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我們能做什麼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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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安東尼·阿特金森著，王海昉，曾鑫，刁琳琳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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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信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ISBN：9787508659466

版次：1

商品编码：11919872

品牌：中信出版

包装：软精装

丛书名：比较译丛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6-05-01

用纸：纯质纸

页数：336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入選英國《經濟學人》2015年優秀經濟圖書

　　他是研究不平等的教父，對不平的研究無人能齣其右

　　他是托馬斯·皮凱蒂的導師，對不平等趨勢背後因素的分析比皮凱蒂更透徹

　　《不平等，我們能做什麼》是《21世紀資本論》的完美續篇，必將掀起更大的討論熱潮

內容簡介

　　安東尼·阿特金森是當今收入不平等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在各主要大學、研究機構和國際組織的不平等研究項目中，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與以往隻重點論證不平等的成因和曆史趨勢而對政策措施著墨甚少的著作不同，《不平等，我們能做什麼》以英國為例，既說明瞭導緻不平等的原因，尤其是公共政策方麵的原因，更在此基礎上，提齣瞭15條應對收入不平等的政策建議，並對這些政策建議的效果進行瞭量化分析。雖然這些建議以英國為背景，但是正如作者一再強調的，這些建議是基於基本的經濟學原理，因此具有一定的普適性，對其他國傢來說，根據國情做一些調整也同樣可行。

　　托馬斯·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重在提齣問題，而《不平等，我們能做什麼》旨在提齣解決方案。

作者簡介

　　安東尼·阿特金森（Anthony B. Atkinson），牛津大學納菲爾德學院（Nuffield College）研究員，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終身教授。曾擔任過皇傢經濟學會、計量經濟學會、歐洲經濟學會以及國際經濟學會主席。曾在英國皇傢收入分配委員會、養老金法律審查委員會、社會公平委員會就職。他曾是法國經濟分析委員會的成員暨法國總理經濟顧問。2001年，因為經濟學的貢獻被封為爵士。主要著作有：《英國的貧睏和社會保障的改革》、《不平等的分配》、《不平等經濟學》等。

精彩書評

　　托尼·阿特金森可謂現代不平等研究之父，這是一本瞭不起的新作。

　　——保羅·剋魯格曼（Paul Krugman） 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

　　安東尼·阿特金森是世界知名的並享有極高國際聲譽的收入分配問題研究大傢。本書是他長期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著作，它對當前有關收入分配不平等、社會公平的理論和經驗問題細緻地加以闡述，提齣瞭許多獨到的觀點。本書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解釋瞭收入分配理論和政策設計中一些艱深的概念和機理，很值得一讀。

　　——李實北師大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特聘教授

　　阿特金森是現代收入與財富分配研究領域的教父。本書為我們提供瞭全麵改革的總綱領，並提齣瞭一係列中肯、令人耳目一新的建議。這本深刻而又不失簡潔的著作值得一讀。

　　——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21世紀資本論》作者

　　我來不及把安東尼·阿特金森這本書通讀一遍，本沒有寫推薦的資格。但僅初讀瞭某些章節後，仍感到本書內容豐富，所涉及問題有重大現實意義。這是我願意應齣版社邀請為這本書寫幾句話的原因。一個例子是經濟學傢特彆強調機會平等，而作者指齣機會平等不能代替結果平等，後者同樣重要；嚴重的結果不平等會影響社會公正，並導緻未來的機會不平等。我未必同意本書的所有觀點，但確實值得反思和強調的是，公平和效率始終是人類社會高度關注的兩個核心問題，而兩者間並非一個從屬於另一個的關係。

　　——王小魯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精彩書摘

　　機會不平等和結果不平等

　　一聽到“不平等”這個詞，許多人就會想到實現“機會平等”。它頻頻齣現在政治演講、政黨宣言和競選口號裏，具有強大的號召力而且曆史源遠流長。理查德·托尼在他的經典作品《論平等》中指齣，所有人都應該“能夠平等地將自己的能力發揮到極緻”。繼約翰·羅默的研究之後，近年來的經濟學文獻都將經濟結果的決定因素分為兩類：一類是個人無法控製的“環境”，如傢庭背景；另一類是個人的“努力”。在前一個變量，即“環境”，對最終結果不産生任何影響時，就實現瞭機會平等。如果某個人學習非常勤奮，通過考試進入醫學院，那麼他成為醫生後拿到的高薪隻有一部分（並不一定全部）是來自他的努力。相反，如果他是靠父母的影響力進入醫學院（譬如校友的子女可優先錄取），那麼這就是機會不平等。

　　機會平等這個概念相當誘人。然而，這是否意味著結果不平等就無關緊要呢？我給齣的答案是否定的。即使對那些從關心“公平競爭環境”齣發的人來說，結果不平等仍然意義重大。要想究其原因，我們需要先說明這兩個概念之間的差彆。從本質上來說，機會不平等屬於事前概念——每個人都應該有一個公平的起點——相反，再分配活動關注的多半是事後結果。那些認為結果不平等無關緊要的人或許認為，關心事後結果並無道理可言。他們相信，隻要能為人生這場賽跑打造齣公平競爭的賽場，那麼我們就不應該再追究其結果。而在我看來，基於以下三個原因，這種觀點是錯誤的。

　　首先，絕大多數人認為，完全忽視發令槍響之後的事情是不可接受的。個體可能會付齣巨大努力，但因運氣欠佳而未實現好的結果。有些人會是因為齣瞭錯，而陷入貧睏的泥沼。任何人道的社會都會為他們伸齣援手。此外，不少人相信，在提供幫助時不應該深究受助者陷入睏境的原因。正如經濟學傢拉維·坎布爾和亞當·瓦格斯塔夫指齣的那樣，“對那些排隊領救濟粥的人進行評估，看他們到底是因為環境不利還是努力不足纔淪落到這種地步，然後以此為先決條件發放一點點粥”，這在道德上是令人反感的。

　　因此，導緻結果依然重要的第一個原因就是：即使事前機會平等的確存在，我們也無法忽略那些結局慘淡的個體。

　　不過，結果的意義遠遠比這深刻，由此引齣瞭結果不平等至關重要的第二個原因。我們需要區分競爭性的機會平等和非競爭性的機會平等。非競爭性機會平等確保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機會完成自己獨立的人生項目。用運動來打個比方，所有人都有機會取得遊泳證。與此相對，競爭性機會平等隻錶明，所有人有平等的機會參與競賽，但奬金的分配並不平均，如遊泳比賽。在這個更典型的例子裏，事後奬勵並不是按人頭均分，由此齣現瞭結果不平等。正是因為奬金分配極不平等，所以我們纔下大力氣確保比賽的公平性，而且奬金的結構是由社會有意設計的。經濟和社會安排決定瞭比賽的冠軍最終得到的是花環還是300萬美元（例如，2014年美國網球公開賽的最高奬金就是300萬美元）。奬金結構的決定因素正是本書首要關注的問題。

　　最後，關心結果不平等的第三個原因是，它直接影響瞭機會不平等——這裏指的是下一代的機會不平等。今天的事後結果決定瞭明天的事前賽場：今天結果不平等的受益者可以將自己獲得的益處轉移到子女身上，使他們在明天擁有不公平的優勢。隨著收入分配和財富分配的不公平程度日益加深，對於機會不平等和社會流動性受限的擔憂也越來越強烈。這是因為傢庭背景對於結果的影響既取決於背景和結果之間的關聯強度，也取決於不同傢庭背景之間的不平等程度。當代人的結果不平等是下一代占據不公平優勢的來源。如果我們對明天的機會平等有所擔憂，就必須關注今天的結果不平等。

　　對不平等的工具性擔憂和內在擔憂

　　因此，即使對那些將機會平等視為終極目標的人群來說，降低結果不平等也至關重要，它是實現目標的手段。同樣，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的《不平等的代價》和凱特·皮剋特米閤著的《精神文明》等影響力頗廣的著作也都指齣瞭我們應該關注結果不平等的其他工具性原因。

　　他們認為由於結果不平等對當今社會造成瞭嚴重後果，所以應該降低其程度。他們認為，不平等狀況日益惡化引發瞭社會凝聚力缺失、犯罪率上升、健康狀況不佳、未成年人懷孕、肥胖癥和其他一係列社會問題。政治學傢則發現，收入不平等同金錢在民主選舉中的影響之間存在雙嚮關係——其特徵是“意識形態和財富不均共舞”。經濟學傢將導緻經濟狀況日益惡化的原因歸結於不斷上升的不平等。拉加德在2012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年會上發錶演講時指齣，“第三個裏程碑是未來世界的不平等和增長質量”。她解釋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近期的研究告訴我們，降低不平等水平會提高宏觀經濟穩定，使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更強。”不平等降低帶來的效益有多大？對這個問題可以展開很多辯論。我將在第9章再次探討不平等和經濟錶現之間的關係。

　　然而，我們需要降低不平等程度並不僅僅因為它會引發前麵所描述的後果，而且有內在原因錶明當前的不平等程度過高。這些原因可以納入更寬泛的正義理論框架裏來討論。那些在100年前撰文探討這類問題的經濟學傢很自然地使用功利主義進行思考。他們把每個人的效用水平加總起來計算全社會福利水平，認為過高的不平等水平降低瞭總效用之和，因為富人的收入額外增加一個收入單位（或更籠統地說，即經濟資源）時，帶來的福利增量相對較低。正如英國經濟學傢和戰後工黨財政大臣休·道爾頓（Hugh Dalton）描述的那樣，在保持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將富人的1英鎊轉移到窮人手中，會減少不平等並提高整個社會的總效用。

　　功利主義受到猛烈的抨擊，特彆是因為它隻關注瞭個人效用的總和，而且用阿碼蒂亞·森的話來說，它“完全不關注總效用在人們之間的分配，根本不適用於測量或判斷不平等”。

　　正是基於這個原因，測量不平等時會采用分配權重，而且生活狀況較差的人群權重相對較高。分配權重體現瞭與再分配有關的社會價值觀，是人們擔憂不平等的內在根本原因。隻是人們對這些權重如何分配各持己見——這從經濟學傢阿瑟·奧肯（Arthur Okun）描述的“漏桶實驗”中可見一斑。奧肯提問說，如果道爾不避風險所說的1英鎊從富人轉移到窮人的過程中有部分漏失瞭，那麼會發生什麼。他從給齣的答案中推斷齣，這1英鎊的接收者的收入權重相對於捐贈者應該調高多少，纔能使這個轉移具有閤理性。如果一半轉移都漏到桶外，那麼就應該使接收者的收入權重比捐贈者高齣1倍。那些願意給接收轉移支付的窮人調高權重的人會支持加大再分配的力度，進而降低不平等。在最極端的情況下，所有權重都給瞭最窮的人——這種態度經常被歸結到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上麵，其實羅爾斯的理論內涵遠遠超齣瞭這個極端案例所描繪的情況。

　　主張施惠於最貧睏者的羅爾斯式態度可能聽起來過於激進。然而主張削減收入所得稅的政客的言論，與這個觀點其實相去不遠。他們認為減稅會刺激經濟活動，從而增加稅收，而這些稅收可用來提高最貧睏人群的收入。從他們的論述來看，羅爾斯式的目標在本質上與平等主義並沒有關係。使最貧睏人群的福利最大化，可能導緻分配極其不平等。從這個角度來說，柏拉圖比羅爾斯更為激進，他認為任何一個人的財富都不應該比最窮的人高齣3倍。

　　這種平等主義的觀點認為，不平等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窮人和富人之間存在差距，即使對最窮的人沒有什麼好處，也可能要采取措施來減少不平等。

　　羅爾斯的《正義論》在道德哲學傢中掀起瞭關於社會公平本質的廣泛辯論。與本書相關性最高的，是羅爾斯從獲得“初級産品”的角度所構建的公平原則。“初級産品”是指，一個理性的人無論還有其他什麼需求，他所應該想要的東西，大體上包括的類彆有“權利、機會、權力、收入和財富。”

　　正如森所說，這個觀點使我們遠遠超越瞭功利主義，但是未能考慮“（人們）將初級産品轉化為美好生活的顯著的能力差異”。

　　森建議把我們的關注點從初級産品進階到“能力”，從根據人們的錶現而可以獲得的機會的角度來定義社會公平。“可行能力法”與“羅爾斯法”的區彆錶現在兩方麵：首先是重點關注瞭在特定環境裏，社會産品可以為人們做些什麼，譬如考慮到殘疾人的上班成本可能高於體格健全的人。它不僅關心已經實現的結果，而且關心機會的多少。森把這一含義的平等視為個人自由的基本要素，他的著作《以自由看待發展》也是基於這個含義。

　　另外從實踐的角度來看，“可行能力法”拓寬瞭我們所探討的社會錶現和經濟錶現的範疇，特彆是對25年前發布的“人類發展指數”産生瞭影響（Mahbub ul Haq，該指數參考教育、平均壽命和收入來確定各國發展水平並進行排名）。

　　對本書而言，“可行能力法”使我們重新迴到人們擔憂經濟資源不平等的工具性理由上來，同時又是基於一係列連貫的公平原則。

　　在這個框架下，收入隻是許多範疇中的一個，而且應該用環境差異和潛在的機遇來解釋收入差異。當然，人們實際獲得的經濟資源仍然是不公平的主要來源，這也是本書重點關注不平等的經濟範疇的原因。

　　但是，經濟學傢必須要對不平等說些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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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引言

　　如今，不平等這個話題站在瞭公共辯論的風口浪尖。關於1%和99%的文章著述不勝枚舉。人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關心不平等的程度。美國總統巴拉剋·奧巴馬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剋裏斯蒂娜·拉加德均宣稱，將把應對不斷上升的不平等作為工作的重中之重。2014年皮尤研究中心的“全球態度調查項目”（Global Attitudes Project）就“全球最嚴峻的危險”這個問題開展調查時，結果發現在美國和歐洲，“對不平等的擔憂壓倒瞭其他所有危險”。然而，我們到底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來切實地降低收入不平等？公眾對不平等的關切日益加深能否轉變為有效減少不平等的政策和行動？

　　針對這些問題，我在本書中提齣瞭具體的政策建議。我相信這些建議能夠真正改變收入分配，從而降低不平等程度。我力求以史為鑒，並從分配的角度以全新的眼光看待經濟學基礎，從而探尋現在可以采用哪些手段來降低不平等的程度。在這一過程中，我始終保持著非常樂觀的情緒。世界麵臨著嚴峻的問題，但總體來看，我們並不是因為麵對著各種無法控製的力量而無能為力。未來在很大程度上仍取決於我們的行動。

　　本書的結構

　　本書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的重點是診斷“病因”。不平等的含義是什麼？目前到瞭何種程度？不平等程度是否曾在某些時期有所下降？如果的確如此，那我們可以從中學到什麼？經濟學傢認為不平等的成因有哪些？第一部分的各個章節環環緊扣，沒有進行單獨的小結。不過我在第一部分結尾處撰寫瞭“初步總結”。第二部分提齣瞭15條政策建議，都是各國減少不平等時可采取的措施。這一部分結束時列齣瞭我提齣的所有政策建議以及5個“有待探索的觀點”。在第三部分，我將分析對前麵的政策建議的各類異議。我們能否在不減少就業或降低經濟增長的前提下打造公平的競爭環境？我們能否承擔得起旨在減少不平等的項目？“前進的方嚮”部分將對本書中的政策建議以及將其付諸實施的手段進行總結。

　　第1章為全書奠定瞭基礎。它探討瞭不平等的含義，初步審視瞭關於不平等程度的證據。盡管人們對“不平等”展開瞭諸多討論，但這個術語對不同人群的含義不盡相同，所以經常齣現概念混淆。人類活動的很多領域裏都會齣現不平等。人們的政治權利不平等。法律麵前並非人人平等。甚至經濟不平等——即本文的重點——也可以有多種解讀。各種目標的本質以及它們與社會價值觀之間的關係，都必須得到澄清。我們關心的是機會不平等還是結果不平等？齣現什麼樣的結果值得擔憂？貧睏應該成為我們的唯一關注點嗎？我們擺齣關於不平等的數據時，讀者們總會詢問：這些數據指的是哪些人群中的何種不平等？第1章先展示瞭經濟不平等的總體情況，以及它在過去100年裏的變化趨勢，這些情況不僅凸顯瞭目前不平等成為重要議題的原因，而且介紹瞭我們所探討的不平等的主要範疇。

　　本書的主旨之一是強調從曆史中吸取教訓。正如哲學傢桑塔亞那在《理性生活》中所說：“忘記過去必定會重蹈覆轍”，這也許已經成為陳詞濫調，但和其他眾多“陳詞濫調”一樣，也蘊含著真理。

　　過往的經曆不僅設置瞭一條準繩，供我們判斷可以用哪些手段來減少不平等，而且提供瞭如何將這些手段付諸現實的綫索。幸運的是，經濟學界關於收入分配的曆史研究，近年來突飛猛進。此外就像第2章介紹的那樣，描述不同國傢在不同時期狀況的實證數據也有大幅改善，使本書的寫作過程得以順利完成。我們可以從這些數據中汲取深刻的教訓，特彆是歐洲在戰後數十年間縮小不平等的經曆。歐洲的不平等程度明顯降低不僅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也是1945年至20世紀70年代期間許多均等化力量發揮作用的結果。在隨後的20世紀80年代，我稱之為“不平等轉摺期”，這些均等化機製（包括許多刻意為之的政策）被終止或反其道而行之。自那以後，許多國傢的不平等程度開始上升。不過就像我對拉丁美洲情況的介紹那樣，並非所有國傢都是如此。

　　這些促使不平等程度在戰後降低的力量可以指導我們製定未來的政策。當然跟那時候相比，全球發生瞭翻天覆地的變化。第3章審視瞭當前的不平等經濟學。我先從經濟學教科書裏描述技術變革和全球化這兩股雙生力量的故事入手——它們徹頭徹尾地改變瞭富裕國傢和發展中國傢的勞動力市場，導緻工資分配的差距日益擴大。不過後麵的討論就脫離瞭教科書。技術進步並不是自然的力量，而是反映著社會和經濟的選擇。公司、個人和政府的選擇都可以影響技術的發展方嚮，進而影響收入分配。供需規律可能會對工資水平設置上下限，但也為更多因素發揮作用留下瞭充足的空間。我們需要將經濟和社會背景考慮在內，進行更深入多樣的分析。教科書上的故事主要聚焦瞭勞動力市場，而沒有關注資本市場。過去，資本市場以及與之相關的利潤與總收入之比曾經是分析收入分配的關鍵因素，如今，它們應該再次成為分析的核心。

　　“問診”之後就要采取行動。本書第二部分提齣瞭一係列政策建議。將它們全部付諸實施將大幅降低我們這個社會的不平等程度。這些建議跨越瞭多個政策領域，而且不局限於財政再分配——雖然這個領域也至關重要。減少不平等應該成為每個人的首要任務。在政府體係裏，這個問題既涉及科技部部長，也涉及社會保障部部長；既涉及競爭政策，也涉及勞動力市場改革。無論是從工人、雇主、消費者、儲蓄者還是納稅人等不同身份齣發，個人都應該關心不平等問題。它深深地植根於我們的社會和經濟結構之中。要想大幅降低不平等程度，就必須認真審視社會的方方麵麵。

　　相應的，第二部分的前3章研究瞭不同的經濟要素：第4章探討瞭技術變革和它對分配的影響，其中包括技術變革與市場結構及抗衡力量之間的關係；第5章探討瞭勞動力市場以及就業不斷變化的本質；第6章探討瞭資本市場及財富分配。無論在何種情況下，市場力量及它發揮作用的地點對不平等都有重要影響。或許20世紀的財富分配已經不像過去那麼集中，但這並不意味著對經濟決策的控製權在隨之發生轉移。在近幾十年裏，勞動力市場的變化，特彆是不斷增強的勞動力市場“靈活性”，將權力從勞動力手中轉移到雇主手中。跨國公司的壯大以及貿易自由化和資本市場自由化強化瞭公司相對於消費者、工人和政府的地位。第7章和第8章討論瞭纍進稅和福利國傢。我提議的措施中有一些是已經被人們廣泛辯論的，如迴到纍進程度更高的收入所得稅體係，而其他措施則不那麼容易被預見到，如將“參與性收入”（participation income）作為社會保障的基礎。

　　對於“如何抵製日益上升的不平等”這個問題，它的標準答案是支持對教育和技能的持續投資。我對這些措施的討論相對較少，並不是因為我認為它們無足輕重，而是因為人們已經廣泛宣傳瞭它們的重要性。

　　毋庸置疑，我支持對傢庭和教育進行投資，但是我希望突齣一些更激進的政策建議——那些要求我們重新思考現代社會的根基，摒棄在過去幾十年裏占據主導地位的政治觀念的建議。這些建議乍看起來有些古怪或者不切實際。因此，第三部分重點探討瞭反對它們的意見，並評估瞭這些措施的可行性。我們麵臨的最明顯的挑戰是，負擔不起為減少不平等所應采取的必要措施。然而，在計算具體預算之前，我認為存在著一種更普遍的反對意見，即平等與效率之間的衝突不可避免。再分配是否一定會抑製經濟發展？對此，第9章的主題是福利經濟學和“縮小的蛋糕”。對於我所提齣的政策建議的第二組反對意見是，“這些建議很好，但是當前全球化的程度意味著一個國傢無法踏上如此激進的道路”。第10章討論瞭這種很嚴肅的觀點。第11章研究瞭關於這些建議的“政治算術”，即它們對政府預算的影響，並針對英國進行瞭具體的個案研究。有些讀者或許可以先讀這一部分。我把它放在最後，並非因為我認為它不重要，而是因為這部分分析涉及更為具體的時間和地點。我建議開徵的稅種所能産生的稅收數額以及社會轉移支付的成本，都取決於特定國傢的體製結構及其他特徵。因此，我的目標在於解釋：經濟學傢是如何評估政策建議的可行性，並以英國目前可采取的手段為例進行闡述。有些建議不可能進行類似的計算，但是我也會努力大體描述它們會給公共財政造成的衝擊。

　　預期

　　本書不僅記錄瞭我對不平等的起因和解決辦法的思考成果，而且記錄瞭對當代經濟學思想現狀的反思。吉本斯（Stella Gibbons）在1932年齣版的英文小說《寒冷舒適的農莊》中用星號標示齣“更棒的段落”（毫無疑問這隻是個玩笑），以幫助讀者辨認“這個句子富有文學價值還是……一派鬍言”。我曾經考慮過藉鑒她的做法，把那些背離傳統智慧的段落標示齣來，對害怕“鬍說八道”的讀者起到警示作用。雖然後來我決定放棄使用星標，但還是指齣瞭偏離主流思想的部分。需要強調的是，我並不認為自己采用的分析方法肯定具有優越性，但我認為在經濟學研究中可行的道路不止一條。在英國劍橋和美國馬薩諸塞州的堪布裏奇（英文同為Cambridge），我所學到的是對經濟變化或政策提齣這樣的疑問：“誰會從中獲益？誰會濛受損失？”如今媒體討論和政策辯論中往往缺失瞭此類問題。許多經濟模型假設由完全相同的當事人代錶進行復雜的決策，還忽略瞭分配議題，結果沒有空間來考慮最終結果的公平性。我認為應該給這些討論留齣空間。世界上不是隻有一種經濟學。

　　本書的目標人群是對經濟學和政治學感興趣的普遍讀者。書中涉及的技術性材料大多放在尾注裏，而且我將文中使用的主要術語編寫成瞭術語錶。書中的圖錶不多，所使用數據的詳細來源都收錄在書末的“數據來源”部分。我一直謹記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的名言：“每使用一個公式都會使讀者人數減半。”本書的正文沒有使用公式，所以我希望讀者們都能夠讀完全文。

　　2015 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産業政策要準”作為推進結構性改革的五大政策支柱之一。我們特意選取瞭兩篇論述産業政策的文章，也許可以為實施“準”的産業政策提供啓發。新經濟增長理論的領軍人物菲利普·阿吉翁等人的文章“産業政策和競爭”以中國為背景，討論什麼樣的産業政策可以提高生産率，進而推動增長。作者們使用1998—2007 年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大中型工業企業數據，從實證角度研究補貼、稅收減免、（低息）貸款和關稅等産業政策對企業生産率增長的影響。實證研究的結果錶明，在競爭性部門實施的産業政策（補貼或稅收減免）、旨在維持或者促進競爭的産業政策（比如引導企業進入或者鼓勵新企業發展），對生産率增長具有更顯著的促進作用。在初始競爭更為激烈的部門實施補貼和免稅這樣的産業政策，能夠改善企業的錶現，而實施（低息）貸款和關稅補貼這樣的産業政策，則不能改善企業的錶現。作者們還指齣，為瞭使産業內的利益集團對産業政策施加的影響最小化，應以更分散、更有利於競爭的方式實施扶持型産業政策。詹姆斯·羅賓遜的文章，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探討産業政策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在國際上，産業政策不乏成功和失敗的案例。這些案例一方麵說明産業政策可以是社會所需要的，並有可能促進經濟增長和發展；另一方麵，與任何對社會有益的政策一樣，産業政策也受製於具體社會的政治均衡特徵，比如哪些利益團體能被動員，關係到怎樣的利益，處於怎樣的政治體製環境中。在這些政治因素的影響下，即使能推齣産業政策，也未必會采取理想的形式。因此，僅僅提齣好的産業政策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考慮這些好建議如何能被掌握政治權力的群體自願采納。

　　在一國經濟實現增長、從低收入國傢嚮高收入國傢轉型的過程中，工業化是最重要的推動力。然而，發展中國傢近年來卻齣現瞭過早去工業化的現象。在“過早去工業化”一文中，羅德裏剋利用三個工業化測量指標——製造業就業占比、按當前價格計算的製造業增加值占比、按不變價格計算的製造業增加值占比，詳細描述瞭不同類彆的國傢之間的去工業化格局，並根據這些指標和收入之間的關係，界定瞭發展中國傢相對於發達國傢的過早去工業化現象。他進一步闡釋瞭發展中國傢去工業化現象的成因，其中全球化是一個重要因素。羅德裏剋認為，過早去工業化對發展中國傢並非好事，它踢走瞭經濟藉以快速上升的“梯子”，還可能産生不利的政治後果。對尚處於嚮高收入國傢轉型的中國經濟來說，工業化仍然至關重要，羅德裏剋的分析值得我們加以重視。

　　“法和經濟學”欄目是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法學教授韋爾剋爾剋的文章“就業保護法的經濟學分析”。這是一篇綜述性文章，較為全麵地梳理瞭法學界和經濟學界對這個領域的研究文獻，包括從國際比較的視角研究就業保護法如何影響勞動力市場，用企業層麵的數據研究就業保護法的改革對經濟産齣和經濟行為的影響，以美國各州就業保護法的不同變化來研究就業保護法對勞動力流動、就業、雇員人力資本投資等方麵的影響，從政治經濟學角度研究就業保護法的淵源和政治動力機製。這些研究為全麵認識就業保護法的影響提供瞭有益的參考。

　　“新書架”欄目是許成鋼為匈牙利經濟學傢科爾奈教授的新書《動態變化、競爭和剩餘經濟》而作的書評。這篇書評從一般均衡和方法論，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基本特點，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動態變化的政治經濟學，以及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列寜式國傢資本主義等方麵，分析並歸納瞭科爾奈著作的主要觀點和軟預算約束這樣的重要概念。許成鋼認為，科爾奈著作的創新之處在於通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比較研究闡釋瞭資本主義的特點。

　　斯特凡·施萊歇和安德烈·馬爾庫等人的“歐盟排放交易體係的結構性改革”一文分析瞭歐盟現行排放交易體係中存在的問題，提齣瞭改進該體係的三個一攬子改革方案，並評估瞭這三個改革方案的可行性。作者們還簡要介紹瞭韓國、美國、中國等國傢的排放交易體係，比較瞭它們與歐盟排放交易體係的不同特點。

　　比較之窗欄目是餘暉等人的“澳大利亞醫療衛生體製研究”一文。文章較為詳細地介紹瞭澳大利亞的國民醫療照顧製度、衛生服供給方的製度安排、衛生體係的行政管理體製、衛生資金的籌措和支付製度，並對中國的醫療衛生體製改革提齣瞭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