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老子今解》根據陳高傭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研究手稿整理而成。陳先生從辯證唯物主義基本觀點齣發，逐章闡釋瞭《老子》全書，具有當時那個時代鮮明的理論特色，文中也不乏精彩和給人啓迪的見解、論述。全書設有《凡例》，後附《老子音韻》，正文分七十七章，約十六萬字。每章有《老子》原文、歧義考異（章句異同）、字句解說（注解）、綜閤解說、評論。

作者簡介

　　陳高傭（1902—1976），已故著名曆史學者。1927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1928年赴日本留學，1930年迴國，任教於上海勞動大學，1933年任上海國立暨南大學（現華東師範大學）文學院史地係教授，並兼任復旦大學、大夏大學、上海政法學院、滬江大學等校教授，1951年任西北大學教授，1954年調西安師範學院曆史係任教授，1960年任陝西師範大學教授。“wen革”期間，陳高傭遭政治迫害，受到極不公平的待遇。但在惡劣的環境中，陳高傭先後完成瞭《墨辯今解》、《老子今解》、《論語譯注批》和《鹽鐵論評注》等近百萬字的著作。“wen革”後，在中央統戰部的關心和重視下，陳高傭先生的冤案得以平反。陳高傭在學術上造詣頗深，在我國史學界享有聲譽。

目錄

凡例…………1

上篇…………3

下篇…………137

老子音韻…………294

關於《老子》劄記…………318

整理後記…………319

精彩書摘

　　八 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

　　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

　　不爭，故無尤。

　　【解】 幾—《釋文》：“近也”。

　　道—老子的主義。

　　淵—深，吳澄雲：“淵謂靜深”，此處引伸作忠厚的意思。

　　與—《說文》卄部：“與，黨與也。”此“與”即《論語·微子》“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的“與”，即交與、交結的意思。吳澄雲：“與謂伴侶”。

　　正—同“政”。景龍碑及《永樂大典》本作“政”。

　　善是有等級的，上等的善如同水，水善於利萬物而和任何事物都無所爭，它處的地位卑下汙濁，是人們都討厭的地方，因此水是近於道的。人們一般所謂的善都不是“上善”，如居處善是因為地方好，心思善是因為忠厚，交遊善是因為仁愛，言語善是因為信實，政事善是因為治理得好，工作善是因為有纔能，行動善是因為適時。這些善都不能沒有過錯，惟有“不爭”，纔能沒有過錯，所以“不爭”纔是“上善”。

　　此章承上兩章，由謙虛，不自私，進一步言不爭的意義。講謙虛以榖神為喻，講不自私以天地為喻，講不爭以水為喻。

　　“居善地”以下七善，前人多解為水有此七善，不對。吳澄說：“七者之善皆擇取眾人之所好者為善，可謂之善而非上善也。夫唯有道者之上善，不爭處上而甘於處下，有似於水，故人無尤之者。尤，謂怨咎。眾人惡處下而好處上，欲上人者有爭心，有爭則有尤矣。”吳說是。

　　“心善淵”句難解，前人所解皆未確，我作此解，敬希高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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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張豈之序

　　已故著名曆史學者陳高傭先生（1902—1976）的學術文集將要齣版瞭，這是學術界的一件幸事。

　　陳高傭先生與我的老師侯外廬先生是摯友，在當年白色恐怖的環境中，陳先生長期掩護侯外廬等進步文化學術工作者。新中國建立後，1951年陳先生應時任西北大學校長侯外廬先生的邀請，赴西安西北大學任教，當時在教育係。兩位先生有機會就中國思想文化史等學術問題交換意見。1952年，西北大學教育係並入陝西師範大學，陳先生隨之到瞭該校，後擔任曆史係教授。但是，他與侯外廬先生還經常見麵，探討學術問題。有幾次，我陪外廬先生去陝西師範大學看望陳先生，至今還有清晰的記憶。

　　陳先生閱曆豐富，治學謹嚴，在曆史學與中國文化典籍的研究上作齣瞭重要貢獻。早在解放前，陳先生先後在商務印書館齣版瞭《中國曆代天災人禍錶》（十冊）、《論理學》、《名理通論》、《邏輯學概論》等著作，曾得到周榖城、鄭振鐸、周予同等先生的鼓勵和支持。由於曆史的原因，陳先生晚境淒涼，但是在艱難的條件下，他振奮精神，日夜伏案寫作，完成瞭《墨辯今解》、《老子今解》、《論語譯注批》、《鄧析子今解》、《鄧析子譯注》、《晏子春鞦今解》、《鹽鐵論評注》等約百萬字的著作，為我國史學研究留下瞭一筆寶貴的文化遺産。但這些遺稿多數塵封已久，在陳先生子女和陝西師範大學的共同努力下，逐步整理核對，爭取早日齣版，以饗學界。

　　陳先生晚年主要選取先秦諸子及秦漢典籍加以研究，是獨具學術慧眼的。因為我國古代學術有一種“和而不同”的學術傳統，在先秦諸子著作和漢代某些典籍（如《鹽鐵論》等）中錶現得尤為典型。這些典籍所承載的中華文化和民族精神，主要是圍繞著天道與人道相互關係而展開的。孔子開創瞭儒傢學派，他在道德倫理思想上有巨大貢獻，提齣並仔細論證瞭一個新觀念“仁”（仁愛），並以此為基礎建立瞭長期影響中國曆史文化的價值觀。老子是道傢學派的創始者，他關於“天道”與“人道”的論述，展示齣中國古代辯證思維的豐富內容，其中充滿智慧和洞察力，對中華民族的理論思維産生過重大影響。在我國，文化的價值觀念，形成多種理論體係，是在春鞦（前770年至前476年）、戰國（前475年至前222年）五百多年裏。其觀點之繁富，辯論之激烈，反映齣當時思想活躍的狀況。學派約有十傢，“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捨諸侯。其言雖殊，闢（譬）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漢書·藝文誌》）。百傢爭鳴，相反相成，唯其如此，纔有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這是“百傢之學”，並非一傢獨鳴，其學術精神在今天依然具有現實意義。

　　陳高傭先生在研究古代文化典籍時注意到這種思想融閤的特徵。例如《鄧析子譯注》,他在注釋、今譯的基礎上所做的扼要評論，就揭示瞭今本《鄧析子》雜糅儒傢、道傢、法傢與名傢的理論特色，“人君要用法治主義，不能用人治主義，能用法治就能無為而無不為。但描寫無為而無不為的情況，太神秘瞭，近於文字遊戲。最後講名實的關係與所謂形名的相閤與相成，是名傢的主要理論”。陳先生從文本自身齣發，認為今本《鄧析子》中多談黃老之道，絕不是春鞦晚年鄧析本人所著，但是含有鄧析的思想，這是很有見地的。關於先秦至秦漢間思想的融閤，陳先生認為：“循名責實，原為名法兩傢的主張，韓非以後，黃老名法混為一體瞭。漢朝初年蕭何、曹參的作風，文帝、景帝的政治就是以黃老名法的思想為基礎的。”這種論斷也是切閤曆史實際的。

　　此外，陳先生遺稿所采取的形式值得仔細體味。譯注或今譯類著作，並不簡單和通俗、平庸相等。在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中，有不少以譯注形式流傳的著作，至今依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如楊伯峻先生的《論語譯注》、《孟子譯注》等。陳先生遺稿中除過一些專題論文，如《荀子論性》、《荀況的政治思想》、《荀子論禮》、《荀況論樂》等，大多采用譯注、評注、今解的形式，但是與某些譯注類作品不同的是，這些著作中都有精要的校勘和注解，即使今譯的文字，也要言不繁，典雅流暢，耐人尋味。作者對版本有深厚的功底和修養，作品一般都列舉有曆代的部分研究資料，代錶性的版本，如《鄧析子》，就列舉瞭明嘉靖本、子彙本、指海本、四部叢刊本、涵芬樓影印本、四部備要本等；《公孫龍子今解》也運用瞭子彙本、傅山本、宋山閱本、經史本等；解《老子》雖然沒有遇上帛書本與楚簡本發現和公布的良機，缺乏簡帛本的地下新史料，但也盡可能地搜集瞭王弼本、河上本、吳澄本、傅奕本、魏源本等，參核各種版本，吸納已有研究成果，對《老子》一書的內容進行章句校勘及訓釋。這些版本也方便讀者使用和參考。此外還有一些抄錄劄記，如《老子音韻》等，也可作為讀者研讀時的參考。其他如《墨辯今解》、《晏子春鞦今解》、《尹文子今解》等都是在校勘和訓詁的基礎上，加以闡釋和評論。這種方法既可以避免遊談無根的弊端，又能彰顯典籍的時代性和生命力。今譯也極通俗明暢，如“目貴明，耳貴聰，心貴公。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以天下之知慮，則無不知。得此三術，則存於不為也”（《鄧析子·轉辭》），譯為“眼睛要能看明，耳朵要能聽清，心思要能公正。用天下眾人的眼睛看，就沒有看不見的。用天下眾人的耳朵聽，就沒有聽不清的。用天下眾人的心思想，就沒有不知道的。人要得到這三個方術，則在於無為”，簡明扼要，符閤原意。

　　因此，這些作品具有學術研究和文化普及的雙重意義，這也是陳先生文稿承載方式的優長吧。

　　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普及工作，早已受到學人們的關注；在學術研究基礎上的普及，已經齣版瞭一些讀物。但是為數還不能算很多，這個園地也需要更加具有紮實學術基礎的繁榮和推廣。

　　我自己也有這樣的體會，寫有高質量的普及讀物並不容易，要下很大的功夫，力求做到忠實於原著，恰如其分地加以說明、解釋，並且將其中的精神加以提煉，使今人有所理解，從中得到一定的啓示和精神享受。從而使中華文化的傳統性和時代性、民族性和現代性更好地結閤起來。在準確地理解和把握我國古代人文經典精神實質的基礎上，弘揚民族優秀文化傳統，這是我們建設和諧文化、鞏固和諧的思想道德基礎中的一項重要工作。陳高傭先生的研究成果為我們提供瞭把握中國文化經典的又一橋梁，無疑在今天繼承民族精神和優秀傳統文化、實現民族振興的事業中具有重要的意義。

　　當然，這些遺稿完成於特定的曆史時代，免不瞭或多或少打有曆史的某些烙印。從事思想文化史研究，不可能脫離研究對象的曆史背景，也不可能完全脫離研究者所處的社會現實，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瞭人文學科的研究規律。所以，對待前人的著作，不能過分采用苛責的方法，以免一葉障目。

　　陳先生文稿經陝西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臧振教授仔細整理，並查對原文，加以校正，以及商務印書館的支持，纔得以公開齣版。臧振教授寫有《整理例言》和《後記》，對陳高傭先生文稿做瞭仔細的質量評估，因此，我的序言就不必在這方麵多用筆墨瞭。

　　陳先生的女兒就陳先生遺稿的整理齣版，多次徵求我的意見，並誠懇地約請我寫序言。我將自己的一些感受寫下來，供讀者朋友們在閱讀先生文稿時參考。

　　是為序。

　　張豈之

　　2008年2月12日

　　於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

　　整理例言

　　一、陝西師範大學曆史係教授陳高傭先生（1902—1976）留下手稿一百餘萬字，其主要內容是對於先秦諸子的解讀評說。著述寫作時間大體分為兩段，即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1962年7月到1966年“文革”開始，基本完成瞭《老子今解》（約15萬字）、《墨辯今解》（約23萬字）、《公孫龍子今解》（約5萬字）、《尹文子今解》（約4萬字）、《鄧析子今解》（約3萬字）。1962年1月開始的《學晏劄記》，不久更名為《晏子春鞦今譯》，到當年7月中止（改讀《老子》）。1967年5月，重新開始研讀《晏子春鞦》，再更名為《晏子春鞦譯解評》，斷續寫作至11月份接近完成（共約17萬字）。70年代則主要是1975年5月完成的《論語譯注評》（約15萬字）和1976 年6 月接近完成的《鹽鐵論評注》（約17 萬字）。此外還有關於《莊子》、《荀子》、佛學和邏輯學的一些劄記片段。本次擬先行齣版“文革”前完成的五部《今解》，即老子、鄧析子、尹文子、公孫龍子和墨辯的《今解》，而以“先秦哲學捲”概括之。其排列順序參考王啓湘《周秦名傢三子校詮》（古籍齣版社1957 年版），以學術界大體認可的成書先後為序。

　　二、陳高傭先生從大學二年級開始沉浸於科學的思維方式的探求，這種探求可謂伴其終身。1925年完成的《名理通論》（1930年開明書店齣版），論述邏輯學與哲學方法。1938年齣版的《論理學》，由商務印書館特約撰寫，是當時教育部頒布的師範院校邏輯學教科書。此外，在抗日戰爭開始前四五年間，陳高傭先生在各種雜誌上發錶論文多篇，1937年6月由商務印書館匯集齣版，署題為《中國文化問題研究》。該書由社會民生問題而及文化問題，由文化而及思想方法，涉及到當時學術界有關“邏輯與辯證法”的論爭。陳高傭先生認為，辯證法與邏輯“在作用上是相互為用的”，“若就運動過程的某一階段而研究認識，我們勢不得不就這一階段各種事實加以演繹及歸納，分析與綜閤，統計與比較……然後纔能確實明瞭。根本不瞭解辯證法固然不能明瞭一切的運動與發展；不運用邏輯方法，亦難得係統知識”。（見《民國叢書》第四編39，上海書店1992年版，第149—150 頁）由此可知，陳先生肯定邏輯學是哲學的組成部分。先秦時期的中國不僅有涉及本體論、認識論的著述如老子《道德經》，也有涉及邏輯學的《鄧析子》、《尹文子》、《公孫龍子》，以及《墨子》中的《經上 下》、《經說上 下》、《大取》、《小取》（閤稱《墨辯》）。《漢書·藝文誌》將鄧析、尹文、公孫龍三子歸入“名傢”學派。名傢之學即“名學”，近人用西哲音譯為“邏輯學”。至於《墨辯》，齣於墨傢後學，在與名傢的論辯中深入到古代形式邏輯諸多範疇，成為先秦邏輯學之明珠。

　　三、手稿書寫於20世紀六七十年代，原件文字為20世紀三四十年代學者所習用之字體，行書、草書隨手混用，繁體和未規範簡體字交錯齣現。因本捲研究對象為先秦古籍，我們將手稿文字全部統一為繁體。由簡體返迴繁體是一件復雜細緻的工作，目前網絡軟件尚不能避免差錯，我們隻能一字一句審讀。盡管我們力爭無誤，難免可能仍有遺漏，在此謹嚮讀者緻歉。

　　四、陳先生當年工作條件十分艱難，因此手稿原文多處留白，意在得便時查證補充。對於這些空白，有的地方為便於讀者閱讀而內容確切者（大多為引文齣處），我們徑替先生做瞭補充，放在黑方括號【 】內以示區彆；而大多數仍存留白原樣（或加【 】標明），我們不敢貿然徑補，以示尊重作者，亦尊重讀者。此外，在整理過程中，為便於讀者閱讀，我們還加瞭一些必要的按語、解說詞，都放在【 】中，以便與原稿文字相區彆。

　　五、原稿中作者已明確決定刪去（劃框又劃叉）的內容，一律不録。原稿中欲刪未刪（劃框未劃叉）的內容，與原稿一樣，用方框標示。例如：

　　“雞三足”說本是詭辯，各傢解說更成為詭辯（的詭辯）。

　　不過是他們自己的詭辯，非公孫龍的詭辯。

　　作者行文之外在字裏行間所加的內容，用單括號［ ］標示。例如：

　　武王死，成王立，年幼，周公攝政，管叔、蔡叔等和殷人散布流言說周公彆有用心，將來一定對成王不利。他們因此發生叛亂。周公東徵平叛，把管叔、蔡叔殺死。［此段查《史記》重寫。］

　　又如：

　　［各書徵引字句稍有齣入，而於大義無關者，隻將引句舉齣作為考異。］

　　作者眉批或加於邊欄空白處，可以看齣是其後補充的內容，用{ }或{{ }} 標示。例如：

　　{ 毛主席說：“在階級存在的條件之下，有多少階級就有多少主義，甚至一個階級的各集團中還各有各的主義。”（《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捲，人民齣版社1966年版，第648頁）}

　　又如：

　　{{ 侯外廬等雲：“‘知’的要素是以客觀作標凖，客觀即此派所講的‘平’字，故說‘平，知無欲惡也。’”（《中國思想通史》第一捲，人民齣版社1957 年版，第490頁）}}

　　六、老子《道德經》，三國魏王弼注本為八十一章，曆代學者依據自己研究多有更動。少者如元吳澄撰《道德真經注》四捲，並為六十八章。陳高傭先生《老子今解》定為七十七章，每章下列有“章句異同”可資研究。讀者若引用《老子》章句，應注意版本。另，陳先生寫有《老子今解》的《例言》十一條，實為寫作前的自我要求，此次齣版，難以完全遵循，如第二條“前人解說有可供參考的録在解說之後，用比解說較小的字印齣”。又，《老子今解》後附有《老子音韻》，陳先生標明“此稿是抄録劄記”，並非自己研究所得。

　　七、《鄧析子今解》後附録有西漢劉歆整理《鄧析子》後呈上的《序》（標題《原序》）和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鄧析子提要》。《原序》中劉歆總結《鄧析子》內容：“其論無厚者，言之異同，與公孫龍同類。”《漢書·藝文誌》亦將《鄧析子》歸入“名傢”。清《提要》因鄧析曾“作竹刑，鄭國用之”（見《列子·力命篇》），又因其內容“大旨則主於勢統於尊，事核於實，於法傢為近”，將《鄧析子》歸入“子部法傢類”。實則今存《鄧析子》文與春鞦時鄭國“竹刑”無關，其主旨側重於言談辯說緻勝之術，在循名責實的過程中提倡注意轉換視角、拓寬思路，故應將《鄧析子》歸入名傢。實際上，《鄧析子》為戰國“名辯”之嚆矢，中國古代邏輯思想之正宗。

　　八、《尹文子今解》後録有魏黃初末年山陽仲長氏《舊序》。《舊序》作者因《莊子·天下篇》言尹文嚮往“願天下之安寜，以活民命”，遂不同意劉嚮將此書歸於“刑名傢”（“刑名”即“形名”，“形”已由實物抽象齣來成為“名傢”的概念）。《舊序》作者坦承自己“未能究其詳”，實未讀懂《尹文子》。《舊序》又謂尹文子“學於公孫龍”。按：尹文早於公孫龍，長沙王啓湘考證甚詳，見《尹文子校詮敘》（《周秦名傢三子校詮》，古籍齣版社1957年版，第20—21 頁）。另，《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將《尹文子》歸入“子部雜傢類”也是不妥的。

　　九、先秦典籍之最難讀者，莫過於《公孫龍子》與《墨辯》。人謂《尚書》難讀，因其來自遠古，“佶屈聱牙”，然《尚書》所涉為政治生活，常理之中尚能揣摩，邏輯學所討論，全在抽象概念之間爭辯是非，若無專門基礎，則如墮五裏霧中，此即司馬談論六傢之要指所謂“名傢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陳先生精通邏輯學，因此其《今解》能在前人基礎上更進一步，多有發明。如《公孫龍子》六篇之順序，前人多以《跡府》為第一，隨後依次是《白馬論》、《指物論》、《通變論》、《堅白論》、《名實論》。陳先生指齣：《跡府》為後人所纂輯，應置最後；《名實論》是公孫龍“正名實”的根本理論和方法，即公孫龍的認識論，是《公孫龍子》的總論，應列為首篇；《指物論》是正名實的原則，即公孫龍的世界觀，置第二；其餘《白馬論》、《堅白論》、《通變論》三篇，都是假物取譬，即都是用一件或一些具體事實說明正名實的道理。陳先生在每篇前撰有解題，每節後加有說明，這些是讀懂《公孫龍子》的鑰匙，也是陳先生分析批評《公孫龍子》的精華所在。

　　十、我們在整理的過程中，由鄧析子、尹文子到公孫龍子，有一種漸入佳境的快意。然《公孫龍子》仍是先民認識世界、探討名實關係過程中一個尚未成熟的階段，由老子的道，經儒墨的名，到公孫龍的“離堅白”、“白馬非馬”，走嚮瞭詭辯。（參見《墨辯今解》，《經上 經說上》第67 條“堅白”解）詭辯亦是中國人理論思維能力提高過程的一個環節。經名、墨辯論，到《墨辯》成書，中國先秦邏輯學大體成熟。讀《墨辯今解》，建議讀者在讀過《序》、《〈墨辯〉的作者和成書年代問題》之後，先讀《大取》篇目下的解，接著讀《小取》篇，再讀《大取》篇，再讀《經上 經說上》、《經下 經說下》，這是先易後難的辦法。晚清大儒孫詒讓著《墨子閑詁》，指齣：“此書最難讀者莫如《經》、《經說》四篇”，誠然。孫詒讓又雲：“竊謂先秦古子，誼恉深遠，如登嶽觀海，莫能窮其涯涘……此書甫成，已有鏇覺其誤者……疏陋之咎，無可自掩，且以睎望於後之能校讀是書者。”陳高傭先生，庶幾乎能校讀是書者也。

　　臧　振

　　2013 年10 月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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