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 本書具有鮮明的問題意識與現實敏感性，展現瞭葛兆光、汪榮祖、姚大力、歐立德、杉山正明等二十位中外知名學者對於古代中國的疆域、民族與認同等問題的邃密思考。

☆ 通閱本書，可以使我們深入地瞭解當前中國史研究的前沿論題，啓發我們對傳統的以漢族為中心的中國史研究範式進行檢討與反思，進而豐富我們對中國曆史的宏觀思考。

內容簡介

　　何為“中國”？元朝、清朝不是中國的王朝嗎？清帝國通過怎樣的統治政策獲得瞭奠定今日中國版圖的疆域？“新清史”、內亞史研究為什麼在國際學術界這麼火？……

　　近年來，在新的理論視角與新的理論框架的衝擊下，中國史研究日益發生著深刻的變化。葛兆光、徐文堪、汪榮祖、姚大力、張帆、羅新、瀋衛榮、鍾焓、狄宇宙、歐立德、杉山正明等二十位中外知名學者，在本書中展開瞭精彩的論述與對話，對上述種種熱點問題進行瞭迴應，也具有鮮明的學術史意義。

　　本書可以使我們比較深入地瞭解當前中國史研究的前沿論題，啓發我們對傳統的以漢族為中心的中國史研究範式進行檢討與反思，進而豐富對中國曆史的宏觀思考。

　　封麵圖片取自中國國傢博物館所藏清人明福繪《西域圖冊》。

作者簡介

　　葛兆光，1950年生，復旦大學教授，曾任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著有《禪宗與中國文化》、《道教與中國文化》、《中國禪思想史》、《中國思想史》、《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曆史論述》、《想象異域：讀李朝朝鮮漢文燕行文獻劄記》等。

　　徐文堪，1943年生，漢語大詞典編纂處編審。長期從事漢語語文辭典編寫，參與《漢語大詞典》編纂、訂補達三十餘年。同時緻力於古代中亞和內亞文明（尤重吐火羅學研究）、古代中外關係、歐亞大陸史前史、語言學、辭書學、人類學和域外東方學史等方麵的研究，齣版著譯多種。

　　汪榮祖，1940年生，著名曆史學傢，曾在美國執教三十一年。現任颱灣“中央大學”人文中心講座教授、颱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暨總谘詢委員、美國弗吉尼亞州立大學榮譽教授等職。著有《史傢陳寅恪傳》、《康章閤論》、《史傳通說》、《走嚮世界的挫摺：郭嵩燾與道鹹同光時代》、《史學九章》、《追尋失落的圓明園》等。

　　姚大力，1949年生，復旦大學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特聘兼職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元史、中國邊疆史地，著有《北方民族史十論》、《濛元製度與政治文化》、《讀史的智慧》等。

目錄

前言

從曆史看中國、亞洲、認同以及疆域

——關於《宅茲中國》的一次談話

葛兆光再談“從周邊看中國”

多元脈絡中的“中國”

許倬雲新著《華夏論述》解說

如何拯救曆史？

徐文堪談西域研究

維也納歸來談吐火羅學

悼印度傑齣學者納拉揚教授

鍾焓談遼史與內亞史研究

《遼史》的纂修與整理

尋找契丹後裔

墓室壁畫中的遼人

元朝不是中國的王朝嗎？

杉山正明談濛元帝國

張帆談元朝對中國曆史的影響

狄宇宙談內亞史研究

世上本無“黃種人”

濛古學傢柯立夫其人其事

瀋衛榮談西藏與藏學熱

作為一種曆史敘事形式的“腐敗”與“改革”

美國藏學主流的學術傳承和學術批評

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

不再說“漢化”的舊故事

“新清史”之爭背後的民族主義

——可以從“新清史”學習什麼

為“新清史”辯護須先懂得“新清史”

——敬答姚大力先生

略蕪取精，可為我用

——兼答汪榮祖

學術批評可以等同於“打棒子”嗎？

歐立德談滿文與滿族認同

清史研究豈能無視滿文文獻

硃玉麒談清代邊塞紀功碑與國傢認同

奧斯曼帝國崩潰瞭，中國卻沒有

精彩書摘

從曆史看中國、亞洲、認同以及疆域——關於《宅茲中國》的一次談話

葛兆光/口述 盛 韻/整理

　　一

　　最近，我會在北京的中華書局和颱北的聯經齣版公司齣版一本新書。這本書用瞭西周青銅器“何尊”銘文中的一句話“宅茲中國”當書名，主要是想討論“亞洲”或“東亞”、“中國”以及“民族國傢”、“認同”、“疆域”這樣一些問題，大部分章節都是由這八九年來發錶的論文構成的。也許，這就是我最近這些年所思所想所做的一些事情，因為其中的問題、思路和旨趣有一定的連貫性，所以，我把它編成瞭一本完整的書。

　　你也知道，關於“認同”、“國傢”、“民族”、“疆域”以及“亞洲”或“東亞”，在現在中國學界已經有很多討論，一些新理論、新概念和新話題很吸引人。不過你也可以發現，有些議論，你說不清它們的真實目的是什麼，但會占據很大的言論空間，有很大的影響。有一些人挪用來自西方學院的一些時髦詞兒，又填上一些似乎有關中國的空洞話題，所以，讀者會認為他們既能夠跟國際接軌，又能夠談中國問題，而且他們在政治和思想的論題裏，能夠提供來自最“前沿”的學術性資源，有人覺得這樣纔既有“思想”也有“學術”。還有一些人常常對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發錶高屋建瓴的意見，好像在談曆史，其實，這些人未必真的能夠深入中國，又未必真的擁有曆史知識，卻形成一定的氣候，這也是與似乎有著學理資源的提供和曆史論述的提供有關的。所以，如果你與他們一樣討論這些問題，如果沒有相當的學理支持和曆史論述，很難正本清源，說服讀者。王元化先生曾經說，應該是“有思想的學術和有學術的思想”，這話很對，我也覺得思想和學術應該有互相支援的關係。

　　不過，我寫這本書，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是當下思想論爭所刺激的結果，但主要還是齣於學術上的考慮，包括資料、角度和視野的考慮。我和餘英時先生所說的一樣，對於政治隻有遙遠的興趣，所以，基本上還是討論曆史，希望從曆史，也就是思想史和學術史的角度來討論這些問題。

　　二

　　《宅茲中國》有一個副標題，叫“重建有關‘中國’的曆史論述”。雖然我這本書裏也涉及亞洲、東亞、東海等等，但大體上我聚焦的是“中國”，就算是討論日本關於神道教的爭論、日本關於滿濛迴藏鮮的學術史，討論朝鮮的史料中的一些問題，其實也還是聚焦在“中國”的。不過，什麼是“中國”？這是一個看上去普通，卻很難說清楚的問題。為瞭討論什麼是“中國”，不得不涉及“周邊”，通過“周邊”——現在時髦一些叫“他者”——的眼睛、資料、視角來看中國。比如說，17世紀以後，東亞諸國的彼此認同和互相排斥，就涉及民族、國傢和曆史；而民族、國傢和曆史的自我認識與他者認識，又會涉及一國和周邊諸國的關係；而周邊的話題，又牽齣來如何理解中國和亞洲的關係；既然討論中國和亞洲，又會討論到疆域、族群和曆史等問題。

　　你也許會說，現在不是有很多人在討論這些問題嗎？你看，有人討論“天下”，有人討論“帝國”，有人討論“多民族國傢”，有人討論“知識共同體”。是的，這也就是我為什麼多少有些擔心我的論述方式會被誤解的緣故。現在的一些討論，其實，常常是先引入西方的一些概念工具，用這些概念工具去重組中國曆史、文獻和資料，把這些“抽取”過的材料推導齣一些宏大的結論。你知道，現在討論“想象的共同體”、討論“帝國”、討論“超越民族國傢的區域研究”、“認同的政治”，都是很時尚的，看上去他也是在討論中國問題，實際上，這些論述多來自西方，而有時候討論者的眼睛也瞟著西方，看看人傢的反應。坦率地說，有的人不大有研究中國曆史的學術背景和學術基礎。用我們過去的說法，這叫“以論帶史”，一方麵會給國人以誤導，覺得這是在討論曆史，另一方麵它會把中國曆史整編到西方的一些時尚大論述中去，讓洋人覺得這就是中國。

　　我很擔心。

　　三

　　你問我，我的論述和他們有什麼不一樣，這個問題很難迴答，卻又必須迴答。

　　我自己在寫作這本書的時候，主要是通過兩個曆史的角度去討論，一個是文獻資料中所見的思想史，一個是關於這個問題本身的學術史，而且也許還會針對這些話題，逆著這些風氣，重新進行論述。比如，這本集子裏最早的一篇寫“亞洲”的文章，就是有很強的論辯性的。因為當時我覺得，有的中國學者急匆匆地跟著日本、韓國學者，去討論所謂“亞洲文化共同體”，或者“亞洲知識共同體”，也許會産生一些不必要的誤會。我記得那一年，在颱灣大學開會的時候，就爭論得挺激烈。我總覺得，如果我們對日本人從明治以來常常使用的“亞洲”一詞不加檢討，對日本學界使用“亞洲”作為空間單位來寫曆史的學術傳統不加瞭解，就會被一種“抽取齣來的概念”誤導。所以，這裏首先需要的就是文獻資料的研究和學術史的清理，什麼是“亞洲”？為什麼會“從亞洲齣發思考”？為什麼“亞洲”可以成為一個曆史空間？中國為什麼不太有“亞洲”的連帶感而日本卻有？如果仔細梳理日本習慣使用的“亞洲”這個曆史概念，你可以看齣，一方麵日本從明治時起，關於“亞洲”研究或者“東洋”研究就伴隨著現代性的知識背景，另一方麵使用“亞洲”作為曆史單位，也有日本的國傢主義、擴張主義的政治意圖。我當時的疑問就是，你怎麼能把這些背景都剔除瞭去談“亞洲”呢？這些問題都必須從學術史齣發去清理，纔能講得清楚。

　　我相信，最近這些年中國最重要的問題，將是一個越來越引人注目的中國與周邊在文化、政治和經濟上如何相處的問題。我們已經遇到很多麻煩，政治上的麻煩，當然應當由政治傢根據國際法去處理，可是你也可以看到，有人相當輕衊曆史知識卻動輒講“曆史”，在這些問題上，既不會把曆史疆域與現實領土問題分開，也無法講讓周邊都接受的道理。可是，還有些學者雖然意識到這些問題的意義，也特彆想介入這些領域，但是，他們要麼一下子就落入帶有政治意識形態性的論述，不是學術立場的討論，要麼一下子就投入時髦理論的窠臼，拿瞭大理論大概念說一些空話。

　　四

　　再說一遍，我討論的是學術意義上的曆史，而不是政治意義上的現實，所以我想強調：第一，這些問題的討論，應當是從有關“中國”、“亞洲”或者“世界”的認識的曆史資料，包括中國和朝鮮、日本的曆史資料中齣發，把問題放在思想史脈絡或學術史語境中去討論，而不應當是從來自西方的“理論預設”下去倒著看曆史，或者從現實利害的角度做“提供證據”似的曆史論證。第二，我也不想從“政治”和“策略”，而是從“曆史”和“文化”，也就是說，從中國的文化認同和曆史淵源去追溯“中國”，所以我纔會再三強調，在所謂“認同”的問題上，“曆史”、“政治”和“文化”應該有適當的差異；同時，你也必須認清“國傢”（祖國）、“政黨”（執政者）和“政府”（王朝）的不同，而不是把“認同”和“國傢”一鍋燴在一起，讓所有人都必須在這個問題上，一二一齊步走。第三，由於東亞尤其是中國的“皇權”，如同史華茲和林毓生說的是“普遍皇權”（Universal Kingship），不僅朕即國傢，而且朕即信仰、朕即真理，所以，我強調“國彆史”的意味，也強調曆史研究常常很難擺脫民族與國傢的立場，就像我這本書裏提到的日本學者關於神道教、中國道教以及天皇製度之間關係的研究，就是一個例子。但是，這並不是給民族主義或國傢主義提供閤理性和閤法性，而是提醒曆史研究者要小心翼翼地警惕這種不自覺的立場影響。所以，咱們一方麵得承認，曆史上的國傢常常是流動的，仿佛羅布泊一樣，空間有時大有時小，民族有時閤有時分，曆史有時整編在一起，有時又分開各成一係；但另一方麵又得強調，在書寫曆史上，有民族、領土、認同的國傢是要承認的，特彆是在東亞，這個“國傢”（其實國傢往往隻是政府）自古以來，是相當強有力地控製和形塑政治、曆史和文化的。東亞國傢跟歐洲國傢很不同，文化控製和曆史建構的能力非常強，所以，如果你簡單地談“超越民族國傢”，恰恰會忽略對“民族國傢”（尤其是專製皇權）的批判。所以，你要把“政治中國”和“文化中國”分清楚，你關於這個國傢的曆史論述，是理論的後設敘述，還是來自資料的曆史論述；你的曆史論述，是在批判這種高度的政治權力和集權的國傢控製，還是論證政治一統和國傢控製的曆史閤理性。

　　我覺得，目前有一些討論，基本上不是“在中國語境中討論中國問題”，如果真要“在中國語境中討論中國問題”，那麼，就要問：你是要從中國曆史資料中展示齣來的中國國傢形成、民族認同、疆域變化討論問題呢，還是通過一套舶來理論來討論問題？你是基於當下的某種政治意圖來討論問題呢，還是沒有預設地去討論曆史？如果要避免一種民族主義的論述，必須要考慮你的齣發點，究竟是政治還是文化。

　　五

　　這本書，可能呈現的是我這十年來的一些想法。自從2000年寫完《中國思想史》以後，我就開始想這些問題，我在序言裏麵說，這本書裏的好些想法，是從《中國思想史》最後一節“1895年的中國”引發齣來的，真是這樣。為什麼？因為1895年以後，中國被整編進世界、亞洲或者東亞的曆史裏麵，你就不得不思考這些認同、疆域、族群等等問題；因為這些問題，原本好像並沒有“顯題化”，可是在1895年以後，這些問題都齣來瞭，到瞭2000年以後，隨著中國政治、文化和經濟在國際環境中的變化，它就越來越不可迴避瞭。

　　很長時間以來我就有個想法，這跟梁啓超的說法有關。梁啓超說，中國曆史有三個階段：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世界之中國。我覺得，這個說法可以稍稍變通一下。的確，中國長期以來是一個“以自我為中心想象天下”的國傢，所以有天朝觀念，也有朝貢製度，這就是“中國之中國”；明代中葉以後，西學東漸，特彆是晚清以來，便進入第二個階段，逐漸變成時時事事以“西方”為尺度來打量中國，中國的好壞美醜都是在西方背景下討論的，便成瞭“世界之中國”。這個階段認識中國的尺度或鏡子都來自西方，非蘇俄即歐美，從晚清起，不是中體西用，就是西體中用，從“五四”以來，又討論你是熱的我是冷的，你是動的我是靜的，你是唯物的我是唯心的，你是特殊的我就是普遍的，你是普遍的我就是特殊的；可是，現在是否應該增加一些觀察的角度和尺度？可以從“周邊”的資料、立場和眼光重新打量中國，我們能看到中國跟周邊其實也有很多細微差異，也可以互相觀看，這樣，就成瞭“世界、亞洲之中國”。我一直很強調，韆萬不要以為所謂“漢字文化圈”、“儒傢文化圈”就具有同一性，這其中是有差異的。有一次我在日本的飛機上看到《讀賣新聞》編輯委員藤野彰寫的評論，那時他剛剛從中國迴去，就寫瞭一篇社評叫作《相互理解從對差異的承認開始》，這話很對。我強調東亞諸國之間的差異，就是因為這能夠幫助我們反過來清醒地認識中國。

　　所以，我一直建議推動“從周邊看中國”，因為這實際上既包含瞭“中國觀”即中國自我認識的改變，也涉及文化交流史研究方法的改變。我一直用一個比喻，說過去的文化交流史（常常也可以稱為中外交通史）注重的是中外交通，而我們更注重文化互相觀看和交流後的結果，就是過去討論的是結婚，現在討論的是生孩子。中國文化其實很雜，這是文化雜交的結果，我們不能老是覺得我們還在漢唐時代，隻有文化輸齣，沒有文化輸入，也隻有華夏文化，而沒有蠻夷之風。所以我說，17世紀以後，其實朝鮮和日本，跟我們已經“漸行漸遠”瞭。我特彆反感把中國文化看成是單一不變的漢族及儒傢文化，把孔子以來的思想看成至高無上的傳統。其實，我們的傳統跟我們的人種一樣，早已混雜不清瞭。現在的人對漢、唐無限自豪，可漢、唐恰恰是種族混融的時代。“三十六國九十九姓”成瞭“河南之民”，漸漸又到關中成瞭“京兆人”，唐代首都長安好多人就是“鬍種”。老祖宗們原本覺得，中國和“夷、蠻、戎、狄”，最好井水不犯河水，所以有《徙戎論》。可事實上“中國”仍是種族交錯的天下，不要說李白“生於西域，不生於中國”，劉禹锡是匈奴裔，元稹也是鮮卑後裔，更不要說李淵、李世民瞭。經過通婚，好多人血緣已經雜糅鬍漢，所以陳寅恪說他們因為鬍漢雜糅，纔創造瞭唐代的“空前之世局”。

　　所以，我覺得也應當警惕狹隘的民族主義。雖然我在書裏麵強調，應當在曆史中研究“民族國傢”，而不是把曆史從“民族國傢”中拯救齣來，要注意東亞各國之間的文化差異和分歧由來已久，不可以簡單地說有一個同一性“東亞”，但是，我絕不是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我隻是希望，當你注意到亞洲諸國特彆的形成史，亞洲諸國形塑文化和政治的強烈的國傢意識，當下亞洲諸國之間由於文化認同崩潰而彼此警惕和戒備的時候，要注意到在曆史敘述中“國傢”的存在。所以，我也支持在學術研究中，不要隻看到“國傢”，不僅“西域”可以像一個“地中海”，“東海”也可以成為一個新的曆史世界。我覺得正確的態度是，一方麵看到簡單地提倡“超越民族國傢”是一種忽略曆史的想象，另一方麵要注意，簡單地強調“國傢”的獨立品格會導緻對“國傢意誌”警惕的喪失。

是一個不同學者的文章集子，挺不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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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版挺好的，態度不錯，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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