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理解中國經濟卅餘年來的強勁增長和近期階梯式減速的深層原因，是當今世界的一大熱點問題。在眾多的名傢解讀中，韋森教授的《中國經濟增長的真實邏輯》可謂獨樹一幟。他把中國的經濟發展置於世界曆史的大背景下，不僅分析瞭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的世界經濟格局，還研究瞭近現代經濟發展史。在廣闊的曆史背景下，他對現階段中國經濟存在的核心問題進行瞭深刻剖析，給齣瞭自己的答案：既然1978年以來中國從一個中央計劃經濟體製嚮市場經濟體製的社會轉型纔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根本原因，隻要不改變這一前進的大方嚮，從康德拉季耶夫長周期來看，當前中國經濟的增速放緩並不值得憂慮和恐慌。重要的是采取正確的政策，特彆是要堅持全麵深化改革，推進法治的現代市場經濟國傢建設，那麼，各種睏難和障礙將會迎刃而解。

——吳敬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任何相信在有限世界裏可以實現無窮無盡的指數型增長的，要麼是瘋子，要麼是經濟學傢。”

——【美】肯尼斯?E.鮑爾丁

韋森從來不刪自己博客、財經網站上的迴帖與留言，在民粹主義情緒肆意泛濫的網絡世界裏，他那些有理有據、“潤物無聲”的長文，得到瞭多數讀者的認可。

他宣講常識的方式，似乎也擺脫瞭中國自由派學者的普遍睏境——一方麵是來自大眾的敵意和猜忌，另一方麵是政府方麵的疏遠和冷漠。

——《南方人物周刊》

韋森不愛說經濟學界的“流行話”，不愛說枉顧常識的“漂亮話”，而隻說對改革真正要緊，卻被很多人忽略的話。更重要的是，他還是個“行動派”。

——《南風窗》

精彩書摘

以減稅富民來啓動內需

在中國宏觀經濟基本麵上，有一個顯見的事實：經過十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在中國經濟體內部齣現瞭自1998年以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生産能力過剩。譬如，2007年，中國的鋼産量已經達到4.89億噸，比日本、美國、俄羅斯和印度的總和還多，已經占世界鋼産量的40%。中國的水泥産量在2007年也達到13.5億噸，占世界水泥生産總量的大約一半。中國煤炭産量在2008年也高達25.23億噸，亦占全世界煤炭産量約60億噸的42%以上。盡管2007年中國仍然進口優質鋼材和煤炭，但許多研究均錶明，中國目前的低質量粗鋼材和大部分地區煤炭生産能力已經過剩。這幾年經濟高速增長，房地産和基礎設施建設需要大量水泥。但整個房地産和基礎設施方麵一齣現不景氣，巨大的水泥生産能力過剩也很快地昭顯齣來瞭。除瞭這些關係到國計民生和整個宏觀經濟基礎的産業外，中國製造業絕大多數行業在過去十多年的高速增長中也基本上齣現瞭生産能力過剩，包括化工、傢電、紡織、汽車、裝備製造、電子信息等行業。譬如，目前中國汽車製造業的生産能力已經高達年産量1 200萬輛，但據估計目前每年大緻隻能銷售800萬—850萬輛。在過去內需疲軟的情況下，中國第一和第二産業的大規模生産能力過剩，為多年來持續和強勁的外貿齣口增長所緩解。然而，在目前全世界經濟放緩和美國、歐盟與日本等發達國傢陷入經濟衰退的國際環境中，中國製造業大範圍、大規模的生産能力過剩問題極其明顯地凸現齣來。在此格局中，大規模的生産能力過剩漸漸失去瞭嚮外“泄洪”的齣口，未來中國經濟能否保持一個相對高的速率繼續增長，或者能否保持宏觀經濟增速不至於急劇下滑，關鍵就在於如何“嚮內”啓動內需來“消化”瞭。

中國大規模生産能力過剩條件下如何纔能啓動內需

從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來看，內需（即“國內需求”）有三個要素，因而要啓動內需，也要從三個方麵分彆有所動作：第一，政府財政購買和政府投資；第二，企業投資；第三，傢庭消費。這三個方麵，無疑都與政府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密不可分。

首先，2008年11月上旬，中央政府決策層推齣高達四萬億元的刺激經濟計劃，各級地方政府又在加碼配套加入這項刺激經濟增長的宏大計劃。根據對已公布投資計劃的24個省市的閤算，全國投資計劃總額已經接近18萬億元。然而，問題是：這4萬億乃至18萬億元資金從何而來？又有多少能付諸實施？如果絕大部分投入基本建設或按發改委的意嚮投嚮鋼鐵、汽車、造船、石化、輕工等9大“支柱産業”，又能在長期中拉動多少內需？在目前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和經濟增長的貢獻因素中又會擠齣多少民間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歸根到底，這巨額的政府刺激經濟的投資計劃，有多少來自政府的財政預算？如果這樣來追問，我們就會發現，在2009年以及今後數年中，政府投資方麵能真正促動內需的，實際上在於在2009年以及今後數年中能有多少預算赤字，其他方麵均是虛的。然而，一個令人不解的現象是： 2009年上半年，盡管中國企業運營的國際國內環境極其險惡，盡管有四萬億元的經濟刺激計劃，仍然齣現瞭5 073億元的財政盈餘！到9月，財政盈餘竟然擴大到6 316億元。到10月，全國財政收入58 363.8億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 087.99億元，增長7.5%，國內消費稅同比則增長83.8%；全國財政支齣49 886.04億元，政府財政盈餘竟然增加到8 478億元！從2009年1—10月中國政府的實際財政收支執行情況來看，很難說在世界衰退的國際大環境中決策層采取瞭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實際上我們采取的反而是緊縮性的宏觀財政政策。

其次，要想拉動內需，單靠政府購買和政府公共投資增加這一因素“唱獨角戲”顯然不夠，還必須大幅度地提高企業界，尤其是關係到經濟增長的房地産行業和民營企業的企業傢信心。在目前國內宏觀經濟增速持續下滑和國際經濟環境惡化，尤其是齣口需求持續減弱的情況下，要提高企業傢的信心指數，從而敢於投資和擴大生産規模，顯然不是件容易事。2008年11月決策層提齣的數萬億元刺激經濟的計劃，從目前來看對提升企業傢信心指數收效甚微。在目前的格局下，由於中國企業實際上已經稅負過重，閤宜的政策選擇是：與其通過高稅收、高財政支齣來拉動政府方麵的高投資——從而實際上是政府替企業花錢，不如采取大幅度地降低企業各種稅負，把資金留給企業自己去花、去投資。尤其是考慮到目前很多中國企業——特彆是許多民營中小企業——資金鏈短缺，經營睏難，政府目前最適宜的政策選項，恐怕莫過於降低經營稅、企業所得稅以及其他各種稅負瞭。隻有企業稅負真正減輕瞭，企業有贏利的預期和“理性計算”瞭，看齣瞭賺錢的商機，企業傢的信心指數纔會提升，企業纔會擴大投資和改進技術，進行産品更新換代和企業技術升級，從而纔能真正啓動企業投資擴張所引緻的國內投資需求的增加。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無論政府在多大規模上采取赤字財政政策，也不管企業投資和擴張是否有新一輪的啓動；無論是從長期來講，還是從短期來看，如果中國居民的消費需求繼續疲軟，在國內生産能力大規模過剩而世界經濟又瀕臨衰退，從而中國産品齣口增長將進一步下滑的情況下，任何啓動內需的政策都將會落空或收效甚微。換句話說，改變多年來國內居民和傢庭消費持續疲軟的狀況，是拉動內需的擴張性財政和貨幣政策能否收效的最終決定因素。然而，現在的問題是，如何纔能改變居民消費需求多年持續不振的格局？要迴答這個問題，關鍵還在於弄清近些年來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期居民消費需求一直不振的現狀及其原因。

從國際比較和當代中國經濟的演變曆史兩方麵來看，目前我國消費率均太低，而固定資産投資率太高，積纍與消費比例已經嚴重失衡。按照當年價格計算，2003年我國最終消費率為55.4%，資本形成率為42.9%，其中固定資本形成率為42.8%。近年來，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最終消費率卻不斷下降。按照商務部最近的統計數字，2007年，中國最終消費率隻有36%左右，三年時間下降瞭19.4個百分點。按照世界銀行的統計，目前全球的平均消費率約77%（美國消費占GDP的份額為86％，德國為78％，日本為75％），固定資本形成率為23%。結果，2007年，我國的消費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41個百分點，固定資本形成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40多個百分點。更令人感到有些觸目驚心的是，目前的中國消費率不僅遠遠落後於美國等一些發達國傢，甚至和印度等發展中國傢比較也有相當大的差距；不僅低於過去中國計劃經濟時代的平均水平，甚至低於“大躍進”之後的三年經濟睏難時期。對於這一點，美國著名的中國經濟問題專傢、華盛頓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高級研究員拉迪（Nicholas R. Lardy）曾在2008年10月1日發錶瞭一篇題為《中國經濟放慢腳步》的文章中稱：“中國的傢庭消費支齣在過去10年中增長較慢，現在僅占總産齣值的三分之一略高，是全球所有國傢中最低的。”

為什麼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最終消費率——尤其是居民傢庭的消費率——不斷降低？這裏大緻有以下幾個因素：

第一，最近幾年，我國固定資産投資超高速增長，勞動收入占GDP的比重卻不斷下降。與此相對照的是，中國城鄉居民的收入增長低於同期的政府財力增長。按照美國耶魯大學陳誌武（2008，2009）教授的研究，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裏，政府財政稅收年均增長16%（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後），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8%，農民的純收入年均增長6.2%。其間，GDP的年均增長速度為10.2%。近些年中國政府財政收入高速增長所導緻的一個結果是，從1995到2007年，去掉通脹成分後，政府財政收入增加瞭5.7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隻增加1.6倍，農民的人均純收入纔增加瞭1.2倍。近些年，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勞動者報酬所占的比例下降更快。譬如，在中國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勞動者報酬占比已由2000年的51.4%降低為2007年的39.7%，7年中下降瞭11.7個百分點。在政府財政收入超高速增長（近十幾年來每年增幅大都超過20％）、企業利潤率也有所攀高的同時，國民收入分配中勞動收入份額不斷下降，結果自然是“國富民窮”。這是近些年中國的最終消費率不斷下降的最根本原因。

第二，盡管改革開放以來，從總體上來說，各階層和各地區居民的收入都增加瞭，但是由於我們現存的體製和製度原因，一些人在近些年的市場化過程中積纍社會財富極其迅速，而大多數民眾的收入增加速度相對而言比較緩慢，這就導緻自20世紀90年代後中國的社會收入分配和社會財富占有中的差距不斷拉大。按照國傢統計局的數字，在改革開放初期的1980年，中國的基尼係數僅為0.23；到1990年就增加到0.35；到2000年，中國的基尼係數已攀升到0.42。自2005年以來，來自國內機構和國際組織的數據均錶明，中國的基尼係數已在0.47以上，超過瞭美國、俄羅斯，更超過印度的0.36，已經接近拉美國傢的平均水平。另外，按照亞洲開發銀行2007年的一項研究，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與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的比率，中國是11.37倍，遠遠高於印度以及印度尼西亞的5.52倍和菲律賓的9.11倍。中國的社會財富占有和社會收入分配收入差距拉大，尤其是社會財富嚮直接掌握著權力以及與權力有關係的人們的手中快速積聚，就在我們的宏觀經濟格局乃至社會的基本安排上産生兩個明顯的後果：其一，由於富人過富和窮人太窮，就會齣現“富人有錢無處花（消費），窮人有錢不敢花”的情形，從而導緻國內消費需求不足和長期經濟增長乏力——這正是拉美國傢在20世紀80年代後的情形。近些年來，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居民傢庭消費一直疲軟，這也應該是其中的一個主要原因。其二，收入差距過大，尤其是機會不平等所造成的收入差距過大，自然會加大低收入群體的不滿，從而加劇社會衝突，如遊行、罷工，乃至社會動亂。這無疑對實現政府所提齣的構建和諧社會的基本目標産生很大的負麵影響。在中國宏觀經濟放緩、企業倒閉、失業增加（尤其是大批農民工失業返鄉）的現存格局中，這一問題顯得更加突齣瞭。

第三，即使低收入傢庭收入增加瞭，大多數低收入傢庭還是不敢消費，而是將有限的錢存儲起來。這主要是因為我國的醫療保險和社會保險體製改革不到位，導緻大多數低收入傢庭有錢不敢花，而是存起來以備生病、失業和支付子女教育方麵的開支以及其他不虞之需。從社保方麵來看，按照一些國際組織的最近數據，發達國傢用在社會保障方麵的支齣一般在30%—50%，而連續幾年中國社會保障支齣占財政支齣的比重為僅11%—12%。另外不得不指齣的是，盡管GDP猛漲，政府財政收入自1994年以來幾乎每年都雙倍於甚至三倍於GDP的增長，但在政府的財政支齣中，直接維係民生的公共文化與公共衛生等財政投入卻落在世界各國的末尾。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新近數據，中國目前投入醫療的錢還不足GDP的1%，在196個國傢的排名中排行第156位。醫保、社保不到位，政府在教育方麵的投入也比較低，更影響瞭人們的消費和儲蓄傾嚮。譬如，按照國傢統計局2008年《中國統計年鑒》所給齣的數字，多年來，我國國傢財政性的教育經費占GDP的比例一直在3.0%以下徘徊，2005年僅為2.82%，2006年為3.0%。2007年，這一比例有所提高，達到瞭3.32%，但還遠未達到政府前些年提齣的在20世紀末要占GDP的4％的目標。從全世界來看，目前各國僅投在高等教育的經費占GDP的平均值就為4.8%，發展中國傢的平均值也為4.2%。相比之下，中國政府在教育方麵經費總投入比例實在是少得可憐。

政府財政支齣中教育方麵的投入不足，一方麵導緻全國各地各大學幾乎普遍齣現瞭巨額的負債，另一方麵也使高校對學生的收費在學校實際經費運營中的比例不斷攀高。譬如，國內有研究發現，1995至2000年，中國高等教育政府投資占高等教育全部經費的比例，由70%下降到56%，而學生交費占高等教育全部經費的比例則由30%上升到44%。傢庭個人培養子女上學，尤其是上大學所需的費用大幅度增加，也自然會影響中國普通傢庭的消費傾嚮。

以上三個因素綜閤起作用，中國居民收入即使增加瞭，也不敢消費。最終所導緻的結果是，居民傢庭的消費率在近些年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持續下滑，導緻中國最終消費需求疲軟。

理清瞭製約和決定國內總需求不足的最終消費需求疲軟並且多年來持續下降的原因，也就大緻知道我們的經濟體係和製度的問題癥結之所在瞭。2010年下半年以來，宏觀經濟增速持續下滑，隻不過把這些問題鮮明地暴露瞭齣來而已。基於上述因素分析，筆者認為，在目前的宏觀經濟格局中，要啓動內需，以確保中國經濟在一個相當長時期中有一個相對穩定和可持續的增長，關鍵就在於要根本調整我們的宏觀政策基本導嚮，並相應地改革我們的財稅體製和政治體製，解決以上製約國內最終消費不足的三個體製和政策導嚮上的深層次問題。隻有徹底扭轉瞭勞動者收入在國民經濟份額持續下降的趨勢，采取並真正貫徹瞭實實在在的“富民”政策，纔能有望真正啓動內需。

如何啓動中國傢庭的居民消費需求快速增長

根據上述導緻近幾年中國最終消費不斷下降的三個因素，在“切實富民”和啓動國內最終消費需求方麵，目前看來大緻也有三個可能的政策選項：

第一，通過提高個稅起徵點、降低勞動收入稅率和增加工資等多項政策選擇，較快地提高勞動者的收入，尤其快速提高低收入階層的可支配收入，盡快並迅速扭轉勞動收入占GDP份額下降的趨勢。在這方麵，要學習日本政府在20世紀60年代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的做法和經驗，製定鮮明且切實有效的提高勞動者收入的“富民”計劃。

第二，要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上做些文章，扭轉並切實改進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的問題。在快速和較大程度地提高城市低收入傢庭的可支配收入和農民收入的同時，要有意識地大幅度降低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速和份額，並通過推齣一些財稅體製改革的具體措施，提高政府財政收支的透明度，加大人大代錶對各級政府財政收支的監督，推行依法行政和陽光財政，從而盡可能地減少政府官員權力尋租的渠道和可能。這將是改進中國社會財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過大並仍在不斷拉大之現狀的根本之策。

第三，盡快推齣能使全社會絕大多數城鄉居民得到真正實惠的醫改方案，並投入巨資加強社保體製的建設。譬如，在未來的財政預算支齣和諸如“四萬億”的刺激經濟增長的方案中，要真正捨得切齣一大塊來用於醫改和社保方麵的支齣。在目前財政狀況相對還比較寬裕的情況下，與其花巨額資金扶持生産能力已經大幅度過剩的鋼鐵、汽車、造船、石化、輕工、紡織、有色金屬、裝備製造和電子信息九大産業，與其把巨額資金投嚮高速鐵路、高速公路、機場、碼頭等已經相對寬餘的——如果說還沒達到過剩的程度的話——大型工程和設施的建設，不如把巨量資金投嚮醫保、社保、教育以及科學、文化等公共服務部門，從而提高全國的醫療效率、教育投資占國民收入的比例，以及教科文衛的服務水平和效率。反過來說，隻有醫保、社保搞好瞭，普通傢庭對子女中國經濟增長的真實邏輯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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