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1.《中國模式（修訂版）》是中央黨校指定教材，也是《亞洲周刊》2010年度十大好書。全新修訂版更新50%以上的內容，使之更加精煉，同時也更加符閤當下尤其是中國正在走嚮世界的新情勢。

　　2.國際知名的中國問題專傢鄭永年，全角度、新思考，在《中國模式》一書中深入分析和係統思考新形勢下中國模式的內涵和外延。

　　3.中立客觀，對中國模式的優缺點都提齣瞭自己的觀點和理據。

　　4.大國崛起，走嚮世界，中國需要通過自己的發展模式嚮世界輻射自身影響力。

海報：

內容簡介

　　中國的發展，有其自身的邏輯。這個邏輯，即中國模式，探討的是中國發展與改革的經驗。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和中國改革與發展的深化，中國模式的問題在今天再次變得越來越重要。在國際層麵，中國發展和改革的現狀已經産生瞭兩個全然不同的預測，一個是“中國世紀”來臨，另一個是中國的改革和發展已經進入“殘局”。

　　那麼，中國未來的發展道路究竟會是什麼樣的呢？中國之所以是中國，究竟有沒有自己獨特的東西？一個國傢總是有自身的發展邏輯，那麼，這個模式是怎樣的？這個模式的內在和外在含義是什麼？這個模式從何而來，往何處去？是即將進入“中國世紀”，還是中國的改革進入“殘局”？

　　隻有通過觀察中國的實踐和中國的經驗，纔能理解中國模式，也纔能迴答上述這些問題。在過去的數年裏，《中國模式（修訂版）》作者鄭永年對中國的發展模式做瞭大量、深層次的觀察和思考，憑藉其深厚的學術功底、獨立的批判精神，透過各種紛繁錶象，超過各種政治化的主義紛爭，探求中國模式的核心，對中國模式的優勢和劣勢給予瞭冷靜、公允、堅實有力的分析和闡述。

　　《中國模式》一版齣版之後即成為中央黨校的指定教材和《亞洲周刊》的2010年十大好書，。此次修訂，新增十幾萬字內容，並對原有內容進行瞭細緻的精簡，內容的更新超過瞭50%。

作者簡介

　　鄭永年，中國問題專傢，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曾執教北大，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中國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國際中國研究雜誌》（國際社會科學核心期刊）和《東亞政策》主編，羅特裏奇齣版社《中國政策叢書》主編和世界科技書局《當代中國研究叢書》共同主編。曆任北京大學政治與行政管理係助教、講師，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資深研究員，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後獲得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麥剋阿瑟基金會（1995~1997）和美國麥剋阿瑟基金會（2003~2005）研究基金的資助。

　　主要從事中國內部轉型及其外部關係研究。近年來，先後齣版專著20多部。其中，英文著作7部、中文著作22部，包括《未來三十年》《不確定的未來》《技術賦權：中國的互聯網、國傢與社會》《中國的“行為聯邦製”：中央-地方關係的變革與動力》《保衛社會》《通往大國之路》《改革及其敵人》等。先後在國際學術刊物上發錶學術論文數十篇，如在《比較政治研究》《政治科學季刊》《第三世界季刊》等期刊上。

目錄

修訂版序　新形勢下的中國模式

前 言　中國的崛起和中國模式

第一章

全球化與國傢的轉型：西方、亞洲和中國

全球化與中國

資本、國傢與全球化：簡單的曆史

全球化與經濟活動的“去主權化”

金融資本主義及其全球化

全球化與弱政府

全球化中的東亞模式

全球化與中國模式

中國模式的未來

經濟結構內部的平衡

經濟和社會之間的平衡

國傢和社會的平衡

第二章

國際發展視野中的中國經驗

不能說中國沒有政治改革

社會政治秩序不可缺失

通過政治與行政手段保護産權

社會正義是持續發展的前提

社會多元促進政製改革

第三章

中國的政治創新試驗及其世界意義

當今西方民主危機背後的原因

中國的政治體製為何屹立不倒

開放性正逐漸成為中國政黨體製的一個重要特徵

製度創新保證權力的和平更替

相對集權確立政治責任製度

探索中國自己的道路

第四章

人本社會主義、政黨的轉型和中國模式

政黨、國傢建設和民主

中國共産黨的第一次轉型

以人為本的社會主義與黨的第二次轉型

第五章

民主化的中國模式

民主的普世性和特殊性

國傢製度建設在先，民主化在後

中國的漸進民主化

第六章

國傢權力的中央性和人民性：中國的中央地方關係

中央地方關係問題

現象的根源

現代國傢權力的集中性和人民性

國傢權力的中央性的流失

選擇性集權、國傢權力的人民性和中央性

第七章

放權改革：中國的中央、地方與公民社會

兩種分權概念

政府間放權如何造就經濟的高速增長

政府間放權的負麵結果與重新收權

國傢—社會放權的舉步維艱

公民政治參與和非政府組織

進一步實行國傢—社會分權

第八章

國傢與市場之間：中國社會政策改革的政治邏輯

比較視角下的社會政策

毛澤東時代的社會政策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與後毛澤東時代的社會政策

鬍錦濤時期的社會政策改革

小結

第九章

毛澤東與當代中國市場經濟的興起

為什麼要討論毛澤東與中國市場經濟的問題

國傢與市場經濟：西方經驗

國傢與市場經濟：非西方經驗

國傢與市場經濟：中國經驗

改革開放與中國市場經濟

中國市場經濟的前途

第十章

中國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

餘英時vs薑義華

西方民族主義和民主政治

民族主義在中國的演變及其與自由主義的關係

經濟發展和民族國傢建設

中國民族主義的未來

第十一章

鄉村民主和中國政治進程

農民與民主

中國農民的新特質

中國農村基層組織形式

鄉村民主與民族國傢的建設

簡短的結論

第十二章

中國要從新加坡模式學習些什麼

新加坡能不能學

權力的有效集中

融政黨於社會

政府和社會的關係

反對黨並不是民主政治的唯一標誌

領袖的作用

新加坡模式與中國政改前景

結語 中國模式與思想解放

精彩書摘

　　中國模式的未來

　　21世紀初，正當中國經濟高速平穩發展而西方經濟遭遇睏難的時候，就有西方學者提齣“北京共識”的概念，和已經存在的“華盛頓共識”相對應。盡管“北京共識”隻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概念，但也引齣瞭大量有關中國模式的討論。討論的早期，人們努力去認識什麼是“中國模式”，就是說中國模式包含哪些內容。但在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之後，中國模式的討論迅速政治化。一些人看到中國有效應對瞭金融危機，認為中國模式優於其他模式，包括西方模式。在這個群體中，諸多利益集團試圖把既得利益固定化和製度化，也鼓吹中國模式的優越性。而另外一些人則著眼於中國這些年來所産生的各種問題，諸如國有部門的大擴張、貧富差異和社會分化等，大力鞭笞中國模式，認為中國改革的目標就是要消滅它。這些人隻知道“西方的是普世的”，在他們看來，中國模式沒有任何存在的理由。這個群體中，一些人認為中國的發展沒有什麼瞭不起，隻不過是嚮西方國傢學瞭市場經濟而已。

　　我很早就提齣“中國模式”問題。我特彆反對“北京共識”的概念，因為這一概念意味著中國可以嚮其他國傢推廣其發展模式。我相信，各國都可以根據自己的國情找到自己獨特的發展模式，在這個過程中並不排除嚮其他國傢學習經驗。但同時，我認為的確存在著中國模式，那就是中國的發展經驗。對中國模式高度政治化的討論顯然並不能幫助我們對中國模式的優勢和劣勢進行充分的認識。那些強調中國模式比其他製度優越的觀點已經超齣瞭我的討論。我要解釋的是中國體製到底是如何運作的以及這個體製在應付各種問題時的優越性和劣勢。如果認為中國模式比其他模式優越，不需要發展和改善瞭，那麼最終隻能埋葬這個模式。任何體製都是這樣的。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人們也認為計劃經濟體製是最優越的，但沒過幾十年，這個體製自己埋葬瞭自己。同樣，在冷戰結束之後，西方一片樂觀主義，認為基於自由市場之上的民主製度是“曆史的終結”，也就是人類最後的體製。但沒過多久，就發生瞭經濟危機，並殃及世界其他地方。如果人們不想終結中國模式，那麼就要研究其劣勢，思考如何改革和完善這個體製。

　　另一邊，那些相信“西方的是普世的”人的觀點也不在我討論的範圍內。我並不認為市場價值觀就是西方的，市場隻存在於西方。如上所說，中國數韆年曆史上，市場也曾經非常發達，中國人也認識到市場對於經濟發展和經濟管理的重要性。計劃經濟時代的確消滅瞭市場，中國改革開放又引入市場機製，但這並不是說市場觀念就是西方的。再者，我也不認為西方市場經濟模式是唯一的模式。盡管現在西方市場模式發生瞭那麼大的危機，但這些人仍然用西方市場經濟模式來評判中國模式，這既無助於在對西方模式進行反思的基礎上改進西方模式，更不能認識中國模式所麵臨的真正問題。

　　從中國自己的發展經驗和西方模式所遭遇的睏境，我更加相信中國模式的存在，中國模式在全球化環境中發生和發展。不過，如同西方模式，中國模式也麵臨挑戰。在界定中國模式存在的問題的基礎上改善中國模式，這是我們必須承擔的任務。

　　模式即結構，就是說，人們之所以把一種東西說成模式，是因為存在著一個結構。研究一個模式就是要研究其結構，而不僅僅研究這個結構內的個體行為。支撐中國模式的是一個個結構。這裏強調三個主體性結構，即經濟結構、經濟和社會結構、國傢和社會結構。說中國模式麵臨問題，就是說它在這些方麵麵臨不平衡，即經濟結構內部的不平衡、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之間的不平衡、國傢和社會之間的不平衡。要改革和完善中國模式，就要取得這三方麵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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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修訂版序

　　新形勢下的中國模式

　　2009年，我把之前寫的一些相關文章和演講稿閤在一起，齣版瞭一本題為《中國模式：經驗與睏局》的書。當時齣版這本書的國際背景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

　　危機發生之後，無論是中國本身還是西方各國，都對中國模式發生瞭很大的興趣。“中國模式”的概念也就是在那個時候開始流行開來的。不過，如果從內容看，更早開始流行的所謂的“北京共識”實際上也是討論中國模式問題的。“北京共識”的概念是同當時在各國流行的“華盛頓共識”相比較提齣來的。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西方到處推行“華盛頓共識”，而“北京共識”的作者則看到瞭“華盛頓共識”的不足，指齣瞭中國改革模式的一些優勢。不過，這個概念到瞭中國便經常被解讀成“北京共識”優於“華盛頓共識”，前者應當取代後者；而在西方，人們則開始把中國模式視為對西方模式（也就是“華盛頓共識”）的威脅。也就是說，無論中外，人們對“北京共識”的解讀都過於政治化瞭。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這種對立情況更趨明顯。中國人對中國模式的興趣在於中國較之西方更有效地抵禦瞭金融危機。在更高一個層麵，一些人也由此推論齣，中國模式優越於西方模式。實際上，無論是民間還是官方，都有一些人開始給西方上課。也有西方人對中國模式産生瞭興趣。不過，他們對中國模式感興趣，與其說是他們瞭解中國，倒不如說是他們對西方模式的失望。和中國人一樣，很多西方人看到瞭西方危機是如何發生的，而中國又如何有效地抵禦瞭金融危機，並在危機之中取得瞭令人振奮的成就。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的很多年裏，中國一直是推動世界經濟發展和增長的一支最主要的力量。也正因為這樣，越來越多的西方人又開始談論中國模式對西方模式可能構成的威脅。

　　作者長期以來關切中國改革和發展經驗，當時就覺得人們無論對“北京共識”還是對中國模式的討論都過於政治化，充滿瞭太多意識形態的偏見。無論是支持者還是反對者，有太多先入為主的意識，而和中國實際經驗不相吻閤，結果是無助於幫助人們認識中國。在這樣的背景下，作者決定把先前的相關文章收集起來，作為對這場討論的參與，並直接把書名稱為“中國模式”。但正如作者日後多次解釋的，作者所說的“中國模式”並不像其他參與者那樣在道德判斷的前提之下簡單地頌揚或者批評中國模式，而是把中國改革和發展經驗作為一個社會事物來做經驗探討。因此，作者加上瞭一個副標題，“經驗和睏局”。很顯然，在作者看來，中國的改革和發展既有寶貴的經驗，也麵臨著巨大的挑戰。

　　這次齣版修訂版不是簡單地重印，而是齣於兩個主要原因。第一，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和中國改革與發展的深化，中國模式的問題在今天再次變得越來越重要。在國際層麵，中國發展和改革的現狀已經産生瞭兩個全然不同的預測，一個是“中國世紀”來臨，另一個是中國的改革和發展已經進入“殘局”。我覺得，作為中國研究者，不能簡單地在這兩者之間做選擇，而是要錶明自己的態度。

　　第二，在過去的數年裏，作者並沒有因為齣版《中國模式》而中斷對這個問題的思考；相反，作者對這個問題做瞭更多、更深層次的觀察和思考，並在此基礎上寫下瞭不少文字。這些文字則剛好可以迴答上述有關世界是否已經進入“中國世紀”或者中國的改革和發展是否進入“殘局”的問題。這次修訂，作者增加瞭將近10萬字的新內容。當然，為瞭控製篇幅，也刪去瞭幾篇內容有些重復的文章。

　　多年來，海內外就中國模式一直具有爭論，但各種爭論並沒有給人們帶來任何共識。總體上看，已經持續多時的爭論中，人們關注的對象並不在於客觀存在的中國模式，而是變成瞭要不要、該不該有中國模式的簡單問題。毋庸置疑，爭論已經過於政治化，甚至道德化。這種局麵的持續，並不能對人們認識中國模式有很大的幫助。

　　有沒有一個中國模式的存在？這個模式究竟是怎樣的？其內在和外在含義是什麼？這個模式從何而來，往何處去？無論就中國本身的發展，還是中國發展對世界的影響而言，都有必要迴答這些重要的問題。不過，要迴答這些問題，首先就必須去政治化。

　　海內外，人們對中國模式都存在著高度政治化的認知錯覺和幻覺。在西方，圍繞著中國模式，人們可以看到三種不同但又互相關聯的觀點。第一種是人們所說的“捧殺派”，就是對中國模式大加贊揚，一些人甚至認為中國模式不久就要取代西方模式。在“捧殺派”內，人們“捧殺”中國的齣發點不同。很多商界的人一直看好中國模式，因為他們本身的利益和中國相關。因為利益相關，他們也很希望中國模式能夠可持續發展。也有一些人的確希望中國能夠發展齣一個和西方不同的模式來。這些人往往對西方模式已經失去瞭信心，也不認為西方模式一直可以持續下去。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成就，給瞭這些人一個希望。中國一些人說他們是“捧殺”，其實並不見得。當然，也很容易發現他們往往光看到中國所取得的成就，看不到這些成就背後的代價和未來發展的製約因素。

　　和“捧殺派”相對的是“中國模式威脅派”。“威脅派”不僅看到瞭中國模式的存在，更看到瞭中國模式對西方的長遠影響。這些人看到中國經過瞭數十年的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就，但同時發現中國的發展並沒有根據西方的邏輯，嚮西方人所希望的方嚮發展。相反，中國已經形成瞭自己的發展模式，而這個模式已經頗具競爭力。他們相信，尤其在發展中國傢，中國模式已經對西方模式構成瞭很大的壓力。“威脅派”中的一些人更是把中國模式提到價值論的高度，認為中國模式所錶達的就是一種和西方不同的價值，不僅對西方價值構成競爭，而且說不定會取代西方價值。

　　和“捧殺派”與“威脅派”不同，西方很多人並不承認中國模式的存在，我們可以稱他們為“中國模式不定論”。這些人大多看到中國的發展所包含的種種問題和製約因素，不認為中國已經形成瞭一種可以稱為“模式”的東西，也不相信中國的發展模式可以持續。他們中間有一些是比較瞭解中國發展的，能夠從比較深的層次來看待中國問題。他們看到瞭中國體製內部的種種弊端，評估著中國會不會解體甚至崩潰。 但是，也有一些人是在意識形態上敵視中國，他們希望中國解體和崩潰。在這些人看來，中國根本不配産生一個模式。

　　有趣的是，與西方相對，在中國內部，對中國模式也存在著三種不同的觀點。第一種是大贊中國模式，認為不僅存在著一個中國模式，並且這個模式較之西方模式優越。人們可以稱之為中國模式的“左派話語”。左派並不諱言他們確立中國模式，是要和西方爭取國際話語權。左派裏麵很復雜，有的從毛澤東思想那裏尋找中國模式的起源，有的從西方新馬剋思主義那裏尋找中國模式的理論根據，也有從比較發展的角度來看中國模式。概括地說，盡管左派對中國模式做瞭很多經驗性的研究，但對中國模式的評介過於意識形態化。當從特定的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待問題時，客觀性就少瞭，他們有關中國模式的話語也就失去瞭解釋中國的能力。

　　與左派相對，親西方的自由派則不承認存在著中國模式。對自由派來說，或許根本就不需要中國模式，因為中國的發展是否成功，取決於中國是否能夠發展齣西方式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製度。在現有體製不改變的情況下，中國模式從何談起？自由派因此往往是以西方為標準，來衡量中國的發展和進步。如果中國是橘子，西方是蘋果的話，在自由派看來，橘子的發展目標就是要把自身改造為蘋果，在橘子沒有變成蘋果的時候，橘子本身就什麼也不是。

　　第三種觀點可以稱為“中國模式未定論”。他們的齣發點當然和西方不同。這種觀點大多盛行於官方學者和官員中間。他們認為，中國還處於發展過程之中，存在著很多問題，現在提中國模式還為時過早。不過，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是齣於政治方麵的考量，秉承瞭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政策，相信中國自己不宜宣揚中國模式，擔心會造成不好的國際影響。

　　理性而言，中國模式是客觀存在的。就像蓋房子，房子蓋好瞭肯定有個模式。問題在於如何看待和評價這座房子。這裏可以用比較科學和客觀的方法，來研究有關這座房子的諸多問題：這座房子是怎樣的？如何蓋成的？為什麼會蓋成這樣而不是那樣？這座房子是否根基牢固？如何改進？如此等等。但也可以從審美的角度來看待這座房子。如果是後者，那麼政治化和道德化等傾嚮性就變得不可避免。很可惜的是，到目前為止，人們對待中國模式問題大多是從審美的角度進行的，對客觀存在的中國模式沒有什麼認識，對其審美的評論倒是不計其數。

　　有些人不承認或者貶低中國模式，是因為他們把模式看作一個非常理想的東西。這也不符閤曆史觀。在社會領域，任何一個模式都有其優勢也有其不足，根本就不存在一個百分之百的理想模式。任何模式都具有曆史性，西方模式也是一樣。例如，西方的民主模式走瞭很長的路，從早期的貴族民主，到工業化時期的商業精英民主，到現在的大眾民主，經曆過很大的變化。西方的市場經濟模式也一樣，從早期馬剋思主義所說的原始資本主義，到現在的福利資本主義，都有一個演變的過程，有個改善的過程，有個進步的過程。就是說，任何模式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在不同的曆史階段，必須改革自身，以符閤時代的需要。

　　中國模式也是客觀的，但任何一個國傢的人、任何一種文化的人都有權利去看，去解釋這個模式。正因為這樣，東西方之間對中國模式的爭論永遠不會中斷。就像對西方民主一樣，東方人經常從自己的角度去看西方的民主模式，他們所得齣的結論，跟西方人看自己的民主模式是很不一樣的。重要的是，要把客觀存在的中國模式和對這一模式的審美趣味區分開來。過分審美就會導緻過分的政治化或者道德化。

　　對中國本身來說，中國模式既然已經存在，那麼重要的是要迴答“我是誰”的問題，就是迴答中國模式到底是什麼的問題。這個任務已經變得很重要。就內部來說，越來越多的中國民眾對中國本身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傢的認識，已經變得越來越模糊。不同的社會群體已經開始從不同的意識形態角度來定義自身的中國認同。種種意識形態的定位無助於中國認同的確立，中國認同的確立必須建立在對中國模式的客觀認識之上。

　　就外部來說，中國模式涉及的是中國的國際認同問題。無論是傳統的還是目前流行的各種意識形態，已經無助於嚮國際社會解釋“我是誰”的問題。這個問題的模糊性也是國際社會認為中國發展存在不確定性的重要原因。同樣，確定性隻能來自對中國模式的客觀認知。進而，如果不能迴答“我是誰”的問題，中國在國際社會的軟力量便無從談 中國模式（修訂版） 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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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發展，有其自身的邏輯。這個邏輯，即中國模式，探討的是中國發展與改革的經驗。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和中國改革與發展的深化，中國模式的問題在今天再次變得越來越重要。在國際層麵，中國發展和改革的現狀已經産生瞭兩個全然不同的預測，一個是“中國世紀”來臨，另一個是中國的改革和發展已經進入“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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