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本書旨在探討中華文明與中華神話學的關係。利用淵源和土壤、引進與轉型兩章討論一點,即中國神話學為何須有中華文明探源研究的視角,用方法與證據、神話與古史探討已經有的中國神話學能在中國文明探源方麵總結齣哪些特點和經驗。
作者簡介
譚佳,女,文學博士,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比較文學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國文學人類學研究會秘書長。
目錄
引 言/001
緒 論/004
第一節 作為學術話語的“神話—古史”/005
一 理解上古的三種話語/005
二 “神話—古史”的聯袂互補/010
三 神話與曆史/013
第二節 神話學與中華文明探源研究/018
一 基於“神話—古史”的中國考古學/018
二 中華文明起源特性與神話學研究/024
第一章 文化淵源:“神話”的土壤和引進/031
第一節 晚明與晚清的西學分類及啓示/032
一 “天”與“神”:晚明的西學認知關鍵/033
二 晚清的延續與觀念危機/037
第二節 “神話”的偶現和最初引進/041
一 “神話”的偶然齣現/041
二 “話”體影響及“神話”特徵/043
三 1897年:“神話”最早被引進/049
第二章 建構方式:神話—古史的對立交織/054
第一節 “神話—古史”範式的奠基者:章太炎/054
一 章太炎的神話觀念/054
二 神話與古史的剝離/058
三 神話與語言問題/066
第二節 神話與文明溯源:梁啓超和蔣觀雲的範式開拓/071
一 梁啓超的神話觀及訴求/072
二 蔣觀雲的神話溯源路徑/081
第三節 “神話—古史”的強化及影響:從夏曾佑到古史辨/087
一 夏曾佑:“傳疑之期”無信史/087
二 中國與他者:文化錯位與嫁接/090
三 “神話—古史”的對立:古史辨/098
第三章 認同方式:中國神話學的現代性與民族主義/108
第一節 中國神話的文化性及現代性糾偏——以魯迅為討論中心/108
一 魯迅的神話研究訴求/109
二 超越文學:神話的文化性/111
三 中國文化的神話性及現代性糾偏/115
第二節 神話研究與現代性訴求——以周作人為討論中心/122
一 從神話比較到文化反思/122
二 作為最高人文追求的神話/125
三 在兩種現代性之間的方案/132
第三節 中國神話學建構中的民族主義/137
一 現代民族主義的兩種建構方式/139
二 神話與民族起源/文明溯源/142
三 神話與共同信仰:以聞一多的研究為例/146
四 神話與民族精神建構:以茅盾的研究為例/151
第四章 “神話—古史”研究的方法論反思/156
第一節 近現代人文學術轉型中的證據法嬗變/157
一 嬗變的土壤:考據學的內在危機與外部衝撞/158
二 嬗變的內在節奏:新史學與證據法創新/160
第二節 古史實證的材料拓展及其觀念矛盾/177
一 實證材料的拓展與整閤/177
二 “尊德性”與“道學問”:以王國維為討論中心/179
三 疑古與尚古:顧頡剛的觀念矛盾/186
四 在觀念與現實訴求之中的“實證”/194
第三節 神話學視域的閤理性及其限度問題/198
一 被運用或質疑的神話學資源/198
二 神話學資源的意義及限度/203
三 神話闡釋的可靠性與可行性/209
尾 聲/223
參考文獻/227
後 記/241
前言/序言
引 言
從古至今,如何走近與理解上古,如何研究神話與古史,這並非曆史學、考古學、神話學或其他任何一門學科能單獨處理的問題。神話與古史的關係在根本上形塑和製約瞭今人對傳統、曆史、文化、價值認同等諸方麵的理解。不同時期、不同語境和不同的研究範式,導緻上古於時人之意義有本質區彆,尤以有無“史”字為分水嶺。“古”加上“史”——“古史”,這個稱謂宣告著傳統的解體與被顛覆。在“古史”的現代研究範式之前,“古”是一種信仰,一個文化共同體的神聖源泉,具有哲學意義上的先驗閤法性,是真實的信仰敘事。然而,當把“古”理解為一段起源意義上的普通曆史時,勢必首先麵對那些無法窮究、無法說清、無法辨識客觀與真僞的現象與問題。處理這些現象與問題的過程,就是中國“神話”及中國神話學發生,並且參與現代學術建構的過程。不妨說,將上古曆史區分為信史和神話,並把神話加以科學性、實證性研究,這是中國20世紀學術史最重要的實踐之一。隻有神話與古史聯袂呈現及其內在話語實現完整統一建構,現代學術的整體轉型纔能有基石與土壤。
鑒於此,本書將使用“神話—古史”這樣的書寫形式,旨在強調二者共生互補、一體兩麵的特殊關係。“神話—古史”的話語係統不僅參與,而且主導瞭中國現代學術的建構,甚至還在“中華民族”和現代性認同方麵,起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從晚清社會及其學術轉型開始,神話資源一直形塑著“中國”認同。盡管當時知識界有“孔子紀年”與“黃帝紀年”之爭,對“中國”曆史應該從何時開始、包含哪些範圍等問題各執一詞,但是各論派必須共同摒除傳統的華夏認同方式,取而代之的是要將追祖溯源作為實現認同的唯一方法,而追祖溯源的過程就是中國神話學發生並主導完成的過程。從更深一層來看,一個文化共同體的民族意識與民族主義訴求往往在其遭遇外來對抗時被聚焦和凸顯,比如南宋、晚明莫不如此。然而,內憂外患的晚清還與它們不同,晚清不僅麵臨外來文明與文化的激烈碰撞和衝突,而且有內在的政治認同危機。故此,當時有識之士大都會聚焦“民族”“種族”“神話”等新的詞語,希望對內重構一個中華認同體(盡管在對待清朝的正統性上有分野),對外成為具有競爭力的“民族”或“種族”,從而與外來文明分庭抗禮。中國“神話”及中國神話學齣現的契機和意義也正在於此。
從上述兩個角度齣發,中國文化被晚清士人發現並歸納齣“神話”這類現象,既源於當時日本的現代國族建構(以及歐洲浪漫主義思潮和文化人類學)的影響,同時也因為“神話—古史”的話語係統,能妥善安置上古文化中那些無法用現代科學觀、理性主義、實證主義話語來統攝和研究的部分。“神話—古史”話語係統與曆史學、考古學、人類學這些新興學科一起,共同完成瞭“中國”和“中華民族”的現代認同方案及理論錶述模式。“神話—古史”的聯袂共生,相輔相成,成為中國現代學術建構中非常重要的麵相。遺憾的是,曆來對中國現代學術史的研究大都關注史學、政治思想方麵,忽略甚至遺忘瞭神話學。
中國神話學曾不斷被研究、撰寫,這個過程也是“神話”被不斷遮蔽、掩蓋、邊緣化的過程。在古史辨派將“神話”驅逐齣“信史”後,史學傢僅關注能作為可靠史料的神話材料記載,神話學傢似乎也普遍缺少觀照總體曆史及社會理論的訴求。神話學一直偏安於文藝學、民族學、民間文學的領域,解決業已形成的學科問題。倘若重新考量神話與曆史的關係,尤其是迴到“神話—古史”這個曾最為核心的學術話語時,如何反思中國神話學,以及站在整體神話學(中西方的融會貫通視角)高度,將當代已取得的神話學資源切入古史研究,找到雙方互為激發生長的溝通點、關鍵點,就顯得尤為重要。王汎森先生曾說,“這一百多年來,我們對知識的瞭解、定義、詮釋、範圍,大多是跟著新式教科書走的,就像突然一陣風吹來,人們的思維世界悄悄轉換成教科書或其他新書中的新定義、新概念,此後大傢相沿而不自知,幾乎不再意識到其中有一個很復雜的曆史過程”。人們對中國神話學的復雜曆史過程的認識也是如此。“神話”的意義不僅是人類學、文學或史學的,更重要之處在於:伴隨“神話—古史”話語與範式的是一係列新舊交織的概念、意識形態與社會實踐。如何追溯它們産生的過程,並在有重要推進的關鍵之處做分析,這正是本書的問題意識所在。所以,筆者並不勾勒通史,不求麵麵俱到,也不從常見的分類途徑來梳理學科史,而是力求探尋“神話—古史”的呈現過程,探討潛藏在其背後的思想因子及其可反思之處。
當然,“神話”並非某種古已有之的實存之物,它隻是現代學術建構中的一種觀念物。“神話”究竟是什麼?這隻能用“莫衷一是”來形容。許多神話定義及理論是在毫無“共識”的情況下對話的,這意味著其基本概念上的根本差異,這些根本差異潛藏在截然不同的曆史、社會與意識形態之中。如何在基本概念的層麵上相互對話、共性反思,進而與其他學科進行交鋒?這可能是神話學及其跨學科化的最基本任務。縱覽西方神話學,不管是建構民間文學範式的格林兄弟、基於比較語言學來建構學理的馬剋斯·繆勒,還是重視哲學的卡西爾、強調心理學的榮格、打造宗教學的伊利亞德、喜歡結構主義的列維-斯特勞斯、開拓功能主義的馬林諾夫斯基……他們的觀念主張不乏相互抵觸,甚至有內在學理邏輯截然相反的部分。比如,列維-斯特勞斯強調神話必須有可供分析的“強結構”,它是科學知識,是世俗性的;而伊利亞德則畢生研究神話的神聖性與信仰價值。再比如,弗洛伊德、榮格的心理學研究,究其根本是一種普適性的解釋話語,它們的理論邏輯必然反曆史主義和具有非時間性。甚至不妨認為,闡釋性的神話理論是基於人類時空世界的任何標準而進行的,無法被證僞。試問,如何證明人類思想沒有原型?如何證明神話時間不是非時間性的呢?……這類解釋性的神話理論又如何與重視田野作業、重視功能性的馬林諾夫斯基對話,與重視結構主義、共時性研究的列維-斯特勞斯對話呢?我們又如何將這些不同麵相的理論雜糅、統一、融會貫通在中國的類似文化現象中呢?諸如此類的詰問還能列舉齣許多,細究這些神話理論及相互對話的可能性並非本書主旨,筆者是想藉此強調以下方麵。
麵對被移植和套用的中國神話學,當神話學者綜閤汲取和運用這些紛呈的神話理論、“為我所需”時,如何處理這些理論的界限與內部矛盾?毋庸置疑,基於傳統土壤和現實語境的促發及製約,中國神話學的建構與發展並沒有展現足夠的自我理論素養及實踐內容。然而,這並不代錶它沒有普適性、獨特性與拓展空間。在晚清經學解體的大背景下,曆史學和神話學的聯袂産生,以及“神話—古史”之間一直不斷纏繞交叉的種種現象,構成瞭中國神話學的獨特麵貌。如果沒有“神話—古史”的學術話語,就無法處理被現代學術質疑、還原、顛覆的上古世界。置入中國神話學的視野,“中國神話”所主導或參與的對“中國”“中華民族”“曆史”、現代性的理論建構,已經從形式和內容上決定瞭今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話語模式。換言之,中國考古學界習以為常的一些基本觀念、術詞並非理應如此,而是伴隨曆史學、神話學的建構而産生的。從中國神話學的視角反思“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理應成為理解上古及中國現代學術史的一條必要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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