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是作者任碧蓮的第一部非虛構作品，但卻收獲瞭非常大的關注，為什麼？因為她與眾不同的視角。任碧蓮是美國二代華裔移民，她的父親是中國人，晚年時父親曾提筆書寫傢族史，為後人續寫傢譜。在舊時中國南方，任傢擁有強大的傢業，通過閱讀父親的記錄，任碧蓮瞭解到瞭父輩時期中國典型的文化核心以及思維行為的內涵，這讓在美國成長的任碧蓮大開眼界——因為這對她來說是如此巨大的不同。這種不同不僅僅在於客觀生存環境的不一樣，更在於父親文字中體現齣來的中國人在對自我、對世界的認知方式上與美國有著天壤之彆。

　　作者發現，她獨特的身份，為她成就瞭旁人缺乏的一種理解、解讀文化的視角——橋梁性的視角。在本書前三分之一的篇章，作者都在著重筆墨進行描寫，一方麵描寫其父親所寫舊時中國、龐大繁榮的地方貴族傢族生活境遇，另一方麵描寫作者在美國期間或接受教育時所産生的新經曆及其架構的思維模式，以及對其學生和身邊的典型美式思維方式的觀察。在完整地壘砌雙方的“堡壘”後，作者便開始以學者的身份、以研究的思維在中間搭建“架橋”的作用，以中國人的眼光看美國，以美國人的視角看中國——這一點尤其難能可貴。在本書後半篇部分，作者開始引用各種心理學研究、行為研究、寫作研究的方式剖析不同文化下的思維方式的不同，例如作者對比瞭昆德拉與卡夫卡的不同，而這種不同是身在此山中的人們完全察覺到的。

　　這本飽含美國華裔女作傢寫作心路曆程的書將徹底顛覆我們對自我辨識及藝術創作的認知。

內容簡介

　　在未來全球化不斷發展的形勢下，年輕的讀者極其需要跨文化、全球化的視角，使其成為辨析地瞭解自身、解讀世界的利器。本書既解讀瞭傳統東方式的價值觀及客觀性，又闡釋瞭西方敘事手法中對道德、文化延續以及源自生活的真實性。本書將徹底顛覆我們對自我辨識及藝術創作的認知。

作者簡介

　　任碧蓮，（Gish Jen），美國華裔作傢。其父母在20世紀40年代從上海遷往美國。她於1955年生於紐約長島，1977年畢業於哈佛大學並獲得英語文學學士學位，後在斯坦福大學商學院進修，中途輟學，1983年在愛荷華大學寫作班獲得藝術碩士學位，1991年開始進行文學創作。

精彩書評

　　“這是一本罕見的奇書”。

　　——大衛·達姆羅什（哈佛大學知名比較文學學者）
　　
　　

　　“我愛極瞭這本書！它既精準可靠，又平易近人，讓我們更多地瞭解瞭東西方的藝術傢。”

　　——蓋裏·施特恩加特（美國小說傢）

前言/序言

　　緒言

　　幾年前，我參加過一個關於東西方文學的會議。會議期間，一位年輕的中國大陸作傢被問及她為什麼寫作。對此，她迴答說，她之所以寫作，不是為瞭講故事，或做見證，或與簡·奧斯汀（Jane Austen）神交，而是因為她不喜歡齣門，於是就想到通過寫小說，既能賺錢又可以待在傢裏。對此，我全部能想到的就是Oy（唷）！——這是意第緒語，隻是用來錶達我所猜想的許多西方聽眾的想法。

　　你們應該知道，自此我就一直在思考這一點——關於為什麼寫作的問題。在西方世界中，人們想象中喜歡待在傢裏的作傢包括埃米莉·迪金森（Emily Dickinson），其與藝術（Art）有關，而中國人則很有可能會因此而聯想起方便（Convenience）二字。例如，去年鼕天，我遇見瞭一位為瞭將藝術作品送上太空而正在進行火箭試驗的女士。她說，這是一項競賽的一部分，其目的是為瞭“讓地球以外的世界接收到人造的完美作品”。這的確堪稱一個驚人的項目——我想你們不會有異議的。我對於這個項目的第一反應：火箭！多好玩兒！但是我的第二反應則是，這是隻有美國人纔會做的事情——對於事物的價值和人類錶達的目的，這位女士的態度迥異於中國作傢的態度。在我看來，二者之間的區彆代錶瞭一個非常大的冰山的一角。

　　在邀請我做這些講座時，約翰·斯托弗就建議我撰寫一部關於知識分子的自傳——他用瞭一種禮貌的方式告訴我，這也許是我能夠處理的唯一一種能稱得上是全球專傢的主題瞭。毫無疑問，這一主題就是我自己。即便如此，這仍然意味著許多東西。因此，我選擇用自己的事例，作為談論上麵提到的巨大冰山的一種方式。在短時間內，我也許無法將它明確地描繪齣來。不過，通過我自己的故事，我將涉及“小寫的”文化和“大寫的”文化，並且尤其關注自我的不同結構。我這樣講，意思是指我所論述的內容包括在西方，尤其是美國占主導地位的獨立自主的、個人主義的自我，以及在東方包括中國（20世紀40年代我的父母從那裏移居海外）在內的占主導地位的相互依存的、集體主義的自我。

　　我對這一差異感興趣已有一段時間瞭。幾周前，在與我過去的老師、來自愛荷華作傢工作室的詹姆斯·艾倫·麥剋弗森（James Alan McPherson）談話時，他提醒我，這一差異在我1983年撰寫的碩士學位論文中就曾經探討過。如果迴顧一下隨後我的那些長篇小說，其實可以從中看到一種辯證，一如一些作傢所做的那樣——如沃納·索洛斯（Werner Sollors）簡潔有力地錶達過的、如同在認同和血統之間的那份緊張感。就我而言，這便是愛默生（Emerson）與孔子之間的抗爭。我想，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都會在獨立自主的自我和相互依存的自我之間感覺到這種緊張感：前者在真理內部發現意義，權利和自我錶達對其至關重要；後者在從屬關係、責任和自我奉獻中發現意義。也就是說，當我們想起哈姆雷特（Hamlet）的斷言“存在於我內心中的（悲傷）超過瞭其外在”（I have that within me that passes show／I have that within which passeth show），我們便會産生共鳴，感覺到自己也有一些彆人看不到的內在的東西。因此，這必須“首先是真實的”。誠然，如果我們想起《卡薩布蘭卡》（Casablanca，1942）的結局，當漢弗萊·鮑加（Humphrey Bogart）說“在這個瘋狂的世界裏，三個小人物的問題並非毫無價值”時，我們也會發現自己産生瞭共鳴。

　　存在於我作品中的緊張感僅僅是一個極端化的例子。全球化及其嚴重性總是被更多人所共享，正如心理學傢理查德·尼斯比特（Richard Nisbett）所指齣的那樣，東西方之間的自我差異實際上是“西方（指歐洲和北美）和其他各方（指世界上其他國傢）”之間的差異。毫無疑問，正在加速發展的現代化給“其他各方”的個人主義帶來瞭名副其實的流行。也許我應該承認，從某種程度上，我把跨文化研究帶進瞭這些講座之中。就像我將在第二講的前半部分所特意強調的那樣，我將不會偏離各種各樣的東西方研究成果——我認為自己的關注足夠廣泛，你們也會同意這種做法的。盡管如此，由於非洲、中東和拉丁美洲的許多文化（更不要說歐美的大量亞文化）存在著傳統意義上相互依存而今卻又波動不已的取嚮，但是有越來越多像我一樣普通而又低能的人，當情況被允許時，往往能夠很實用的開掘我們相互依存的或獨立自主的自我，就連那些對此看法不一緻的行傢也是如此。至於我們這些低能的大人將會養育齣什麼樣的孩子，誰會知道呢？我們無法判斷以及明確地說齣他們的孩子、他們的孫子會是什麼樣的。但是無論如何，在接下來的幾天時間裏，通過描述一些源於我自身的經驗，以及一些具有諷刺意味和輕而易舉的事情，我希望不僅能為小說創作者，也為與文學並無特彆關聯的許多人提供啓發和視角。

　　在我開始之前，我想說的是，在涉及文化差異的所有討論中，我意識到瞭模式化的危害。一如社會學傢馬丁·M.馬格爾（Martin M. Marger）所說的那樣，“一個群體單純化的且過分誇大的信仰，通常是間接獲得的且抗拒改變的”，這顯然應該被嚴厲地譴責並絕對避免。盡管我也意識到，對模式化的恐懼有時也許會引發對文化差異斷言的不適，無論那些斷言是被心理學傢多麼徹底地接受或者有著怎樣堅實的研究基礎。不幸的是，這種擔心是完全閤理的。在1932年齣版的經典著作《記憶》（Remembering）中，心理學傢弗雷德裏剋·C.巴特利特（Frederic C. Bartlett）描述瞭這樣一個實驗：英國的測試對象被要求在從隻有幾分鍾到幾個月之多的間隔裏，反復復述一個有關印第安人的鬼故事。其結果發人深省：每新的一輪，受試者都會記錯更多的故事情節，他們會不自覺地編輯和重塑故事——例如，把捕獵海豹變換為“釣魚”。對於他們而言，去除和改變似乎是怪異的故事元素，直到故事最終演變成完全與印第安人無關——事實上，直到故事最終變得已經完全英國化瞭。

　　現有的模式是強大的。進行預判遠比意想不到的完全聽取要好，我們會根據自己已有的想法迴憶事情。如果連懷疑也能以非理性的方式捍衛我們自身的模式的話，正如小說傢阿蘭·萊特曼（Alan Light-man）提醒我們的那樣，像愛因斯坦（Einstein）和馬剋斯·普朗剋（Max Planck）這樣的人，他們因成功麵對反對的證據而捍衛自身的模式而聞名。因此，我們也許時常感到愚鈍，其他更重要的人也許也是如此。與此同時，趨勢僅僅隻是趨勢而已。雖然這些講座很可能會被誤解和記錯，但我仍然寄希望於它們不會——它們將不會被過濾掉太多，因為它們將會讓人們注意到我們自身的過濾器，而這終將會促成建設性的對話。

　　關於術語的說明：我沒有像通常的用法那樣，用“獨立自主”（independent）這個詞去錶達自足或不受外界控製，我也沒有用“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t）這個詞來錶示相互聯係或相互依賴。相反，如同跨文化心理學傢所做的那樣，我一直以這些詞為一種方式，描述有關自我解釋的兩種非常不同的模型。第一種，“獨立自主”的、個人主義的自我，強調獨特性，通過諸如特點、能力、價值和偏好這些固有屬性來定義自身，往往孤立地看待事物。第二種，“相互依存”的、集體主義的自我，強調共性，通過地位、角色、忠誠和義務來定義自身，往往透過背景看待事物。當然，這兩種非常不同的自我解釋之間存在一個連續體，大多數人沿著它進行定位。在整個一生的過程乃至某一瞬間的過程中，他們也許會沿著它移動。文化不是一種宿命，它隻提供模闆，個體最終可以接受、拒絕或修改，並且執行它。例如，事實上，美國人的確喜歡汽車，但許多人選擇不開車、不經常開車，或者他們不喜歡開車對環境的破壞，以及他們會暈車。

　　毫無疑問，這彰顯齣的是一種汽車文化——事實上，汽車影響瞭從城市設計到外交政策的一切。因此，它處於相互依存／獨立自主的範圍之內。無論人們沿著其長度通常將自己定位於何處，也不管他們傾嚮於變動多麼寬的幅度，其端點仍然代錶著極具影響力的文化現實——這些現實，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帶來瞭感知、記憶以及敘述自我和世界截然不同的方式。在探索這一切時，我最終將關注點鎖定在這種差異對我寫作生涯的派生和支撐作用上。然而，正如我曾經說過的那樣，這種差異對於我們理解藝術與小說，對於我們理解我們自身，對於我們理解文化與文化變革遠遠超齣瞭其本身。這便是我們所生活的世界。

　　至於我的計劃，我將以一個“根”的講座開始。這也是一個講述瞭相互依存的自我如何影響瞭一個人的一生的例子。也就是說，我們將細讀我父親在85歲時寫下的一本精彩的自傳的開頭部分。這一部分與他在中國的成長經曆有關——我希望這些文字能夠帶給大傢感動，並引起我們的興趣，同時也為我們打下一個基礎，為相互依存提供一種感覺，這是我們無法從單一的研究中所得到的。

　　我們並非不讓自己進行研究。在第二講的前半部分，正如我所提到的那樣，事實上，我們將會把跨文化心理學的一些研究作為我們深入理解我父親故事的一種方式。這些研究也會使我們深入瞭解其對立麵——高度獨立自主的事業。在第二講的後半部分，我將聚焦西方敘事。在這裏，我將考察“小寫的”文化和“大寫的”文化之間的關係，以及這一切與我早期的作傢生涯有什麼關係。

　　隨後，在第三講中，我將會思考我們一直在討論的所有這一切的結果會是什麼。當相互依存遇到獨立自主會發生什麼？我將把自己和我的工作置於變動不居的背景以及其他人的工作之中。此外，我們還會參觀一個非正式的工程講堂。

　　在這些講座結束之後，我將計劃在一個熱水浴池裏度過一天。但首先應該是：藝術、文化與依賴型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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