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一凡，男，1944年3月齣生，漢族，陝西富平人。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國法律史學會會長。1963年9月至1967年7月在北京政法學院（今中國政法大學）法律係學習。1978年10月至1981年8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法學係碩士研究生學習，獲法學碩士學位。1981年8月至1987年10月在中央政策研究部門工作。1987年10月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工作，曆任副研究員、法製史研究室副主任。1992年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法製史研究室主任、法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2011年7月增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1990年被人事部批準為“有突齣貢獻的中青年專傢”；1992年起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長期從事法律史學和東方傳統法律文化研究。

一　硃元璋頒行《大誥》的時間和動機／001
　　（一）《大誥》的實際頒行時間／001
　　（二）頒行《大誥》的社會背景和動機／004
二　誥文的條目和淵源考／012
　　（一）《明史·刑法誌》“其目十條”說之誤／012
　　（二）誥文淵源考／016
三　明《大誥》的法律效力／028
　　（一）誥文體現的《大誥》禁令的法律效力／029
　　（二）洪武後期《大誥》條目列入條例及罪名概況／034
四　明《大誥》的特色之一——律外用刑／039
　　（一）同一犯罪加重處刑考／042
　　（二）律外酷刑及濫誅考／048
五　明《大誥》的特色之二——重典治吏／056
六　明《大誥》的特色之三——明刑弼教／067
　　（一）硃元璋提倡“明刑弼教”的緣由和理論依據／067
　　（二）硃元璋“明刑弼教”思想的內容和以刑弼教的措施／074
七　從明《大誥》看硃元璋治民的兩手策略／083
八　明《大誥》的實施及其曆史命運／092
　　（一）洪武後期《大誥》的推行及峻令的廢止／092
　　（二）洪武朝以後《大誥》的命運／107
九　《大誥》反映的明初社會／118
十　關於明《大誥》的版本／131
　　（一）明《大誥》版本述略／131
　　（二）《禦製大誥》（初編）校對錶／139
　　（三）《禦製大誥續編》校對錶／146
　　（四）《禦製大誥三編》校對錶／149
　　（五）《大誥武臣》校對錶／152
附錄一　明《大誥》點校本／156
　　禦製大誥／156
　　禦製大誥續編／193
　　禦製大誥三編／251
　　大誥武臣／310
附錄二　明《大誥》人名索引／329
附錄三　明太祖與洪武法製／356
　　（一）明太祖的法製方略／357
　　（二）“常經”之法的製定／359
　　（三）懲創奸頑的“權宜”法律措置／366
　　（四）明太祖刑用重典對洪武法製的影響／377
主要參考文獻／383

前言/序言

再版說明

《明〈大誥〉研究》是我20年前的舊作。這次再版時，對《明〈大誥〉的實施及其曆史命運》部分做瞭修改和補充；對於原書的其他部分也進行瞭一些文字的修訂。按照《中國法製史考證續編》的統一體例，文中增加瞭一些小標題。原書引用的古籍，如有近年齣版的影印本的話，在腳注中盡量用新刊印的古籍標明文獻齣處，以方便讀者查閱。為瞭使讀者全麵瞭解明太祖硃元璋在明初法製建設中的作用與功過是非，書後附錄瞭筆者寫的《明太祖與洪武法製》一文。
敬請讀者對本書中的不妥之處多加指正。

楊一凡
2009年3月

序

明太祖硃元璋於洪武十八年（1385）至二十年（1387）間，為瞭勸民從善和懲治奸頑，先後發布瞭題名《禦製大誥》的三書，即《禦製大誥》（本書簡稱《初編》）、《禦製大誥續編》（本書簡稱《續編》）、《禦製大誥三編》（本書簡稱《三編》）。洪武二十年十二月，他又為諸管軍衙門頒布瞭《大誥武臣》（本書簡稱《武臣》）。《武臣》與前三編誥文，在頒行之初，實為兩書。洪武朝後期及之後幾朝要求各級學校師生、民間百姓講讀的《大誥》，其內容是《初編》《續編》《三編》，《武臣》主要是供軍官及其子弟誦習。一些明代史籍中記述的《禦製大誥》，實是指《大誥》前三編而言。由於這兩部書均係硃元璋親自編纂或據本人口述記錄而成，都以“大誥”冠其書名，頒行的宗旨和內容貫穿的基本精神又都是對臣民“明刑弼教”“懲戒奸頑”，且前三編頒行之初，是分彆以單刻本刊印，故在明代時，就有把《武臣》同前三編放在一起的刻本行世。近人所謂《大誥》者，有的是專指前三編，有的則把四編誥文視為一體。本書為瞭比較全麵地闡明《大誥》的內容、特色、曆史作用及硃元璋的政治法律思想，充分地揭示明初“重典之治”的本來麵目，把《武臣》和前三編融貫起來加以考察。書中有關《大誥》的評述，也當指包括《武臣》在內的四編誥文而言。
四編《大誥》是研究明初法製和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狀況的珍貴文獻。此書所述，在有關明代的官修史籍中很難找到。《明太祖實錄》為尊者諱，對《大誥》的具體內容極少涉及。清初修《明史》時，《刑法誌》的編者未見及《大誥》原文，故對它的條目總數的記述相去甚遠。不僅如此，即使在記述明一代法製的諸野史筆記中，也未有像《大誥》所載詳細者。加之它是由明太祖直敘當世之事，儒臣們很少潤色，故史料的可靠性較高。所以，研究明初社會及其法製，《大誥》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史料。
關於《大誥》的研究，在我國已有一百年左右的曆史。自清末到20世紀30年代，它就引起瞭一些著名學者和法學傢的關注，並寫有五篇文章，即：瀋傢本先生的《明〈大誥〉峻令考》《〈大誥〉跋》和《書明〈大誥〉後》三文，王國維先生的《書影明內府刊本〈大誥〉後》，鄧嗣禹先生的《明〈大誥〉與明初之政治社會》。在此之後40餘年中，許多學者在其著述中也曾涉及《大誥》，然未見有專門性的研究論文問世。直到最近10年間，學術界對它的研究又重新活躍起來，已先後有幾篇論文發錶，提齣瞭許多好的見解。但是，總的說來，這些論文還是局限於某一側麵的研究，對於這一重要法律文獻所反映和涉及的一係列有關明初法製的重大問題，尚未作係統的探討和迴答。筆者撰寫這本書的願望，意在拋磚引玉，以期推進《大誥》研究的進一步深入開展。同時，我也深切感到，認真剖析和總結硃元璋利用《大誥》推行“以威為治”的深刻曆史教訓，可以使我們從中受到有益的啓示，在今天加強我國法製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增強維護法律的尊嚴和堅持依法辦事的自覺性。所以，研究《大誥》對我們也是有現實的藉鑒作用的。
近幾年來，隨著我國學術研究的日益繁榮和發展，不少讀者特彆是研究中國法律史和明史的學者，都很重視對《大誥》的研究，但因此書傳本較少，又藏於善本之室，利用起來極不方便。為此，法律史學界的幾位老前輩一再敦促，要我把四編《大誥》點校，附於本書後一並刊印。我點校功力尚淺，但盛情難卻，隻好從命而為之。
在本書齣版之際，我想就如何全麵評價硃元璋的問題加以說明。硃元璋作為明王朝的開國皇帝，他在領導農民起義推翻元朝的腐敗統治，在中國的遼闊疆土上實現穩固的統一，奠定明代的一些基本政治法律製度及恢復發展社會經濟等方麵，都有不可磨滅的曆史貢獻，不愧是一位頗有作為的政治傢。硃元璋一生的政治活動是很廣泛的，就以強化中央集權統治而論，所采取的措施也是多方麵的，推行《大誥》和實行重典政策隻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所以，本書中對於《大誥》和明初重典的評價，還不是對硃元璋一生曆史功過的全麵評價。怎樣看待硃元璋的曆史地位，史傢多有專論，本書因研究範圍限製，恕不冗述。
在本書與讀者見麵之際，我要衷心地嚮那些給瞭我各種摯誠幫助的單位和同誌錶示謝意。在國內外現存的諸《大誥》版本中，以明洪武內府刻本為成書最早、錯誤最少的善本，承濛清華大學圖書館大力協助，熱情地把該館珍藏的洪武內府刻本提供我作點校和研究的底本。南開大學法學研究所、北京大學法律係的慷慨資助，保證瞭復製資料工作的順利進行。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的宋國範同誌花費瞭不少心血，同我一起對各種版本反復做瞭勘對，並參加瞭《明〈大誥〉人名索引》的編寫工作。如果沒有她的大力協助，書稿的寫作是不可能如此快速完成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的麯英傑同誌，也在百忙中擠齣時間參加瞭其中幾種版本的校勘。我在點校《大誥》的過程中，得到瞭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吳建璠、高恒兩位先生的悉心指教，他們通閱瞭點校本全文，提齣瞭不少好的意見。中國法律史學會名譽會長李光燦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的劉海年、韓延龍先生，北京大學張國華、饒鑫賢教授，江蘇人民齣版社的鬍凡同誌，清華大學圖書館的蔣企英、王若昭同誌，中國國傢圖書館（以下簡稱國圖）的鄭培珍同誌，也從各方麵給瞭我許多寶貴的支持和幫助。所有這些，都令我非常感動。謹誌於此，以矢弗忘。
由於我水平有限，對《大誥》的研究難免有不妥之處；同時，明太祖硃元璋編纂的《大誥》，粗疏且不注意修辭，許多段落話不成句，文理不通，且有方言口語間雜其中，一些文字斷句標點頗費推敲，點校中也會有不少失當的地方，敬祈讀者批評指正。

楊一凡
1987年12月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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