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作者不僅全麵、詳細、具體地記錄瞭調查地區的大量埃文剋人的各種宗教信念、傳說、宗教儀式活動等情況，還引證瞭前人在當地和其他地區記錄的以及考古發現的有關資料，所以十分豐富。他還對關鍵問題進行瞭深刻、係統的論證。特彆是他收集的38張埃文剋圖畫，生動地展現齣埃文剋人原始宗教信念和活動的真切形象和情景。

作者簡介

　　А.Ф.阿尼西莫夫，為前蘇聯科學院院士，著名宗教學傢、民族學傢。他於1929年隻身去當地埃文剋人中間安傢落戶，開辦學校，進行科學調查。在此長達3年（1929—1931）之久，收集瞭大量的真實資料。1937年，他第二次來到當地調查，又用瞭近2年時間，最終撰寫瞭《西伯利亞埃文剋人的原始宗教》這一經典著作。

　　於錦綉，1920年生於河南省太康縣，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已退休）。從事中國少數民族原始宗教的實地調查研究和原始宗教學理論的探討。主要論文有《彝族的近祖崇拜》、《論原始宗教的發展》等，與人閤作論著有《彝族原始宗教調查報告》、《中國各民族原始宗教資料集成?考古捲》等。

內頁插圖

目錄

目錄

緒　論 …… 1

第一章　　埃文剋人的氏族狩獵巫術儀式—“聖開拉翁”

　　　　　 —關於“聖肯”[Φетиш（“靈物”）]的觀念 …… 9

第二章　　氏族增殖幼獸巫術儀式—“吉爾庫木基”

　　　　　 —關於圖騰崇拜的産生 …… 33

第三章　　埃文剋人的靈魂觀和宇宙觀 …… 55

第四章　　埃文剋人的祖先崇拜 …… 89

第五章　　氏族的熊崇拜和“熊節”

　　　　　 —“祭熊儀式” …… 105

第六章　　圖騰崇拜的解體與薩滿教的起源 …… 127

第七章　　埃文剋人薩滿的神具及其宗教信念內涵 …… 153

第八章　　埃文剋人最早的薩滿—女薩滿 …… 183

第九章　　父權製氏族時期男薩滿宗教權威的提高及其專用於舉行驅魔治病儀式

　　 的宗教建築

　　　　　 —“色凡切捷剋” （薩滿仙人柱）和其中儀式活動實況 …… 193

第十章　　埃文剋人薩滿教的神話氏族領地防護圈—“馬雷裏亞”

（由眾神築成的薩滿“柵欄—鹿砦”） …… 227

譯後附言 …… 247

精彩書摘

緒　論

就問題的復雜性和多樣性來說，宗教起源問題是曆史科學中最睏難的問題之一。到目前為止，對於最古宗教觀念性質問題，以及以原始社會分期為基礎的原始宗教分期問題，都還沒有一緻的看法。這一問題的圓滿解決，必須以深入研究遠古曆史的基本理論為前提，如原始社會基礎和上層建築的曆史發展問題，原始思維在社會曆史上的發展問題，錶現為原始社會意識形態的真實與幻想的相互關係問題等，這一切還有待各個問題本身的研究。

因而，具體地、曆史地研究宗教起源問題，不僅需要本身的創造性勞動，而且還需要科學研究隊伍的相互配閤，首先是考古學、民族學和哲學的配閤。考古學以大量古物為基礎，為起源問題的曆史具體化和深入研究提供事實資料；民族學則通過現存的信仰形式，為瞭解古物內容，並把古物和已知的信仰形式聯係起來以復原原始宗教的全部發展綫索而提供可能條件；哲學應當直接地、創造性地統率這些研究工作，因為宗教起源問題的研究解決是和整個哲學問題的起源研究密切相連的。假如考古學提供的古物宗教內容，能夠像科學提供的經驗那樣，在原始宗教觀念方麵的民族學資料的基礎上加以解釋的話，那麼，就應當從民族學資料著手來開始宗教發展和起源問題的曆史研究。

在談論作為曆史上最發達的和最復雜的生産組織的資産階級社會時，馬剋思寫道：“錶現它的各種關係的範疇以及對它的結構的理解，同時也能使我們透視一切已經覆滅的社會形式的結構和生産關係。資産階級社會藉這些社會形式的殘片和因素建立起來，其中一部分是還未剋服的遺物，繼續在這裏存留著，一部分原來隻是徵兆的東西，發展到具有充分意義，等等。人體解剖對於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低等動物身上錶露的高等動物的徵兆，反而隻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後纔能理解。因此，資産階級經濟為古代經濟等提供瞭鑰匙。但是，決不是像那些抹殺一切曆史差彆，把一切社會形式都看成資産階級社會形式的經濟學傢所理解的那樣。人們認識瞭地租，就能理解代役租、什一稅等等。但是不應當把它們等同起來。”由此可見，深入地、曆史地研究民族學的已知信仰形式，從而研究它與考古學古物內容相適應的既往聯係，應當是具體深入研究宗教起源問題的齣發點。非常遺憾，按照這種設想從事研究的還很少。在原始宗教的民族學研究中，有兩種偏見迄今還影響著民族學者的工作。

所謂“田野民族學”的代錶，隻管搜集材料，陷於形式主義的記述之中，以單純搜集代替科學研究和理論分析。沒有把民族學資料作為曆史資料來研究，從而使這些資料失掉瞭與一定社會的曆史聯係。В.Г.博戈拉茲—坦（Богораз-тан）寫道：“我們的薩滿教資料至今仍具有孤立無援的、本身無能為力的性質。它們乃是無組織的、具有不同可靠性的資料堆。可是，話又說迴來，目前的事實資料到底還是不怎麼多的。雖然有許多薩滿鬥篷、薩滿鼓以及其他用品收藏在博物館裏，但是所有這些收藏物還沒有加以描述。” В.Г.博戈拉茲—坦認為，在此情況下“繼續積纍事實資料，而缺少一種共同的體係，將會是完全無用的，甚至是有害的，從而把我們引到完全走不通的死鬍同裏去”。 關於民族學的記述，他寫道：“民族學方法，直到最近，最多不過是記述法，多多少少詳盡的，老老實實的。” 用剋尤維耶的話來說，記述科學隻是科學的“字典”，而不是科學用以講話的“活的語言”。

所謂普通民族學的代錶，則把從理論上綜閤田野民族學資料作為自己的任務。但是，他們在這一方嚮所能取得的最大成果，隻不過是“比較法”，以及藉此方法證明瞭的原始宗教觀念的進化。然而，用比較法所進行的對比，本身並不能解釋原始宗教的曆史發展過程。由於他們局限於對已知宗教觀念因素作形式主義的對比，不能解釋發展的客觀原因、條件和性質；隻是對各種原始宗教觀念列舉一些偶然的想當然的“例證”，不可能取得任何重大的成果。這是過去比較民族學各個流派的代錶們所走過的彎路。建築於邏輯上呆闆公式結構之上的這些理論，往往使用同一種民族學資料去論證那些常常是互相矛盾的觀點。實證論者，隨便從整體中抽齣一些事實，脫離其曆史基礎，去研究分析民族學資料。

實證論者手中的比較法，終於變成瞭例證法，被用作建立各種主觀唯心主義理論的工具。這種以例證法“綜閤”資料的方法，自然不能解釋那些作為社會曆史現象的原始宗教觀念發展的客觀規律。列寜在指齣這種例證法的反科學性時說：“在社會現象方麵，沒有比鬍亂抽齣一些個彆事實和玩弄實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腳的方法瞭。羅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費勁的，但這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為在具體的曆史情況下，一切事情都有它個彆的情況。如果作為事實上的全部‘總和’、從事實的‘聯係’去掌握事實，那麼，事實不僅是‘勝於雄辯的東西’，而且是證據確鑿的東西。如果不是從全部總和，不是從聯係中去掌握事實，而是片斷的和隨便挑齣來的，那麼事實就隻能是一種兒戲，或者連兒戲也不如。”

在指齣社會現象的曆史研究的真正途徑時，恩格斯寫道：“必須詳細研究各種社會形態存在的條件，然後設法從這些條件中找齣相應的政治、私法、美學、哲學、宗教等等的觀點。在這方麵，到現在為止隻做齣瞭很少的一點成績，因為隻有很少的人認真地這樣做過。”

所以，為瞭解釋作為曆史過程的原始宗教觀念的起源和發展問題，必須事先詳細研究民族學的已知宗教觀念形態的存在和發展的曆史條件，必須在分析其發展中與之相聯係的這一具體曆史環境的基礎上來研究宗教觀念形態。僅僅這樣在研究具體社會的民族學的宗教的基礎上，纔有可能充分地在資料上反映齣宗教的發展要受社會現實變化所製約的這一事實，纔能找到在其形態發展中的質變，纔能解釋在其一直前進著的曆史發展中的原始宗教觀念，從而纔能科學地綜閤一切閤乎曆史唯物主義要求的積纍起來的資料。馬剋思說：“自然，藉助分析去尋找模糊不清的宗教觀念的世俗核心（中心意義），比起相反地從當時的實際生活關係中引申齣與之相適應的宗教形態要容易得多。後者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義的，因而也是唯一科學的方法。” 在指齣錶現社會關係的範疇能使研究者透視“一切已經覆滅的社會形式的結構和生産關係，資産階級社會藉這些社會形式的殘片和因素建立起來” 的時候，馬剋思因而強調利用科學的唯物主義分析法對社會現象進行迴顧既往（追本溯源、上溯）的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揭開曆史過程的客觀復雜性和矛盾的時候，馬剋思指齣：在社會內部不僅有代錶這一社會的特徵的因素，同樣有未來的萌芽和過去的殘餘，這一切自身的“總和”形成曆史過程的活生生的社會組織，形成作為活的、自然地在發展中的社會機體的社會，這就使馬剋思有理由肯定：範疇、社會結構的理解，同時也能使我們透視一切已經覆滅的社會形式的結構和生産關係，“這些還未來得及剋服，一部分原來隻是徵兆的東西，發展到具有充分意義”。

按照馬剋思的話說，“分析是說明起源和解釋各個階段的實際發展過程的必要的前提”。

列寜在關於國傢問題的講演中，對於作為分析與形成敘述相結閤、曆史迴顧和重擬復原相結閤，在其各個階段中揭示發展過程的曆史方法，給瞭完美的馬剋思主義觀點的闡明。“為瞭解決社會科學問題，為瞭真正獲得正確處理這個問題的本領而不緻糾纏在許多細節或各種爭執上麵，為瞭用科學眼光觀察這個問題，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記基本的曆史聯係，要看某種現象在曆史上怎樣産生，在發展中經過瞭哪些主要階段，並根據它的這種發展去考察它現在是怎樣的。”

這樣一來，作為形成敘述必要前提的馬剋思主義的迴顧既往（追本溯源、上溯）的分析、各階段實際發展過程的解釋，也就應當是研究具體社會的民族學上的宗教的齣發點。

像其他意識形式一樣，宗教通過社會經濟製度而産生—這種社會經濟製度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竪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

作為社會意識形式之一的宗教，一開始就是社會的産物，就是人類社會曆史發展的結果。它之不同於其他社會意識形式，就在於現實生活關係反映在它的幻想之中，反映在非理性的形式之中。這種非理性的現實生活關係的反映是為社會要求所製約的：在原始社會，為在與自然作鬥爭中的無能為力的人們的感覺所製約，在階級社會，為在社會壓迫麵前、在社會力量的統治麵前無能為力的人們的感覺所製約。不論在哪種情況下，實際生活關係非理性的反映形式，産生瞭作為人們對於支配於他們之上的異己力量（自然的和社會的）的關係之直接錶現形式，即基於感情上的錶現形式的宗教。這些神秘的壓倒人們的力量，在非理性的反映下，就采取瞭超自然力量的形式，而人們對這些超自然力量的依賴觀念就得齣瞭宗教的反映形式的特徵。

在非理性形式中反映社會存在的同時，宗教在自身的曆史發展中也反映瞭一往直前的社會運動。因此，宗教就其本身的社會內容來說，永遠具有一定的社會曆史性質，而曆史地解釋來自現實生活關係的宗教，則是唯一可行的科學研究方法。

在揭示作為意識形式的宗教的客觀規律性的特徵時，恩格斯說：“但是，任何意識形態一經産生，就同現有觀念材料相結閤而發展起來，並對這些材料作進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識形態瞭，就是說，它就不是把思想當做獨立地發展的，僅僅服從自身規律的獨立本質來處理瞭。頭腦中發生這一思想過程的人們的物質生活條件，歸根到底決定著這一思想過程的進行，這一事實，對這些人來說必然是沒有意識到的，否則，全部意識形態就完結瞭。”

和其他意識形態諸形式相比，宗教與其物質生活條件的觀念上的聯係更為模糊一些，離得更遠一些，並錶現為這樣一種形式，在其中不易找到它的世俗核心，尤其是使它脫離現實生活關係。為瞭抓住它的社會曆史基礎，有必要深刻地、全麵地研究某一社會的社會製度，這是研究這一社會的宗教的前提。

由於注意到這種情形，我在寫此書之前，即研究埃文剋人社會製度的曆史好幾年，研究錶現其社會關係的範疇時，力求深入瞭解一切覆滅瞭的社會形態的結構，並在此迴顧既往（追本溯源、上溯）的分析的基礎上，復原其發展的各個階段的埃文剋人社會製度史。這一研究成果就是我的專題論文《埃文剋人（通古斯人）的氏族社會》，發錶於1936年的《北方民族製度科學研究協會叢刊》。

目前，這本學術著作是上述論文的續篇。本書專題論述瞭埃文剋人的宗教形成問題。本書作為第一本學術專著，立足於迴顧既往（追本溯源、上溯）的分析和重擬復原的結構之上，這就可能徹底研究直到它的起源和各個階段的實際發展過程的所有要研究的現象。在埃文剋宗教形成問題的研究上，我深入宗教起源問題的研究達到瞭全部埃文剋資料所允許的深度。

像前篇論文一樣，本書是在直接全麵的埃文剋民族學的研究基礎上撰寫的，一直進行瞭好幾年。1929年，我作為由我舉辦的第一所埃文剋學校的教師，在中通古斯卡河（埃文剋民族州拜基特和鞦恩地區）的埃文剋人中間安傢落戶。埃文剋部族特彆分散地分布在蘇維埃北方的廣大區域，從鄂畢河一直到太平洋，而中（石泉）通古斯卡河的埃文剋人在民族學方麵最引人注目。由於一係列的曆史原因，在其文化中至今還保存著很多“遠古”的殘跡，這些能夠用作現存的民族學鑰匙，以之打開一連串古代史的大門。

乘汽輪到達中通古斯卡河口之後，我不得不改乘不大的小劃子沿河上行，這個小劃子是沿著陡峭的河岸用繩子拉著行進的。走瞭兩個月，當初冰取代鞦雨的時候，我終於到達瞭鞦恩河口（中通古斯卡河右岸大支流），離此不遠就是現在的拜基特區的區中心—拜基特鎮。開始有瞭鹿和一切遊牧生活所必需的東西，我從此進入原始森林的深處，並開始與埃文剋人一起放牧。白天，在獸皮帳篷裏我集閤起那些快樂天真的兒童們—第一批埃文剋學生；夜晚，我聚集起一天漁獵之後疲勞不堪的埃文剋成年人—第一所埃文剋掃盲班。在教彆人的時候，我自己也學習：進修瞭語言知識，研究瞭埃文剋文化，學會操作遊牧生活的一切實際本領，參加獵人和養鹿人的艱苦勞動。成年人也好，我的學生小孩子也好，都樂意教給我一切他們自己所知道的會做的東西，這樣我們之間便建立起真誠相見、親密無間的友誼。本書所用的一切基本民族學資料，主要是在三年內（1929—1931）通過堅持不懈的教學工作搜集而來的（開始是遊牧的，之後在固定地區—拜基特鎮）。1937年，結束研究生的學業之後，我又來到這一地區，並在此地整年地進行研究工作，搜集補充資料，在野外核對個彆事實和事先擬定的推論。從這時候起，我完全投入埃文剋人宗教形成問題的深入研究，並以上述方法研究此專題。

在沙皇製度的殖民統治下，埃文剋人是經濟文化落後、瀕臨滅絕的部族。按其生活性質來說，這是典型的森林獵人和養鹿人。他們的主要生活來源是打獵業。為瞭尋求野獸和鳥類，這些遼闊森林區域的土著居民不得不過著移動的生活，沿著獵場作短時間的、一天一夜行程的活動，從一個地方轉到另一個地方進行打獵。一切物質文化都是適應移動生活的需要的。住所是圓錐形的帳篷—用杆子撐起來，覆以鹿皮，夏天覆蓋樺樹皮。遷居時，把覆蓋物捲成筒，和其他物品一起用鹿馱運。窩棚骨架的杆子則放在原地不動。埃文剋人的主要食物是野獸肉、鳥、魚和某些可吃的塊根與植物（茖蔥、野蔥之類），傢鹿在移動生活中是基本的運輸工具，其肉則很少食用。衣物的大部分用獸皮縫製，如獵取來的野鹿皮、駝鹿皮，很少用傢養鹿皮。日常用品（各種用於貯藏、馱運物品和其他用處的袋子、睡袋、地毯，等等）也是用駝鹿皮和鹿皮縫製的。養鹿業和漁業在埃文剋的經濟中，和打獵業相比，起著次要的作用。養鹿業是交通工具和大部分鹿皮製品的來源，漁業隻是食物的補充來源。由於經濟發展的低下和普遍的文化落後，埃文剋人在其傢庭、生産和社會生活方麵，一直到蘇維埃時代前夕，還廣泛地存在著大量原始社會製度的遺跡。

隨著普遍的文化高漲和埃文剋民族知識分子的齣現，他們研究本族曆史的興趣大大提高瞭。如果我這本價值不大的著作在這一艱巨的事業中對他們有所幫助的話，我將感到十分榮幸。

最後，衷心感謝科學院通訊院士Ю.П.弗蘭采夫（Францев），他為我保存瞭本書的埃文剋圖畫復製本和原稿的副本，原稿在列寜格勒被圍期間毀掉瞭。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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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學是文學研究中的熱門領域，而本成果所開展的“空間敘事研究”則是此領域中新的理論方嚮，是目前敘事學研究中最有發展前景、最具學術潛力的領域之一。其研究目的，是對傳統敘事學重視不夠甚至嚴重忽視的敘事的空間維度或敘事作品的空間元素進行係統考察，進而對敘事與空間所涉及的問題展開瞭全麵、係統的論述，從一個新的視角對敘事問題進行瞭深入的思考，屬於文藝基礎理論的創新研究，對於敘事學本身的學科建設，對於文學乃至其他學科的理論創新和研究方法的革新，都具有較為重大的價值。龍迪勇，江西宜春人，1972年齣生，文學博士，文藝學、藝術學博士後，先後就學於四川大學、上海師範大學、南京大學、東南大學。現為江西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鄱陽湖學刊》主編、江西省社會科學院中國敘事學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中國敘事學會副秘書長。主要從事敘事學和文藝學基礎理論研究，主持過國傢社科基金項目和省級課題多項，論著獲省級以上科研成果奬多項。近年來所從事的空間敘事研究，拓展瞭敘事學研究的領域，是國內最早提齣建構“空間敘事學”的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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