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半個世紀以來，東亞地區的發展，激起瞭很多學者的興趣。東亞地區的發展到底算不算是“經濟奇跡”，眾說紛紜。東亞現象是地區特徵還是各國政策使然，為何在經曆瞭半個世紀的發展之後，日本和韓國經濟都齣現瞭疲軟，甚至連近幾十年來增長強勁的中國也齣現瞭經濟放緩的勢頭，這是特性還是共性，是經濟的“基礎”齣瞭問題，還是“戰略”齣瞭問題，哈佛大學東亞經濟專傢珀金斯在韓國等東亞國傢研究數十年的最新力作，對東亞各經濟體，尤其是中國、韓國和日本，給予瞭透徹的分析，對瞭解東亞經濟發展成敗的原因以及未來可能的趨勢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作者簡介

　　德懷特·珀金斯（Dwight H. Perkins），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東亞研究專傢。曾齣版《發展經濟學》等書。

目錄

引言

第一章 東亞發展的曆史基礎

第二章 解讀東亞經濟增長

第三章 東北亞的政府乾預與自由放任主義

第四章 東南亞的成功與失敗

第五章 中國和越南：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

第六章 中國的經濟增長何時會放緩？

前言/序言

　　引言

　　半個世紀前，東亞經濟體和它們如今展示給外部世界的麵貌大不相同。1在熟悉該地區的人們看來，這些經濟體的情況有著天壤之彆。日本走在最前端，1955年時它的經濟已經全麵恢復，進而切實邁上加速增長之路，意欲在20世紀70年代初，將自身的經濟提升到世界第一。在1961年，大多數日本傢庭已經擁有電視機和其他許多耐用消費品，但是擁有汽車的傢庭很少（不到5%），而且使用的四輪車（包括客車和貨車）總數大約隻有200萬輛。直到1968年，日本東京第一座摩天大樓——36層的霞關大廈，纔告建成。同一時期，香港地區和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僅略低於日本（見錶 Ⅰ.1），但收入不平等程度頗高。香港島和九龍的山坡和大塊平地上，遍布成韆上萬從內地湧進的人口搭建的棚屋，這些住房極易遭受泥石流和火災的大規模破壞。20世紀60年代初，香港政府的大型公共房屋計劃順利開展：窩棚消失瞭，代之以高大的水泥公寓樓，配備自來水和廁所，隻不過至少在初期階段這些設施還非常簡陋。和香港地區一樣，新加坡仍然是英國的殖民地，它剛剛纔從馬來亞共産黨起義中擺脫（起義以1957年馬來亞獨立正式告終），即刻又捲入一場與印尼不宣而戰的戰爭（從1962年持續到1966年），在此期間，新加坡最初曾加入馬來西亞聯邦（1963年），隨後於1965年被逐齣。勞工衝突現象在60年代初的新加坡比比皆是，當時幾無蹤影的經濟活力，卻成為自60年代後期起該國的一大特色。馬來亞（不久改稱馬來西亞）1962年齣現的相對繁華，很大程度要歸功於英國留下的橡膠、锡礦和良好的基礎設施（就當時而言）。菲律賓的人均收入也接近馬來西亞，但是政治紛爭很快産生瞭當權者，緊接著，費迪南德·馬科斯的獨裁統治令該國經濟陷入長期停滯。

　　1961年，颱灣地區進行上年度政策調整，準備開創30年的蓬勃發展局麵，盡管幾乎沒有具體證據顯示繁榮即將到來。我首次造訪韓國是在1969年的鼕天，當時韓國已經急速增長瞭6年，雖然在一個訪客眼裏，那兒也沒多少財富增加的痕跡。我們入住的酒店約有10層，是漢城（後更名為首爾）最高的建築之一；另外就是街上車輛稀少。即便在1972年我到韓國發展研究院工作，幫助該院啓動研究計劃之時，所見的汽車也仍然寥寥無幾。譬如那年夏天朝鮮派遣代錶團前往漢城，研究院就被要求：要在該代錶團來到城裏時接連不斷地齣動自己的車隊，好讓他們覺得韓國擁有的車輛遠比實際情況多得多。20世紀60年代初期，與貧睏地區人口實際生活水平更相關的農村嬰兒死亡率，是每1 000個新生兒中有超過60人死亡，2這一數字足令韓國農村跌至當今世界所有這類國傢的倒數第5位。

　　這方麵的另一個極端是緬甸，其1958年的一場政變使軍人集團手握大權，從此國傢進入軍政府執政時代，並且直到最近仍在扼殺經濟增長，壓製開放的持不同政見者，“收益”是少數人的特權（主要在軍隊）。1962年的越南實際上已身陷漫長的內戰。西貢看上去很像一座恬靜的法國省級城市，但是隻有一兩條公路延伸到城外，而且安全駕駛區域僅限白天靠近城市的地方。人們看到的是一個個“戰略村”，村莊被鐵絲網重重圍住，貌似是想切斷村民與暴動之間的聯係。老撾也早已投身到內戰。至於柬埔寨，不過是在享受越南戰爭和紅色高棉暴風雨波及前的寜靜。

　　印度尼西亞仍然由總統蘇加諾統治，他在國際事務上長袖善舞，可印尼經濟卻在不斷惡化。年復一年，印尼所有的經濟指標都呈負數，除瞭一直在飛速上漲的物價。在政策方麵，印尼盧比嚴重高估。我有個香港熟人，曾願意在香港用美元兌換成盧比遞送到我在雅加達酒店的房間，匯率幾乎可以令我們的印尼行程變成免費，但這很可能會讓我們在印尼蹲大牢，因此我謝絕瞭那份好意。雅加達唯一的新建築，是為迎接亞運會而由蘇聯興建的體育場館。大多數雅加達居民（有錢人傢除外）居住的小村莊都用柵欄圈起來與馬路隔開，所以觀光遊客從機場到下榻旅店的途中很難見到他們。

　　最後談談中國。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人是不能去中國的。中國方麵不會給他們簽證，假如有人不知咋地搞到簽證遊曆瞭中國，美國會沒收他的護照甚或更糟。香港是我所能接近離中國內地最近的地方；然而，1959～1961年席捲中國的大飢荒，為我的博士論文研究提供瞭有利條件。在1962年初一個短暫時期內，中國政府停止執行香港過境禁令（隻有少數人有通行證），於是大量人口湧入這塊殖民地，我得以采訪瞭其中的一些人。那時我們並不知道，過去3年裏已有上韆萬人死亡，因為那些成功逃到香港和澳門的人都挺健康。當我終於在1974年首次踏上中國（內地）土地，中國的人均收入還低於任何其他東亞經濟體10年前的水平（按2005年購買力平價美元計算，為641美元）。在北京和上海，自行車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汽車隻配備給極高層乾部和外國遊客。自20世紀50年代起，這兩座城市新建築物並不多。

　　時間快進到半個世紀後的2012年。東亞不少國傢的大部分人口仍然處在每天2美元的貧睏綫下。其中包括緬甸、朝鮮、老撾、柬埔寨和濛古，但即使後麵的三個國傢，平均收入也是它們半個世紀前的2倍。3至於本文重點研究的其他10個經濟體（算上日本是11個），其收入的增長和生活方式的改變真是令人嘆為觀止。日本、香港地區和新加坡已經躋身世界最富有的經濟體。韓國20世紀90年代加入瞭第一世界經濟體的俱樂部：世界經濟閤作與發展組織（OECD）；僅從經濟水平來看，颱灣地區也夠格成為其中的一員。這五個經濟體的城市內，摩天大樓鱗次櫛比，街道和公路上擠滿汽車，絕大多數人都認為自己是“中産階級”。農戶傢庭要麼根本不存在（新加坡），要麼占不到總人口的10%，它們界定的貧睏綫遠高於世界銀行設置的每天2美元標準。

　　不過，並非隻是“四小龍”和日本發生瞭深刻的變化。印度尼西亞、越南（1989年至今）、泰國和馬來西亞，其人均收入都齣現瞭4～8倍的增長。它們的城市同樣高樓林立、車水馬龍，雖然農村人口仍然占較大比例，貧睏人群也比那五個最富有經濟體多得多。在按1961年標準計算相對富裕的國傢中，菲律賓的收入在過去半個世紀裏隻增加瞭1倍，算是最滯後的。再看看中國，其人均收入在從1979年算起的近30多年裏，上漲瞭超過17倍。中國已經崛起，不再顯著貧窮於東亞和東南亞的其他許多地方，而且還趕上或超越瞭東南亞大多數較為成功的經濟體（除瞭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中國最發達的城市甚至還更加富裕。使用官方匯率將人民幣錶示的GDP換成美元，則2009年上海1 900萬人口的人均GDP為11 800美元，按購買力平價計算這一數字將近翻1倍（超過2萬美元）。

　　我試圖迴答的問題是：為什麼一些東亞和東南亞經濟體實現的增長率，極少齣現在世界其他地方（除少數特例外）？為什麼該地區有些經濟體發展得比彆人好？為什麼最富裕的經濟體最終都放緩瞭前進的腳步？我不打算花時間關注那些毫無增長或是龜速發展的經濟體。緬甸和朝鮮為何錶現糟糕沒有任何神秘可言。國傢將大部分資金用於軍隊武器裝備，或是支撐軍官階層的生活模式，就不太可能取得多少GDP的增長（如果有增長的話）。

　　要迴答以上問題，最有助益的做法是，先看看該地區經濟體的人均GDP增長率，而不是人均GDP的美元數據。GDP增長率列於錶 Ⅰ.2。關於錶中的數據需要注意幾點。東亞和東南亞地區有10個經濟體已經取得20年甚或更久的高速發展，其人均GDP增長率在4%或以上。未能實現持續時間內高人均GDP增長的國傢，主要是由於深陷戰爭或政治動亂（老撾、柬埔寨），或是直到最近仍屬於俄羅斯的勢力範圍（濛古），抑或是把自己同外部世界隔絕瞭起來（緬甸和朝鮮）。而在20世紀後期大部分時間裏錶現較差，又並非因為捲入戰爭、政治動亂或極端壓製的國傢，是菲律賓。我會稍加留意菲律賓的經曆，但這個國傢的情況與其他很多錶現欠佳的發展中國傢有不少共同點：過分強調以進口替代作為發展的主要目標，並且政治製度導緻領導層更熱衷於尋租而非發展。文萊則是一個以油氣為主的蘇丹小國，經濟會隨著它的一個産品的價格起起落落。

　　不過我的主要重點，集中於那10個在經濟上已經獲得實質性成就的經濟體。這些經濟體大緻可分為三組。第一組包括日本、韓國、颱灣地區、香港地區和新加坡。這五個經濟體發展迅猛，直到人均收入突破13 000美元（以2005年購買力平價計），然後放慢速度但繼續增長並縮小瞭它們與最高收入經濟體之間的差距。截至2011年，它們的人均收入都已超過3萬美元（以當前購買力平價計）。實際上，日本、香港地區和新加坡已經完全填補瞭上述差距，進而跨入世界最高收入經濟體的行列。第二組包括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和越南。這些國傢已經實現持續時間的高增長，人均收入提升瞭5～8倍，卻因遇上經濟難題從而放緩瞭增長。馬來西亞位於該組的高收入端，以2005年購買力平價計算的2011年人均收入逾13 000美元，然而其經濟錶現在（尤其是）過去10年裏一直低迷。越南處在人均收入的低端，長達幾十年的內戰導緻它於1989年纔開始迅速起飛，2010～2012年又做齣瞭危及持續快速增長的經濟選擇。5這組國傢全部在東南亞地區，但四者之間的差異和相似點都十分顯著。

　　最後是中國，它單獨成為一組，部分原因是它比其他9個經濟體的總和都大（人口將近它們的2倍）。中國的GDP一直在一段更長時期內（超過30年）更迅速地增長，但是它的人均收入起點遠低於其他經濟體，而且人均收入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也沒達到15 000美元以上（除瞭少數富裕城市）。由於中國需求方麵不尋常的經濟結構，因此要在過去10年內保持如此高的增長率，需要一種前所未有的政府主導型投資，能夠支撐中國在接下來的20年裏晉升到高收入位置。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沒人能提齣真實的先例，可指導我們評斷中國未來可能齣現的長期錶現。這個話題將在最後一章加以討論。

　　我已經說過，本項研究著眼於解釋東亞眾多經濟體的GDP高增長率。正如許多分析人士多年來指齣的，高的GDP增長率並不必然意味著，那些經濟體的大多數人從經濟增長中獲得瞭利益。我們經常聽到一些說法，主要意思是增長僅有益於有權有勢者。然而東亞的情況並非如此。那裏不少國傢和地區都從一個相對平等的基礎開始發展，主要是受瞭戰爭的影響。其中包括日本、韓國、中國、越南和颱灣地區，而日本和颱灣地區直到現在不平等程度都很低。另一方麵，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等國傢的叛亂和政治變革遺留瞭不公平的財産所有權，這些財産性收入導緻瞭更高的不平等性。

　　經濟從較低的不平等程度開始發展，並不總能保證可以一直處在低的不平等水平上。錶 Ⅰ.3列齣瞭近年來的收入分配數據。在21世紀，中國已經成為該地區較不平等的經濟體之一，雖然情況不如巴西那麼極端。新加坡和香港地區可能也經曆瞭不平等的加劇，實際上，該地區所有經濟體的不平等程度，都遠遠超過擁有強大社會福利計劃和纍進稅的瑞典。本項研究並不打算定量評估這些經濟體隨時間推移所發生的不平等變化。眾所周知，有關收入分配的數據很容易齣現偏差；而精確估計不平等變化對於本研究提齣的觀點並不重要。

　　本項研究所探討的經濟體，縱使50年內都遭遇瞭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可它們大部分最貧窮的公民也從GDP增長中獲得瞭巨大好處。譬如中國，雖然不平等現象大概是該地區最嚴重的，但在1978～2011年間，其20%最低收入農村人口的人均實際收入翻瞭兩番。底層20％城市人口的人均實際收入在30年改革期間增長瞭超過6倍。6中國最貧睏的兩個省——貴州省和甘肅省，農村平均收入漲瞭5倍；至於城市平均收入，甘肅上漲5倍，貴州上漲8倍。所以，在尋找GDP高增長率源頭的同時，我們也要剖析，這些經濟與社會發展如何改變瞭絕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下麵的分析中，我們將嘗試瞭解這10個GDP增長率相對較高的經濟體的共同之處（不包括亞洲大陸東端的日本），以及它們異於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傢的不同點。其餘的討論按下列方式劃分。第一章重點探討這10個經濟體的現代經濟增長的曆史基礎。很多研究東亞快速增長錶現的論文，均引證儒傢傳統來解釋它們的高增長，誠然，儒傢價值觀的確存在於所有這些較成功的經濟體內。這些經濟體中的6個，其大部分人口都共享儒傢傳統；而另有3個經濟體，則由大量持相似價值觀的少數民族組成。這些少數民族在印度尼西亞、泰國和馬來西亞的發展中發揮瞭重要作用。但是，可能相關聯的儒傢價值觀究竟是怎樣的呢？過去學者們主張相反的觀點，即儒傢價值觀實際上阻礙瞭經濟增長。而且很明顯，儒傢價值觀並非這些經濟體內唯一起作用的曆史力量。在19世紀和20世紀，這些社會與歐洲、北美的交流互動存在重大差彆——一些是徹底受控於歐洲國傢和日本的殖民地（菲律賓由美國操縱），一些是從未完全淪為殖民地的國傢（日本、中國和泰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一直持續到1989年蘇聯解體的冷戰，又引發瞭其他類型的交互作用。甚至最隨興的探討都錶明，曆史對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的發展有著巨大影響，一如各自不同的曆史深刻影響瞭很多發展中國傢。

　　在第二章，我轉嚮分析從經濟增長的各種定量研究中，人們能學到哪些東亞經驗，其中很大一部分涉及瞭世界所有經濟體的跨國比較，至少包括那些可獲得相關經濟數據的國傢（和地區）。適用於這項探索的方法有二：羅伯特·巴羅（Robert Barro）和其他許多備受關注的學者過去20年來的跨國計量經濟學研究，以及西濛·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和霍利斯·錢納裏（Hollis Chenery）首創的增長的跨國分析。本書不準備係統性地考察跨國定量比較派的所有主要作品，這些作品數量太大，不過我們確實需要問一問：這些研究結果嚮我們論述瞭東亞地區的什麼情況。這類文獻是否透露瞭一些我們以前沒有注意到的關於發展的新事物，或是基本證實瞭那些經常被提齣、但卻從未得到統計檢驗支持的觀點？

　　超越這些曆史和定量數據的分析，第三章和第四章著眼於這10個經濟體如何進行管理。具體來說，我關注政府在GDP高增長時期之前、期間和之後所扮演的角色。一個時常用來形容政府在該地區發展中所起作用的比喻，即“雁陣模式”。在這一比喻中，實行國傢乾預性産業政策的日本被視為領頭雁，其他經濟體排成V形尾隨在後。日本的産業政策大大影響瞭這個地區的一些經濟體，我會花部分篇幅迴顧韓國和颱灣地區的經曆，以及乾預性産業政策對於它們取得成功的重要程度；但這種政策與香港地區的良好錶現沒什麼關係，對新加坡的發展也不起多大作用。我還會考察馬來西亞、泰國和印尼如何進行國傢乾預。在這三個國傢，政府乾預經濟的效果遠遜於東北亞各經濟體。特彆是印尼，一項激進的國傢産業政策往往就是一場災難，這是在蘇哈托執政的大部分時期，負責經濟政策重要部分的經濟部長都公認的。鑒於印尼的傳統和有限的人力資本，日本/韓國的經濟發展措施對它尤其不閤宜。

　　第五章討論中國和越南的情況。它們的發展戰略與該地區的其他經濟體極為相似，但它們是從非常不同的齣發點開始進入高增長期。首先，它們不得不廢除采自蘇聯的經濟製度。此外，它們實施自己的發展計劃時，那套在雁陣模式鼎盛的20世紀60～70年代主導世界經濟的國際經濟體係，已從許多重要方麵發生瞭改變。

　　以上三個闡述東亞不同經濟體實際經曆的章節，並不試圖涵蓋它們在這段高增長期內所有方麵的發展。我著重關注各個進化階段的産業政策，因為産業政策在推動經濟高速增長中起瞭核心作用。文內隻簡要介紹瞭這些經濟體的農業部門發展。農業之所以極其重要，主要是因為農業乃這些經濟體大多數人的生活所依（至少在開始井噴式增長的初期），但農業政策變化顯著誘引經濟高增長的案例隻是少數。農業增長最初對於高增長錶現至關重要的個例，是處在市場化改革方案第一階段的中國和越南。齣於類似原因，我不打算過多探究社會福利政策，或上述許多經濟體中匱缺福利政策的情況。這一缺陷以及後來逐步引進社會保障網絡的努力，是東亞人關於自身權利的一大主題，但並非觸發高增長期的關鍵所在。有人會說，降低福利支齣、壓製工會活動對經濟增長很重要，因為這導緻較高的儲蓄率和投資率，然而本研究認為，造成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的主要是其他原因。

　　最後一章探索何時以及為何，這些快速追趕增長期最終都結束瞭。該章一開始就分析高增長期為何以及何時已告終止，首先考察那些極高收入國傢，然後是日本、韓國、颱灣地區、香港地區和新加坡，並討論這種經濟放緩到底是東亞獨有的現象，還是乃所有達到世界銀行定義的高中等收入狀態的經濟體共有。接著投入大量精力，嘗試解析不久的將來要麵臨的一大議題——中國的高增長熱潮會在何時褪去。

　　最後，我用一段簡短的陳述，解釋本項研究使用的各種證據以及分析方法的性質。曆史定量分析藉鑒瞭不少學術著作，偶爾也參考特彆熟悉某些問題的學者的論述。關於産業政策的討論同樣吸收瞭學術作品的精華，但在很多情況下，我也藉助於采訪所述國傢的經濟計劃主要參與者。這些章節還汲取瞭我與該地區各政府閤作時獲得的經驗。我成年後，大部分時間都在教書，但很多時候我也積極參與發展中經濟體（尤其是東亞）的政府經濟政策工作。我對經濟政策和其中一些經濟體的錶現的許多認知，來自於這種參與性觀察。在這個過程中我是小角色，可我時常又與東亞經濟發展大戲裏一些最重要的演員同颱共濟，因而能夠從一個獨特的有利位置觀察他們的貢獻。

　　本文總體來說采用瞭曆史研究與比較分析相結閤的方法，介紹該地區經濟體的曆史經驗，並嘗試找齣共同的模式或這種經驗上的缺失。文中描述瞭既存的製度和推行的政策，以及這些政策和製度産生的或好或壞的結果。我沒打算對這些推斷因果關係的陳述進行統計顯著性檢驗。畢竟樣本太少。不過，曆史分析法使我們可以更全麵地考察這些經濟體做瞭什麼，為什麼要那樣做，以及最後齣現瞭什麼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