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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當前，創新已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驅動力，創新能力成為國傢競爭力的核心要素，各國紛紛把實現創新驅動發展作為戰略選擇，並將其列為國傢發展戰略。中國於2006年提齣自主創新的偉大戰略，由此掀起瞭科技創新的發展熱潮。黨的十八大進一步明確提齣“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産力和綜閤國力的戰略支撐，必須擺在國傢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總書記在2014年“兩院”院士大會上繼續強調，要堅持走中國特色的自主創新道路，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作為創新的理論工作者，應積極貢獻對創新的理論洞察與政策建議。

　　國際上，創新研究起源於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傢熊彼特，之後逐步為各國經濟、管理和政策研究者所重視。北美和歐洲國傢擁有一批傑齣的創新理論研究者，形成瞭極為豐碩的學術成果，為創新驅動發展做齣瞭顯著的貢獻。美國以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哈佛大學商學院和斯坦福大學商學院以及工學院為代錶，在創新管理學、創新經濟學研究方麵處於國際領先地位。歐洲以英國蘇塞剋斯（Sussex）大學科技政策研究所（SPRU）等為代錶，在創新經濟學理論和創新政策研究等方麵處於領先地位。在亞洲，韓國學者率先在技術學習和技術追趕方麵取得瞭研究優勢，日本學者則在知識創新、精益創新等方麵頗有建樹。近年來，印度學者在創新方麵的研究同樣令人矚目，他們先後提齣瞭原生態創新、樸素式創新、反嚮創新等新的創新理念，在創新研究方麵獨樹一幟。

目錄

第一部分概述與展望

第1章引言

1.1驅動本研究的問題： 如何維持趕超勢頭

1.2中等收入陷阱和持續趕超

1.3本書的論點： 專注於短周期技術

第2章知識是經濟趕超的關鍵力量

2.1新熊彼特主義中有關經濟趕超的觀點

2.2知識和經濟趕超： 概述關鍵因素

2.3測量趕超和數據

第二部分知識與經濟趕超： 三個層麵的實證研究

第3章知識與國傢層麵的趕超

3.1引言

3.2從國傢創新體係到經濟增長

3.3測量國傢創新體係和特定的假設

3.4趕超型經濟增長和未趕超型經濟增長： 迴歸結果

3.5小結

第4章知識與行業層麵的趕超： 亞洲與拉丁美洲的比較

ⅩⅧ

4.1引言

4.2理論框架和假設

4.3技術趕超的差異： 第一梯隊與第二梯隊

4.4模型的結構和結果

4.5總結

第5章知識與企業層麵的趕超： 韓國公司與美國公司的比較

5.1簡介

5.2理論框架和假設

5.3測量和數據

5.4知識和企業層麵的績效

5.5總結

第三部分理論構建： 如何逃脫增長的陷阱

第6章構建一個以知識為基礎實現經濟趕超的理論

6.1簡介

6.2總結本書第二部分的發現

6.3專注於短周期技術以實現持續趕超

6.4技術轉摺點以及高端、中端、低端的發展道路

6.5從以貿易為主的專業化到技術專業化

6.6迂迴、模仿和直接復製

第7章如何建立技術能力以進入短周期的技術領域

7.1簡介

ⅩⅨ

7.2學習過程和階段的概述

7.3基於許可/轉讓/ FDI的學習以建立吸收能力

7.4多樣化的學習設計能力

7.5通過跨越學習： 韓國的移動電話和數字電視

7.6如何遷移到短周期技術領域： 一個總結

第8章中國和印度的趕超

8.1簡介

8.2印度服務業的跨越式發展和中國製造業的趕超

8.3作為短周期技術的印度IT服務産業

8.4剋服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在短周期技術上的努力

8.5中國和印度的技術拐點

第四部分技術拐點理論和結論

第9章技術拐點理論的提齣

9.1簡介

9.2一個單變量理論？

9.3其他經濟體的拐點

9.4以資源為基礎的發展和其他替代模型

9.5遺留的問題

第10章總結和結束語

10.1總結

10.2本書的貢獻和局限

附錄錶格

注釋

參考文獻

精彩書摘

　　《經濟趕超的熊彼特分析：知識、路徑創新和中等收入陷阱》：
　　對於韓國企業，資本一勞動比率是由總有形資産減去那些在建投資後與雇員人數的比值來衡量的，而對於美國企業，資本-勞動比率是物業、廠房、設備的價值除以員工人數。對於韓國企業，投資比例或增長潛力是當期（1年）增加的總有形資産的價值除以當年年初或者前1年年末總有形資産值。對於美國公司，投資比例是在某一年的物業、廠房和設備的價值變化除以該年年初的物業、廠房和設備的總價值。對於産業部門的虛擬變量，韓國企業用3位數KSIC（韓國標準産業分類）代碼，美國公司使用兩位數的SIC代碼。
　　接下來，我們最感興趣的變量包括技術的周期時間、原創性、知識庫的多元化（即每個企業在多少個不同技術類彆中擁有專利）和自引率。除瞭這些主要變量，我們也研究瞭一些基本的變量，如各公司持有的專利數量（即每個企業i在第t年申請的專利數量）及通過平均影響因子測量的專利質量（即先計算某專利被引用的次數，然後將該次數與同一專利類彆的其他專利被引用的次數做對比，並且用該公司在不同專利類彆的專利分布來加權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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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這本書的寫作起源於我受到的韓國國傢研究基金會的資助。這項教育部的資助僅限於“明星”學者，要求受資助的學者作為獨立作者在為期五年內撰寫一本專著。在我得到這項任務之前，我和大多數經濟學傢一樣，主要是集中精力寫期刊論文。雖然我之前齣版過我的博士論文，但我一直覺得寫好期刊論文比寫書更重要。所以不用說，如果沒有這項資助，我不會想到寫一本書，這本書也就不會存在瞭。

　　不過，開始寫書後我很快意識到瞭我之前想法的錯誤。編寫這本個人專著，使我有機會將我分散在期刊上的想法綜閤在一起。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本書是韓國政府在教育領域的“産業政策”的結果。在經濟趕超階段，韓國産業政策的重點是促進特定産業的發展，而現在韓國政府的重心放在瞭促進學術發展上。

　　雖然本書有以上的寫作背景，以及其重點是關於經濟趕超的討論，但頗具諷刺的是，書中卻很少討論産業政策本身。我在書中避開産業政策的原因是，不少學者如Ha�睯oon Chang（1994）和Alice Amsden（1989）已經討論過東亞的産業政策。通過采用熊彼特的創新方法體係，本書側重於從不同國傢或世界部分地區的不同趕超經驗中總結齣一個更一般化的理論。在討論為什麼有些國傢比彆的國傢更成功這個重要的問題時，這本書提齣瞭幾種關鍵的創新體係。 其中重要的一項是技術的周期時間。技術的周期時間是指一項技術齣現改變或被淘汰的速度，以及替代的新技術齣現的速度和頻率。本書錶明，成功的經濟體和企業往往專注於（或逐步遷入）基於短周期技術的行業。

　　技術後來者之所以能夠進入這類技術領域並成為專傢，是因為在短周期技術的行業現存的技術領先者的統治地位很可能被不斷湧現的新技術所打亂，而且在短周期技術行業後來者也不必過於依賴那些受領先者控製的已有的技術。新的機遇帶來瞭新的發展前景，而對現有技術更低的依賴可能會加快定位知識創造機製。這個特性也意味著更低的進入門檻、更大的利潤可能性，而且因為與發達國傢的技術衝突會較少，這也意味著需要較少的特許權使用費，甚至有可能産生先發/快發優勢和産品差異化效應。作為一個類比，Jones和Weinberg (2001)對自然科學中“年齡—成就”關係的研究錶明，青年科學傢（類似於試圖實行趕超的技術後來者）在他們年輕時往往容易在抽象/演繹性知識創造上取得更大的貢獻，而在需要以積纍知識為基礎的歸納性知識創造上，則不容易實現對年長科學傢的“趕超”，這是因為歸納性知識過時的速度相對緩慢得多。

　　本書主要使用韓國和中國颱灣地區的企業和産業作為成功實現趕超的實例，這也留給我們一個有趣的問題： 這些經濟體的政策製定者在製定産業政策時，是否已經在有意識地專注於短周期技術？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政策製定者實際上經常會問自己，“下一步是什麼？”他們會敏銳地觀察並推測哪些行業和商業機會很可能在不久的將來爆發齣潛力，並仔細考慮如何纔能進入這些新興行業。因此可以說，雖然政策製定者沒有特彆計劃按照短周期技術理論來實踐，但實際上政策製定者總是在追求短周期的行業，因為這些行業的技術往往是對現有技術的依賴程度最低。

　　本書提齣的經濟發展戰略與學者們傳統推薦的策略並不一樣。我們認同低收入國傢比中等收入國傢更應該專注於以貿易為主的專業化這一傳統提法，然後，本研究進一步提齣瞭中等收入國傢如何實現趕超的專業化條件。我們建議中等收入國傢專注於最少依賴現有技術的技術領域，以及那些能提供最大發展機會的新技術領域。如此一來，我們的發現便補充瞭林毅夫的經濟發展理論。林毅夫提齣政策製定者應該緻力於引進那些對技術領先者而言已經成熟、而在本國尚未發展的産業。而本書推薦技術後發國選擇優先進入那些更短技術周期的領域。我們認為，當技術後發國具備一定的技術能力後，它便可以進入一個對後來者和領先者都算是新興技術的領域。中國已經在若乾個行業中開始瞭這種跨越式發展的實踐。因此，這本書獨特的政策建議是，持續的工業趕超不僅需要進入成熟的産業，同時也應該努力進入對發達國傢和發展中國傢而言都是新興産業的領域。

　　這本書也可以和Acemoglu和Robinson (2012)的《國傢為什麼會失敗》做一個對比。首先，《國傢為什麼會失敗》沒有解釋一個國傢如何走嚮更加包容性的製度，這也是比爾·蓋茨在該書的書評中所指齣的。此外，我觀察到，包容性製度、限製攫取的製度可能對低收入國傢和全球化之前的前現代化經濟體很重要，而當代中等收入國傢的失敗並不主要由於攫取性製度造成的，而更多的是由於其較弱的創新體係造成的，因為這會影響其國際競爭力。

　　本書還提供瞭一個評估方法，以判斷一個中等收入國傢是進入瞭中等收入陷阱，還是超越瞭中等收入階段、正在進入高收入水平階段。我們將這個拐點稱為技術轉摺點，這個轉摺點可以通過一個國傢的專利組閤來測量，以判斷該國的技術周期時間是否達到峰值，並轉嚮更短的周期時間的技術。韓國和中國颱灣地區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通過瞭這個轉摺點，中國大陸似乎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已經達到瞭這一點。印度看起來在20世紀90年代末達到高峰，但其下降趨勢尚不十分明顯，所以我們還不能判定印度是否已經通過瞭它的技術轉摺點。

　　本書將經濟趕超定義為一個企業或國傢縮短與領先的企業或國傢的技術距離的過程。經濟趕超這一概念有著悠久的曆史，可以追溯到Gerschenkron (1962)，以及Abramowitz(1986)的著名的文章“Catching up, Forging ahead, and Falling behind”，這些前人的研究普及瞭趕超的概念，並使其成為發展經濟學的標準詞匯之一。不過，上述文章分析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經濟的錶現，而本書則關注非西方國傢的後來者。本書基於在創新體係上的單一的統一框架，並在三個層麵（即企業、産業和國傢）對趕超進行瞭跨國的定量分析。在這一多層次分析中，我們確定瞭一組實現趕超的決定因素，並使用專利數據來衡量這些因素，同時將技術的周期（短周期）作為轉換變量，以及將知識的本地化創造和技術的多樣化作為終點變量。

　　本書提供瞭量化創新係統和熊彼特經濟學的一套全新而精緻的方法，這一方法可以用於對國傢、産業、企業進行計量分析。這些方法除瞭對研究人員有幫助，還對從業者和政策製定者提供瞭有用的見解。特彆是，第7章指齣瞭如何可以建立經濟趕超所需的技術能力，並強調瞭政府角色、公共研究機構和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的閤作關係。我們認為，技術能力建設是實現追趕的最關鍵的要素之一。

　　本書的寫作離不開新熊彼特主義或演化經濟學領域中前人的奠基性研究，尤其是1982年理查德·尼爾森（Richard Nelson）與西德尼·溫特（Sidney Winter）共同撰寫的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一書。在這一研究領域，我其實是一個“後來者”。我在20世紀90年代初纔開始研讀這本書——在它首次發錶整整10年之後。我的知性之旅是在那個時期開始的，從研究前社會主義國傢的經濟轉軌，“進化”到研究後發經濟體的創新。有趣的是，這兩個領域都可以被歸入“趕超經濟”這一主題之下。雖然前者強調對經濟體製的追趕，但兩者都縮小技術後進者和技術領先的經濟體之間的差距。本書認為，後進者無法通過直接效仿或復製領先經濟體的經濟行為而迎頭趕上，要實現趕超，後進者需要走一條與領先者完全不同的路。

　　在讀過尼爾森的著作之後又過瞭10年，我們纔在北京舉行的2004年Globelics會議上相遇。會議結束後，我成瞭尼爾森發起的研究趕超問題的團隊中的一員，同時也成為我的另一位領路人本特�舶⒖恕ぢ椎巒叨�（Bengt�睞ke Lundvall）創立的Globelics會議的經常參與者。研究趕超問題的團隊於2005年5月在哥倫比亞大學舉辦瞭第一次會議，這一會議啓發瞭多部研究趕超的書的寫作，例如産業部門創新體係與趕超（Malerba和Nelson，2012），知識産權（IPR）與趕超（Odagiri等，2010），以及創新型企業與趕超（Amann和Cantwell，2012）。這個會議也催生瞭研究大學—産業的聯係與趕超的另一本即將齣版的新書。在上述4本書中，我都貢獻瞭其中一章。另外，我也從Globelics會議每年召開一次的年會中受益匪淺。本書的很多章節曾經在這些會議中陳述過，並汲取瞭該領域眾多知名學者的很多建議與意見，如約翰·坎特維爾（John Cantwell），喬瓦尼·多西（Giovanni Dosi）和弗蘭科·麥樂博（Franco Malerba）。我的研究能

　　得到這些學者直接和間接的反饋，使我感覺十分榮幸。

　　其他一些學者也熱心地為本書的手稿提供瞭很多建議。具體而言，尼爾森介紹給我大量熊彼特理論的重要文獻，並幫助我修訂瞭關於企業層麵分析的那一章。他也將圖什曼（Tushman）的作品介紹給我，圖什曼的研究也錶明能力—摧毀的非連續性也可能導緻新進入者的崛起。另外，作為技術趕超主題的開拓者之一，約翰·馬修斯（John Mathews）也讀過本書的好幾次修訂稿，並對本書的整體結構修訂提齣瞭一些重要意見。他使我重新評估這本書的主要概念，我在寫本書的各個階段中從他的鼓勵和反饋中受益良多。

　　亞當·澤麥（Adam Szirmai）建議我將技術轉摺點理論進行一般化推廣，基於這一建議，我將其擴充為單獨的一章（第9章）。最近我發現，戰後的日本相比很多歐洲國傢而言更加關注於短周期技術，但那時將此內容添加到書中已經為時過晚。Kangkook Lee和Kyooho Park也對本書的早期版本補充瞭很多意見。我尤其要感謝Kyooho Park，因為我們是在一起閤作時發現瞭技術周期時間的重要性。

　　本書進行的計量分析是基於美國的專利數據庫。這個專利數據庫是由美國國傢經濟研究局（NBER）課題組編製的，特彆是Bronwyn Hall做瞭很多基礎性工作。在一橋大學（Hitotsubashi University）的一次會議中，Bronwyn Hall也對本書第4章提齣瞭她的意見。書中使用的一些變量是直接從數據庫中調用的，當然我的研究團隊在企業、産業和國傢層麵也在調用時對其進行瞭重新分類。我想感謝我的學生所做的管理數據庫並進行統計分析的工作，特彆是Junki Park、Buru Im、Raeyoon Kang和Hochul Shin。

　　這本書不少章節的早期版本曾提交各種學術會議，所以其最終成型也離不開當時會議參與者的反饋。我要感謝Eduardo Albuquerque、Hyunbai Chun、Susan Cozzens、John Foster、Xudong Gao、Shulin Gu、Mei�睠hih Hu、K. J. Joseph、Taehyun Jung、Byung�瞃eon Kim、Chulhee Lee、Xibao Li、Maureen McKelvey、Justin Lin、Xielin Liu、Mehdi Majidpour、Mammo Muchi、Rajeshwari S. Raina、Sadao Nagaoka、Barry Naughton、Hiro Odagiri、Walter Park、Rajah Rasiah、Bhaven Samphat、Elias Sanidas、Daniel Schiller、Jung C. Shin、Lakhwinder Singh、Joseph Stiglitz、Bart Verspagen、Yi Wang、Brian Wright、Guisheng Wu、Xiaobo Wu、Yao Yang、Gabriel Yoguel以及Jiang Yu。特彆值得感謝的會議包括在布裏斯班舉行的2012熊彼特國際協會（International Schumpeter Society）會議，多次Globelics會議（北京、吉隆坡、墨西哥城、布宜諾斯艾利斯及達喀爾），國際能源署（IEA）和世界銀行的New Thinking in Industrial Policy會議，在東京舉辦的EPIP會議，Conference on Science、Technology、and Innovation Policy(亞特蘭大)、Cicalics Workshops（杭州和北京）、Africalics Academy（肯尼亞的內羅畢）、亞太地區創新研討會（Asia�睵acific Innovation Conferences）（新加坡和首爾）、Gordon Research Conference（新罕布什爾州）和EBES Conference（伊斯坦布爾）。這本書也受惠於在下列學校(機構)進行的研討會： 清華大學、中國科學院、哥德堡大學（the University of Gothenburg）、UNU�睲ERIT、美利堅大學（the American University）、the Amirkabir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德黑蘭)、旁遮普大學（Punjabi University）、京都大學（Kyoto University）、北京大學CCER和經濟學院、UFMG（貝洛奧裏藏特）、高麗大學（Korea University）、隆德大學（Lund University）、漢諾威大學（Hanover University）、首爾國立大學（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和NISTADS（新德裏）。

　　我還要感謝劍橋大學齣版社的工作人員，特彆是Chris Harrison、Claire Poole和 Tom O’Reilly，他們付齣的寶貴工作纔使本書能夠麵世。幾位編輯也對本書的英文做瞭很多潤色，其中我特彆感謝阿姆裏特·考爾（Amrit Kaur）的服務。

　　最後我要感謝我可愛的妻子素妍（So�瞴eon），她總在為我的工作不斷祈禱。

　　李根（Keun Lee）

　　寫於首爾冠嶽山

　　2013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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