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古代先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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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爾·E·弗萊明 著,楊敬清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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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7559493
版次:1
商品编码:12043223
包装:平装
丛书名: 古典学译丛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7-02-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96
字数:300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編輯推薦

《民主的古代先祖:瑪裏與早期集體治理》通過考證齣土於古瑪裏王宮遺址的3000多封書信文本剖析瞭古代近東的政治傳統。這些書信嚮我們展示瞭形形色色的政治參與者,他們生活於大王國、小王國、抑或各類部落城鎮之中。瑪裏古代文獻證據的特殊價值在於其部落組織的視角,瑪裏王辛裏-利姆首先是一位部落統治者,瑪裏既是其執政基地,又是其聲望之源。這些古代政治傳統與希臘前民主時期的政治形態本質上並非不同,為我們確認愛琴海古典時期與更古老的近東之間的文化連續性提供瞭zui新證據。

內容簡介

《民主的古代先祖》一書從瑪裏文書檔案、部落城市關係、國傢與“麻敦”、集體治理方式等角度齣發,深入探討瞭古代政治世界圖景。全書邏輯嚴密、論據充足,涉及的研究領域較為廣泛,包括考古學、早期中東和近東史,以及政治與社會史。本書中譯文忠實、嚴謹、流暢和自然,且無論是注釋、譯注還是索引等內容,均極具學術前沿性,為民主的政治思想和社會曆史來源等研究做齣瞭關鍵貢獻,相信能給後來學者提供一個非常好的研究參考。

作者簡介

作者
丹尼爾·E·弗萊明,紐約大學斯格鮑爾希伯來語和猶太學係副教授,美國東方學協會會員,美國東方學研究院會員以及聖經文學協會會員,主要從事希伯來聖經和亞述學研究。

譯者
楊敬清,英語語言文學碩士,深圳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已齣版譯著《古希臘簡史》。

精彩書評

這是一部重要且令人欽佩的著作……相比有關美索不達米亞社會與國傢的其他傳統論著,它嚮我們呈現的是一幅更復雜、更微妙且某種程度上更令人睏惑的圖景。因此,本書必將引起包括亞述學在內的許多學科(如史學、政治學和人類學)的極大興趣和關注,同時將引發一係列話題的集中討論。它尤其有助於我們思考陶剋爾德·雅各布森於半個多世紀前發起的辯論,即美索不達米亞神話和文學傳統是否可以被解讀為中央集權君主製帝國齣現之前早期“原始民主”存在的證據。就這點而言,古典學者和古代曆史學傢們也會對此書産生興趣。
——庫特 A. 拉夫勞伯 布朗大學

目錄

導讀 民主不是希臘的專利
緻謝
序言

第一章 導言
第一節 瑪裏文書檔案
第二節 瑪裏曆史概況
第三節 關於重要術語的注釋
第四節 瑪裏文書檔案與政治史
第五節 基於文本的研究:研究方法說明

第二章 辛裏—利姆的部落世界
第一節 遊牧民與亞摩利人的部落組織
第二節 部落聯盟的主要組成部分:西米萊特伽羽分支和亞米納特裏穆部落
第三節 部落與城市的領導者:為瑪裏王國效忠的頭領
第四節 牧場首領
第五節 帳篷居民“哈奈人”
第六節 另一個部落聯盟:亞米納特

第三章 古代國傢和麻敦(mātum)“國”
第一節 城市生活與古代國傢
第二節 麻敦:公元前兩韆紀初區域政治的基本單位
第三節 麻敦的細分:行政區
第四節 不受政體限製的人口術語
第五節 辛裏-利姆與帳篷居民王國

第四章 集體與城市
第一節 瑪裏文書檔案中的城市
第二節 集體政治傳統
第三節 城市或者王國的集體麵貌
第四節 長老們
第五節 頭人們
第六節 錶示議事會的詞語
第七節 伊瑪、圖特爾和烏吉斯:具有強大集體政治傳統的古代城鎮
第八節 公元前三韆紀美索不達米亞的瑪裏
第九節 關於集體權力的解釋

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瑪裏文書檔案呈現的政治世界
第二節 民主的古代先祖

古代詞匯錶
專有名詞錶
索引
參考文獻

精彩書摘

1933至1934年間,由安德烈?帕羅特(André Parrot)領導的一支法國考古隊對古瑪裏(即哈裏裏丘,Tell Hariri)遺址開始瞭考古挖掘工作。1935年他們發現瞭一座巨型王宮,並很快挖掘齣瞭大量的楔形文字粘土書闆及碎片(Margueron 1997,143)。雖然絕大部分已知的瑪裏泥闆文書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就已被發現,但帕羅特於戰後又重返該考古現場,挖掘工作一直持續到瞭1974年。最近幾年的考古挖掘在讓-剋勞德?馬古隆(Jean-Claude Margueron)的主持下進行,對該遺址的挖掘至今仍未完結。
像Tell Hariri(哈裏裏丘)這類地名中的“tell”一詞通常被稱為“城”,但是使用此稱謂需謹慎,因為我們目前對其所包含的具體意義仍然一知半解。古瑪裏城由呈三分之一弧形的土牆圍閤,距離今天的幼發拉底河航道大約3至4公裏,屬於該河流泛濫平原的一部分。齣自古瑪裏的所有楔形文字書闆幾乎均屬瑪裏曆史上最後幾位國王統治的五十年間,也就是通常意義上的公元前18世紀早期。考古工作者們發現,齣自這一曆史時期的瑪裏遺址大多顯示為王室和儀式服務的建築遺跡,其中包括行使管理職能的主王宮,國王的妻妾們居住的後宮,各式各樣的廟宇,以及執掌大權的瑪裏官員們的官宅。雖然經曆瞭幾個世紀的使用,但古瑪裏城的某些部分似乎從未動工興建,嚴格意義上的住宅區至今尚未被發現。未來考古挖掘的最新成果必會令如今的妄下結論者難堪,不過就目前來看,我們可以斷言古瑪裏城的土牆之內似乎不太可能有大量聚居人口,那裏僅僅住著一些可以直接親近國王的人員。
1. 瑪裏文書及其齣版
瑪裏楔形文字王室檔案揭示的正是如上所述的公眾與王室的背景,其中絕大多數文書齣自瑪裏末代國王辛裏-利姆(Zimri-Lim)統治時期。辛裏-利姆從他的前任——來自另一王朝的敵手——那裏繼承瞭大量的楔形文字泥闆文書。多數瑪裏文書具有實際用途而非用於抄寫訓練,因此,我們幾乎無法從中領略美索不達米亞古典文學的特色,也幾乎沒有找到詞匯集或者專門記載有關預言或咒語的文本檔案。不過,我們發現已經記錄在案的近兩萬塊楔形文字泥闆及碎片可大緻分為以下兩類:一類是揭示宮廷各種機構日常事務的行政文件,另一類是史無前例的書信集。作為王宮管理細枝末節的文本證據,瑪裏文書檔案無疑是一項重大的發現;在這些楔形文字文書檔案中,王室往來書信則最為獨特且珍貴的。多達三韆多封的信件數量已足以令人矚目,不過其特殊的曆史價值更在於書信本身所涉及的利益範圍和寫信緣由。我們發現瞭瑪裏王與其他統治者們或其它城市的信件交流;我們還發現瞭由以下人員提交的數韆份報告:宮廷高官、地方長官、將軍、效忠王室的部落領袖,以及外交官、代錶王室的駐外使節等等。另外,官員之間也有書信往來,甚至還有一些被截獲的敵軍情報。有些信件簡潔扼要,其目的純粹是為瞭傳達信息;但也有許多信件采用的是談話方式,而且從現代讀者的欣賞角度來看可以說十分羅嗦。憑藉著曆史的連貫性優勢,從如此眾多的信件中瞭解美索不達米亞社會紛繁的方方麵麵並非不可能。這些信件以獨特的書麵錶達方式嚮我們呈現瞭如此久遠的一段曆史時期,而就在這裏精彩紛呈的往事相互交織著。
雖然大多數的瑪裏楔形文字泥闆是在幾十年前被發現的,但是隨著瑪裏文書檔案的公開發錶,其影響力也在逐漸擴大,新的證據紛至遝來,而且似乎又有瞭新的考古發現。即使到目前為止,已公開發錶的瑪裏泥闆文書還未達其總數的一半,重要資料可望陸續麵世。對瑪裏文書檔案進行學術研究的已有兩代人,因而凡是需使用瑪裏文本證據的研究者們必定都會特彆關注最新的研究成果,無論是有關文本原文的還是考古學的。瑪裏楔形文字泥闆於1934年首次被發現之後,其整理齣版工作最初由德高望重的亞述學傢弗朗索瓦?特羅-丹金(François Thureau-Dangin)負責,之後不久喬治﹒道森(Georges Dossin)接替瞭他的工作。1980年以前大部分瑪裏文本的齣版由道森及其同事共同完成,與帕羅特的考古挖掘工作大約是在同一時期進行的。
1980年以前瑪裏楔形文字泥闆文書的齣土甚是轟動,但當時齣土的僅僅是其中的極小部分;尤其在莫裏斯?佩羅(Maurice Birot)的幫助下完成過渡工作之後,年輕一代的學者們擔負起瞭研究重任。1982,讓-瑪麗?迪朗(Jean-Marie Durand)組織瞭一支新的研究隊伍。領導人的更換不僅使瑪裏文書檔案的齣版工作得以重新開展,而且還引領瞭一個對文本原文進行分析的全新研究視角,迪朗和多米尼剋?夏賓(Dominique Charpin)是這一研究方法的積極推動者。
在20世紀80年代初至今的20多年裏,瑪裏研究碩果纍纍,大批新齣土的文本及一些解讀性的評論紛紛麵世,更多的文本證據也即將齣版。不過,這批新資料多數尚未被美索不達米亞專傢們完全解密,更毋庸說該研究領域以外的那些學者們瞭;本書寫作的目的之一便是盡可能擴大最新研究成果的影響。我對瑪裏文書檔案的研究始於1997—1998學年,當時我正榮幸地在巴黎享受著學術假期。在巴黎逗留期間,瑪裏文書檔案的研究小組成員(特彆是迪朗,夏賓和貝特朗?拉封)令我獲益良多,他們熱情好客且纔智橫溢。在對瑪裏文本證據以及法語版解讀性論著進行批判性閱讀之後,我積極嘗試開闢一個獨立的研究視角,不過對上述研究者的學術成果相當熟悉的讀者們一定會發現我的研究能做到目前的水平在某種程度上應歸功於這些學者們。當然,我們在許多觀點上是存在分歧的。盡管如此,我仍然認為他們的結論極具說服力,本書中的引文主要齣自他們最新版本中的解讀。當我的法國同行們的分析結果至關重要但卻可能引起爭議時,我會明確說明自己有著同樣的論斷,這樣做既方便瞭讀者同時又能重申其重要性。
有關瑪裏文書檔案的研究已持續多年,現已齣版的瑪裏文本也分散於不同地點。特羅-丹金以和他之後的各個考古研究小組的早期發現往往被記錄在瞭研究者個人發錶的論文中,要想全部找到難度頗高。道森發起齣版瞭研究瑪裏泥闆文書的係列文集(即《瑪裏王宮檔案(ARM)》)的第1捲,目前共已齣版瞭28捲。隨著瑪裏泥闆文書的研究在迪朗主持下得以重新開始以及瑪裏的曆史環境逐漸變得明朗化,早期的分類方法帶來的問題也日益彰顯,迪朗因此采用瞭新的分類方法。近年來,瑪裏楔形文字書闆資料主要以小型係列專刊的形式齣版,如瑪裏研究法語版係列刊物Florilegium Marianum(FM)。最近迪朗又重新整理齣版瞭在他擔任領導工作之前所有已發錶的瑪裏書信,共三捲;新版中增加瞭譯文及注釋(這些注釋是基於對楔形文字書闆的親自考證)。這新版三捲被收錄為法文版叢書《近東古代曆史文獻》(Littératures Anciennes du Proche-Orient)(LAPO)的第16至18捲,捲名為“瑪裏王宮書信原本”(Documents épistolaires du palais de Mari)(I-III)。想要真正理解並正確使用瑪裏文書檔案的書麵證據,沒有足夠的法語知識還真不行。
2.瞭解專業領域:語言及書寫係統
本書對古代政治生活的研究是以那些參與瑪裏文書檔案分類和解讀的學者們的著作為依據的,因此,本書有很大一部分篇幅將圍繞有關字詞及文本原文進行評述。這就意味著還得煩請對古代語言陌生的讀者們忍受一下些許古代文字的乾擾,因為這些文字提供的證據將有助於我們在更廣闊的層麵上研究人類社會。下麵我將做一些介紹說明,希望本書中古代文字的齣現不要令大傢望文生畏。
瑪裏文書檔案中集體政治傳統的證據綫索幾乎均齣自王宮書信。整體來看,信件采用的是阿卡德語——即美索不達米亞東部地區使用的塞姆語的一個分支;公元前第二個韆年初期時的巴比倫、埃什努納(E?nunna)、亞述都講阿卡德語。這一時期使用楔形文字書寫係統的地區以阿卡德語作為信件交流的書麵語言。在采用楔形文字的中心地域如伊拉剋和敘利亞,即使外來居民的信件往來也用阿卡德語。如同其它塞姆語的語言分支一樣,阿卡德語中多數的動詞和名詞源自三連輔音串詞根(triconsonantal roots),詞根的不同組成方式錶達不同的意思。例如,阿卡德語中“顧問(counselor)”的名詞是mālikum,與其動詞形式imlik及其另一名詞形式milkum緊密相關。在瑪裏文書檔案所屬曆史時期之後不久,名詞後綴字母-m消失瞭,而-m前麵的元音-u-則可根據它在詞組和從句中的功能變換形式。
該時期大多數敘利亞人講的是與阿卡德語截然不同的西塞姆語的好幾種方言,但是我們僅僅掌握瞭被當作是阿卡德語的個彆詞匯。要想將瑪裏文書檔案中阿卡德語與西塞姆語詞匯區彆開來,隻有嘗試去對比這一時期大量的文本證據中它們各自的使用模式。本書中的所有塞姆語詞匯均采用斜體字。詞匯將被完整呈現,如sugāgum(“頭領”);而在對文本原文的引用中,我將區分書寫詞語時所采用的不同楔形文字符號,如引文中“頭領”一詞的呈現形式是su-ga-gu-um,每個楔形文字符號都包含瞭它本身的音值。
在經過長期發展演變之後,楔形文字書寫係統仍保留著其發展初期時的主要語言特點。最早的楔形文字係統幾乎沒有包含可識彆的語法標誌,它采用從象形文字發展而來的符號錶示簡單的物品或動作,所以要舉例說明最初的創造者所使用的楔形文字到底有何特點絕非易事。不過,楔形文字在美索不達米亞南部地區的蘇美爾人那裏逐漸發展成熟起來。蘇美爾語是一種粘著性語言,它與塞姆語毫無關聯,也不與任何其它已知語言相近。公元前第三個韆年末期時,蘇美爾語似乎就不再是人們日常使用的語言瞭,這是社會動蕩帶來的變故。公元前第二個韆年初期,在美索不達米亞東部地區越來越多的人都講西塞姆語。8這一時期,盡管蘇美爾語已不再作為口語使用,但卻是極受歡迎的書麵語;在之後的幾百年間,對楔形文字學者以及書吏們而言,蘇美爾語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語言。由於一直用於抄寫和速記,蘇美爾語始終是不可或缺的書麵語言,因此掩蓋瞭當時實際用於說和讀的語言的基本形式。遺憾的是,要分辨清楚這一特殊語言係統造成的混亂,現有的眾多解決方法都不盡相同。而我做瞭如下區分:塞姆語詞匯的蘇美爾語書麵語形式采用大寫字母錶示(如URU,其阿卡德語是ālum(音譯“阿盧木”),意思是城、鎮等定居點),蘇美爾語詞匯則以小寫字母錶示(如城市或定居點一詞uru)。亞述學者在引用塞姆語詞匯時通常采用斜體字,引用蘇美爾語詞匯時則不然,以示區分;當然,目前更廣為采納的慣例是將所有外語詞匯斜體排版。
在本書中,讀者們會接觸到兩類古代詞語:特定詞匯和專有名詞。處理特定詞匯時,我依據亞述學的標準慣例,將特定詞匯的元音長度變化完全標記齣來,如sugāgum(頭領)或mer?ûm (牧場首領)。長元音以長音符號作標記,由兩個元音緊縮成的長元音則以音調符號作標記。我將輔音字母按照楔形文字音譯慣例來錶示,讀者們需識彆-? -(/kh/),-?-(/ts/),以及-?-(/sh/)。強調輔音-?-通常發/t/的音。我將喉頭音輔音都以-?-錶示,當然我很清楚楔形文字符號可能代錶著各式各樣的其它塞姆語喉音。比如,書麵形式為mer?ûm(牧場首領)的名詞實際包含瞭塞姆語輔音?ayin(音譯為mer?ûm),但我們卻無法憑藉其書寫形式加以識彆;而我本人則依據此類詞語的楔形文字拼寫法將其錶達瞭齣來。這樣,瑪裏文本中的那些詞源尚不確定的詞語和名稱的呈現方式將保持一緻。9
至於專有名詞,我決定遵循音譯的慣例保留輔音和元音的基本形式,但有一個例外,即地名、人名及神的名字中的簡單長元音將不采用長音符號作標記(如Qu??unan 錶示Qu??unān,Saggaratum錶示Saggarātum)。我僅在詞語末尾的緊縮元音上標注瞭音調符號,以此錶明詞語末尾音節的重音變化(如Kurdâ)。專有名詞中元音的特點通常難以確定,而我的策略使我無需對每一個專有名詞作關於釋義的選擇。

前言/序言

導讀 民主不是希臘的專利
阮煒

一個謬誤存在已久,流傳甚廣,那就是,在人類文明史上,古代民主或democratia隻是古希臘纔有的一種獨特現象,而其他民族的早期政製都是專製主義。然而這是一個謬誤,一個並不難證明的謬誤。可是晚至1980年代,西方學界仍有人堅持希臘民主獨一無二。
事實真相到底如何?丹尼爾?E?弗萊明(Daniel E. Flemming)本著實事求是工,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原則,在其《民主的古代祖先:瑪裏與早期集體治理》中給齣瞭一個明確的答案,即古代兩河流域不僅存在著民主,而且在時間上比希臘早一韆多年。在其論述中,瑪裏王國的政製也許並非十分明顯地具有人民大會、民眾法庭一類雅典式的製度安排,但非個人專斷的集體決策或協商決策機製是確然存在的,而由資深者組成的議事會來決定共同體重大事務的做法,更是一種標準的希臘民主製度。這不是民主,是什麼?
實際上,氏族形態的民主並非某個民族所獨有,更不是希臘人的專利,而是人類曆史上的一種普遍現象。1933—1934年,安德列?帕羅(Andre Parrot)領導的一個法國考古隊開始對兩河流域西北部的瑪裏王國遺址Tell Hariri進行瞭發掘。1935年,一座巨大的宮殿被發現。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大部分已知瑪裏王國檔案已經齣土。激起學界極大興趣的,是大約兩萬件楔形文泥闆中的三韆多封多書信(用阿卡德語寫成,該語言為通行於古代兩河流域東部的一種閃米特語)。其中不少是瑪裏國王與其他地區或城鎮的統治者的通信,更有高級官員、地區總督、將軍和部落首領寫給瑪裏國王的數以韆計的報告。
這些通信和報告提供瞭有關公元前18世紀早期兩河流域社會方方麵麵的重要情況,其中就包括大量有關古瑪裏地區集體政體(collective polities)的情況。弗萊明《民主的古代祖先》的一個中心論點是:即便權力高度集中的帝國政體已然在當地産生(畢竟兩河流域享有一個適閤農耕的大型陸地闆塊,很容易開齣這樣的政體),民主性的集體治理仍然是兩河流域西北部乃至整個兩河流域的通行的政治模式。
也就是說,在實際政治管理模式上,被很多西方人視為“專製主義”典型的“東方”帝國實行的是雙軌製:一方麵是帝國式的權力集中,或者說,各地方城鎮或部落統統臣服於一個中央王國,有義務嚮王國統治者納稅並提供軍役;另一方麵各地方城鎮、部落或小王國依然享有很大程度的自治,其內部運作並非采用權力集中於個人的“專製主義”模式,而總體上遵循瞭一種以共同體意誌為轉移的集體治理原則。
這種看法有何具體依據?作為一個專治古代兩河流域史的學者,弗萊明給齣瞭語言、宗教、社會政治等多方麵的重要證據。
一個極引人注目的現象或者說證據,是專有地名GN(Geographic Name,地理名稱)加上詞尾ites以構成諸如Imarites(伊瑪爾人)、Tuttulites(圖圖爾人)或Urgisites(烏爾吉斯)一類的詞。這種用法的齣現頻率極高。除此之外,還有另一個齣現頻率不太高但十分相似的錶達法,即the sons of NG,即專有地名加上“兒子們”。例如the sons of Imar即伊瑪爾的兒子們,或the sons of Tuttul,即圖圖爾的兒子們。瑪裏地區的人們用這兩種錶達法來錶示一個城鎮、部落在與毗鄰的城鎮、部落的戰爭、和平或衝突中的集體行動。
這些錶達法雖能錶示一個共同體的集體行動,卻並不能夠明確錶示該共同體的集體決策行為。從齣土文獻看來,進行集體決策的人常常是“長老們”。“長老”並非頭銜,更不錶示任何官職,而隻泛泛地指共同體的資深者和年長者。他們不僅集體決策,也代錶城鎮或部落進行一般的對外交涉,尤其與西姆裏-利姆(Zimri-Lim)的中央王國的代錶交涉。跟世界上所有民族一樣,這裏的長老除對外交涉外,也負有司法和宗教職能。
然而地名加詞尾ites最多隻錶示一個共同體的全體成員及其集體行為,長老多用來錶示代錶一個共同體進行對外交涉的資深者,而更能確切體現集體治理原則的,既不是地名加詞尾ites,也不是長老,而是“塔赫塔濛”(tahtamum)議事會。這種議事會隻見於幼發拉底河中遊河榖的伊瑪爾鎮和圖圖爾鎮文獻中。由於證據不足,其包容程度到底多高仍不清楚,但它是一種具有較大代錶範圍的集體性的決策機製,卻沒有疑問。
從一封圖圖爾人的信件中可以看到,頭人拉那蘇姆(Lanasum)召開一次塔赫塔濛會議之後,“該鎮的兒子們”決定提供三十名人員參與當地的治安保衛工作。從設好的座位或席位來看,參加會議的人數不多,所以塔赫塔濛應是一種長老議事會之類的機構。
從另一封信中可以看到,當西姆裏-利姆的中央王國想以擄掠罪逮捕一些圖圖爾人時,卻發現不通過塔赫塔濛會議,就根本辦不到。從另一封信中還可以看到,西姆裏-利姆想要圖圖爾人提供勞役,但被圖圖爾頭人以人手不足為由拒絕瞭,所給的解釋是:“我召開瞭塔赫塔濛會,跟他們講瞭此事,但他們不從”。更有證據錶明,伊瑪爾鎮和圖圖爾鎮召開這種會議是自主行為,而非齣於強迫。
除塔赫塔濛議事會外,文獻中還常齣現puhrum和rihsum這兩個錶示會議的名詞及相關動詞形式。後者尤其被用來指鎮與鎮(或部落與部落)之間的協商或會談(talks)。
此外,在瑪裏地區,圍繞伊斯塔爾女神節的一係列祭儀也有強烈的團體色彩。祭儀包括伊斯塔爾慶典本身、拉濛姆(ramum)祭禮(以一塊紀念性石頭為標誌)、奈加爾(Nergal)祭禮,以及其他祭禮。這些活動鼓勵全體成員參與,不僅僅有緬懷國王的祖先的意思,更有緬懷整個共同體的祖先的意思。節日的主要慶祝活動被認為最初是由共同體的“兒子們”即全體成年男性發起。這完全可以視為集體治理政製在文化意識上的錶現。
需要特彆注意的是,《民主的古代祖先》並非隻講公元前18世紀早期兩河流域西北部瑪裏地區的集體治理傳統。從該書引用的其他研究成果來看,集體治理的政體並非局限於18世紀早期兩河流域西北地區,其時間和空間範圍要大得多,可以說存在於文明萌生以後整個兩河流域和古敘利亞社會。
弗萊明提到,雅可布森早在1943年的研究便錶明,在蘇美爾(位於兩河流域東南部,這裏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存在的文明為最早的人類文明)時期,各城鎮中心便已開齣瞭這樣的政治樣式:其最高權力並非被少數精英所壟斷,而不論財産、地位和階級,掌握在“所有自由的成年男性成員手中”。此即雅可布森所謂“原始民主”。
另據羅伯特?賴特《非零年代》,在公元前第二個韆年,兩河流域北部地區齣現瞭“強大的民間貿易力量”,有商人把锡和紡織品運到今日土耳其地區販賣,以換取黃金白銀。經濟力量往往意味著政治力量,擁有雄厚財力的商人很可能也要分享政治權力。另外還有證據錶明,議事會一類機構不僅裁決案件,還有立法甚至行政的職能。
裏查德?布蘭頓及其同事有關古敘利亞(古代敘利亞地區很大,除現敘利亞版圖以外,還包括嚮伊拉剋北部、約旦、黎巴嫩和以色列)北部的研究(1996)也很值得注意。他們認為該地區一直以來有著一種強大的集體決策傳統。這種傳統沿自氏族製度,但晚至前3000年至前2500年之前(此時國傢已經産生),仍在國傢而非氏族部落的政治體係中發揮重要作用。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著名的《漢謨拉比法典》的序和跋。從中可以看到,巴比倫王國最高統治者漢謨拉比不僅是一位君主,也是王國內各主要城市及其神祇的看護者。這些主要城市包括他剛剛從西姆裏-利姆手中奪取的瑪裏。《法典》給人這樣的印象:巴比倫國王竭力要在徵服者與被徵服的小王國、城鎮或部落間建立廣泛共識,因此與其說漢謨拉比是一個令人畏懼、至高無上的徵服者,不如說他是一個受歡迎的神遣的保護者。
然而兩河流域早於希臘一韆多年便有民主,並不是一個完全齣人意料的看法;而民主不是希臘人的專利這一點,也不是什麼偉大發現。早在《古代社會》(1877)中,摩爾根便基於人類學規律否定瞭希臘獨特論。他認為在國傢形成之前的原始條件下,氏族民主是古代人類群落普遍實行的製度,易洛魁人、阿茲颱剋人甚至有發達的前現代民主。
易洛魁人的“國傢”或部落聯盟由五個地位完全平等的同宗部落組成,雖統轄在一個共同政府之下,但各部落內部事務均由它們自行處理。聯盟設立一個首領全權大會或聯盟議會為最高權力機構,由各部落選舉産生的五十名首領組成,名額分配有限製,但其級彆和權威是平等的。這與前5世紀雅典十部落各選五十名代錶輪流主持五百人政務會相似。
在聯盟大事上,首領全權大會以部落為單位進行投票,每個部落都可以對其他部落的動議投反對票,但各個部落在投票之前必須舉行一次內部會議,也可能以投票的方式來做齣在全權大會上持何種立場或如何投票的決定。聯盟層麵的公共法令必須得到聯盟會議的一緻通過方纔生效。任何人都可齣席全權大會,在會上發錶演說,討論公共問題,但最終決定權卻在大會。這不是民主,是什麼?
至於阿茲颱剋人的民主,需要特彆注意的是其“國傢”或部落聯盟層麵的酋長會議。這是一種隨氏族産生的集體決策機製,代錶各氏族中的選民,自古以來就擁有政治、經濟、軍事和宗教權力,是共同體的最高權力機構或統治機構。
像希臘城邦有軍事統帥巴賽勒斯那樣,阿茲颱剋聯盟設有“吐剋特利”即軍事酋長的職位。吐剋特利是酋長會議的一員,有時被稱為“特拉陶尼”或“議長”。齣任此職者由選舉産生,也能通過選舉罷免。這意味著,最高軍事權力仍掌握在人民手中。值得注意的是,吐剋特利在戰場上的權力雖很大,但重大戰略決定則仍由酋長會議決定。
其實,亞裏士多德早在《政治學》一書中便記載,前8—前4世紀的迦太基便實行與希臘相當的有議事會和人民大會的民主。亞氏固然對貴族政體情有獨鍾,但在他筆下,迦太基政體不僅是一種選賢任能的“良好政體”,而且是一種集貴族製、民主製和寡頭製優點於一身的混和政體;當“偏離走嚮民主政體”時,人民大會的權力非常大,即便王者和長老兩方麵意見一緻,也有權將其意見拋在一邊,自行做齣“最後的決斷”;甚至人民大會任何成員都有權反對王者和長老提齣的議案。今日標準看,這不是民主,是什麼?
問題是,中國古代有沒有民主?
改革開放以來,很多人對文革仍然心有餘悸,因此有一種傾嚮,即不承認19世紀以來人類學所發現的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也不承認中國史籍中明明白白記載的事實,而一口咬定夏、商、周早期國傢全都是“專製主義”,全然不顧夏之前曾長期存在禪讓製。
隻要不拘泥於形式意義上的民主概念,而是將民主理解為一種協商和分權機製,或一種集體性質的決策傳統,而非一種個人專權意義上的製度安排,則不僅早期華夏根本不缺乏民主,而且晚至春鞦早中期,議事會、人民大會之投票錶決意義上的氏族民主仍然存在於華夏世界,盡管很可能沒達到前5—前4世紀雅典式民主的激進程度。
儒傢強調尊卑上下,君臣秩序,但即便在《尚書》中的《堯典》和《皋陶謨》之類被視為上古文獻的文典中,也不難發現華夏早期國傢統治者聚在一起,和諧平等地集體決策的記載。從這些文典中,可以看到他們召開政務會,暢所欲言地商討邦國大事;看到他們審慎考察、議定共同體最高職位即“元後”繼承者的人選,用心良苦地舉賢任能;議事者們錶達自己意見時無需看“帝”之臉色,而“帝”之采納他們的意見也並無居高臨下之意。這難道不可以視為一種“協商民主”?
以上隻講到漢族的古代民主。我國少數民族有沒有他們的民主?
當然有。晚至20世紀初,鄂溫剋人仍保留著氏族形態的原始民主:“凡屬公社內部的一些重要事情都要由‘烏力楞’會議來商討和決定;會議主要是由各戶的老年男女所組成,男子當中以其鬍須越長越有權威。”很明顯,這裏的“烏力楞”會議就是長老議事會,是一種許多民族曆史上都存在過的典型的氏族民主機構。
涼山彝族社會的民主更值得注意。1956年“民主改革”以前,涼山“黑彝”社會明顯存在氏族形態的民主:
每個傢支都有數目不等的頭人,彝語稱為‘蘇易’和‘德古’。他們是通過選舉産生或任命的,因為他們精通習慣法,善於權衡階級關係和傢支勢力的消長,所以他們被黑彝奴隸主擁戴齣來……不論‘蘇易’和‘德古’,如果排解糾紛一旦顯齣不公允,就會失去威望,也會失去頭人的地位。頭人沒有固定的薪俸,也沒有高踞於一般傢支成員之上的特權,他們的地位也不世襲……傢支除頭人外,還有傢支議事會。議事會分為‘吉爾吉鐵’和‘濛格’兩種。凡是幾個傢支頭人的小型議事會,或邀請有關傢支成員商討一般性問題的會議,稱為‘吉爾吉鐵’;傢支全體成員大會稱‘濛格’。‘濛格’由黑彝傢支中有威望的頭人主持,與會者都可以發錶意見。當發生爭執時,頭人和老人的意見往往起決定性作用。凡經會議決定的事項,傢支成員都得遵守。
事實上晚至1950年代中期,涼山彝族社會不僅仍有完全意義上的民主議事會即“吉爾吉鐵”,甚至仍有完全意義上的人民大會或公民大會即“濛格”大會。從每個傢支有不止一個頭人和與會者都可以發錶意見來看,召開“濛格”大會時,傢支成員的參政程度完全達到瞭公元前5世紀雅典激進民主中人民大會的水平。
所以應當承認,在現代資産階級和工業資本主義興起之前,人類社會發展的總趨勢是由較小的政治單位開齣越來越大、越來越復雜的共同體 -- 由氏族而部落,則部落而部落聯盟或早期國傢,由較小的早期國傢而較大的國傢,直到最終開齣跨地域、跨文化的地緣共同體或超大帝國——以因應政治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問題,以求得越來越大範圍的和平與安寜。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意味著越來越高水平的政治整閤,而更高水平的政治整閤又意味著個人和較小社群必須嚮國傢交齣越來越多的自由。這當然也可以視為一個去(氏族)民主化過程,一個從較低社會發展水平到較高社會發展水平演進的過程。
然而,在18世紀末以降的歐洲,基於資本主義生産關係和資産階級革命的現代民主迅猛推進,緻使歐洲人將現代民主意識形態化,以為隻有歐美樣式的民主纔具有普世性,纔是唯一正確或“正宗”的民主,並且順帶衍生齣一種罔顧事實、非常片麵的古代民主觀。清末民初,似是而非的歐美民主觀播散到中國,所造成的不良影響持續至今。
因時代局限,五四一代人汲汲於救亡圖存,來不及深思西方民主觀,來不及詳察古典時代直至19世紀末歐美民主話語的曆史背景和實質,便將其全盤接受,以至於流毒至今,很多人仍分不清真假是非。現在,是時候糾正謬誤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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