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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它是老子所憧憬的“小國寡民”理想社會的現代實驗，它在艱難時世中建國，在內外交睏中立國，從斷裂到團結，從危機四伏到安定有序……“小的不一定都是美好的”，這個“小邦”卻實現瞭“大治”，它做對瞭什麼？《大道之行》作者歐樹軍聯閤《民主四講》作者王紹光，曆時八年的傾心之作，講述不同以往的新加坡故事。

作者簡介

歐樹軍，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係副教授，北京大學法學碩士（2005），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哲學博士（2009）。已齣版專著《國傢基礎能力的基礎：認證與國傢基本製度建設》，譯著《選主批判：對當代西方民主的反思》《沃倫法院與美國政治》，發錶論文、書評和評論等數十篇。
王紹光，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係榮休講座教授，北京大學法學士（1982），美國康乃爾大學政治學碩士（1984），美國康乃爾大學政治學博士（1990），1990－2000年任教於美國耶魯大學政治係，已齣版專著16本，發錶中英文論文百餘篇。

目錄

序
引　言
第一章　逐鹿之地
　　一　帝國逐鹿東南亞
　　二　“間接帝國”的例外
　　三　從“重返”到“退場”
　　四　帝國與東南亞區域秩序
第二章　國傢奠基
　　一　公共部門的本地化
　　二　政治體係的適應性
第三章　資源汲取
　　一　行政主導的發展型政府
　　二　階層分化與稅收結構
　　三　量入為齣的公共開支
第四章　人心濡化
　　一　形塑國族認同
　　二　締造核心價值
　　三　凝聚執政共識
第五章　政黨統領
　　一　政黨與官僚之間
　　二　政黨統領國傢
　　三　主動糾錯與自我更新
第六章　規管經濟與社會
　　一　國傢規管市場
　　二　政府協調勞資
第七章　可持續的再分配
　　一　嵌入、脫嵌與馬太效應
　　二　“反福利依賴的福利國傢”
　　三　福利認證與可持續再分配
第八章　雙軌吸納
　　一　雙綫吸納基層
　　二　分類吸納精英
　　三　營造雙軌政治
第九章　利益整閤
　　一　議程設置的代際變化
　　二　立足整體謀長策
　　三　積極尋求政策共識
　　四　雙嚮壓力與政策執行
第十章　反思“先發展後民主”
　　一　新加坡模式的經驗描述
　　二　“先發展後民主”的迷思
　　三　新加坡的政道
　　四　新加坡的治道
參考文獻
後　記

前言/序言

序
王紹光

這本有關新加坡的書是寫給中國讀者的。與中國相比，新加坡是個很小的國傢。中國的人口是新加坡的240多倍，中國的領土麵積是新加坡的13400多倍。對中國來說，新加坡的治理經驗有什麼參考價值嗎？
其實，隻是相對中國這樣的大國，纔能說擁有570萬人口的新加坡小。世界上現有200多個主權政治實體，其中一半以上人口還沒有新加坡多，包括丹麥、芬蘭、挪威、愛爾蘭、新西蘭、阿爾巴尼亞、濛古國等國。
如果與曆史上的城邦相比，新加坡則可以算得上泱泱大國瞭。古雅典的總人口大概在15萬至25萬之間，是古希臘最大的城邦。羅馬共和國剛建立時，人口總共隻有十二三萬。到帝國替代共和國時，羅馬的勢力範圍很大，東至小亞細亞、西至英吉利海峽、南至埃及、北至萊茵河，但公民規模不過六七百萬（包括奴隸超過800萬人）；偌大個羅馬帝國，人口比今天的新加坡隻多瞭少許。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城邦規模更小。在1300年前後，意大利中北部人口超過兩萬人的城邦隻有區區26個，其中威尼斯最大，人口也不過10多萬。佛羅倫薩的人口也曾一度接近10萬，但遭受黑死病重創後，直到16世紀上半葉，人口纔恢復到5萬上下。現在新加坡的人口是當年威尼斯的50多倍，是當年佛羅倫薩的100多倍，真不算小瞭。
政治實體的規模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為它與治理的方式、治理的難易密切相關。我們知道，老子憧憬的理想社會是“小國寡民”，但不知道他所說的“小”是多小。柏拉圖說得比較具體，他認為最理想的小國規模是5040戶，即2萬多人。亞裏士多德認為沒有必要規定具體數目，但他同樣確信，政治實體的規模不能太大，因為在他看來，經驗顯示，“人口過多的城邦很難或者說不可能實行良治”。他所說的“人口過多”恐怕不過是幾萬人而已。直到18世紀中葉，孟德斯鳩仍持類似的看法。他斷言：“就性質而言，共和國應該幅員較小，否則它就很難存活”，其理由是“在一個大共和國裏，公共福利會成為多種多樣考慮的犧牲品，既受製於各色各樣的例外，又取決於多種偶然因素。在一個小共和國裏，每個公民能更多地感受和瞭解公共福利，與公民福利更為接近。因此，那裏的弊端不那麼普遍，也較少受到保護”。盧梭也有類似的看法：“民主政府就適宜於小國，貴族政府就適宜於中等國傢，而君王政府則適宜於大國。”在美國從邦聯轉型為聯邦的過程中，孟德斯鳩的上述說法成為反聯邦主義者不厭其煩引用的論據，而在聯邦主義者筆下，小共和國一點也不美好，而是一直“不安的騷動”，“永遠搖擺於暴政和無政府狀態這兩個極端之間”。他們在孟德斯鳩的著作中也找到瞭支持組建聯邦共和國或共和國聯邦的理據，並試圖進一步論證，相對於小共和國，大共和國具有不少優越性。
現代政治學對政治實體的規模關注甚少，不過我熟悉的兩位學者是例外。
一位是我在耶魯大學任教時的老前輩羅伯特·達爾。在擔任美國政治學會會長時，他曾於1967年在其會長演說中提齣一個問題：實行民主，是否存在一個適當規模問題？國傢越大、人口越多，民主製度是否越難運行？民主質量是否越難保證？為瞭迴答這個問題，達爾幾年後專門與另一位耶魯同事閤著一本書《規模與民主》。不過，這本書顯示，規模與民主的關係並不如想象的那麼簡單。無論從輸入端（如投票率）還是輸齣端（如對民眾的迴應性）看，大政治實體的錶現往往不比小政治實體差。
另一位是我就讀康奈爾大學時的老師彼得·卡贊斯坦，他於1985年齣版瞭一本有關歐洲小國的研究的書。那時，隨著大國經濟開始變得更加開放起來，它們也更容易受到國際市場波動的衝擊，這引起不少人擔心。而卡贊斯坦指齣，歐洲的小國早就有瞭這樣的經曆。國傢規模小，經濟結構必然比較簡單，不可能也沒必要麵麵俱到。這意味著，小國經濟的開放程度一般都會相對比較高，也比較容易受到國際市場波動的衝擊。但這些開放的小國實際上並不比大國更容易陷入危機。恰恰相反，這些小國的經濟十分靈活，政治十分穩定。這是為什麼呢？卡贊斯坦的解釋很有說服力：正是因為容易受到外力衝擊，這些小國的人民更容易理解什麼叫同舟共濟，勞方與資方更容易相互妥協，從而催生齣閤作主義的政治文化與政治體製。政治上穩定瞭，經濟上必然更加靈活；反之亦然。既然小國都可以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大國沒有理由做不到。在這個意義上，卡贊斯坦相信，小國的經驗為我們判斷大國的發展提供瞭一個樣闆。
新加坡既沒實行達爾所說的那種民主，也沒有采取閤作主義的體製。但即使不喜歡其政治體製的人，也不得不承認它的治理水平相當高。這與它的規模較小是否有關呢？當然有關。治理的難易明顯與政治實體的規模相關。人口越多，其內部越可能存在種族、民族、宗教、語言、文化、經濟等種種差異；領土越廣闊，提供公共物品（如邊遠地區教育、醫療、交通等）的單位成本越高，協調各級政府行動的難度越大。大國政府花更多的錢，卻可能依然必須時時麵對“眾口難調”、“群龍治水”的睏局。2016年，中國人口相當於歐盟28國、美國、印度尼西亞、巴西的總和。如果說治理歐盟各國、美國、印度尼西亞、巴西中的任何一個都充滿挑戰的話，那麼治理中國的難度恐怕是治理這31個國傢的總和，豈是治理一個小小新加坡所能比擬的？難怪一位美國法學教授第一次到中國時發齣這樣的感嘆：“這麼大的國傢，如此廣闊的疆域、如此多樣的人口！真想不齣治理它該有多難。”
不過，說規模小比較容易治理，這並不意味著規模小的國傢都治理得很好。20世紀七八十年代，有一本書風靡全球，題為《小的是美好的》。但在現實中，小的卻不一定是美好的。美國有個機構每年公布“失敗國傢”（或“脆弱國傢”）指數，2016年最脆弱的50個國傢中，有10個規模比新加坡還小；而新加坡則屬於最成功的國傢之一，排名在美國、法國、日本之前。這說明，新加坡做得好不僅僅是因為它小，它還一定是做對瞭某些事。
那麼，新加坡到底做對瞭什麼事呢？我們這本書提供的解釋是，新加坡在國傢基本製度建設方麵成就斐然，實現瞭“小邦大治”。所謂國傢基本製度，是指為瞭實現“良治”，任何一個政治體製都必須建立的基本製度框架，它是現代國傢的“地基”。通過對各國正反兩方麵曆史經驗教訓的比較與梳理，我們認為，現代社會的“地基”由八大機製構成，即維護國傢安全與公共秩序的強製機製；動員與調度社會資源的汲取機製；培育與鞏固國傢認同和社會核心價值的濡化機製；在數據與人、財、物之間建立對應關係的認證機製；維護經濟與社會生活秩序的監管機製；確保國傢機構內部的控製、監督與協調的統領機製；維護社會分配正義的再分配機製；將民眾參與納入製度化管道並協調不同利益的吸納整閤機製。
我們和一些閤作夥伴曾長期研究中國的國傢基本製度建設，齣版過大量論文與專著。在研究中，我們最深的感觸是，中國太大，情況太復雜，無論建立哪一種機製，強製、汲取、濡化、認證也好，監管、統領、再分配、吸納整閤也好，都十分艱難。過去幾十年間，中國在國傢基本製度建設方麵已取得瞭長足的進步，但存在的問題依然十分嚴峻，新的挑戰不斷齣現。這恐怕就是“大有大的難處”。由於規模小得多，新加坡也許在八大機製建設方麵走在瞭中國與其他許多國傢前麵。這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2016年11月24日
香港吐露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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