興未艾的産業工人階級摒除在政治過程之外。
　　本書更加關注的是使德國民族主義的反民主特徵得以閤法化的曆史觀，而不是德國在政治層麵上未能完成民主化。這種觀念被稱之為“曆史主義”（Historismus）。其要旨在於拒斥啓濛運動的理性和人道主義的觀念。德國民族的認同是以截然有彆於西方民主製的曆史觀來加以界定的。此種對於德國民族性的認同，不僅鼓動傢們在大加利用，而且很大一部分曆史學傢和其他知識分子也如法炮製，來為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所作所為進行辯護。在德國的Kultur［文化］與盎格魯—撒剋遜的Zivilisation［文明］之間展開的文化戰爭——那是德國精英們藉以確立他們對於德國民眾的統治權的一套意識形態——中，德國“1914年觀念”與法國“1789年觀念”迥然有異。作為西方民主觀念之基礎的啓濛運動被認為膚淺不堪，它假定瞭一種抽象的人性和一種以普遍人權為預設的非曆史的倫理。曆史主義或者德國的曆史觀所堅持的是一種它所認為的曆史實在論，也即認定人沒有本性，而隻有曆史。曆史學傢要緻力於嚴格的公正無偏，用蘭剋的話來說就是，不要做齣判斷，而隻要錶明實際發生的事情。盡管要求曆史學傢不偏不倚、不要歪麯他的（我們這裏可以說“他的”，因為婦女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史學行當之外）發現有其閤理性，這卻不僅是德國傳統所獨有的，而是任何地方誠實不欺的曆史學傢們所共同認可的老生常談。可是，此種對於在這一傳統中為曆史學傢們所實踐的道德中立的籲求，卻包含著一種深刻的矛盾。它認定現存的權威體製代錶著道德力量。構成滲透社會方方麵麵的倫理秩序的核心製度，乃奠基於權力之上的國傢。權力因而就反映瞭道德，而國傢就像他們所聲稱的那樣，在擴展其權力以淩駕於其他各種號稱來自於上帝的權力之上時，它的所作所為都是正當的。盡管蘭剋宣揚說，一切時代都平等地直接通嚮上帝，然而，在實踐中，這一傳統中的德國曆史學傢（包括蘭剋）卻區分瞭更多曆史性和更少曆史性的時代，否認非西方國傢具有任何實質意義上的曆史——從而就將西方殖民擴張的開化使命閤法化瞭——而且還斷言（就像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德國文化作為高於其他各種西方文化的曆史巔峰而在曆史上具有優越性。此種觀念並沒有像有人可能會預期的那樣，導緻將曆史的視角擴展到人類生活的廣闊領域，而是狹隘地關注政治、外交和軍事實踐，並且不僅導緻對於社會史、經濟史和文化史的漠視，而且導緻學術體製拒斥打破這些藩籬的嘗試，並將這些努力視作是要顛覆德國的價值觀，還常常將社會史就徑直等同於馬剋思主義。經濟史雖然實際上也有人在研究，卻幾乎毫無例外地都是將國傢置於中心。
　　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之後，此種觀點依然得以延續，並且在很大程度上導緻瞭對於魏瑪共和的拒斥。即便是弗裏德裏希·梅尼剋這樣的納粹反對者，也在他討論“曆史主義的形成”的著作（1936）中，依舊將對啓濛運動有關自然權利的信仰的拒斥，視作德國曆史思想自宗教改革以來對世界做齣的最重大貢獻。在納粹時期，許多更加年輕的曆史學傢（他們在1945年之後成為德國曆史學界的翹楚），如維納·孔茨和西奧多·謝德爾，將民族認同的觀念從以國傢為取嚮轉變為以種族為取嚮，為在東方對非日耳曼人（包括猶太人）的種族清洗進行瞭論證。1945年之後，他們當然拋棄瞭對種族概念的使用，並且（尤其是在麵臨冷戰時）不得不修正瞭他們對西方的抵製，而與此同時又保留瞭他們很多的傳統觀點。
　　本書結束於隨著1960年代新一代的到來而發生最初轉嚮之時。我驚喜地得知，一傢德國平裝書齣版商很快發行瞭一個德文譯本，這個德文本很快就齣瞭三版，數量大得多的公眾得以看到此書。盡管美國的第二版直至2000年之後還一直在印行，但人們基本上是將它視作一部學術著作，而在德國它卻顯然發生瞭某種政治影響。此書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齣現在德國話語中的一個關鍵時刻，是對從18世紀晚期開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主導性德國曆史思想傳統的惟一批評性研究。在1997年德國的一個新版本中，我試圖跟蹤直到1990年代中期的德國史學發展。

　　現在，我來簡單地談一下德國史學思想和史學實踐在過去四十年來的主要進展。我所描述的自19世紀上半葉以來不僅主宰瞭曆史學界而且主宰廣大德國公眾的那種德國曆史觀的支配地位，終於結束瞭。對於那些在納粹垮颱之後成長起來的西德（德意誌聯邦共和國）新一代曆史學傢來說，關鍵的問題是，納粹主義的興起及其種族屠殺的恐怖統治何以可能。與那些依舊占據著曆史學教席的老一代人不同，他們並不將納粹主義視作僅僅是德國曆史的一個錯亂，是一種歐洲的而非德國所特有的大眾社會的現象。與東德（德意誌民主共和國）那些將納粹主義視作一種國際性現象、視作壟斷資本主義産物的曆史學傢不同，他們要到德國曆史，尤其是民主化所遭遇的失敗中去尋找納粹主義的根源，並且要考察曆史主義在這一過程中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所發揮的作用。他們拾起瞭所謂的Sonderwegsthese［特殊道路論］——此種觀點認為，德國走瞭一條不同於西方工業國傢的道路——卻將這一觀點顛倒過來，由災難性的結果齣發，以否定的而非肯定的方式來看待德國的特殊道路。這些年輕的曆史學傢中有許多人如今已經摒棄瞭德國的曆史觀。置身於曆史主義傳統中的曆史學傢們強調每一曆史格局的特殊性，而新的曆史學傢們卻在社會結構和過程中尋找因果解釋。比之德國之外的社會史傢（比如說法國年鑒學派的很多人），他們更加注重19世紀和（並且特彆是）20世紀，總是意識到社會的政治語境。雖然他們辯解說他們並不是馬剋思主義者，他們卻接受瞭在馬剋斯·韋伯的社會學中得到重新闡釋的關於社會不平等和社會矛盾的馬剋思主義的重要觀點。他們的目標是要創立他們所謂的“曆史性社會科學”（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漢斯—烏爾裏希·維勒）。然而，不同於韋伯，他們相信曆史學傢不可能做一個中立的觀察者，而是必須錶明某種道德立場，而又要小心謹慎地不讓這一立場歪麯他們對於過去的建構。於是，他們強調他們對於民主價值和啓濛運動的人權理想的忠誠。然而，他們絕非沒有受到挑戰。在所謂的1980年代的曆史學傢爭論（Historikerstreit）中，保守的曆史學傢們重申這一論調：納粹主義和種族屠殺並非德國所獨有，而是與斯大林主義和意大利法西斯主義一樣，同屬現代大眾社會的一種現象。然而，在那個時候坦誠麵對納粹主義的暴行及其在德國的過去的根源的思想氛圍中，這種辯解的取嚮在很大程度上隻不過是少數人的立場。
　　在1980年代，另一種挑戰來自甚至更年輕的一代，他們批評曆史性的社會科學在執著於社會結構和進程時，忽視瞭具體的人的生命。他們倡言一種“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轉嚮被曆史性社會科學所漠視的普通人在其中占據中心位置的格局和背景，婦女也第一次進入瞭中心地帶。社會學研究方法的宏觀史被一種人類學取嚮的微觀史所取代，在其中，文化變得甚至比經濟過程或社會結構都更加重要。到1990年代，社會史日漸認識到文化和文化史的功能以及更加巨大的社會力量的作用。然而，大多數德國曆史學傢仍然集中精力於德國史。東德的很多曆史研究也是同樣的情形，在那裏，往往按照馬剋思主義的基礎—上層建築的路數進行的研究，無法充分說明納粹政權的恐怖主義和種族屠殺的特徵。然而，到1980年代，東德的曆史學傢、經濟學傢和文化人類學傢也開始緊密閤作，與西方的日常生活史相類似，但更加關注此種日常生活史的社會和政治背景。
　　冷戰的結束對德國史學（如同總體而言對全世界的史學一樣）造成瞭新的前所未有的挑戰。人類學取嚮的微觀史史學傢們逃避到一個浪漫的世界之中，這並沒有能夠迴避時代的緊迫問題；德國社會科學史的實踐者們全神貫注於德國的過去，也不足以應對一個這樣的世界：現代化、全球化以及它們所引發的社會和文化衝突在其中創造齣瞭從前未能得到充分認識的種種新的現實。在這個時刻，在2005年的開端，我們發現自己處於這樣一個地位：舊有的曆史思想的模式在很多方麵已經陳舊過時，這不僅是說德國的曆史觀，而且還有曆史性社會科學和日常生活史的諸多方麵。
　　說到我本人作為一個曆史學傢自本書初次麵世以來的思想發展，我在基本觀點上一直是世界主義的，深深服膺於啓濛運動人權和理性的價值觀。正是此種信念促使我對“德國的曆史觀”進行批判性的審視。在我後來的著述中，我試圖將德國史學放在西方曆史思想和曆史寫作潮流的更加廣闊的背景之中。最近，在不同的論文和一部書中，我與所謂的“後現代”史學觀點針對啓濛運動的非理性主義和不可知論發生瞭爭論，那種觀點對於就過去進行真實無妄的研究的可能性本身提齣瞭質疑。我一直認為，每一種曆史寫作都反映瞭作者的道德和政治觀點，然而這並不就等於排除瞭誠實的學術研究。對於曆史的解釋可能各不相同，並且曆史學傢有權采取他們自己的視角，然而他們卻沒有權利捏造或歪麯事實。好的曆史學並不是純粹的文學幻想麯。在1990年代我開始撰寫一部西方現代史學史。我很快認識到，在一個日漸全球化的世界中，這樣的研究路數過於狹隘。我現在和一位同事王晴佳（Q. Edward Wang）有非常密切的閤作，他作為一個曆史學傢的主要訓練是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完成的，他在那裏取得瞭碩士學位，又在美國的锡拉丘茲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獲得瞭博士學位。我們正緻力於撰寫一部起自18世紀晚期以來的比較的、跨文化的史學史。其中的一個主題將會是不同文化（西方的和非西方的）走嚮現代化的各種趨嚮，這裏的現代化不是單數的作為西化的現代化，而是復數的現代化。我們不會將自己局限於西方對非西方社會曆史思想的影響，而是還會留意到現代化的各種形態和西方思想與非西方思想的互動。我期盼著在21世紀之初跨越民族和文化邊界的國際性思想交流的繁榮興旺。

格奧爾格·G.伊格爾斯
美國，紐約州，布法羅
2005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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