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位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的瑰麗人生》是23位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以“我成為經濟學者的演化之路”為題的小傳的閤集,每一篇都是當事者親自現身麵對無數聽眾講述其心路曆程。雖然,這二十三位獲奬者並非都是研究相同的領域,但卻都強調知識的纍積,以及同行、師生間相互腦力激蕩的重要性。經濟學專業讀者固然會對這些得奬者之重要貢獻的來龍去脈興味盎然,就是外行人雖可能不明其內涵,卻仍可獲得新知的脈動。
《23位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的瑰麗人生》描述瞭23位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在經濟學領域的主要貢獻,雖然這些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的研究領域並不相同,但是從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的研究領域為讀者揭開瞭經濟學數十年來發展的脈絡。書中同時也記錄瞭23位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的經濟學思想的發展史,也為讀者分享瞭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們對經濟學的認識以及對整個經濟學科及經濟學各領域的評判。
羅格·斯賓塞,聖安東尼奧三一大學經濟學教授。
大衛·麥剋弗森,聖安東尼奧三一大學經濟學教授。
對於任何一個想尋求經濟學真諦的人來說,這本書是再閤適不過瞭。還有什麼能比探尋世界上偉大的經濟學傢的思想和靈魂更好的呢?
——格裏高利·曼昆 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
前言(第6版)
勞倫斯·剋萊因(Lawrence R.Klein)
肯尼斯·阿羅(Kenneth J.Arrow)
保羅·薩繆爾森(Paul A.Samuelson)
米爾頓·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
喬治·斯蒂格勒(George J.Stigler)
詹姆士·托賓(James Tobin)
弗蘭剋·莫迪利亞尼(Franco Modigliani)
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Buchanan)
羅伯特·索洛(Robert M.Solow)
威廉·夏普(William F.Sharpe)
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C.North)
邁倫·斯科爾斯(Myron S.Sckoles)
加裏·貝剋爾(Gary S.Becker)
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E.Lucas,Jr��)
詹姆斯·海剋曼(James J.Heckman)
弗農·史密斯(Vernon L.Smith)
愛德華·普雷斯科特(Edward C.Prescott)
托馬斯·謝林(Thomas C.Schelling)
埃德濛·費爾普斯(Edmund S.Phelps)
埃裏剋·馬斯金(Eric S.Maskin)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
保羅·剋魯格曼(Paul Krugman)
彼得·戴濛德(Peter A.Diamond)
後記 感悟大師人生
緻謝
感悟大師人生
三一大學編寫這本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的係列演講,一個重要的目的是通過傳記,更準確說是自傳,幫助我們瞭解現代重大經濟學思想的發展軌跡。這23個人的演講,都圍繞著“我成為經濟學傢的演化之路”這一主題來提供相應素材。
後記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確定共同主題,讓獲奬者自述他們作為一名經濟學傢的獨到見解。這些追憶往事包括:對現實事件的嚴密性和關聯性的渴求,老師及學者對獲奬者發展曆程的關鍵影響,必要的學術交流與活躍的學術環境,以及他們生命中際遇的好運和意外。多數獲奬者認為,他們的研究項目大部分都沒有事先計劃,隻是通過不斷地交流觀念,纔逐漸形成一套思想。當然,也有例外。我們主要從獲奬者在三一大學的演說中攫取材料,以概括這些主題。第二部分評估瞭一個不易迴答的問題:獲奬者的個人經曆,對於瞭解現代經濟學的思想潮流是否重要。迄今為止,我們還不能對此給齣明確的答案。人們無法觀察也無法用任何方式模擬不存在的事實——沒有這些個人及其獨特的人生經曆,經濟學思想會怎樣發展。盡管不能對這一難題給予確定迴答,但並不意味著這個問題應該被忽略。這23篇演講文呈獻瞭豐富的素材,促使我們對傳記在經濟學思想演化過程中的重要意義做齣詳盡而周密的思考。
同一主題與不同言論
很少有人從小就期待或渴望成為經濟學傢,諾貝爾經濟學奬的獲得者也是如此。他們進入經濟學殿堂主要是受老師、學者的影響,或者因為知性挑戰和經濟學的嚴密性,或者因為認為經濟學與現實生活的種種問題有關聯。以下四個例子,是幾位獲奬者自述如何將愛好投嚮瞭正式的經濟學訓練:
我想,有不少孩子希望長大後當經濟學傢或教授……從初次接觸《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時起,我就被經濟學吸引住瞭。和許多同時代的經濟學者一樣,我之所以會對這門學科著迷,原因有二。其一,經濟理論是一項迷人的知性挑戰,與數學或下棋很相似。我非常喜歡分析和邏輯論證……其二,通過經濟學研究,顯然可以瞭解經濟大蕭條和它給全球政治走勢帶來的可怕影響,甚至提齣解決之道……由於有瞭凱恩斯,經濟學讓我充分領略到兩個世界的極緻。(詹姆斯·托賓)
大二的第一學期,我選瞭會計學及微觀經濟學兩門必修課。前者其實就是完全不動腦筋的死記,令我深感厭惡。但微觀經濟學完全不同,它理論嚴謹、前後關聯、結構完整、邏輯清晰。我感受到瞭其中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我隨即在第二學期轉為主修經濟學,從此不再迴頭。這是幸運之神的第一次眷顧。有時迴想起來,我都會不自覺冒齣一身冷汗——假如當時選讀的是現代會計學和製度經濟學,那麼現在會發生什麼事兒?(威廉·夏普)
選擇科羅拉多學院就讀比事先預料的復雜得多……在大學三年級的時候,我學瞭一門雷·維爾納教的經濟增長選讀課……我讀瞭李嘉圖、斯密和阿瑟·劉易斯的著作……那位教授還把他的薩繆爾森《經濟分析基礎》(這本書我至今還保存著)藉給我看,算是開小竈。薩繆爾森的《經濟分析基礎》對我産生瞭很大的影響。這本書使我懂得,經濟學也可以像物理學一樣嚴謹,是一門經驗科學……同時,它錶明通過顯示性偏好理論,經濟學具有經驗內容。我在社會科學中看到瞭我在奧本海姆的課堂上第一次體會到的硬科學內容。劉易斯的《經濟增長理論》符閤我受通識教育的趣味……聽瞭三年級的選讀課後,我決定今後以經濟學為業……我研究科學與研究社會科學是並行不悖的。(詹姆斯·海剋曼)
我領略瞭數學、物理以及工程學不打摺扣的嚴密性。但在四年級的時候,我選瞭一門經濟學的課,發現經濟學很讓人著迷——可以實在地學到一些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及其他的什麼主義所做斷言的經濟學原理上的依據嗎?我不太知道,但我産生瞭很大的興趣。對專業的經濟學感到好奇後,我就到加州理工的圖書館翻閱相關的書籍, 碰巧看到保羅·薩繆爾森的《經濟分析基礎》,那年稍後的時候,我又看瞭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的《人類行動》。對前者來說,經濟學可以做到與物理學一樣,那是很清楚的;但對後者來說,經濟學看起來是一種推理的方式而不太像物理學。我還訂瞭一份《經濟學季刊》,某捲的頭一期有霍利斯·錢納裏(Hollis Chenery)寫的一篇論工程生産函數的論文。這樣經濟學又像工程學瞭。這些最初的印象在我隨後幾十年的思想中是怎麼改變的,我已經沒有頭緒瞭。 (弗農·史密斯)
對關聯性進行闡述是這些演講的另一個重要主題。前麵老一輩諾貝爾獲奬者托賓的引述錶明,是大蕭條激起瞭他對經濟學的興趣。而托賓和其他獲奬者則強有力地支持這樣的觀點:
凱恩斯對周遭籠罩著的錯誤進行全麵顛覆,發起一場鼓舞年輕人的經濟學聖戰。真理得彰之後我們將獲得自由,同時也可以充分就業……當真實世界的事件與爭端,把各種必須理解和解答的謎題擺在我們麵前時,經濟學知識將得到發展。(詹姆斯·托賓)
1932年可謂經濟學傢的絕妙時期。經濟學就像睡美人,正等著新方法、新典範、新能手和新問題的復蘇之吻。科學又如寄生蟲:病人越多,生理學和病理學上的進步就越大,而由病理學又可以發展齣治療疾病的新方法。1932年是經濟大蕭條的榖底,從這片腐黴的土壤中,遲遲長齣瞭今天稱為“宏觀經濟學”的學科新苗。(保羅·薩繆爾森)
很快,再過幾年,多活躍的經濟學者恐怕也沒人對20世紀30年代有清楚的記憶。那一代因深感有必要瞭解經濟大蕭條而投身經濟學領域的經濟學者,馬上就要退休瞭。在今天大部分中、青年宏觀經濟學者的眼裏,“景氣循環”是一個輕度變異、自我相關性不大、穩定而隨機的過程,依循著一個大體令人滿意的趨勢産生。這種觀念架構,和我在這個專業領域的成長背景下形成的架構,可以說是截然不同的。(羅伯特·索洛)
雖然大蕭條早已遠去,但尋求與現實事件的關聯研究依然是後來諾貝爾奬得主的重要課題。埃德濛·費爾普斯針對當時缺乏關聯分析、幾乎不考慮現實人們的行為及不確定性的主流觀點,用他的研究做齣瞭彆樹一幟的迴應。例如:
然而在閱讀哈耶剋的《價格與産品》(1935年第二版次)和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時,我感覺到,新凱恩斯主義的研究雖然在某些方麵還算吸引人,且可能起一定作用,但是完全摒棄瞭現代經濟理論所強調的信息不完全與知識不完善,並代之以某一新方法或方法論,這是不正確的。直覺上我認為(可能凱恩斯也會說),抽象齣來的新凱恩斯模型疏忽瞭“人”的作用——這樣,將不存在有彆於真理的各種信念,也不存在與真實情況不同的預期,沒有精神激勵、挑戰、問題的求解、創造力,也就沒有所謂的發現。(埃德濛·費爾普斯)
加裏·貝剋爾是把研究社會問題帶入關聯性研究的幾位得奬者之一:
然而在普林斯頓的高年級階段,我漸漸失去對經濟學的興趣,開始想我應該做些彆的什麼。經濟學對我來說,太過形式化瞭……經濟學看來無法幫助我理解那些我有興趣的問題:不平等、階級、尊嚴以及類似的那些對社會很重要的問題……我仍然不愉快,因為對我來說,經濟學傢在課本及彆的地方所講的東西與我想談論的東西脫節瞭……(在芝加哥)米爾頓·弗裏德曼對我成為一名經濟學傢影響最大。上他的研究生價格理論課太令人振奮瞭,我巴不得他的課一周上兩次……他的課使我明白瞭經濟學是一件工具而不隻是一種聰明學者玩的遊戲……(經濟學)這門瞭不起的課程錶明我原來的想法是不對的。我們確實可以研究經濟學並且以非常嚴格的方式來研究,同時又可以討論重要的問題。(加裏·貝剋爾)
以上引述,展現瞭貝剋爾是如何在經濟學的關聯領域受弗裏德曼所啓濛。芝加哥大學很多學生都會提及弗裏德曼的魅力對他們人生的影響。這是人格使然。但包括弗裏德曼在內,沒有一個諾貝爾得奬者所獲得的聲譽能超過他們的學術貢獻。像貝剋爾,還遠未能以偉大導師或魅力個體的形象被世人接受。邁倫·斯科爾斯、詹姆斯·布坎南和愛德華·普雷斯科特亦是如此:
上麥剋馬斯達大學顯然是個幸運的選擇。因為麥剋馬斯達是所很小的學校,畢業於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專業的麥剋伊夫教授,在我學習期間同我走得近,他指導我閱讀和理解許多古典經濟學傢的著作,包括米爾頓·弗裏德曼及斯蒂格勒的當代理論……因為我喜歡經濟學,一直沒有放棄迴頭經商的計劃。我決定讀商學院而不是法學院。盡管我傢裏想我讀其他學校,比如哈佛大學,但我隻想去芝加哥大學,那是斯蒂格勒及弗裏德曼從事教學和研究的地方。(邁倫·斯科爾斯)
本人並不像某些同僚那樣,是“天生的經濟學傢”,而且我也不是“演化”成為經濟學傢的。相反,我是“看到光”之後,纔突發瞭知識領域的全盤轉變……我確確實實是在弗蘭剋·奈特的影響下轉變的。可以說他是全心全意在傳達這樣的信念:不論在科學的學術領域之內或之外,都不存在其信息值得被捧到至高無上的神。每件事、每個人、不論何時何地——一切都可以公開地接受批評與挑戰。我們在道義上有責任找齣自己的結論,即便有時這意味著公開檢驗你所信奉的知識宗師。(詹姆斯·布坎南)
通過這次閤作,我終於明白瞭當時完成論文答辯後鮑伯所提齣的問題。他是在告訴我,要運用動態經濟理論構建總體現象模型。也由於這次閤作,我成瞭鮑伯的學生,並逐漸成為一名經濟學傢。迴歸到這場講座的主題,鮑伯其實是在我經濟學傢發展曆程中最重要的人物。對我來說,這又是一件占盡天時地利的幸運之事。
理論與測量相互配閤、相互作用的重要性,是指導我進行研究的原則。我逐漸得齣結論:宏觀經濟學領域根本沒有什麼方法,可以在實際中尋找到有關經濟運動的政策不變法則。我曾讀過鮑伯的評判文章,知道結論中還需要點其他東西。因此,我不再教授當時所謂的宏觀經濟學,而是開始利用動態均衡模型來研究鮑伯所實踐的總量經濟學。(愛德華·普雷斯科特)
盡管這類怪事時有發生,可我仍然覺得數學是一門分外迷人的科目,如果不是偶然間踏足經濟學課程,聽瞭偉大經濟學傢肯尼斯·阿羅的信息經濟學講座,我很可能成為一名數學傢。那時我並不知道阿羅是何許人,當然也不知道信息經濟學是乾什麼的,但我認為那門課至少應該有所裨益。阿羅的講座都是即興創作。他似乎是在從辦公室到教室途中,纔想到瞭他要談論的東西,有時甚至啥都沒想到。不過在即興講座中,他往往靈感迸發。他的講座主題有點兒像大雜燴。其中涉及課程名稱所示的信息經濟學,還涉及一些團隊理論,他用一個單元講講規劃程序,再討論討論道德風險和逆嚮選擇。而課程最精彩的,也是改變瞭我人生發展方嚮的部分,是萊昂尼德·赫維奇對機製設計理論的研究。(埃裏剋·馬斯金)
托賓強調,他讀研究生時教授們扮演瞭重要角色;但同時他也暗示在課堂之外學到瞭很多東西:
迴想起來,當初教授們幾乎把大部分的教育責任留給我們自己。他們希望我們能自學並與同學相互切磋,我們的確也做到瞭。教授把我們視為學術研究過程中的夥伴,而不是所謂的“徒弟”。我認為,如今的研究院教育,太注重於將一大堆固定的教材灌輸給學生,然後測驗他們對所傳授知識的掌握程度如何。(詹姆斯·托賓)
幾乎所有獲奬者都認同一個特定的工作環境,通常為大學經濟學係(但並非全部如此),是他們演變為經濟學傢的關鍵因素。斯蒂格勒、剋萊因和夏普尤其同意這一點:
所以,如果想瞭解當代經濟學成果是在什麼樣的條件下獲得的,就必須深入探究當代學者求學和工作的情況。這些條件並不等同於創造力,然而卻是創造力得以發揮不可或缺的條件……
說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有充分理由,一方麵因為它關切人類社會關係中的所有問題;另一方麵則因為如果不能處在適宜知識探討的環境,那麼我們在經濟學領域將很難有所建樹。(喬治·斯蒂格勒)
20世紀40年代末的芝加哥大學可謂人纔濟濟,如此強大的陣容在經濟學界恐怕再難一見。我們這群親密的夥伴當中,先後誕生瞭4位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在下一代考列斯委員會任職的研究人員(部分在芝加哥大學,部分在耶魯大學)裏,又齣現瞭兩位。我們通力閤作,運用當時最先進的統計學理論、經濟學理論和各種現有資料,專門研究一項課題——為美國經濟構建整體計量經濟模型(繼30年代丁伯根模型的第二輪嘗試)。在進行瞭四五年的集中研究之後,這個工作團體的成員陸續離開,奔往各自新的學術前程。(勞倫斯·剋萊因)
1956年的蘭德公司是個非常特彆的組織……員工可以自由上下班,工作時間有相當大的彈性。辦公室的大門永遠敞開著,大傢要展開各種廣泛議題的知識交流——這是必需的,另外每人每周得有一天時間可以進行純屬自己興趣的研究。
那段時光令人振奮。蘭德的工作主要包括係統分析、運作研究、電腦科學和應用經濟學等。在蘭德我們使用的第一批電腦中,有一部就是馮紐曼設計的。丹立格(George Dantizig)那時正在摸索綫性規劃。一些傑齣的學術界大師也在蘭德擔任顧問。在這裏,大傢習慣瞭互相直呼其名。假如有人對實用理論感興趣,那20世紀50年代的蘭德公司就是最佳的工作場所。(威廉·夏普)
獲奬者在演講中總會提到運氣的作用。毫無疑問,強調運氣好,部分是多數獲奬者謙虛的錶達。顯然,天賦與努力相結閤是必需的,盡管不是獲得諾貝爾奬的充分條件。他們通常說的所謂“運氣”,是指在職業生涯的發展曆程中,經常遇到一些不可預測或意外事件。不難想象,這些不確定因素中的任何一個,都可能在他們早期的發展軌跡上給他們的未來帶來決然不同的命運。弗裏德曼和貝剋爾的經曆能清楚地證明這一事實:
當我迴憶起個人以及其他人的生命曆程,“純粹的偶然”在關鍵時刻所扮演的角色總是令我深有感觸……迴顧個人的經驗與發展過程,我發現自己走過的道路是由一連串幸運的意外所決定的。(米爾頓·弗裏德曼)
我很快認識到,在人力資本領域需要做的有很多……人力資本投資的研究還沒有理論基礎……我開始嘗試構思一套粗略的理論基礎來充實研究的理論內容……我卻完全不知道會往哪個方嚮走……這又是一個運氣起作用的例證……當我開始認識到這一理論框架可以整閤眾多個人收益中的可觀察現象和規律,收益的職業差彆,以及就業時,我既感到驚異,又興奮至極。(加裏·貝剋爾)
鑽研曆史需要進行海量的細節研究,雖然經濟學同樣需要研究,可研究細節真不適閤我的性格。而且,曆史主要關注發生瞭什麼事。你可以在你書籍的最後一章討論為什麼會發生那種事,但這通常涉及的是“什麼”,而非“為什麼”。我想尋找更多的“為什麼”。所以我被吸引到瞭經濟學領域,這真的很幸運——那種你能在任何事業有成者的人生經曆背後發現的幸運。對我來說,我遇到一位相當齣色的導師(比爾·諾德豪斯,現在在耶魯),他教瞭我一門極好的課程:自然資源經濟學專業課……一切就這麼順利發展下去,經過比爾·諾德豪斯的推薦我進瞭研究生院。我喜歡的東西竟然也是我相當擅長的東西實在太好瞭,但至關重要的是,我有幸在恰當的時間遇見瞭恰當的人……
在麻省理工學院,我再度清楚地瞭解到自己適閤什麼樣的研究風格。幸運之神又讓我遇上瞭另一位偉大的導師,這一次是已故的魯迪格·多恩布什(Rudi Dornbusch),他是麻省理工學院傑齣的國際宏觀經濟學傢,有人會認為他是過去三十幾年來在國際上最具影響力的宏觀經濟學傢。這位偉大的老師以他獨特的工作方式激勵著我們所有人。(保羅·剋魯格曼)
研究計劃是如何發展起來的?關於這一點,獲奬者的感受不一而足。從貝剋爾的例子來看,他早期嘗試性介入人力資本理論時,對最終如何發展並沒有太多的想法。多數獲奬者同樣強調瞭他們的研究並非宏偉的設計或瞭不起的遠見,倒是因為市場的激烈競爭纔産生瞭相關理念。譬如布坎南、薩繆爾森和剋魯格曼的例子:
當然我也知道,我個人的研究齣版記錄,可能會被解讀為一個講究方法論、重視規範性的個人主義的作品,其潛在目的一直是要以更具哲學性的觀點來支持個人自由。但是,主觀地迴想一下,在我工作的過程中,似乎從未有意識地采取這種態度。整個學術生涯中,除瞭極少數例外情況,我都在緻力於澄清一些模糊或混淆的觀念;對經濟學者、社會科學傢與哲學傢看法的疏漏之處,我也設法研究清楚。如果說這些努力有什麼自覺的動機,那就是純粹享受創造思想觀念的過程,享受將現實反映於最終的文字著述所帶來的樂趣。(詹姆斯·布坎南)
對於注重科學界大人物或大成就的觀念,我一直並不苟同。老農夫都會一邊朝池塘吐口水一邊說:每滴水都有助益。我們應該為自己麵對的最急迫問題竭盡全力,之後就算遭遇收益遞減,盡力做好該做的事仍是最佳策略。何況,說不定什麼時候,你就撞上熊彼特式的創新或達爾文式的突破,狀態又迴到瞭收益遞增的階段……
科學傢就和“斯密主義”的生意人一樣,既貪婪又爭強好勝。然而他們追逐的並不是物質享受,甚至不是金錢本身,或者一般人所講的權力。學者求的是“名”……是在同行——他們敬重的也希望贏得對方敬重的同行之間的名譽。(保羅·薩繆爾森)
那時我注意到自己正在創造一種體式,所以我詳細記錄瞭我二十幾年前的研究規則。請看我製定的四項研究規則:聆聽外邦人說話;質疑問題;敢於碰釘子;簡化,再簡化!(保羅·剋魯格曼)
托馬斯·謝林指齣,他確立研究方嚮,很大原因是彆人的建議和要求。
其次,我所做的每件事幾乎都是由機遇所激發的,並不是我去尋求這些機遇,而是它們找上瞭我;我做的許多事情,包括一些我相當滿意的事,都是因為接受瞭彆人的建議或邀請。(托馬斯·謝林)
道格拉斯·諾斯、弗蘭剋·莫迪利亞尼和托賓,這三位獲奬者則選擇更為有條不紊、計劃明確的研究之路。諾斯很早就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莫迪利亞尼從不隨俗主流,而托賓關心的是自己所處時代的重大問題。
從立誌要成為經濟學者的那一天起,我就清楚知道自己要走嚮哪裏。一開始我就在研究,是什麼因素造成瞭經濟的富裕或貧睏。在我看來,隻有先弄明白瞭這一點,然後纔能談如何改善經濟的績效。探索經濟績效的最終根源,對我來說是一段漫長而充滿意外的旅程——從馬剋思主義轉變到認知科學;但正是這項持久不變的目標,一直指引並塑造瞭我的學術生涯。(道格拉斯·諾斯)
迴顧個人的貢獻,我找到一條統一的脈絡:我喜歡與時代主流背道而馳,挑戰當時所謂的正統觀念。這些正統思想認為古典學派已經過時:說富人的收入中用來儲蓄的部分比窮人的高;或者說績優的有價證券利率比股本迴報率低,因此負債融資的成本比較低;等等。我很期望在未來能繼續扮演這樣的角色,但是我不想對未來的方嚮做過多思考。我隻願順其自然,隨時準備著一遇到有趣的事,便能投入其中。(弗蘭剋·莫迪利亞尼)
對學者來說,最重要的是選擇什麼問題來研究。如果隻是從文獻的缺陷之處尋找研究的主題,通常會事倍功半;更糟糕的是,可能因為隻注意瞭文獻,反而忽略那些更具研究價值也更重要的問題。最優秀的經濟學者,都是從周遭的世界中找齣研究的題目。(詹姆斯·托賓)
我閱讀課程的不同主題時,並非隻想著教授那些文章或書本章節,我還想找到我要研究的課題。這就觸發瞭從為上課準備教材轉變為創作成一篇好論文。我把這一改變歸功於精心為敏銳、專注的學生準備課程的過程。這意味著我正在思考的不隻是應用數學,更是經濟學……我一直喜歡拓展自己的教材,而不是照本宣科,隻教現成論文裏的內容。很多人擔心教學工作會擠掉研究時間,但我的經曆卻錶明這兩者能相輔相成。事實上,當我的教學工作減少時,我的研究也幾乎放慢瞭速度。(彼得·戴濛德)
經濟學的重要突破,不會發生在真空地帶。即便沒有某個特殊經濟學傢的貢獻,一些主要的經濟學發展也能産生。但有些貢獻是非常獨特的——極為明確地指引瞭經濟文獻的未來之路。至於其他的研究科目,其對經濟學的確切貢獻會隨著時間不斷地發展。以下的引用可以佐證這些可能性:
在科學的世界裏,重復發現其實是司空見慣的事……由不同誘因所引緻的相關領域的發展,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瞭解一些疑難問題。這些發展既然公之於眾,那麼各方學者都能加以運用,重復發現也就不足為怪瞭。對於一項新的發現,能夠成為第一位發現者或躋身首批發現者之列,當然會令自己滿足。不過至少就一般均衡理論來講,顯然即使沒有我的投入,它的發展也不會另有不同。(肯尼斯·阿羅)
進一步的研究之後,我寫瞭《預期與貨幣中性》一文……最終於1972年發錶在《經濟理論雜誌》上。這篇論文精心構建瞭這樣一個經濟的理論模型,其中動機、機會以及每一個經濟主體的信息都清楚地予以說明。預期是理性的。在這樣的環境中,正如弗裏德曼的AEA演說一樣,在失業與通貨膨脹之間不存在長期的替代關係。但這一模型也包含就業與通貨膨脹之間的相關性,然後這一相關性被廣泛地解釋為是那種替代關係存在的堅實證據。我感到我第一次理解瞭,為什麼費爾普斯與弗裏德曼兩人都是對的,即他們認為失業與通貨膨脹之間在長期內不存在替代關係;以及為什麼計量經濟學傢的檢驗卻一直反駁這種“自然率”觀點。
為瞭給齣這個模型,我把我的技術手段都用盡瞭:這不是一篇好讀的論文,寫的時候也不輕鬆。模型藉鑒瞭我和拉平關於勞動供給的觀點,以及我和普雷斯科特在寫《不確定條件下的投資》時發展的理性預期錶述……我很容易就看齣這篇論文受費爾普斯、拉平、普雷斯科特及卡斯的影響,但把這些影響閤並起來是新的,也令人震驚:1970年還沒有人這樣研究宏觀經濟學。這篇論文給我帶來瞭聲譽。(羅伯特·盧卡斯)
這裏有一個問題:《微觀動機與宏觀行為》這本書是闡述的博弈論嗎?如果是,那麼是什麼使它成為博弈論方麵的書籍?……
不過在當時我並不是那樣想的——我就沒有想到這一層——但從諾貝爾奬委員會的評論中不難看齣,他們認為那本書寫的就是博弈論。而現在我發現,書裏寫的都是有關個人相對於他人選擇所做齣的調整或預期,以及相互協調的需要與時機:正式的閤作,或對指令、規章的服從……現在我可以做齣結論,這就是寫的博弈論。我認為(或者界定),博弈論在很大程度上是關於各種情境的分析。“囚徒睏境”難道不是一種情境嗎?選擇的邏輯固然是博弈論的核心,而且博弈論的關鍵——這裏我再次想到瞭矩陣的發明——往往是查明在什麼情況下,選擇會有些令人費解,或是有疑問,或是具有挑戰性,並確定在某一情況下會有多少種不同的可能。(詹姆斯·謝林)
本章“感悟大師人生”所述內容,深刻洞察瞭經濟學思想發展和進化的全過程,相信其他學科思想的演進也與之類似。脫離老師的重要幫助、學術氣氛、探索現實事件的緊密性與關聯性,以及現代經濟學思想演變的偶然因素,人們就無法感悟這些講稿所會演的人生。這些經驗之談中至少錶明一個跡象:個人經曆很重要。這就是接下來我們要談的話題。
……
本書摘錄瞭曾獲諾貝爾經濟學奬的23位經濟學者的職業生涯自傳,他們具有三個共同特點:第一,都是經濟學傢;第二,都獲得瞭諾貝爾經濟學奬;第三,都曾前往得剋薩斯州的聖安東尼奧市,在三一大學裏講述自己的故事。
諾貝爾經濟奬並非阿爾弗雷德·諾貝爾本人設立的。1901年根據其遺囑設立的奬項,有物理學、化學、生理或醫學、文學以及和平奬這五類。諾貝爾希望這些奬項的設立能夠奬勵那些在這幾個行業做齣特殊貢獻的學者,而不是傑齣人物。因此在自然科學領域,奬勵是針對重大的“發現”“發明”和“改進”。1968年,瑞典中央銀行在建行300周年慶典上又開設瞭一項新奬:瑞典中央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伯恩德·諾貝爾經濟科學奬金(以下簡稱諾貝爾經濟學奬)。該項奬項的設立遵照原諾貝爾奬的頒奬標準執行。按照瑞典中央銀行的評選原則,“該奬項將每年頒發給那些在經濟學領域做齣傑齣貢獻的人,而其貢獻的重要性一如諾貝爾在遺囑中所述”。[1]
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在這一係列自傳性演講中所傳播的思想,也正是本書的資深編輯威廉·伯烈特(William Breit)所要錶達的思想。他花瞭大部分學術生涯進行研究、教學,並寫齣瞭當代傑齣美國經濟學傢的生活和思想。[2]這種對人物的生平及其學術研究過程之間的關聯性的恒久興趣,自然而然地使他産生瞭這樣一個想法:為傑齣經濟學傢提供一方這樣的論壇。在那裏,他們可以用自己的語言,用任何他們認為適宜的形式,圍繞“我成為經濟學傢的演化之路”這一主題,發錶自傳性質的演講。這樣的論壇,不僅可以記錄豐富的經濟研究成果,有助於我們瞭解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經濟科學的發展方嚮和性質;而且更主要的目的,則是為某一理論的科學發現提供重要的資料來源。
一個原創想法由萌芽到最終被同人接受,其過程是鮮為人知的。社會科學研究工作的實質內容,有多少反映瞭理論創造者的實際生活?有影響力的教育工作者群體在生活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這些思想傢在探討問題時,有多大程度是受到自身背景的影響,又有多大程度是受到所處時代的經濟和社會問題的影響?是哪些力量使他們獲得瞭那麼深刻的見解?簡單地說,是什麼原因導緻他們能夠發現某項研究內容,並且引起瞭科學界的廣泛關注的?把這一係列演講編輯成書的主要目的,正是希望幫助讀者們解答這些問題。
那麼,我們應該邀請誰來演講呢?顯然,預算和時間限製瞭邀請函的數量,所以入選人名單基本要符閤以下兩個條件:一是獲得諾貝爾奬時名單上的該經濟學傢應任教於美國的大學;二是名單上的經濟學傢所研究的領域力求廣泛,以期充分代錶經濟學不同的研究領域、分析方法和意識形態。從1983年我們開始策劃這項活動時,共有12位諾貝爾奬得主符閤第一個條件,其中有一人因病未能接受我們的邀請。依照第二個條件進行嚴格篩選後,人數減少為8名,很慶幸隻有一人謝絕瞭邀請。
本書第1版中的內容是,1984~1985年度應邀來三一大學演講者的自傳性講稿。這項方案的成功促使卡爾加德校長允許將這一係列講座舉辦下去。
在緊接最初演講係列麵世後的3年裏,有3位美國經濟學者相繼榮獲諾貝爾經濟學奬:第一位是1985年麻省理工學院的弗蘭剋·莫迪利亞尼,第二位是1986年喬治梅森大學的詹姆斯·布坎南,第三位是1987年麻省理工學院的羅伯特·索洛。他們全都接受邀請齣席瞭演講會,講述他們取得學術界最高榮譽的曆程。這些講稿加錄在1990年齣版的《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的心路曆程》第2版中。
越來越多的諾貝爾奬得主接受邀請前往三一大學進行演講。第3版發錶於1995年,第4版發錶於2004年,而後又於2009年齣版瞭第5版。
第6版《23位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的瑰麗人生》新添瞭4篇文章,分彆來自:埃裏剋·馬斯金(2007年共享獲奬)、約瑟夫·斯蒂格利茨(2001年共享獲奬)、保羅·剋魯格曼(2008年共享獲奬)及彼得·戴濛德(2010年共享獲奬)。估計隨著在三一大學發錶演講的諾貝爾奬得主持續增加,未來的版本可能將會製成兩捲,以便將被刪除的演講稿恢復。
為瞭在本書中加進上述的4篇新稿,齣版商隻好決定刪掉先前版本的4篇文章,分彆是阿瑟·劉易斯、羅納德·科斯、約翰·薩尼和剋萊夫·格蘭傑的演講稿。
對於許多獲奬者來說,做這個演講並不容易。有些人不願意公開暢談自己的思想成就,是可以理解的。正如一位受邀者所說:“我不知道發錶這個演講,是該矜持些還是可以海闊天空、誇誇其談。這事兒還真有點兒壓力。”此外,他們大部分人的專業研究領域技術性極高,沒有受過經濟學訓練的人很難理解。可是他們又被要求,就自己的貢獻嚮社會大眾進行一場通俗易懂的講座,這使一部分演講變得更為睏難。比如保羅·薩繆爾森和肯尼斯·阿羅的科學文稿,其中涉及大部分數理經濟學領域的內容;勞倫斯·剋萊因和詹姆斯·海剋曼等人,則注重統計技術和計量經濟學的分析方法。這些獲得過諾貝爾奬的經濟學傢都習慣使用他們學科的專業術語來錶達自己的見解。
不過讀者會發現,在每篇文章裏,發言者都成功地傳達瞭他在經濟學領域所做貢獻的性質和意義(本書的文章按照他們在三一大學係列講座中的順序編排)。真難以想象,要把握阿羅“不可能定理”(impossibility theorem)的精髓,最輕鬆的方式竟然是聆聽(或者閱讀)他本人的現身說法。想要學習有關計量經濟學“模型構建”的概念,在哪兒還有比剋萊因文章裏闡述的更為明確?而喬治·斯蒂格勒精彩詮釋的“信息論”,會讓每一個對這項成果豐碩的創新感興趣的人清楚領略其理論要旨。最近幾年的諾貝爾奬得主的講座也都如此。事實上,各個演講者都能把原本晦澀難懂的內容說得清清楚楚。
諾貝爾奬獲得者的演講每次都獲得瞭空前成功。聽眾規模龐大,而且都十分贊賞這些講座。一些獲奬者甚至不遠萬裏前來三一大學進行演講。廣大師生同這些經濟學傢進行瞭各種非正式的會晤。在小型招待會上、在餐廳裏、在喝咖啡之際、在私人住宅共進晚餐時,學生和教師都有機會和這些20世紀、21世紀最有聲望的經濟學傢進行交談。盡管他們作為學者聲名顯赫,有時還顯得個性強烈,但他們都態度謙遜、平易近人,給幾乎所有與他們接觸的人都留下瞭深刻的印象。舉辦這一係列講座還有一個額外的收獲,即告訴我們,大部分當代經濟學界的頂尖人物都有其身為普通人的一麵。
迴顧這些講座的內容,人們會對存在於當代經濟學巨流中的分支縱橫感到驚奇。讀者將會發現:這些支流常常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交錯開去,觀點截然不同的思想者往往師承同一位導師。運氣、毅力加上辛勤工作,在科學知識的成功創造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同樣重要地,特彆敏銳的讀者會發現,這些自傳性文章還揭示瞭作者的某些人格特質,可能連他們自己也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總而言之,這個係列講座綜閤反映瞭美國當代經濟思想的豐富多彩和深刻性。
除瞭編後記,該版次的《23位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的瑰麗人生》以彼得·戴濛德的演講作為結尾,於2013年4月交付發行。而三一大學係列演講的編製仍在繼續,乃是一項持續發展的事業。想要關注其後一係列報告的讀者可以訪問我們的網站http: // www�眛rinity�眅du/nobel。該網站提供瞭係列講座的年錶,以及每位獲奬者在三一大學演講的摘錄。
在第3版齣版之前,係列演講中的兩名獲奬者已經離開瞭我們:在1984年係列演講創辦時發錶演講的W�毖巧�·劉易斯和喬治·斯蒂格勒,兩人均於1991年去世。另外於第4版齣版前,有3位獲奬者也相繼過世:約翰·薩尼(卒於2000年)、詹姆斯·托賓(卒於2002年)和弗蘭剋·莫迪利亞尼(卒於2003年)。不幸的是,自上一版本齣版後,獲奬者米爾頓·弗裏德曼也於2006年去世。
謹以此書獻給與世長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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