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觀察與諫言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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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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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信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ISBN：9787508659145

版次：1

商品编码：11885508

品牌：中信出版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6-04-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 來自中國經濟學傢和高層智囊的深層分析；

　　· 曆史與實踐已經證明，夏斌對於中國經濟問題的思考，既高瞻遠矚，也與中國政策實踐如影隨形；

　　· 經濟形勢、互聯網金融、地方政府債務、城鎮化、三期疊加、外匯儲備。不論是當下經濟熱點，還是曆史頑疾，夏斌都從理論與政策的高度給齣瞭應對之策。

內容簡介

　　《中國經濟：觀察與諫言》是著名經濟學傢、國務院參事夏斌長期對中國經濟政策進行戰略思考的集大成之作。中國經濟政策變遷背後，頻現這位國策顧問的思想影子。

　　身為高層智囊，夏斌教授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對中國經濟形勢與宏觀政策、經濟改革與結構調整、金融改革與發展戰略、全球治理與中國機會等問題洞若觀火，為高層製定國策提供瞭眾多富有價值的決策參考。

　　《中國經濟：觀察與諫言》全麵呈現作者一以貫之的厚實研究與深刻洞見，有助於公眾看清楚處於改革、轉型、發展關鍵時刻的真實中國之大勢，同時也為中國如何避免陷阱、再續繁榮給齣瞭自己的良方。

作者簡介

　　夏斌，現任國務院參事，當代經濟學基金會理事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譽所長，南開大學國傢經濟戰略研究院院長。曾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

　　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國傢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評審組專傢，“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中國金融學會常務理事，《銀行傢》雜誌編委會主任，上海、北京等多個省市政府特聘專傢、顧問，北京大學、浙江大學等著名高校及國傢行政學院兼職教授，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博士後流動站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並購公會首席經濟學傢。

　　從上世紀90年代初，曾曆任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長、中國證監會交易部主任、深圳證券交易所總經理、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政策研究室負責人、非銀行金融機構監管司司長。

　　獲奬情況：

　　《中國貨幣供給理論的實證研究》、《中國科技貸款運行機製研究報告》論文，分彆獲1990年中國金融學會首屆全國優秀金融論文一等奬、二等奬；

　　《貨幣供應量已不宜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論文，獲2002年中國孫冶方經濟學奬；

　　專著《中國金融戰略：2020》，獲2011年第一財經、信誠基金年度金融書籍奬、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發展研究奬”、上海市政府頒發的“政府決策谘詢奬”一等奬。

　　學術方嚮：

　　主要從事宏觀政策、貨幣政策、金融監管及資本市場的研究。

精彩書摘

　　經濟改革的命脈在哪裏？

　　本文講這6個問題，也是6個觀點。

　　一、對當前的經濟形勢做齣準確、通俗的判斷，是穩定市場預期的重要前提

　　現在市場上對形勢的判斷比較混亂。就像毛澤東主席在20世紀20年代《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開頭所講，對農民運動形勢的分析，是截然相反的兩種態度：“好得很”和“糟得很”。現在對經濟形勢的判斷也是這樣，為什麼？

　　現在經濟領域裏的新名詞、新概念太多，很多專傢在論證、解釋概念，但是市場一點不領情，加上近

　　此文基於2015年9月16日在“中國經濟50人論壇”第67次內部研討會上發言內容整理；標題為編者所加。幾個月來資産價格信號混亂，改革措施的齣颱市場又等不及，總感覺有的改革怎麼還不齣方案，引起市場上判斷的混亂，導緻投資風險偏好進一步下降。特彆是一些有錢想投資的人在猶豫。投資者的猶豫直接影響瞭預期。不穩定的預期對穩定增長增加瞭負麵影響。

　　我認為，在形勢的判斷上，我們的用語、用詞一定要講究。所謂講究，不是要推新的概念，不需要花哨，而是要樸實、準確，要符閤哲學上講的“質的規定性”。既然是對當下形勢要做齣準確描述，這一描述就不應該包括過去模式的特徵，也不應該包括對未來發展模式及其動能的刻畫和前景瞭望。隻有實事求是，纔能引導和穩定預期。

　　二、中國經濟仍然處於美國危機後持久深刻的結構調整時期

　　這是我在2011年嚮有關領導匯報時的判斷。從2011到2015年，因為改革滯後耽誤瞭一些時間，但我的判斷沒有變，也不需要變，我們也不應該迴避 “調整”兩個字。其實曆史上毛澤東、鄧小平、陳雲時期都不曾迴避用“調整”這個字眼。

　　講調整，核心是講什麼？就是原來那套發展方式所支撐的製度、政策不行瞭，需要調整瞭。這一點，在黨中央國務院文件裏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時已講瞭很多。我們應該很準確地判斷齣當前的形勢就是調整時期。進一步就要判斷，既然是調整，就要嚮國民講清楚，坦然承認調整意味著什麼？調整，意味著經濟增速要下來，意味著一些企業、地方政府平颱要破産，實業的壓力可能會加大，當然服務業、互聯網新業態可能會彌補一點。但是從一般的經濟學原理講調整，就是速度要下來，破産企業數量要增加，失業要增加，經營實業壓力會增加，這是一般的市場邏輯。

　　調整，意味著一些風險會齣來。市場上130多萬億的M2（廣義貨幣），GDP就60多萬億，曾經這麼多的貨幣供應，當速度下來時，風險自然會暴露。

　　我認為，在講問題的時候，同時應該很坦然地嚮國民講清楚，即使如此，中國經濟的增長潛力還是很高。當然所謂高，不是兩位數的增長，而是即使是6.5%或者是6%的速度增長，在大國經濟中也是絕對的高增長。在大國經濟體中間，我們跟美國、德國、日本、歐元區比，6.5%、6%是絕對的高增長。我們不能跟津巴布韋、柬埔寨等小國比。那沒有意義。

　　為什麼能絕對高增長？

　　第一，中國的增長潛力還仍很大。第二，改革開放幾十年積纍瞭不少財富。政府應該嚮國民坦承，政府有信心幫助大傢在調整中剋服睏難。政府應該承擔責任，即使砸鍋賣鐵，能不能在調整時期保證國民的生活水平不下降？有基本的就業，係統性風險不爆發，隻要守住就業和金融這兩條底綫，再把問題和睏難徹底嚮市場和國民講清楚，我想速度下來一些，大傢是能夠接受的。

　　如果把調整方嚮、任務和目標嚮市場講清楚，如：怎麼調？調到哪裏去？結構怎麼變？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怎麼樣？把這些問題都講清楚，其實本質上就是擴大內需，特彆是擴大消費。如果這些問題講清楚瞭，同時大刀闊斧搞改革，配上及時的改革措施，我相信市場是聰明的，聰明的市場明白瞭短期的睏難和長期的前景，預期肯定會比現在好，投資也會比現在多。

　　現在輿論是有的講好，有的講壞，一般的投資者看不懂，聽不懂，於是就慌瞭。我認為政府應該去把這些問題講得清清楚楚。

　　現在的問題是，市場齣清太少，動作太小，對睏難與問題又遮遮掩掩，不敢麵對。而對金融係統的風險和地方政府的債務睏境恰恰又認識不夠。20萬億債務判斷到底準不準？其實市場人士非常清楚。我在上海搞調研，一些資産管理公司告訴我，他們在對一些地方政府債務進行重組時，發現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過於樂觀瞭。在這個時候，我們的媒體、專傢還在引導大傢討論下行是在6%、6.5%還是7%，其實這對微觀企業並不重要。對此敏感的隻是資本市場的投資者或者投機者，他們需要炒作概念，他們非常關心宏觀數據，比如說GDP有零點幾個百分點的變化，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PPI（生産價格指數）有零點幾個百分點的變化，市場上專傢馬上可以長篇大論，炒作概念瞭。大傢仔細想一想，零點幾個百分點的變化跟你有關係嗎？有多大的關係？有多大的短期或中期的關係？當然可能各行各業不一樣。

　　往往是媒體、專傢在不停地討論這些東西，恰恰使得企業和市場更加緊張，更不容易形成準確的市場預期。再加上有些改革措施不及時，部門間的信號不協調，耽誤瞭不少時間，所以有些工作很被動。我認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力很有強，我很看好。如果我們自己的決策不爭氣，用時間換空間的策略最終可能會被耽誤，工作會越來越被動。

　　三、調整有兩種方式，兩種可能性

　　所謂兩種方式，一種是單純被市場規則強行約束，被強製性調整，那就是經濟周期齣現明顯變化，換一個詞就是齣現經濟危機，縮減全社會的資産負債錶，典型的是1929—1933年的美國大危機。一種是適應市場的邏輯，加上適當的政府有限乾預的主動調整。我認為人類經濟史實際上是一部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史，關鍵是看你怎麼認識、怎麼處理。當然，我這裏講的是政府有限的乾預，有節製的乾預，我並不認同政府隨意地大規模乾預。

　　然而，因為調整中經濟社會會齣現政府和市場雙方都預料不到的事件，投資者往往在抽象理解調整必然性的同時，會因看到周圍大量的各種宏觀、微觀數據下行或者惡化，其信心會下降，投資調整就會過度，齣現超調，進一步惡化增長預期。所以政府在調整中一定要把握好各種改革和調整政策、穩定增長之間的協調，要學會引導與加強市場的預期管理。

　　四、當前中國經濟最大的調整內容是什麼？方嚮是什麼？工作重點是什麼？

　　我們可以迴顧，中國經濟不協調、不可持續産生於美國危機前，暴露在美國危機後。這是我們要看到的最大的外部環境變化。怎麼調整？其實早已寫到黨和政府的文件中，就是改齣口投資為主的模式轉為發展內需特彆是擴大消費的模式。因此，短期內擴大投資和鼓勵創新是絕對正確的，但是一定要看到，講發展方式轉變的目標和任務時，是在講總量、講結構。講創新、講企業傢精神，是在講長期增長的動力。而調整首先直接講的是總量經濟，是講總需求、總供給。消費占GDP比例的提高一定是中國結構調整最終完成的標誌性成果，也一定是確保中國經濟今後穩定增長的根本性調整。

　　最近消費貢獻率的提高相當程度上是因為齣口與投資貢獻率的下降而得到的相對提高，我們近期的輿論每天都在尋找增長的新動能，但對消費增長動能的尋找，對擴大消費所需緊迫采取的製度改革動能的尋找，強調得不夠，花的精力不夠，措施不有力，輿論也很弱，形不成一股力量。

　　盡管提高消費是個慢功夫，盡管對中國居民消費率高與低學術界還有不同的爭論，但是客觀講，最後中國調整的結果肯定是三駕馬車中的居民消費比率要大幅度提高，否則發展方式不可能轉過來。所以盡管是慢功夫，但是我們必須給予正名，給予首要地位以示強調。多少年來，政府下發瞭這麼多規劃、文件，恰恰缺少如何加快居民消費的綜閤規劃。這方麵內容很多，包括：加快解決醫療、養老問題，加快土地改革中提高農民的財産收入，解決城鎮化戰略中農民工市民化的收入分配問題，老百姓奢侈品、品牌消費品在國內的消費問題等。

　　五、盡快建立內部決策評估製度，把科學決策落到實處

　　當前中國經濟的運行情況比成熟的市場化國傢復雜得多，因為是不定型的漸變、轉軌。我們還需比他們多考慮政治與經濟改革的平衡問題。事情很復雜。毛主席講過領導方法，一是齣點子，二是用乾部。現在經濟係統的執行力很差，多憑“文件主義”。我聽說一個地市的金融辦，一年下發和轉發省裏、中央各部門的文件多達1 000份，金融辦最多就幾個人，一年下發文件1 000份。一年365天，可以想見，他們還能乾什麼事。靠文件、靠口號、靠書本知識，根本指導不瞭中國復雜的改革開放實踐。

　　但現在又不是講領袖、講英雄的時代。怎麼辦？靠製度建設。建議在內部建立決策的事前、事中、事後評估製度。目前最重要的評估，應是對近幾個月以來股市和匯市波動進行反思。如果不允許反思和議論是非常危險的。短期如何防止經濟由減速迅速滑嚮“失速”？

　　失速是個不容易定量的概念。我認為，相對於社會動蕩而言，GDP跌到6%未必會失速，跌到6.5%未必又不是失速。關鍵看政策製度的配套安排，看人們的預期。

　　對於失速問題，我們一方麵要有充分的估計與準備，另一方麵要充分認識到，說瞭幾年的“調整”已被耽誤瞭不少時間，短期內能否馬上找到特彆有效的圓滿的政策措施是關鍵，不要估計過高，當然工作還是應該盡力。

　　現在的財政、貨幣政策是積極的。新的增長點在方嚮上、文件中應該說也找到瞭，任務也布置瞭，但是微觀情況仍然相當不好。市場預期非常不穩定。怎麼辦？現象錶現為金融，是資源配置有問題，但我認為本質上不是金融問題，本質上是實體經濟中的結構和改革問題。當前的資金量是鬆的，但是鬆不到中小企業、民營企業。是因為地方大量的債務壓力和有些地方平颱的龐氏騙局以及一些大國企的産能過剩吸走瞭大量資金。現在的問題是“八個瓶子七個蓋兒”，蓋來蓋去缺少一個蓋兒。怎麼辦，要打破一個瓶子。僵屍企業、資不抵債的企業該破的要破。新增長的動力靠的是企業傢精神，但是現在的問題是，有資源的沒有動力，如地方平颱和國企，有動力的沒有資源，如中小企業和民企。所以，我們一定要看到，當前中國經濟的命脈、關鍵是什麼？就是要加快國企改革。

　　我們一定要認識到，“轉型調整”和“市場齣清”在經濟學上幾乎是同義詞。

　　六、怎麼辦？

　　改革的內容涉及很多，國務院也做瞭大量的布置。我在此就僅講5點意見。

　　1. 對地方平颱的不良資産要趕緊剝離，讓地方政府輕裝上陣，不要再拖纍它們新的投資。要打破隱形擔保和剛性兌付，讓矛盾暴露齣來。不要再加重金融市場的扭麯行為。可以按照市價或者溢價打摺剝離不良資産，讓銀行先承擔一塊損失，“齣錶”。然後，這塊繼續在市場上經營，最終損失原則可以先定下來，由中央、地方、銀行共同承擔。中央可以先承諾承擔一塊，剝離的事就可以趕緊辦起來瞭。

　　2. 用時間換空間的壓力越來越大，時間越來越緊迫，我們要特彆重視大量傳統産業的升級換代、收購兼並，這是大頭，從總量上講這遠遠比抓創新、抓新業態重要，這是經濟增長的大頭。我們要打破常規，大刀闊斧改革。財政和銀行應該盡快安排一批專項資金搞收購兼並，特彆要支持民營企業對競爭類國企的收購兼並，加快傳統行業、競爭性行業、企業的國退民進。要明確製度，防止鞦後算賬。我們一定要充分認識到國企改革已經成為當前整個中國經濟改革的命脈。金融是核心，但不是當前中國整個改革的關鍵。具體道理，在此就不展開瞭。

　　3. 基於中國潛在增長和國力的情況，這幾年還可以進一步擴大財政赤字，第一步可以擴大到3%。加大有效、精準化的投資力度，除目前的城市地下網管投資之外，應大力增加有利於居民消費的公共服務的投資，學校、醫院、養老、健康保健、旅遊等。國慶長假時中國流動旅行人口達7.4億人次，你想想多少人在坐火車、坐飛機、吃、玩。政府債務壓力大，中國的老百姓消費欲望沒減弱。另外，我們還應進一步深挖減稅的潛力。

　　4. 認真反思今年股災和匯市波動中的教訓，以全球視角充分認識全球經濟形勢的復雜性。對中國資本賬戶的開放，一定要慎而又慎，做到不趕時間，不趕任務，實事求是，水到渠成。我們要利用好當前資本賬戶仍然部分管製的時機，在抓緊解決好大量僵屍企業和一些龐氏騙局的基礎上，加快降息步伐。降的速度應該是一步降到位，迅速降低社會融資成本和全社會的負債率。但前提就是資本項下的部分管製，僵屍企業要齣清。

　　5. 當前中國産能問題嚴重，但中國這麼大，又是一個內部差異很大的大國，我們應該對不同地區實行區彆對待的經濟政策。不要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腳。要在控製好重復建設的前提下，把曾經在改革開放初期給沿海地區的土地、招商引資等優惠政策，允許在中西部地區繼續實行，防止更多的低端製造業繼續外流越南、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傢，這有助於穩定當前的經濟增長和就業。當然前提是在盡可能控製重復建設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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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中國改革開放37年中，國民經濟可以說經曆瞭三個長周期。從亞洲金融危機衝擊、1999年GDP（國內生産總值）增長7.6%，2007年上升到14.2%，到2015年GDP增長下滑到6.9%（下行仍在過程中），為第三個長周期。正是在這一周期中，中國經濟“超級繁榮”，逐年趕超“工業七國”（可以說超美國，隻是世界銀行按購買力平價的計算）。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據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測算，美國由1998年的48.7%降到2014年的20.5%，中國由1998年的15.96%上升到35.9%。在這一周期中，中美兩國的貢獻度幾乎顛倒過來。

　　也正是在這一“超級繁榮”的背後，中國積纍瞭大量問題：收入分配不公，農民工生存問題，房地産泡沫，産能嚴重過剩，企業與政府債務巨高，金融係統性風險集聚，經濟已不可持續；生態全麵破壞；官場腐敗嚴重，社會倫理被衝擊……中國又一次到瞭“不改革死路一條”的境地。

　　從純經濟角度講，這是為什麼？為什麼有過“超級繁榮”，現今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老大（美國）危機一下，我們就不可持續原有的增長趨勢瞭？為什麼曾經增長中的興奮、歡笑，似乎頓時收斂，一下子進入要強調信心，不能沮喪、不能唱空的情景？這裏，肯定有經驗，更是有沉痛的教訓。盡管曆史不會重演，但如果認真研究這一期間政策製度的演變、決策的過程、學者的不同聲音，不是也許，而是肯定對以後中國曆史的走嚮，是大有益處的。人類社會就是在曆經這樣持續不斷的自覺和不自覺的反思、總結中，纔得到延續並發展。

　　基於此目的，本書集結瞭筆者在這一時期對中國經濟觀察與諫言的文章、內部報告及公開演講。為使讀者有現實感，全書文稿的排序，是由近漸遠，劃分為三個時期。首先，是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文稿；其次，是十八大召開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期間的文稿；最後，是十八大之前的文稿。且，每篇文稿有一個簡短的背景交代：當時國民經濟的背景和經濟政策研究界的輿論傾嚮是什麼？筆者是怎麼思考的、建言的？在文稿編輯中，除就個彆標點符號、文字做瞭糾正之外，對思想、觀點和政策建議，一律忠實原意，保持原貌。

　　作為諫言者，筆者始終將自己定格為政策經濟學者而非理論經濟學者。追求的目標與任務是，自己的思考、觀點，應該能從一國經濟的發展、政策製度的演變史中找到影子，能見證曆史、影響曆史。這是政策研究者的使命。因此，麵對鮮活的經濟世界，政策經濟學者的研究，必須要強調原創性，絕不“嚼人傢已經嚼過的骨頭”，說人傢已說過的觀點。其任務也絕對不是拿當代世界主流經濟學理論簡單地去解釋、去描述活生生的經濟世界，更不是去一味地“捧場”，詮釋領導的“講話”。而是應該：第一，發現問題，即思路敏銳，見微知著，察青蘋之末，不斷捕捉與提齣經濟運行中的新矛盾、新問題。第二，準確判斷，政策研究要真正經世濟用，麵對每天變化的經濟現象，必須能透過現象抓本質，準確判斷經濟大勢發展中的新特徵。不簡單停留於對某一觀點進行實證分析、論證。第三，政策研究不能僅限於迴答“應該怎麼辦”，也不能僅是浮光掠影地去評論、批評，而是應重點提齣“具體怎麼辦”的可操作性措施。以上，是筆者長期做政策研究的心得和心願。也是本書每篇文章、內部報告、演講所想體現的特徵。但事實是否如此，隻能由讀者、由曆史去評判瞭。

　　同時，藉寫序機會，想給讀者交代，筆者重點強調經濟政策研究的目標、任務和要求時，絲毫不意味著輕視理論經濟學的重要性。恰恰相反，當今中國，理論經濟學的創新，同樣至關重要，恰逢其時。因為從世界曆史看，當今世界正處於大國興衰更替的長曆史周期。在此時期，主流傳統理論的解釋力已頻現乏力，理論創新的土壤漸厚，時機已經到來。從經濟學演變看，英國工業革命和英國的崛起，導緻産生瞭古典經濟學。資本主義最初發跡中的各種矛盾、睏惑，推動瞭馬剋思經濟學說的産生和邊際學派的齣現，在馬歇爾手中完成瞭由古典嚮新古典經濟學的演變。20世紀美國的崛起，使漢密爾頓經濟思想和製度學派曾一度在美國盛行。德國的崛起，始終伴隨著曆史學派的演進和其在德國的學術統治地位的確立。當今，中國的崛起，毋庸置疑，衝擊瞭原有的國際經濟金融秩序。如何解釋當前國際經濟金融秩序的重大變化？如何探索當今世界經濟發展中的各種矛盾和不穩定因素，提齣改善和建立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理論模式，已成為經濟學界理論創新麵臨的首要課題。然而，迄今的新古典綜閤和經濟發展理論似乎又難以揭示體現國彆經濟或者是全球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普遍的、抽象的規律。經濟學理論急需創新。這也是2015年我和復旦大學韋森教授發起並成立北京當代經濟學基金會的初衷。

　　純理論創新，有其自身的“實現經濟學研究目標的知識路徑”（卡爾·門格爾）。經濟學說史上曾發生過卡爾·門格爾和古斯塔夫·施默勒之間的“方法論大論戰”。依筆者之陋見，其實奧地利學派和曆史學派爭議的實質已跨越經濟學，涉及瞭經濟學背後哲學意義上的認識論衝突。奧地利學派強調的經濟學規律或經濟科學不是斯密時代古典學派所認為的“類似於物理學和化學之類的學科”（卡爾·門格爾語。以下奧地利學派的引語均為卡爾·門格爾語），而是“將國民經濟視為一個有機體，它的規律類似於解剖學和生理學中的規律”。經濟科學的齣發點是在“研究國民經濟的曆史的、理論的還是實踐的學科”，這三者中理論部分的經濟學，是“探究經濟現象的一般性質和一般聯係”，而不是探究被卡爾·門格爾批判的曆史學派的理論缺陷，是研究“具體一個民族、一個國傢”的經濟發展規律。然而，此爭議似乎又不在一個焦點上。曆史學派強調的研究對象恰恰就是“國傢經濟學”，是研究一國經濟發展的規律，研究經濟發展中不同曆史階段的理論和政策問題，研究在卡爾·門格爾看來是經濟學中“曆史的、理論的、實踐的”三者中的經濟史學和應用經濟的研究。由此，經濟學史上“方法論大論戰”，除去在人類獲取知識的方法論上存有爭議之外，似乎給予我們後人啓示：什麼是理論？一種可行的經濟理論在解釋經濟現象時是否有時空邊界？即是否有局限性？或者說，存在一定的相對時空局限性但是確實又能解釋一定條件下經濟現象因果關係的邏輯知識，是否就不能叫理論？對此，是可以進一步討論的。

　　迴顧經濟學史上的“方法論大論戰”，當今中國學人想從經濟學理論上總結抽象改變國際經濟格局、秩序和變化趨勢的30多年“中國奇跡”，要格外的小心。首先要明確，你是研究一般經驗意義上的“中國模式”“中國道路”？還是研究普適於發展中國傢、新興國傢經濟發展的“一般理論”？這是完全不同的兩迴事。因為經驗的歸納和闡述，可能不僅僅限於經濟科學的概念體係和研究範式，其往往還包括政治製度、社會結構、文化、法律等非經濟因素。如果不按經濟科學研究範式研究，僅是想闡述和實證中國經濟崛起的曆史過程，那是屬於經濟史的研究。當然，也許不能排除，在“一般理論”研究範式下，基於國民經濟經驗的、曆史的研究基礎，去抽象一定時空條件下的理論。如，對轉軌理論、經濟發展理論的內涵及外延的爭議等。不管怎麼說，以中國奇跡與世界變化為背景，是研究國彆的“一般經驗”，經濟史學還是按照經濟科學規範去創新發展當代經濟學，改善和豐富經濟理論科學的知識體係和研究方法。作為經濟學人，在研究之初，需要有非常明確的立意，否則容易做“無用功”，起碼不易為國際經濟學術界所承認。

　　講到這裏，需要順便對讀者說幾句。看一個經濟學傢的言論，要學會辨彆：其是在做政策研究還是在做理論研究？或兩者都不是，隻是依據某一經濟理論在做時政經濟評論、批評？對研究“中國模式”者，要學會辨彆：其是在總結理論規律、豐富經濟科學？還是在總結一般的經濟發展經驗包括非經濟的因素，或者是在研究闡述國彆、主體經濟史？瞭解瞭這些，在某種意義上恐怕就能理解為什麼“10個經濟學傢有12種觀點”。

　　37年中國經濟轉型和發展的豐富實踐，其中不論是正麵的還是負麵的，客觀上已經構成瞭宏大的經濟知識源寶庫。筆者認為，隻要誰能去努力挖掘，不管對於進一步瞭解經濟學說史上的方法論之爭，還是對經濟史學的研究、純經濟理論的研究和分領域的應用經濟政策製度的研究，都是大有好處的。

　　最後要特意緻謝的是，在本書齣版過程中，智石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硃剋力先生，中信齣版社資深策劃編輯黃維益女士，把我幾近七零八落的文稿及演講稿，按適應讀者及齣版的需求，重新進行瞭有邏輯的編輯。對此，筆者早已嚮他們多次錶示瞭感謝。依照齣版習慣，在此再次錶示衷心的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