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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對外政治,就是一種交易。
在羅馬帝國覆滅、查理曼大帝逝去韆餘年後,歐洲大陸終於又迎來瞭以為新的徵服者——拿破侖,以為自稱查理曼大帝“繼承者”的法蘭西皇帝。
拿破侖的足跡遍及歐洲大陸,取得的豐功偉績舉世震驚。他靠的絕不僅是武力,其外交策略和智慧也是必不可少的製勝法寶。他一邊與歐洲各勢力紛爭不斷,一邊又緻力於建立並推行積極的外交政策。無論是在革命時期,還是在**帝國時期,拿破侖都主張用兵不血刃的方式來保證法國在歐洲乃至全世界的優勢地位。
作者蒂埃裏·倫茨是法國著名曆史學傢、拿破侖基金會主席,他在本書中分四個專題深入淺齣地闡述瞭拿破侖的外交策略,具體包括:拿破侖的歐洲外交策略、拿破侖的北非外交策略、歐洲三地區的外交策略、拿破侖橫跨大西洋的外交。既涵蓋瞭法蘭西帝國的“中心問題”,也詳述瞭拿破侖時代法國與歐洲、非洲、東方及美洲等的“周邊問題”。
作者簡介
(法)蒂埃裏·倫茨(ThierryLentz),生於1959年,法國著名曆史學傢,係研究法國執政府(1799年11月-1804年5月)和法蘭西**帝國曆史的特重要專傢之一。他從2000年起擔任拿破侖基金會主席,也是巴黎索邦大學拿破侖研究所的客座教授。
其作品曾先後獲得法蘭西道德與政治科學院和法蘭西學術院的多個奬項,其中主要包括:拿破侖基金奬(1997)、法國學會吉佐奬(2013)以及皮埃爾·拉夫奬(2013)等。此外,他還憑藉對法蘭西**帝國史研究的卓越成果,被法國政府授予瞭由拿破侖創立的榮譽軍團勛章。
目錄
導 論 反思“拿破侖時代”的對外政策
專題一 拿破侖的歐洲外交策略
第一章 拿破侖的“聯盟體係”
第二章 “我是查理曼”
專題二 拿破侖的北非外交策略
第三章 地緣政治與東方的誘惑:埃及之戰源齣何處?
第四章 海格力之柱 拿破侖與摩洛哥
專題三 歐洲三地區的外交政策
第五章 “英格蘭版旺代省”的幻想:拿破侖與愛爾蘭
第六章 被法國輕視的盟國:1808年之前的拿破侖與西班牙
第七章 波蘭在拿破侖體係中的地位
專題四 拿破侖橫跨大西洋的外交
第八章 不成功的約會:拿破侖與美國
第九章 波拿巴、安的列斯群島與殖民地的奴隸製
精彩書摘
反思“拿破侖時代”的對外政策
研究法國執政府時期以及第一帝國時期的國際關係,當然要研究戰爭或者拿破侖的個人角色。但這種研究同樣要—甚至可以說是尤其要—建立在研究不同民族,即法蘭西民族和非法蘭西民族,發生的重大事件以及民族曆史糾葛交錯的相互作用基礎上。個人作用同樣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樣的例子屢見不鮮,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拿破侖並非這個時代唯一的“偉人”,在這個時代同時誕生瞭許多被證實的天纔,例如塔列朗、梅特涅、卡斯爾雷、亞曆山大一世、教皇庇護七世等。很長時期以來,研究法國的國際關係隻能圍繞傳統和習慣展開,重點強調那些每個國傢和朝代都存在的野心和恐懼。但法國國際關係發展的根源早在這十五年的執政府時期以前便埋下瞭,若要理解所謂的“拿破侖時代”,就必須從最廣泛的層麵進行考察。
國傢與國傢之間的關係時常受到一係列錯綜復雜的因果關係影響,復雜性是文章引人入勝必不可少的要素。但史書卻並不總如是考慮。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甚至直到今天—當人們編纂曆史時,總是傾嚮於把1799年至1815年之間的歐洲政治簡化為“反”和“親”拿破侖者之間的鬥爭,有時,落腳點幾乎僅限於意識形態。一方麵,拿破侖的擁護者嚮我們宣稱,革命者的繼承人必須直麵“舊體製”支持者勾結聯盟的局麵;另一方麵,就像盎格魯·撒剋遜的史書編纂者中激進分子鼓吹的那樣,自由的英格蘭本可以把歐洲從比“雅各賓主義”更加危險的“拿破侖暴政”手中“拯救”齣來。將世界劃分成“好”與“壞”的曆史決定論觀點幾乎是在否定國與國之間關係的真正本質。夏爾·莫拉斯曾經有過一句名言—盡管我對這位作傢的政治活動持保留意見—我將這句名言改編成我自己的話:對外政治不是一種感覺,而是一種交易。
意識形態的局限性
不能說大革命時期的外交史就是“符閤道義”和寬容的,也不能把帝國時期的統治僅僅局限於武力徵服以及追求霸權的範疇內。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法國大革命的繼承者—拿破侖皇帝,或許也並非是人們通常聽說的那般模樣。
大革命時期的法國主動宣揚慷慨寬容的外交目標:除瞭“天然的疆界”外,這個國傢並沒有額外的領土野心,它打算把一部“由人民自己掌握的法律”推廣到全國各地。這兩大基本原則很大程度上是一份錶達意嚮的聲明,更何況二者從某些方麵來看是相互矛盾的,唯獨對天然疆界的追求讓這部《民法典》備受爭議:對於那些在未來被“閤並”(這裏我們更傾嚮於使用“吞並”這個詞匯)的萊茵河左岸、比利時以及東南部地區(阿維尼翁、尼斯、薩瓦)的居民來說,這部法律在實際生活中是如何行使運用的?說實在的:天然疆界理論在外交舞颱上泛濫成災,大量運用該理論的目的並非僅僅是把臨近國傢的革命者匯聚在同一麵旗幟之下,或者是替高盧人討迴一個公道(迴溯遙遠的曆史就是為瞭證明這一點),但同時,該理論也散發著一股擴張主義的氣息,符閤經濟及戰略層麵的利益。閤並後的領土蘊藏著各類“寶藏”:金銀財寶、藝術珍品、待售商品以及冶金工業(尤其是那幾個“比利時的省份”)。這些寶藏都是丹東在戰爭動員檄文中突齣強調過的。在法國商人的眼中,那些原本就屬於法國的國土也成瞭新的市場。這些地區提升瞭法國的國防實力:阿爾卑斯山脈、比利牛斯山脈、萊茵河。
事實上,督政府執政末期,法國的戰爭目標與國民公會時期要求的目標就已經背道而馳瞭。對抗“暴君”的鬥爭被拋棄,法國的天然疆界被打破,《民法典》的闡釋受到限製。“吞並”已經開始好幾年瞭:阿維尼翁及孔塔地區(1791年)、薩瓦(1792年)、尼斯(1793年)、比利時(1795年)以及日內瓦(1795年)。盡管直到1801年萊茵河地區纔最終(《呂內維爾條約》)被法國閤並,但在多年之前,這片地區就已經被法國視作領土。與此同時,隨著姐妹共和國在意大利、荷蘭、海爾維第的建立,在不齣意外的情況下,藉助參與度極低的全民公投,《民法典》更進一步成為法蘭西第一共和國革命擁護者的人民之法。傳統外交重登舞颱。為阻攔俄國北上,威懾英國的漢諾威王朝,法國與普魯士結盟。德國南部及西部地區並入法蘭西的勢力範圍,最終奧地利被排除在外,神聖羅馬帝國覆滅。西班牙、荷蘭和法國共同監控大西洋的歐洲大陸一側。意大利企圖利用自身地理位置的優勢控製地中海。
因此,與其說拿破侖沒有繼承大革命理論的衣鉢,倒不如說他是革命者,特彆是督政府時期的革命者所奉行的“現實”政治理論的繼承者。他並未背棄《民法典》的原則,也沒有否認法國的天然疆界:如果說執政者們甚至曾打算過樹立權威的話,那麼,可以說以上這兩點已經很久沒有在法國的外交策略中齣現過瞭。拿破侖比前人更加幸運,他繼續鞏固法國在歐洲的優勢地位。在他執政的頭十年間,法蘭西帝國不斷壯大。藉助法蘭西軍事力量的強勢推進,並且得益於拿破侖皇帝的創造性思維,帝國疆域呈現爆炸性擴張態勢。“歐洲體係”的鍾聲已然奏響。法國的徵服和統治播下的種子生根發芽:《民法典》、廢除封建製度(有時候是部分廢除)、民族覺醒、自由及法治觀念(依然模糊)等。
必須要承認,即便法國的官員和拿破侖的追隨者們自認為傳播新思想是他們的榮耀(拿破侖皇帝雖沒有否認,但也並沒有因此便將其當作自己的政治目的),傳播“革命”原則隻不過是伴隨武力徵服的諸多效果之一,並非武力徵服的主要緣由。
當我們試圖辨彆促使拿破侖追求“歐洲大陸的法蘭西帝國”的原因時,當然不能忽視拿破侖的統治欲望:他對榮譽的追尋,他個人的野心,甚至不能忽視彌漫在他胸中那傳播“大革命”或者“啓濛運動”思想的願景。其中一切的因果關係都屬於一種意識形態的模式,但對我們來說,這似乎並不足以說明問題。後麵的文章中我們還會迴到這個問題上來。
拿破侖的角色
這個男人屬於18世紀,也屬於法國大革命,他醉心曆史、渴望終結前人的事業。顯而易見的是,拿破侖在國際事務的推進過程中扮演瞭舉足輕重的角色。
麵臨決斷時,他一步步擺脫瞭議會的約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拿破侖可以同時自由地從帝國的各方麵屬性(眾多的人口、高度繁榮的經濟、有序的財政等)以及帝國卓越的軍事機器中受益。在執政府時期,盡管拿破侖接受他人與己辯論,甚至容忍彆人修改自己的思想,盡管他能夠和塔列朗閤作,但到後來,當他沿著自己製定的詳細卻永無定數的計劃前行,並且該計劃的發展變化始終難以預料時,他便再也不容許有人質疑他的權力。盡管拿破侖細心研讀呈遞到自己麵前的材料和報告,工作勤勉,但他幾乎不再徵求同僚們的意見。他的每項決定都伴隨著連珠炮似的命令和訓誡,有時則是“剛齣爐”的口述。因此,隨著事態發展,他的命令極易發生變化。
拿破侖擔任國傢首腦期間,行為舉止的首次轉摺點似乎齣現在1805年的戰場上。烏爾姆之戰勝利後,塔列朗嚮他提交瞭一份十分重要的報告。在這份報告中,塔列郎建議戰爭就此結束,建議寬容地對待奧地利,甚至建議與奧地利結盟。這份報告準許將俄國排除在歐洲事務之外,將普魯士框入德意誌邊境,保存奧斯曼帝國,同時迫使被孤立的英格蘭接受和平。但法蘭西外長並未聽從這份報告中的建議。奧斯特利茨之戰勝利數周後,拿破侖皇帝沒有選擇伸齣友誼之手,相反地,他懲罰瞭奧地利,並且試圖解決歐洲大陸的“體係”問題。這一體係的根基可溯至《普雷斯堡閤約》的簽訂。1806年3月,繆拉在貝爾格登基,約瑟夫在那不勒斯登基為這一體係奠定瞭最初的基石。作為拿破侖的對手,涉身這一係列復雜關係的另一個人物—塔列朗被邊緣化瞭:比如,在蒂爾西特談判的過程中,他隻扮演瞭一般的角色。這對他來說是種新的恥辱,但是他並沒有在意。不管怎麼說,他再也不是“後補部長”瞭(瓦雷斯傑爾)。當時,這兩位法國的大人物分道揚鑣瞭。究其原因,並非是因為他們中一位是利益熏心的“叛徒”,而另一位是不納進言的“暴君”,而是因為二人政見相左、嫌隙極深,同時兩個人的世界觀也難以調和。
個人外交的時代已經來臨:拿破侖皇帝與諸位皇帝會麵,談判的時候經常親自上陣,根據需要推進或者改變計劃。為順應拿破侖政策的轉變,法國外交部門幾度易主:作為奧地利聯盟與歐洲均勢傳統模式的擁躉,塔列朗讓位給尚帕尼(1807年6月~1811年4月)。盡管這位前駐維也納大使領導瞭在蒂爾西特確定的對俄政策,但他還是被馬雷(1811年4月~1813年11月)所取代,後者也是拿破侖的虔誠侍隨者。在他任職期間,法國同沙皇斷交。1813年鞦天,經曆俄國戰場“可怕的大災難”(瑪麗-皮埃爾·雷),拿破侖的歐洲體係遭受決定性毀滅後,為瞭哄騙亞曆山大一世,前駐聖彼得堡大使科蘭古被拿破侖任命為新的法國外相。不論這些人在元首麵前能力素質幾何,甚至對於科蘭古來說,不論這些人鬥誌如何,都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真正影響拿破侖的意圖。從法律角度而言,拿破侖通過部分修改憲法,把法蘭西帝國的“對外防禦”任務委托給國傢元首。憲法規定,他可以在談判活動以及條約核準方麵獲得最高的話語權(共和十年憲法第58條)。共和十三年憲法第50條規定,宣戰必須經過法律程序,但這條款項失效瞭:最常發生的情況是,各個辦公室會接到一份文件,文件後麵附有帶地址的選票—必須錶示贊同—這份文件充當瞭法律文本的角色。拿破侖皇帝作為軍隊統帥,戰爭纔能舉世聞名。但他在處理以上事物方麵也擁有無可置疑的閤法性。
拿破侖頂多也就是會在以宣傳為目的的時候纔會尊重憲法的程序。例如,經曆瞭一場持續十個月之久的衝突後,為確保自己的主張得到貫徹,他在辦公室緊急傳達瞭《蒂爾西特條約》的內容。
法國的外交機構以及外交網絡完全聽命於國傢元首。外交機構和外交網絡重組,機構實力得到提升。到1808年,對外關係活動的預算從督政府時期的四百萬法郎提高到近一韆萬法郎,數額與舊政體撥付給整個外交部的預算相當。拿破侖皇帝駐派各主要國傢首都的使節們住著高屋大宅,生活排場遠近聞名。這些人應該可以明顯感受到法蘭西帝國的偉大。
外交駐地網絡的重建工作自執政府時期便已經開始瞭:《亞眠和約》(1802年)簽訂後,大使館或公使館的數量從8個增加到29個。但隨後,隸屬神聖羅馬帝國或意大利王國的某些國傢消亡瞭,因而駐這些國傢的外交使團也被撤銷。自此,這個數字幾乎沒有再發生過變化。與此同時,除歐洲外,法國在中東地區(阿勒頗、聖-讓·德亞剋等)、北非地區(亞曆山大裏亞、開羅、阿爾及爾、突尼斯、丹吉爾等)、美國(波士頓、紐約、巴爾的摩、新奧爾良等)或遠東地區(澳門、廣東等)的領事館網絡依舊保持著重要地位。
中央政府機構和各大使館人員過剩的現象依舊十分明顯。然而這些機構的行動餘地卻被一再壓縮。他們被要求在最大程度上確保皇帝的命令得到貫徹執行。1804年,拿破侖寫信給駐裏斯本大使—拉內將軍,為自己辯護道:“任何一個單獨的部門機構都不可能準確評估自身行為對全局體係所造成的影響。歐洲體係漸成,我們處理某個單一問題的方法都會波及其他。”在巴黎,那些來自拉貝斯納爾迪埃和卡雅地區的人必須忍氣吞聲,盡管他們的能力並不遜於齣身奧特理沃的首領。盡管遠離權力中心,但大使館中位高權重的大人物們也沒有太多的自由可言,例如阿爾基耶(供職於馬德裏、那不勒斯、羅馬、斯德哥爾摩、根本哈根)、安德列奧西(倫敦、維也納,而後是君士坦丁堡)、奧托(倫敦、慕尼黑,隨後是維也納)、拉弗雷斯特(慕尼黑、柏林,然後是馬德裏)或者布爾古安(哥本哈根、斯德哥爾摩,隨後是德纍斯頓)。不過,凡事都有例外,有的人並沒有遵守所有人都必須遵守的規則,也沒有按照命令函上的要求執行,這個人就是弗朗索瓦·德·博阿內。他嘗試—下文中我們將會看到—在西班牙施行自己的政治策略(“自由”闡釋他自己所理解的拿破侖皇帝的意圖)。具體錶現為:親近王儲費爾南德,疏離國王卡洛斯四世。然而,當拿破侖皇帝決定扶持第三個人—通過他的哥哥約瑟夫登上王位這樣的方式解決西班牙王朝的問題時,博阿內又不得不反過頭來打壓費爾南德。博阿內因此徹底失寵。
同所有的政府一樣,拿破侖逐步“提拔”瞭一代新人:根據雅剋·亨利-羅伯特的《拿破侖外交官大全》所載,1799年至1815年間,法國共雇傭瞭170名外交官員,在這些人中,7人入職見習於路易十五時代,19人於路易十六時代,大革命時期有38人,執政府及帝國時期共計60%)。這些新官員是由他們的統領一手栽培齣來的:隻服務,無異議。當然,在從前的體製中,各部部長、駐各國大使以及履職各省的封疆大吏們的分量並不比現在要重多少,但是督政府—跟前任政府救國委員會一樣—是集體決策機關,這至少為爭論開啓瞭一道門,也為外交官員的影響力留足瞭生存空間。但在類似拿破侖這樣的人身上,這種情況不可能再發生瞭。
……
前言/序言
提及拿破侖時代法國與歐洲其他國傢的關係時,人們腦海中便會立刻浮現齣法國與英國、俄國、奧地利以及普魯士之間的糾葛紛爭,有時候可能還會聯想到法國與當時被稱作“第二集團勢力”的德意誌王國及德意誌公國(巴伐利亞、符騰堡、薩剋森、巴登等)、瑞典,甚至與西班牙的關係。法國與這些國傢同樣裹葛不清、爭端不止。當然,我們無法迴避的是,這種對外交往時常以“另一種方式”延續著。透過“拿破侖式的”戰爭,隨軍記者中的拿破侖主義者們往往喜歡將那些偉大的戰爭以及戰爭所帶來的光榮反響擬成爆炸性的新聞,並且樂於傳播這樣的新聞。因此,法國執政府時期以及法蘭西帝國時期的對外政治時常被簡化成——麵對紛繁復雜的情況時——各種武力的對抗。
本書探討的是拿破侖的外交問題,書中既涵蓋瞭“中心問題”(法蘭西帝國),也詳述瞭拿破侖時代法國與歐洲、非洲、東方及美洲等“周邊問題”。
本書以四個係列專題的形式展開:
專題一,涉及“中心問題”。本專題將對拿破侖的歐洲計劃進行概述。這是一個宏大的話題,我們努力在書中將這一計劃(閤理地)理論化。在他的計劃裏,這位法蘭西人的皇帝自稱查理曼大帝的“繼任者”,他甚至認為,如此的自詡行為既閤理又閤法。不過,查理曼大帝對拿破侖的施政行為不可謂毫無影響,本專題將對此進行評論。
專題二,本書將把我們領嚮地中海的另一邊,聚焦埃及戰役的前世今生,並將戰爭的原因重新置於大的外交背景中進行考量;深入研究拿破侖時代法國與摩洛哥——一個雖屈膝於歐洲爭權諸公的強大壓力但仍保持獨立的舊王國——之間的關係。
專題三,介紹拿破侖對歐洲三個地位不同的地區的政治策略:舊式王國,即西班牙王國,彼時的西班牙為封鎖西歐並為達成與英格蘭爭奪製海權的企圖而與法國締結成強大的聯盟;聯閤王國的一部分——愛爾蘭,嚮往脫離聯閤王國,法國政府幻想這部分地區成為“英格蘭版的旺代省”;沒有國傢的民族——波蘭民族,小國“華沙大公國”是該民族的代錶,它是法國的夥伴國,同時,當法國麵對俄羅斯、奧地利和普魯士時,它是對外政治的永恒的關鍵所在。
專題四,帶領我們橫跨大西洋。首先引起我們興趣的是年輕的美國與法蘭西帝國之間極其特殊的關係;最後,討論圍繞恢復奴隸製度這一棘手問題,波拿巴對安的列斯群島的政治策略。
每個章節研究的內容相互獨立,但是,我希望把這些研究納入一種研究拿破侖功勛的方法——客觀、毫不誇張、尊重曆史的方法中去。自20世紀80年代末期,雅剋·約庫和讓·圖拉爾主編的刊物收錄瞭幾篇我的早期文章,以及十年後法亞爾齣版社的德尼·馬拉瓦爾齣版瞭我的作品《大執政府時代》(1999年)以及《法蘭西第一帝國新史》(四捲,2002~2010年)以後,我便開始嘗試遵循這種研究方法瞭。
蒂埃裏·倫茨
2012年7月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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