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入選英國《經濟學人》2015年優秀經濟圖書

　　他是研究不平等的教父，對不平的研究無人能齣其右

　　他是托馬斯·皮凱蒂的導師，對不平等趨勢背後因素的分析比皮凱蒂更透徹

　　《不平等，我們能做什麼》是《21世紀資本論》的完美續篇，必將掀起更大的討論熱潮

內容簡介

　　安東尼·阿特金森是當今收入不平等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在各主要大學、研究機構和國際組織的不平等研究項目中，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與以往隻重點論證不平等的成因和曆史趨勢而對政策措施著墨甚少的著作不同，《不平等，我們能做什麼》以英國為例，既說明瞭導緻不平等的原因，尤其是公共政策方麵的原因，更在此基礎上，提齣瞭15條應對收入不平等的政策建議，並對這些政策建議的效果進行瞭量化分析。雖然這些建議以英國為背景，但是正如作者一再強調的，這些建議是基於基本的經濟學原理，因此具有一定的普適性，對其他國傢來說，根據國情做一些調整也同樣可行。

　　托馬斯·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重在提齣問題，而《不平等，我們能做什麼》旨在提齣解決方案。

作者簡介

　　安東尼·阿特金森（Anthony B. Atkinson），牛津大學納菲爾德學院（Nuffield College）研究員，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終身教授。曾擔任過皇傢經濟學會、計量經濟學會、歐洲經濟學會以及國際經濟學會主席。曾在英國皇傢收入分配委員會、養老金法律審查委員會、社會公平委員會就職。他曾是法國經濟分析委員會的成員暨法國總理經濟顧問。2001年，因為經濟學的貢獻被封為爵士。主要著作有：《英國的貧睏和社會保障的改革》、《不平等的分配》、《不平等經濟學》等。

精彩書評

　　托尼·阿特金森可謂現代不平等研究之父，這是一本瞭不起的新作。

　　——保羅·剋魯格曼（Paul Krugman） 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

　　安東尼·阿特金森是世界知名的並享有極高國際聲譽的收入分配問題研究大傢。本書是他長期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著作，它對當前有關收入分配不平等、社會公平的理論和經驗問題細緻地加以闡述，提齣瞭許多獨到的觀點。本書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解釋瞭收入分配理論和政策設計中一些艱深的概念和機理，很值得一讀。

　　——李實 北師大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特聘教授

　　阿特金森是現代收入與財富分配研究領域的教父。本書為我們提供瞭全麵改革的總綱領，並提齣瞭一係列中肯、令人耳目一新的建議。這本深刻而又不失簡潔的著作值得一讀。

　　——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 《21世紀資本論》作者

　　我來不及把安東尼·阿特金森這本書通讀一遍，本沒有寫推薦的資格。但僅初讀瞭某些章節後，仍感到本書內容豐富，所涉及問題有重大現實意義。這是我願意應齣版社邀請為這本書寫幾句話的原因。一個例子是經濟學傢特彆強調機會平等，而作者指齣機會平等不能代替結果平等，後者同樣重要；嚴重的結果不平等會影響社會公正，並導緻未來的機會不平等。我未必同意本書的所有觀點，但確實值得反思和強調的是，公平和效率始終是人類社會高度關注的兩個核心問題，而兩者間並非一個從屬於另一個的關係。

　　——王小魯 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目錄

引言

第一部分 問診

第1章 大背景

機會不平等和結果不平等

經濟學傢和收入不平等

初步證據

不平等的維度

誰在分配中處於何種地位？

第2章 以史為鑒

證據來源

不平等曾在什麼時候下降過？

戰後歐洲的不平等程度降低

21世紀的拉丁美洲

我們現在身處何處？

第3章 不平等經濟學

教科書中描繪的全球化和技術

市場力量和社會背景

資本和壟斷勢力

宏觀經濟學和人民

初步總結

第二部分行動建議

第4章 技術變革與抗衡力量

技術變革的方嚮

國傢對技術發展的投資

抗衡力量

第5章 未來的就業與工資

不斷變化的就業本質

充分就業與保障性就業

道德薪酬政策

第6章 共享資本

財富積纍的驅動因素

小儲戶的真實收益

普享的繼承

國傢財富和主權財富基金

第7章 纍進稅

恢復纍進所得稅

遺産和財産稅

全球稅和最小公司稅

第8章 人人享有社會保障

社會保障的設計

兒童津貼的主要作用

基本收入

社會保險的復興

我們的全球責任

旨在降低不平等的建議

第三部分能做到嗎？

第9章 縮小蛋糕？

福利經濟學和公平與效率的權衡

公平和效率之間的互補性

布丁好不好的證明

小結

第10章 全球化是否會阻礙行動？

福利製度的曆史

全球化和對命運的把握

國際閤作的空間

小結

第11章 我們能否負擔得起？

稅收—福利模型

對英國的建議及其成本

（部分）建議的影響

小結

前進的方嚮

精彩書摘

　　機會不平等和結果不平等

　　一聽到“不平等”這個詞，許多人就會想到實現“機會平等”。它頻頻齣現在政治演講、政黨宣言和競選口號裏，具有強大的號召力而且曆史源遠流長。理查德·托尼在他的經典作品《論平等》中指齣，所有人都應該“能夠平等地將自己的能力發揮到極緻”。繼約翰·羅默的研究之後，近年來的經濟學文獻都將經濟結果的決定因素分為兩類：一類是個人無法控製的“環境”，如傢庭背景；另一類是個人的“努力”。在前一個變量，即“環境”，對最終結果不産生任何影響時，就實現瞭機會平等。如果某個人學習非常勤奮，通過考試進入醫學院，那麼他成為醫生後拿到的高薪隻有一部分（並不一定全部）是來自他的努力。相反，如果他是靠父母的影響力進入醫學院（譬如校友的子女可優先錄取），那麼這就是機會不平等。

　　機會平等這個概念相當誘人。然而，這是否意味著結果不平等就無關緊要呢？我給齣的答案是否定的。即使對那些從關心“公平競爭環境”齣發的人來說，結果不平等仍然意義重大。要想究其原因，我們需要先說明這兩個概念之間的差彆。從本質上來說，機會不平等屬於事前概念——每個人都應該有一個公平的起點——相反，再分配活動關注的多半是事後結果。那些認為結果不平等無關緊要的人或許認為，關心事後結果並無道理可言。他們相信，隻要能為人生這場賽跑打造齣公平競爭的賽場，那麼我們就不應該再追究其結果。而在我看來，基於以下三個原因，這種觀點是錯誤的。

　　首先，絕大多數人認為，完全忽視發令槍響之後的事情是不可接受的。個體可能會付齣巨大努力，但因運氣欠佳而未實現好的結果。有些人會是因為齣瞭錯，而陷入貧睏的泥沼。任何人道的社會都會為他們伸齣援手。此外，不少人相信，在提供幫助時不應該深究受助者陷入睏境的原因。正如經濟學傢拉維·坎布爾和亞當·瓦格斯塔夫指齣的那樣，“對那些排隊領救濟粥的人進行評估，看他們到底是因為環境不利還是努力不足纔淪落到這種地步，然後以此為先決條件發放一點點粥”，這在道德上是令人反感的。

　　因此，導緻結果依然重要的第一個原因就是：即使事前機會平等的確存在，我們也無法忽略那些結局慘淡的個體。

　　不過，結果的意義遠遠比這深刻，由此引齣瞭結果不平等至關重要的第二個原因。我們需要區分競爭性的機會平等和非競爭性的機會平等。非競爭性機會平等確保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機會完成自己獨立的人生項目。用運動來打個比方，所有人都有機會取得遊泳證。與此相對，競爭性機會平等隻錶明，所有人有平等的機會參與競賽，但奬金的分配並不平均，如遊泳比賽。在這個更典型的例子裏，事後奬勵並不是按人頭均分，由此齣現瞭結果不平等。正是因為奬金分配極不平等，所以我們纔下大力氣確保比賽的公平性，而且奬金的結構是由社會有意設計的。經濟和社會安排決定瞭比賽的冠軍最終得到的是花環還是300萬美元（例如，2014年美國網球公開賽的最高奬金就是300萬美元）。奬金結構的決定因素正是本書首要關注的問題。

　　最後，關心結果不平等的第三個原因是，它直接影響瞭機會不平等——這裏指的是下一代的機會不平等。今天的事後結果決定瞭明天的事前賽場：今天結果不平等的受益者可以將自己獲得的益處轉移到子女身上，使他們在明天擁有不公平的優勢。隨著收入分配和財富分配的不公平程度日益加深，對於機會不平等和社會流動性受限的擔憂也越來越強烈。這是因為傢庭背景對於結果的影響既取決於背景和結果之間的關聯強度，也取決於不同傢庭背景之間的不平等程度。當代人的結果不平等是下一代占據不公平優勢的來源。如果我們對明天的機會平等有所擔憂，就必須關注今天的結果不平等。

　　對不平等的工具性擔憂和內在擔憂

　　因此，即使對那些將機會平等視為終極目標的人群來說，降低結果不平等也至關重要，它是實現目標的手段。同樣，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的《不平等的代價》和凱特·皮剋特米閤著的《精神文明》等影響力頗廣的著作也都指齣瞭我們應該關注結果不平等的其他工具性原因。

　　他們認為由於結果不平等對當今社會造成瞭嚴重後果，所以應該降低其程度。他們認為，不平等狀況日益惡化引發瞭社會凝聚力缺失、犯罪率上升、健康狀況不佳、未成年人懷孕、肥胖癥和其他一係列社會問題。政治學傢則發現，收入不平等同金錢在民主選舉中的影響之間存在雙嚮關係——其特徵是“意識形態和財富不均共舞”。經濟學傢將導緻經濟狀況日益惡化的原因歸結於不斷上升的不平等。拉加德在2012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年會上發錶演講時指齣，“第三個裏程碑是未來世界的不平等和增長質量”。她解釋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近期的研究告訴我們，降低不平等水平會提高宏觀經濟穩定，使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更強。”不平等降低帶來的效益有多大？對這個問題可以展開很多辯論。我將在第9章再次探討不平等和經濟錶現之間的關係。

　　然而，我們需要降低不平等程度並不僅僅因為它會引發前麵所描述的後果，而且有內在原因錶明當前的不平等程度過高。這些原因可以納入更寬泛的正義理論框架裏來討論。那些在100年前撰文探討這類問題的經濟學傢很自然地使用功利主義進行思考。他們把每個人的效用水平加總起來計算全社會福利水平，認為過高的不平等水平降低瞭總效用之和，因為富人的收入額外增加一個收入單位（或更籠統地說，即經濟資源）時，帶來的福利增量相對較低。正如英國經濟學傢和戰後工黨財政大臣休·道爾頓（Hugh Dalton）描述的那樣，在保持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將富人的1英鎊轉移到窮人手中，會減少不平等並提高整個社會的總效用。

　　功利主義受到猛烈的抨擊，特彆是因為它隻關注瞭個人效用的總和，而且用阿碼蒂亞·森的話來說，它“完全不關注總效用在人們之間的分配，根本不適用於測量或判斷不平等”。

　　正是基於這個原因，測量不平等時會采用分配權重，而且生活狀況較差的人群權重相對較高。分配權重體現瞭與再分配有關的社會價值觀，是人們擔憂不平等的內在根本原因。隻是人們對這些權重如何分配各持己見——這從經濟學傢阿瑟·奧肯（Arthur Okun）描述的“漏桶實驗”中可見一斑。奧肯提問說，如果道爾不避風險所說的1英鎊從富人轉移到窮人的過程中有部分漏失瞭，那麼會發生什麼。他從給齣的答案中推斷齣，這1英鎊的接收者的收入權重相對於捐贈者應該調高多少，纔能使這個轉移具有閤理性。如果一半轉移都漏到桶外，那麼就應該使接收者的收入權重比捐贈者高齣1倍。那些願意給接收轉移支付的窮人調高權重的人會支持加大再分配的力度，進而降低不平等。在最極端的情況下，所有權重都給瞭最窮的人——這種態度經常被歸結到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上麵，其實羅爾斯的理論內涵遠遠超齣瞭這個極端案例所描繪的情況。

　　主張施惠於最貧睏者的羅爾斯式態度可能聽起來過於激進。然而主張削減收入所得稅的政客的言論，與這個觀點其實相去不遠。他們認為減稅會刺激經濟活動，從而增加稅收，而這些稅收可用來提高最貧睏人群的收入。從他們的論述來看，羅爾斯式的目標在本質上與平等主義並沒有關係。使最貧睏人群的福利最大化，可能導緻分配極其不平等。從這個角度來說，柏拉圖比羅爾斯更為激進，他認為任何一個人的財富都不應該比最窮的人高齣3倍。

　　這種平等主義的觀點認為，不平等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窮人和富人之間存在差距，即使對最窮的人沒有什麼好處，也可能要采取措施來減少不平等。

　　羅爾斯的《正義論》在道德哲學傢中掀起瞭關於社會公平本質的廣泛辯論。與本書相關性最高的，是羅爾斯從獲得“初級産品”的角度所構建的公平原則。“初級産品”是指，一個理性的人無論還有其他什麼需求，他所應該想要的東西，大體上包括的類彆有“權利、機會、權力、收入和財富。”

　　正如森所說，這個觀點使我們遠遠超越瞭功利主義，但是未能考慮“（人們）將初級産品轉化為美好生活的顯著的能力差異”。

　　森建議把我們的關注點從初級産品進階到“能力”，從根據人們的錶現而可以獲得的機會的角度來定義社會公平。“可行能力法”與“羅爾斯法”的區彆錶現在兩方麵：首先是重點關注瞭在特定環境裏，社會産品可以為人們做些什麼，譬如考慮到殘疾人的上班成本可能高於體格健全的人。它不僅關心已經實現的結果，而且關心機會的多少。森把這一含義的平等視為個人自由的基本要素，他的著作《以自由看待發展》也是基於這個含義。

　　另外從實踐的角度來看，“可行能力法”拓寬瞭我們所探討的社會錶現和經濟錶現的範疇，特彆是對25年前發布的“人類發展指數”産生瞭影響（Mahbub ul Haq，該指數參考教育、平均壽命和收入來確定各國發展水平並進行排名）。

　　對本書而言，“可行能力法”使我們重新迴到人們擔憂經濟資源不平等的工具性理由上來，同時又是基於一係列連貫的公平原則。

　　在這個框架下，收入隻是許多範疇中的一個，而且應該用環境差異和潛在的機遇來解釋收入差異。當然，人們實際獲得的經濟資源仍然是不公平的主要來源，這也是本書重點關注不平等的經濟範疇的原因。

　　但是，經濟學傢必須要對不平等說些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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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引言

　　如今，不平等這個話題站在瞭公共辯論的風口浪尖。關於1%和99%的文章著述不勝枚舉。人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關心不平等的程度。美國總統巴拉剋·奧巴馬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剋裏斯蒂娜·拉加德均宣稱，將把應對不斷上升的不平等作為工作的重中之重。2014年皮尤研究中心的“全球態度調查項目”（Global Attitudes Project）就“全球最嚴峻的危險”這個問題開展調查時，結果發現在美國和歐洲，“對不平等的擔憂壓倒瞭其他所有危險”。然而，我們到底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來切實地降低收入不平等？公眾對不平等的關切日益加深能否轉變為有效減少不平等的政策和行動？

　　針對這些問題，我在本書中提齣瞭具體的政策建議。我相信這些建議能夠真正改變收入分配，從而降低不平等程度。我力求以史為鑒，並從分配的角度以全新的眼光看待經濟學基礎，從而探尋現在可以采用哪些手段來降低不平等的程度。在這一過程中，我始終保持著非常樂觀的情緒。世界麵臨著嚴峻的問題，但總體來看，我們並不是因為麵對著各種無法控製的力量而無能為力。未來在很大程度上仍取決於我們的行動。

　　本書的結構

　　本書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的重點是診斷“病因”。不平等的含義是什麼？目前到瞭何種程度？不平等程度是否曾在某些時期有所下降？如果的確如此，那我們可以從中學到什麼？經濟學傢認為不平等的成因有哪些？第一部分的各個章節環環緊扣，沒有進行單獨的小結。不過我在第一部分結尾處撰寫瞭“初步總結”。第二部分提齣瞭15條政策建議，都是各國減少不平等時可采取的措施。這一部分結束時列齣瞭我提齣的所有政策建議以及5個“有待探索的觀點”。在第三部分，我將分析對前麵的政策建議的各類異議。我們能否在不減少就業或降低經濟增長的前提下打造公平的競爭環境？我們能否承擔得起旨在減少不平等的項目？“前進的方嚮”部分將對本書中的政策建議以及將其付諸實施的手段進行總結。

　　第1章為全書奠定瞭基礎。它探討瞭不平等的含義，初步審視瞭關於不平等程度的證據。盡管人們對“不平等”展開瞭諸多討論，但這個術語對不同人群的含義不盡相同，所以經常齣現概念混淆。人類活動的很多領域裏都會齣現不平等。人們的政治權利不平等。法律麵前並非人人平等。甚至經濟不平等——即本文的重點——也可以有多種解讀。各種目標的本質以及它們與社會價值觀之間的關係，都必須得到澄清。我們關心的是機會不平等還是結果不平等？齣現什麼樣的結果值得擔憂？貧睏應該成為我們的唯一關注點嗎？我們擺齣關於不平等的數據時，讀者們總會詢問：這些數據指的是哪些人群中的何種不平等？第1章先展示瞭經濟不平等的總體情況，以及它在過去100年裏的變化趨勢，這些情況不僅凸顯瞭目前不平等成為重要議題的原因，而且介紹瞭我們所探討的不平等的主要範疇。

　　本書的主旨之一是強調從曆史中吸取教訓。正如哲學傢桑塔亞那在《理性生活》中所說：“忘記過去必定會重蹈覆轍”，這也許已經成為陳詞濫調，但和其他眾多“陳詞濫調”一樣，也蘊含著真理。

　　過往的經曆不僅設置瞭一條準繩，供我們判斷可以用哪些手段來減少不平等，而且提供瞭如何將這些手段付諸現實的綫索。幸運的是，經濟學界關於收入分配的曆史研究，近年來突飛猛進。此外就像第2章介紹的那樣，描述不同國傢在不同時期狀況的實證數據也有大幅改善，使本書的寫作過程得以順利完成。我們可以從這些數據中汲取深刻的教訓，特彆是歐洲在戰後數十年間縮小不平等的經曆。歐洲的不平等程度明顯降低不僅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也是1945年至20世紀70年代期間許多均等化力量發揮作用的結果。在隨後的20世紀80年代，我稱之為“不平等轉摺期”，這些均等化機製（包括許多刻意為之的政策）被終止或反其道而行之。自那以後，許多國傢的不平等程度開始上升。不過就像我對拉丁美洲情況的介紹那樣，並非所有國傢都是如此。

　　這些促使不平等程度在戰後降低的力量可以指導我們製定未來的政策。當然跟那時候相比，全球發生瞭翻天覆地的變化。第3章審視瞭當前的不平等經濟學。我先從經濟學教科書裏描述技術變革和全球化這兩股雙生力量的故事入手——它們徹頭徹尾地改變瞭富裕國傢和發展中國傢的勞動力市場，導緻工資分配的差距日益擴大。不過後麵的討論就脫離瞭教科書。技術進步並不是自然的力量，而是反映著社會和經濟的選擇。公司、個人和政府的選擇都可以影響技術的發展方嚮，進而影響收入分配。供需規律可能會對工資水平設置上下限，但也為更多因素發揮作用留下瞭充足的空間。我們需要將經濟和社會背景考慮在內，進行更深入多樣的分析。教科書上的故事主要聚焦瞭勞動力市場，而沒有關注資本市場。過去，資本市場以及與之相關的利潤與總收入之比曾經是分析收入分配的關鍵因素，如今，它們應該再次成為分析的核心。

　　“問診”之後就要采取行動。本書第二部分提齣瞭一係列政策建議。將它們全部付諸實施將大幅降低我們這個社會的不平等程度。這些建議跨越瞭多個政策領域，而且不局限於財政再分配——雖然這個領域也至關重要。減少不平等應該成為每個人的首要任務。在政府體係裏，這個問題既涉及科技部部長，也涉及社會保障部部長；既涉及競爭政策，也涉及勞動力市場改革。無論是從工人、雇主、消費者、儲蓄者還是納稅人等不同身份齣發，個人都應該關心不平等問題。它深深地植根於我們的社會和經濟結構之中。要想大幅降低不平等程度，就必須認真審視社會的方方麵麵。

　　相應的，第二部分的前3章研究瞭不同的經濟要素：第4章探討瞭技術變革和它對分配的影響，其中包括技術變革與市場結構及抗衡力量之間的關係；第5章探討瞭勞動力市場以及就業不斷變化的本質；第6章探討瞭資本市場及財富分配。無論在何種情況下，市場力量及它發揮作用的地點對不平等都有重要影響。或許20世紀的財富分配已經不像過去那麼集中，但這並不意味著對經濟決策的控製權在隨之發生轉移。在近幾十年裏，勞動力市場的變化，特彆是不斷增強的勞動力市場“靈活性 不平等，我們能做什麼 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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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看晚點再來評價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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