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不過相對而言,《中古文學的地理意象》特彆關注一些類型化的地理意象。這些意象之所以能類型化,顯然是可以反映一些特定的文化觀念,具有特彆豐富的文化地理價值。
現在略陳《中古文學的地理意象》的學術構想。
一、“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區域”,屬於感覺文化區的研究。之前筆者做過一項湖北的工作,已見於上述。湖北那項研究在空間上是一個區域,時代則從先秦一直通下來。這一章在時間上隻包括唐,屬於斷代性質;空間上就沒有再截取,覆蓋瞭全國。這是參考譚其驤先生生前的理路,做兩個相互對稱的樣本,以期對於感覺文化區在中國曆史上的錶現建立縱橫兩方麵的參照。
以往學界對於文化區的探討,主要是基於形式文化區。那種研究看起來很客觀,因為每個區都是根據某項具體指標而劃齣來的,不是主觀認同齣來的。但選取指標本身是一項不免主觀的工作。況且,就資料而言,現存史料的分辨率顯然不可能一緻。例如《史》、《漢》中記中原地區的風俗連宋、衛都可以分得很清楚,而廣大的南方楚越之地則大而化之。因此筆者越來越傾嚮於認為,對於曆史文化區域的研究,感覺文化區比形式文化區更有意義。因為前者是通過古人的認同而復原齣來的,它本身就是當時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結構性的一部分。曾經用於指導古人的日常生活,並深刻影響其對世界的認知。形式文化區當然也有意義,但它更多的是一種思維求證的意義;它對今人的意義可能更大於對古人的意義。
限於時間和精力,《中古文學的地理意象》對感覺文化區隻討論瞭唐代。但有唐綿延近三百年,衣冠文物之盛,影響所及並不止於它實際存在的那段時間。同時,感覺文化區大多由來有自,形成之後也並非朝夕可改。因此,希望本章不僅對中古時期的相關研究具有一定參考價值,而且對整個中國曆史時期的相關探討都具有積極的藉鑒意義。
二、“地名與文學作品的空間邏輯”,內容分四部分,圍繞的是“江漢”和“洞庭”兩個地名,強調的其實都是一個空間邏輯的問題。
文學史研究對於曆史地名嚮來重視,但由於其目標隻在讀通文學作品,帶有很強的實用傾嚮,因而文學史學者所做的地名考釋往往隻強調具體語境,而不關心一般情形,不關注曆史地名本身的規則。例如,他們不太注意區分地名的“特指”與“泛指”,也就是地名的本義與引申義。以至於見到杜甫在某首詩中用“江漢”指巴蜀,便以為“江漢”這一地名中本來就有指巴蜀這麼一個義項。一個有豐富曆史文化內涵的地名,活生生被他們硬劈成兩個。
更要命的是,他們還會從個人的想象齣發,對曆史地名作齣一些純邏輯的推論。例如,他們注意到嘉陵江有條支流在某些文獻中曾被稱作“西漢水”,便說嘉陵江流域有江、有漢,因之可稱“江漢”。他們注意到三國時孫吳曾領有今湖南省境,便斷定今湖南在曆史上亦可稱“吳”。而全然不顧“江漢”、“吳”這兩個地名在曆史上的實際使用情況。這從實質上已不是在研究曆史,而是在創造曆史瞭。要研究曆史,這樣做演繹是不行的,得做歸納。得從古人對某地名的具體用例中,找齣其得名的確切依據,以及其使用的實際情形。那樣的結論纔是科學、閤理、可信的。
近年筆者越來越強烈地感受到,地理在古代是一門很實用的學問,是古人日常生活所需,不可一日或缺的。因此,從地名之間的空間關係,可以對文學作品作齣一些基本判斷。由於空間關係很直觀,一目瞭然,通過空間邏輯得齣的判斷往往比其他邏輯更過硬。中古時期的小說對人物、時代往往虛構,而對空間場景卻大多采取徵實的態度,以至於史傢經常引小說作為空間史料,這應該是中國文學中一個十分值得注意的特點。
三、“類型化文學意象的地理淵源”,是筆者關於文學地理的一種嘗試。近年來文學地理的研究頗為引人注目,特彆在文學史界,齣現瞭若乾種專著。但那些研究一般都是對作傢和作品進行統計分析,因而其中的“地理”往往隻體現為一種分布態勢,或者是作為背景的人文社會環境。事實上,地理因素完全可以參與文學創作。它可以成為作傢的靈感,作傢發揮想象力的憑據,從而形成一些具有特定文化內涵的類型化意象。
本章分三節討論三種不同類型的地理意象,巫山神女為虛擬文學人物,第二節瀟湘為一文化地域,第三節竹林寺傳說為具有特定文學內涵的空間類型。其中視角比較獨特,第三節內容較為稀見,相關研究都很少;而第二節則學界頗多相關成果,特彆是關於“瀟湘”語匯以及繪畫中的瀟湘圖、瀟湘八景,近年發錶的各種論著簡直令人目不暇接。其中,關於瀟湘圖畫的研究比較偏嚮藝術史或中外文化交流史,雖然也會涉及瀟湘意象,畢竟非其研究主旨;而關於“瀟湘”語匯的探討,則必然要對“瀟湘”意象進行分析。
在這裏可以看齣視野的分殊。從文學角度探討“瀟湘”意象,雖然也不能不考量“瀟湘”作為地理實體,但目標還是其中的“意”,如恨彆思歸、愁苦閑適之類①。而《中古文學的地理意象》作為一項曆史地理學研究,關鍵是考察其中的“象”;即,瀟湘作為一個地理空間而給人留下的空間感、場景感。這種空間感不是哲學、社會學意義上用以形容“公共領域”的“空間”,而是有長寬高、有聲光色的物理空間給人的感覺。《中古文學的地理意象》尤想揭示其作為一種空間概念在曆史上的流變過程。
在中古文學中,類型化的地理意象非常多,以往很少加以專門探討。這方麵還需將來繼續努力。例如中古樂府中的“巫山高”、“隴頭水”,唐人吟詠中經常齣現的“淮南落木”,以及唐宋詞牌中的“望江南”、“八聲甘州”等等,都值得展開作專題探討。
四、“‘禽言’與環境感知中的生態呈現”,旨在討論地理意象的深化過程。前三章基本上是將地理意象看作靜態概念,然後對其展開討論;而這一章則以鳥聲為中心,著重探討地理意象的動態變化。
毋庸贅言,地理感知是一個不斷對既有知識進行更新、顛覆、轉化的過程。其中既受製於環境本身,更受製於文化取嚮、知識背景等人文因素。環境産生刺激,文化背景決定接受及轉化能力。可以說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動態反饋過程。
中古以前,中國文學對於鳥聲的感知非常單薄。《詩》三百雖然以“關關雎鳩”開篇,但其中的鳥聲單調無比。而且,字裏行間的人鳥關係非常淡漠。詩中有“鳥言”,但純粹隻是詩人的想象,與環境感知中的鳥聲無關。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唐前期。因而,永嘉喪亂後大量北方詩人移居南方,新鮮的地理環境刺激他們隻是在視覺上有所發現,由此在中國文學中興起田園詩、山水詩。中唐以後,遷流到南方的北方詩人開始用聽覺感知環境,這纔發現鳥聲對於環境的價值。於是人鳥之間的感情距離也大為拉近。醞釀到北宋,終於由自小與禽鳥相親近的南方詩人寫齣成熟的禽言詩。
目錄
前言
一、中國曆史文化地理的思維傳統
二、從文化水平、文化麵貌到地理感知
三、本書的寫作緣起及學術構想
第一章 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區域
一、關於感覺文化區
二、華夷之界:唐代中華文化的空間範圍
三、山川之異(上):北方各區
四、山川之異(下):南方各區
五、唐人對於文化地域的感知
第二章 地名與文學作品的空間邏輯
一、杜詩中的“江漢
二、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考僞
三、中古文學作品中“江漢”含義的再討論
四、《柳毅傳》中的“洞庭
第三章 類型化文學意象的地理淵源
一、“巫山神女”的生成環境
二、“瀟湘”的意象及其流變
三、“竹林寺”與“桃花源
第四章 “禽言”與環境感知中的生態呈現
一、關於禽言詩的一段學術公案
二、古人筆下的鳥禽言語
三、“鳥言”與其特定的生態
四、“禽言”興起的時空過程
五、禽言詩的生態背景
六、環境刺激與文化感應
七、從地理交流到生態發現
結論
一、地理經驗與本土問題
二、學科間的互濟
地圖
圖1-1 唐代文化區域意象圖
圖1-2 唐代十道圖
圖2-1 杜甫在南方主要活動空間
圖2-2 《上安州裴長史書》空間邏輯示意圖
圖2-3 柳毅傳書空間示意圖
圖3-1 湘江水係圖
圖4-1 十五國風圖
圖4-2 漢代方言分布圖
圖4-3 五藏山經地域範圍圖
圖4-4 曆代禽言詩作者籍貫分布圖
圖4-5 中國動物地理區劃圖
列錶
錶4-1 鳥禽言語的意義分彆
錶4-2 曆代禽言詩作者籍貫分布
錶4-3 曆代禽言詩篇數
錶Ⅳ1 《詩經》鳥類錶
錶Ⅳ2 《山經》自呼名之動物分布
錶Ⅳ3 自宋至清禽言詩及其作者一覽錶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精彩書摘
最能錶現這種距離感的,是《詩經》中對於鳥類行為能力的描寫。“駭彼飛隼,其飛戾天”(《小雅·采芑》),“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小雅·四月》),“將翱將翔,弋鳬與雁”(《鄭風·女曰雞鳴》),大量的這種近乎程式化的遣詞,令人印象深刻。顯然,這些鳥類的活動空間非常遼闊,人類對它們可望而不可及。
“鴻飛遵渚”,“鴻飛遵陸”(《豳風·九罭》),“鴻雁於飛,集於中澤”(《小雅·鴻雁》),這是鴻雁(雁形目鴨科)。作為候鳥,它們總喜歡在水邊活動。“翩彼飛鶚,集於泮林”(《魯頌·泮水》),“墓門有梅,有鶚萃止”(《陳風·墓門》),這是鶚(鶚形目鴟鶚科)。後者的活動相對較靠近人居,但作為猛禽,它們與人類的關係也是若即若離,比較疏遠。
就生態特性來講,在《詩經》齣現的所有鳥類中,傢燕(雀形目燕科)是與人類關係最密切的。它“喜歡棲息於人居環境,築巢於簷下或庭廊,與人相處安然”①。在後世的詩作中,很容易發現“舊時王謝堂前燕”(劉禹锡句)、“似曾相識燕歸來”(晏殊句)之類令人耳熟能詳的名句;然而在《詩經》裏,燕子的這一特點卻完全看不見。“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頌·玄鳥》),所謂“玄鳥”指的是燕子,詩中全未言及其行為特點。《邶風·燕燕》中有三章詠及燕子的行為:“燕燕於飛,差池其羽”;“燕燕於飛,頡之頏之”;“燕燕於飛,下上其音”。從這些詩句中,仔細迴味也不難捉摸到一些感情的成分,但這種感情主要是一種離情彆緒:“之子於歸,遠送於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為何要把這種情緒跟“燕燕於飛”聯係在一起?可意會不可言傳。這對“燕燕”是否就住在詩人或“之子”的屋裏,更是不得而知。
更令人吃驚的是,《詩經》中描寫鳥類的棲息地,幾乎無一與人類的生活空間有交集。盡管有寫到在屋頂棲止的,如“瞻烏爰止,於誰之屋”(《小雅·正月》);有寫到穿堂入戶的,如“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召南·行露》);但這些烏、雀的窩巢何在,不明。大量的鳥類都是棲止於樹林、灌木叢。如“黃鳥於飛,集於灌木”(《周南·葛覃》);“歟彼晨風,鬱彼北林”(《秦風·晨風》);再如:“肅肅鴇羽,集於苞栩”,“肅肅鴇翼,集於苞棘”,“肅肅鴇行,集於苞桑”(《唐風·鴇羽》)。要不然就是感覺距村落更遠的處所,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周南·關雎》),或“有鶩在梁,有鶴在林”(《小雅·白華》)。當然,鳥巢也都看不到。
種種跡象錶明,當時詩人們對於鳥類的生活其實並不關心,隻不過它們從天而降,不請自來,不時對人類活動構成影響,因而不能不對它們有所警惕。換言之,當時詩人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人類自身的生活,對鳥類的觀察也隻是為這一終極目標服務。唯其如此,《詩經》中對鳥類與人類相友善的一麵幾乎視而不見。在種類上,更關注那些行為能力強悍,有可能給人類生活帶來某種危害的猛禽;而對於常作依人狀的各種小鳥,也更多地是把它們當作食物鏈上的競爭者。如《衛風·氓》中有句雲:“於嗟鳩兮,無食桑葚”;《小雅·黃鳥》中更是反復吟唱:“黃鳥黃鳥,無集於榖,無啄我粟”,“黃鳥黃鳥,無集於桑,無啄我粱”,“黃鳥黃鳥,無集於栩,無啄我黍”。其厭惡之情溢於言錶。
在這樣一種生態關係中,要讓詩人在作品中將鳥類描寫得與人類和諧共處,如同“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小雅·齣車》)所展現的那樣,無疑是一件有悖其基本生活感受的事。正因為如此,詩人對於鳥類的聲音很不容易産生審美的情緻。《小雅·伐木》中“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兩句,實在是一個極好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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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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