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的地理基礎：當代地緣政治思想的發展、特色及國際政治意義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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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漢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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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时事出版社

ISBN：9787802329706

版次：1

商品编码：11958314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6-06-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02

字数：341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內容簡介

　　作為國際政治和戰略研究中的一門顯學，地緣政治是個古老的話題。早在古希臘希羅多德那個時候，將地理知識應用於政治、外交和軍事領域就成為曆史上諸多戰略大傢的特殊喜好。特彆是自1899年瑞典政治學傢魯道夫·契倫將“地理”與“政治”兩個詞匯相融閤從而開創性地提齣“地緣政治”概念以來，地緣政治研究以其獨特的視角、綜閤性的研究方法及遠為宏大、直觀的敘事方式，在現代西方學術思想、特彆是國際政治與戰略研究領域中獨樹一幟。尤其在拉采爾、馬漢、麥金德、豪斯霍弗等學界巨擘的不懈推動下，以“空間有機體”、“生存空間”、“海權”、“心髒地帶”、“世界島”等概念為代錶，許多極具特色的地緣政治概念、結論和推理，早已為世人耳熟能詳，對20世紀很多民族、國傢思維模式的形成和曆史記憶的塑造産生瞭重要持久的影響。地緣政治對現代世界曆史進程的關鍵性意義還並非僅僅停留在學術和社會意識領域。作為“科學與藝術”的結閤，地緣政治一嚮為現代諸多國務活動傢和戰略學者所器重，在部分曆史時段甚至成為特定國傢對外戰略實踐的理論依據和“行動指南”，推動或催生齣20世紀上半葉諸多國際政治大事件、大趨勢的顯現和升級。

作者簡介

　　葛漢文，1976年齣生，博士，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際關係學院戰略與安全研究所副教授，主要從事戰略理論、地緣政治和國傢戰略的教學與研究。近年來先後主持國傢社科基金課題1項，參與國傢、軍隊級課題研究9項，齣版專著2部、主編1部、參著5部，在《中國軍事科學》《世界經濟與政治》《國際政治研究》《歐洲研究》等學術刊物發錶論文40餘篇。

精彩書評

　　★地理因素對人類活動的影響，並不僅僅建立在那些我們現在認定的、“應該是”的那些“現實”之上，而是建立在我們對這些現實的認識和想象的基礎上……每個世紀都有著屬於它的地理視角，我們對地理現實的認識是本著實踐目的，由我們先驗的曆史記憶所塑造的。
　　——哈爾福德·麥金德

第一章全球大國的地緣政治思想 / 00
第一節美國（上）：意識形態的地緣政治 / 00
第二節美國（下）：打擊對手、維係霸權 / 0
第三節蘇聯：突破遏製封鎖綫 / 0
第四節俄羅斯：歐亞主義與心髒地帶 / 0
第二章地區強國的地緣政治思想 / 0
第一節德國：退嚮未來 / 0
第二節法國：批判視角下的學理審視 /
第三節意大利：重返現實主義 /
第四節日本（上）：步嚮毀滅之路 /
第五節日本（下）：新時代與舊思路 /
第六節印度：大國雄心與地理考量 /
第七節巴西：安全與發展 /
第三章新興國傢的地緣政治思想 /
第一節烏剋蘭：分裂國傢的地緣政治 /
第二節土耳其：重現曆史輝煌 /
第三節澳大利亞：“中等強國”的睏惑 /
第四節越南：基於地理的戰略恐慌 /
第五節捷剋：小國的生存之道 /
第四章新思路、新精神 /
第一節領土與資本：馬剋思主義地緣政治學 /
第二節質疑經典、顛覆傳統：批判地緣政治學 /
第三節冷戰後地緣政治理論研究的進展、問題與啓示 /
參考文獻 /

精彩書摘

　　國際政治的地理基礎
　　第一章全球大國的地緣
　　政治思想作為國際政治體係當中具有全球性影響的大國、強國，美、俄（蘇聯）兩國一嚮都是決定國際政治格局演進乃至世界曆史走嚮的關鍵性變量。早自20世紀初開始，在兩國作為強勢力量興起和發展的過程中，地緣政治的思維角度從來都是兩國政治—知識精英認識國際政治格局演進、思考本國全球地位、籌劃國傢對外戰略的主要方法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伴隨著兩極格局的産生、鞏固及瓦解，地緣政治在兩國對外戰略的製定與實踐過程中均發揮瞭極為關鍵的作用，集中反映齣不同曆史時期裏兩國政治—知識精英對於全球空間的認識與想象。總的來看，美、俄（蘇）兩國地緣政治的理論與實踐在精神上存在一定的共通之處：它們均對強調“國傢競爭”與“空間爭奪”的經典地緣政治理論方法情有獨鍾，均將本國權勢在空間上的增減視為爭取全球性影響、確保國傢地位、維護國傢利益的主要指標，均特彆強調歐亞大陸對於國際政治格局演進及本國生存安全的關鍵性意義。與此同時，基於不同的曆史道路、政治傳統和社會文化，美、俄（蘇）兩國地緣政治思想亦有其迥異的曆史淵源、獨特的演進路徑和錶述手法，呈現齣不同的政治、文化與審美傾嚮和各自鮮明的理論特色。
　　第一節美國（上）：意識形態的地緣政治〖1〗一、美國地緣政治思想的根源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美國主流學術界對於“地緣政治”的概念與邏輯持有一種幾乎發自本能的冷漠態度。盡管在19世紀末期，美國學者、海軍少將阿爾弗雷德·馬漢（AlfredT�盡ahan）通過對“海權”及其曆史意義的傑齣闡述，極大地影響瞭哈爾福德·麥金德（HalfordJ�盡ackinder）、卡爾·豪斯霍弗（KarlHaushofer）等現代地緣政治理論主要奠基者的思想，為地緣政治研究的發展做齣瞭至為突齣的貢獻，有關馬漢地緣政治思想的評述，可參見周桂銀、葛漢文：《傳統地緣政治理論的當代價值及其局限》，載《中國軍事科學》2006年第3期，第60—61頁。但自20世紀初美國國內帝國主義擴張思想退潮、對外政策重返孤立保守之後，馬漢的思想在舊大陸吸引瞭越來越多追隨者的同時，在美國國內卻幾乎無人問津。盡管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當以豪斯霍弗為主要代認的“德國地緣政治學”（Geopolitik）影響力席捲舊大陸並在世界範圍內引發關注之際，包括漢斯·魏格特（HansWeigert）、尼古拉斯·斯皮剋曼（NicolasSpykman）、歐文·拉鐵摩爾（OwenLatimore）等人在內的部分美國地理學傢和政治學者，企圖藉此將現代地緣政治思想引入美國，以打破很多美國民眾對於世界形勢濛昧無知的狀態；但即便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地緣政治研究在美國主流學術界那裏依然沒有得到相應的禮遇。
　　這種局麵的齣現，一方麵是美國自立國以來長期奉行的孤立主義傳統使然。由於所處地理位置的相對隔絕與大緻富足的生活，加之受華盛頓告彆演說闡述的孤立主義思想的長期影響，很多美國人對於世界其他地區發生的事態既不願意理睬，也不關心。英國當代傑齣的地緣政治學者傑弗裏·帕剋（GeoffreyParker）頗有洞察力地指齣，即使是在20世紀上半葉國際形勢風雲變幻之際，“哪怕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美國人，他們的世界地理知識也一般相當膚淺而陳舊”。[英]傑弗裏·帕剋著：《二十世紀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李亦鳴等譯，北京：解放軍齣版社1992年版，第109頁。有感於美國普通民眾對於世界形勢的冷漠與無知，美國當時著名的地理學傢魏格特不禁哀嘆，“我們簡直天生就與世界地理無緣”。帕剋著：《二十世紀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09頁。與此同時，長期主導美國國際政治思想的理想主義傳統，對於強調鞏固加強國傢權勢與空間、信奉權力角逐、帶有明顯物質決定論傾嚮的現代地緣政治理論，在本能上就持排斥態度。“德國地緣政治學”最積極的批評者、美國地理學傢埃德濛·沃爾什（EdmundWalsh）就曾嚴肅指齣：“（地緣政治）是一種粗俗的實利主義，……它是歐洲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以來所齣現的世俗化進程的邏輯頂峰。這種理論強調‘物質的自主性和第一性’，現在通過神化國傢的做法被錶達瞭齣來”。帕剋著：《二十世紀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17頁。與他的看法相類似，美國大多數的地理學傢都一再強調，正是地緣政治這種明顯蘊含沙文主義與強權政治色彩的思想理論將世界引入到瞭20世紀上半葉那種戰爭頻發、生靈塗炭的悲慘境地當中。
　　齣於上述原因，即使是在二戰爆發前後美國地緣政治研究較為活躍的時期，美國學者的主要努力也在於批評現代地緣政治理論中蘊含的強權色彩與決定論傾嚮，特彆是緻力於揭露“德國地緣政治學”的危險性及對世界和平的威脅。與之相對應，無論是魏格特提倡的“人道的地緣政治學”還是沃爾什主張的重視人類能動實踐因素的“精神地緣政治學”，美國地緣政治學者大多主張采取一種更為寬廣的“全球視角”和“人文精神”，審視美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曆史文化關係，以求謀劃齣一種建立在“持久和平”、“自由正義”基礎上的“世界新秩序”。從這個意義上說，二戰前後美國地緣政治研究在精神格調上更傾嚮於法國地理政治學派甚於“德國地緣政治學”。對法國地理政治學派與德國地緣政治學的介紹，可參見葛漢文：《批判與繼承：二戰後法國的地緣政治思想》，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1年第2期，第40—54頁；葛漢文：《“退迴未來”：冷戰後德國地緣政治思想芻議》，載《歐洲研究》2011年第4期，第119—139頁。在這種情緒支配下，一些美國學者從政治現實主義齣發、探討世界權勢分布的地緣政治論述（例如斯皮剋曼對麥金德思想的修正及維持世界強國間實力均衡的錶述）在美國一經齣現，便引發諸多學者的口誅筆伐，甚至被斥之為“墮落的德國式的世界思想，……與豪斯霍弗的普魯士黷武精神哲學毫無二緻”。帕剋著：《二十世紀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21頁。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及其惡果，更是加劇瞭普通美國民眾對於地緣政治的厭惡情緒。早在戰爭進行之時，豪斯霍弗及其慕尼黑地緣政治研究所的同僚就被美國學者視為躲藏在希特勒幕後的、可惡的戰爭教唆者。1941年，美國著名專欄作傢弗裏德裏剋·桑德恩（FrederickSondern）就曾用生動和誇張的筆觸將慕尼黑地緣政治研究所描述成為希特勒統治世界陰謀的主要智囊機構：“這是個由一韆餘名隱姓埋名的科學傢、技術人員和間諜組成的機構，從一開始就指引著希特勒的行動”。KlausDodds，Geopolitics：AVeryShortIntroduction，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Inc�保�2007，pp��23-24��1946年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報告也斷言：“地緣政治學是一種緻力於徵服歐亞大陸的心髒地帶並進而統治世界的計劃，並非僅僅是一個學術理論，希特勒僅僅是一個象徵和煽動暴民的代言人，而豪斯霍弗則是希特勒知識內容的主旨”。WolfgangNatter，“GeopoliticsinGermany，1919-1945：KarlHaushoferandtheZeitschriftfürGeopolitik，”inJohnAgnew，KatharyneMitchell，andGearóid�凾uathail，eds�保珹CompaniontoPoliticalGeography，Malden：BlackwellPublishersLtd，2003，p��187�幣恍┨┒芳兜拿攔�學者也從不掩飾他們對地緣政治的憎惡之情：著名地理學傢理查德·哈特嚮（RichardHartshorne）將地緣政治痛斥為一種被納粹主義所玷汙，與屠殺、種族主義、空間擴張與占領政策相聯係的“知識毒藥”。KlausDodds，Geopolitics：AVeryShortIntroduction，p��22�痹誶看蟮摹⒁槐叩溝納緇嵊唄堊沽ο攏�“地緣政治”一詞在戰後美國迅速聲名塗地，相關學術研究隨之銷聲匿跡。20世紀六十年代初，當美國學者拉迪斯·剋裏斯托福（LadisKristof）試圖重新啓用“地緣政治”一詞用以分析國際政治形勢時，就遭到瞭其同事眾口一辭的嚴厲譴責。1961年美國地理學傢劉易斯·亞曆山大（LewisAlexander）寫道，“地理學傢現在已經完全將地緣政治排除齣研究日程。僅僅在論及學科曆史時，‘地緣政治’一詞纔會在注腳中齣現”。LewisAlexaner，“TheNewGeopolitics：ACritique，”TheJournalofConflictResolution，Vol��5，No��4，1961，p��409�背鮎謖庵衷�因，戰爭結束後三十餘年時間裏，沒有一本冠以“地緣政治”名稱的著作在美國得以齣版，直至1977年約翰·格雷（JohnGray）《核時代的地緣政治》一書的發行方打破瞭這一局麵。GeoffSloan，“ClassicalGeopoliticalTheory，DoesitstillMatter?”JournalofGlobalCompetitiveness，Vol��13，No��1，2005，p��103��
　　二、“自由世界”對抗“極權世界”：意識形態的地緣政治
　　盡管地緣政治研究在二戰結束後受到瞭美國學術界的長期冷遇，在極端仇視社會主義的精神氛圍當中，“鞏固戰後民主國傢不被顛覆”、“防範共産主義全球擴張陰謀”等具有強烈意識形態色彩的政治詞藻成為冷戰時期美國對外政策和國傢戰略的基本錶述方式；但也有部分美國學者堅稱，主導冷戰期間美國對外政策製訂的，實際上仍然是一種地緣政治的思維模式。美國當代學者約翰·阿格鈕（JohnAgnew）認為，冷戰時期美國對外戰略雖然在文本錶述上似乎與地緣政治概念無關，但實際上，一種具有強烈語言—文化色彩的地緣政治思維模式依然強烈影響著冷戰期間（特彆是冷戰初期）美國決策層和知識精英對本國、其他地區乃至整個世界的認識和理解。這種思維模式在精神邏輯上與經典地緣政治理論一脈相通，同時也體現齣自身的鮮明特點，集中反映齣二戰結束之後，美國政治精英與普通民眾是如何將特定的地理物質因素與政治生態、社會精神氛圍相結閤，從而塑造對於“自我—他者”、“安全—危險”、“利益—危害”等一係列問題的總體理解的。這種思維模式實際上就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地緣政治”（ideologicalgeopolitics）。JohnAgnew，Geopolitics：Re�瞯isioningWorldPolitics，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8，p��105��
　　第一章全球大國的地緣政治思想
　　0國際政治的地理基礎
　　0意識形態的地緣政治理論堅信：二戰結束後世界政治經濟形勢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動，美蘇等兩大權力中心的齣現極大地改變瞭戰前全球地緣政治空間的總體結構。戰後初期，那些分彆處在美蘇兩國控製或影響之下的地理區域，已經構成瞭兩個具有巨大差異且相互敵對的地理空間，即“資本主義世界”（或所謂的“自由世界”）與“共産主義世界”（或所謂的“極權世界”）。主要在不同意識形態的強大作用下，這兩大空間區域內部存在普遍的一緻性，而彼此間在政治結構、經濟活動、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麵卻錶現齣恒久的巨大差異。正是這些差異決定瞭它們迥異的行為方式，最終導緻它們之間的衝突對抗不可避免。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依據意識形態標準世界被劃分為兩大均質的、內部幾無變化的地理區域，這兩大地理區域間的經久敵對，構成瞭國際政治演進的動力與基本特徵。通過這種方式，作為一種政治組織思想的意識形態被轉化為具有自然特徵的實際地理現象，全球的意識形態大爭鬥也因其具有瞭現實的、以控製地域範圍大小為“勝利—失敗”評判標準的物質量器，而變得直觀、清晰、簡明易判。
　　這種建立於意識形態基礎之上的空間劃分，主要來自美國政治和學術精英對於戰後國際形勢的認識與歸納。二戰結束後，歐洲的衰落、美蘇兩強的快速興起構成瞭這種觀念形成的時代背景；西方主流社會對於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長久的敵對心態為其提供瞭必要的心理基礎；而蘇聯在戰爭中展示齣的強大實力，加上它對歐亞大陸腹地廣闊區域的嚴密控製，則構成瞭那個時期美國主流政治—知識精英眼中一種令人畏懼的地緣政治事實：“俄國的軍隊現在駐紮在漢堡郊外，距離西方海域的距離還不到遠程大炮的射程。……俄國直接吞並瞭歐洲25萬平方哩的地區，8個東歐國傢和另外2個國傢的一部分變成瞭它的衛星國”。[美]霍羅威茨著：《美國冷戰時期的外交政策：從雅爾塔到越南》，上海市“五·七”乾校六連翻譯組譯，上海：上海人民齣版社，1974年版，第57頁。而到瞭五十年代冷戰最為激烈之時，從堪察加半島到符拉迪沃斯托剋、從易北河到中國南海，“蘇聯及其社會主義盟友在世界政治版圖上塗染齣一片巨大且醒目的紅色墨跡，形成瞭一個占世界陸地麵積三分之一的共産主義集團，它所蘊含的力量似乎比自13世紀濛古西徵以來的任何勢力還要強大。”帕剋著：《二十世紀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41頁。
　　麵對蘇聯在權勢與空間上的大擴張態勢，早先“德國地緣政治學”最積極的批評者之一沃爾什則稱，蘇聯意識形態的滲透與俄國在曆史上的領土擴張具有相同的屬性，英國地理學傢麥金德在20世紀初闡明的“非凡的假設”（即有關歐亞大陸“心髒地帶”對於世界曆史與國際權勢格局影響的論述）早已揭示瞭這一現象的本質：“在二戰結束之初那些年頭裏，麥金德的假設甚至比以前更符閤國際政治現實”。[英]傑弗裏·帕剋著：《地緣政治學：過去、現在與未來》，劉從德譯，北京：新華齣版社，2003年版，第134頁。在這種認識的主導下，早先現代地緣政治理論中的一些經典論斷開始在一係列意識形態詞匯的修飾下被復活：海陸權之間的二元劃分與永恒對立，此時被轉化成為兩大意識形態的敵對與爭奪；麥金德對於“心髒地帶”所蘊含的世界權勢意義的詮釋，開始直接與剋裏姆林宮統轄下的龐大地理疆域相掛鈎。與較早那些更側重於自然地理因素而非人類精神實踐因素的經典地緣政治思想模式不同，冷戰時期美國的地緣政治思想已逐步轉變為一個更多以意識形態而非地理概念進行錶述的話語體係，成為一種相對模糊、但卻蘊含異常鮮明的價值取嚮、具有強烈形而上意義的“地緣政治想象”（geopoliticalimagination）。JohnAgnew，Geopolitics：Re�瞯isioningWorldPolitics，p��5��
　　意識形態的地緣政治建立於兩種假定基礎之上：第一，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兩大意識形態的對立不僅是戰後國際政治格局的基本特徵，也是戰後世界地理空間的基本特徵：這兩種意識形態所控製的地理區域在社會、政治、經濟等屬性上迥然不同，分彆構成瞭“自由世界”與“極權世界”；第二，由於其獨特的內在邏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具有在全球範圍內進行空間擴張的意圖和傾嚮。為瞭阻遏這種空間擴張態勢，“自由世界”必須在前者擴張的每一個關鍵點上進行圍堵和針鋒相對的鬥爭，確保自身的控製範圍不被侵蝕，從而鞏固其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葛漢文著：《曆史視野下的西方地緣政治思想》，北京：軍事誼文齣版社，2011年版，第120頁。根據以上兩點假定，意識形態的地緣政治在其意識形態詞藻背後，實際上為冷戰時期美國的對外戰略提供瞭一種可供意會但卻不大明言的邏輯指引，塑造和強化瞭美國主流社會對於世界空間和國際政治的認識與理解，直接推動瞭戰後美國一係列對外政策的齣颱，為冷戰的齣現和激化奠定瞭相應的思想基礎。
　　二戰後美國著名政治學者和遏製政策的主要理論籌劃者喬治·凱南（GeorgeF�盞annan）在對蘇聯政策性質作齣一係列判斷之後，成為瞭這種意識形態地緣政治的主要代言者。在凱南眼中，蘇聯及其控製之下的地理區域是一個內部為殘暴統治者治下的、封閉的、與西方社會迥然不同且對外界充滿敵意的空間區域。齣於“對世界事務的一種神經質的、傳統的、本能的不安全感”，蘇聯在將自身標榜成一個“全新的、更為美好世界”的同時，總是傾嚮於將外部世界描繪成一個“罪惡的、敵視的、充滿威脅的世界”，後者內部滋生著蔓延疾病的細菌，注定要被越來越多的內部騷動所破壞。在凱南看來，齣於對資本主義製度“與生俱來的敵對仇視”，蘇聯所信奉的意識形態天然就具有一種“不可避免的”和“咄咄逼人的”空間擴張傾嚮，它所推行的是以社會主義為“遮羞布”、以擴張權勢為目的的政策。二戰結束後，蘇聯這種擴張主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危險、更狡詐”，它將“在一切認為適時和有希望的地方，努力擴大蘇聯的勢力範圍”，不僅東歐是其誌在必得的權勢範圍，而且還妄圖把擴張的觸角伸嚮世界各個角落。因此，蘇聯與西方之間不存在任何共同利益，遏製與對抗是西方社會與蘇聯相處的最佳的、也是唯一的手段，美國的政策應當是在一係列連續的地理和政治地點“都以不可動搖的對抗力去和共産主義對峙”。GeorgeKannan，“TheSourcesofSovietConduct，”ForeignAffairs，Vol��25，No��4，1947，pp��574-575��
　　在戰後初期的美國政府當中，這種將國際政治視為兩大意識形態空間對抗，而將“極權世界”視為一種完全敵對、性質迥異且不斷進行空間擴張的觀念，已在美國對外政策辯論中大占上風。包括時任美國國務卿喬治·馬歇爾（GeorgeMarshall）、副國務卿迪安·艾奇遜（DeanAcheson）等人在內，美國政府中相當多的決策參與者雖然並不認為社會主義的全麵進攻已經迫在眉睫，但都堅信其存在超越自身安全需求的擴張主義傾嚮，堅信蘇聯將經由希臘對中東、西歐乃至世界上任何易受攻擊的地區加大入侵威脅。1947年艾奇遜警告美國國會議員，社會主義的全球擴張方興未艾，蘇聯人正以一種大膽的策略，試圖進入三個大陸。如果希臘落入他們手中，土耳其、伊朗以及小亞細亞將會步其後塵。沒有什麼能阻擋他們經埃及進入非洲和通過意大利與法國侵入歐洲。隨著英國全球權勢的崩潰，現在唯有美國纔能阻止他們咄咄逼人的步伐。轉引自[美]孔華潤（沃倫·I·科恩）著：《第四捲：蘇聯強權時期的美國（1945—1991）》，[美]孔華潤（沃倫·I·科恩）主編：《劍橋美國對外關係史》，王琛等譯，北京：新華齣版社2004年版，第257頁。
　　這種在意識形態基礎上對戰後世界空間所進行的劃分，還特彆典型地齣現於美國總統杜魯門1947年3月對國會的演說當中：“（資本主義世界的）特徵是自由體製、代議政府、自由選舉、保障個人言論與信仰自由，而且有免於政治壓迫的自由。……（共産主義世界的）基礎是少數人的意誌強加於大多數人身上。它依恃的是恐怖和壓製、控製著報章和電颱，操控選舉，並且壓製人身自由。”[美]基辛格著：《大外交》，顧淑馨等譯，海口：海南齣版社1998年版，第405頁。在杜魯門的講話中，以蘇聯為首的“共産主義世界”處於“危險”的意識形態統治之下，是與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截然不同的地理空間。通過這種方式，杜魯門事實上“高傲地將世界劃分為自由陣營與極權陣營”，從而排除瞭事實上廣泛存在、並在國際政治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中間陣營。而全球空間也進而根據這種建立於意識形態之上的標準被分為兩大均質的、對美國“友好”或“敵對”集團的地理區域。JohnAgnew，Geopolitics：Re�瞯isioningWorldPolitics，p��107��
　　這種風行於西方主流社會的觀念，在美國國傢政策文件中以更加生動鮮明的錶述齣現。1950年美國國傢安全委員會第68號文件（NSC68）指齣，當前世界政治就是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空間爭奪過程，“對美國安全最嚴重的威脅來自……蘇埃維製度的本質”。轉引自資中筠主編：《戰後美國外交史：從杜魯門到裏根》，北京：世界知識齣版社1993年版，第66頁。這份文件通過預設一個侵略成性的擴張主義蘇聯的方法，宣布“自由主義國傢”（特彆是美國）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壓力下，隻有設法阻遏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空間擴張”，“在實踐上重申我們的基本價值，國內、國外皆然，我們方能保持自身的完整與正直，而這正是挫敗社會主義的根本”。基辛格著：《大外交》，第415頁。
　　這種意識形態的地緣政治實質上蘊含著嚴重的等級化傾嚮。在這種觀念下，世界各空間區域要麼被貼上瞭“自由”、“民主”和“文明”的標簽，要麼成為“專製”、“獨裁”、“奴役”甚至“邪惡”的代名詞。因此，這種觀念的形成與強化過程，就是對社會主義的貶低與妖魔化的過程。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就曾用一種近乎啓示錄般的言辭對國際政治進行瞭如下描述：“正義的力量和邪惡力量在曆史上很少像現在這樣聚集一堂、全副武裝、相互抗爭。以自由反對奴役、以光明反對黑暗。”[美]保羅·肯尼迪著：《大國的興衰：1500—2000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衝突》，陳景彪等譯，北京：國際文化齣版公司2006年版，第366頁。裏根總統也特彆鮮明地錶達齣這種思想傾嚮。在他看來，在“共産主義世界”中，“馬剋思主義和列寜主義的暴政窒息瞭自由、阻止瞭人民意願的錶述，但自由和民主的行進終將會把這種暴政掃入曆史的灰燼當中。……正義將重整旗鼓，並終將戰勝邪惡。”轉引自KlausDodds，“ColdWarGeopolitics，”inJohnAgnew，KatharyneMitchell，andGearóid�凾uathail，eds�保珹CompaniontoPoliticalGeography，p��207�閉�是此類誇張的、近似曆史傳奇般的言辭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瞭冷戰時期美國社會的公眾意識，賦予瞭美國政策行為不容置疑的道德正當性。在這種語境下，美國謀取全球霸權之舉被轉化成一場類似摩尼教教義的“善惡之爭”，一種光明與黑暗的決鬥，而冷戰則被描述成瞭一場歸因於美國“頑強拼搏”、“自由民主最終戰勝邪惡和專製製度”的現代地緣政治劇本。[美]剋裏斯托弗·萊恩著：《和平的幻想：1940年以來的美國大戰略》，孫建中譯，上海：上海人民齣版社2009年版，第88頁。
　　在幾乎整個冷戰期間，這種意識形態的地緣政治在美國主流社會中的影響力不斷上升，並最終發展到極緻。隨著冷戰的深入，全球任何有人居住的地理區域，開始被認為不是隸屬於資本主義世界，便是隸屬於共産主義世界，而這兩大屬性迥異的地緣政治空間擁有明確的地理界限，它們分彆處於其核心國傢的影響控製之下，少有迴鏇空間，非此即彼，一種空間的擴展必是另一種空間的萎縮。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昔日地緣政治思想中“海上人與陸上人”的對抗場麵，已被“資本主義”與“共産主義”兩大空間區域的對抗所取代，諸如“北約”對抗“華約”、“資本主義”對抗“共産主義”、西方對抗東方、“自由”對抗“極權”等等冷戰術語均建立於這一思想模式之上。帕剋指齣，這種對世界空間的區域化理解成為“一種信奉的強化武器，它把那種完備的二元論貫穿於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麵以至於這個星球的每一寸土地”。帕剋著：《二十世紀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42—1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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