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傳統上美國將戰爭視為外交的替代選擇，將軍事戰略視為關於如何取勝的科學。然而，在核武器時代，軍事力量更多的是用作威脅而非實際應用。托馬斯?謝林提齣，討價還價的力量及利用這種力量維護和平或者威脅發動戰爭，屬於外交的一種形式，即暴力外交。在本書他集中論述瞭軍事能力——實際的或想象的——如何被用作討價還價的力量，不論是巧妙地還是笨拙地。他認為美國在柏林危機和古巴導彈危機中所采取的措施不僅僅是為交戰所作的準備，還是嚮敵方發齣的信號，因為敵對雙方各自軍事情報部門的報告成為瞭雙方之間較為重要的外交溝通方式。謝林還指齣，甚至對越南的轟炸，都既屬於強製外交也屬於軍事戰術，目的既在於影響決策，也在於摧毀橋梁。他的這一卓越分析對關於現代戰爭和外交方麵的研究作齣瞭重要的貢獻。

內容簡介

　　本書是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托馬斯?謝林在1966年齣版的關於軍備競賽的一部著作。作者從經濟學學者的視角，審視瞭當時正愈演愈烈的美蘇兩大超級大國之間的軍備競賽。在本書中，謝林認為，外交是一種討價還價的權力以及利用這種權力來維持和平或者威脅發動戰爭，他將這種外交稱為“暴力的外交”。他在書中重點關注的是軍事能力是如何被作為討價還價的權力來使用的。在將柏林危機和古巴導彈危機作為主要案例進行分析後，謝林認為在這兩起危機中美國所采取的每一個步驟，其目的並不僅僅是為乾涉作準備，更主要的是為瞭給敵人某些信號來錶明美國的態度，是一種外交的手段。

作者簡介

　　托馬斯?謝林 馬裏蘭大學經濟學係和公共政策學院教授，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利特爾政治經濟學教授。2005年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

精彩書評

　　尤其是對於那些新近踏入這一領域的人來說具有重要價值……同謝林所有的研究成果一樣，該書有著非常新穎和原創的思想。

　　——伯納德?布羅迪（Bernard Brodie）

　　這是一本非常傑齣的、理性的著作。它將會使那些更願意不去思考不可思議之事的人感到害怕，使那些安心於陳詞濫調和在道義上裝腔作勢的人感到憤怒。

　　——戈登?剋雷格（Gordon A. Craig）,《紐約時報書評》

目錄

叢書總序：縱諳古今韜略橫務天下經綸……王緝思

前言

第一章暴力外交

第二章承諾的藝術

第三章風險管控

第四章軍事行動的規範

第五章終極生存外交

第六章相互畏懼的動力

第七章軍備競賽的對話

前言/序言

　　人類生産的一條可悲規律是：破壞總比創造容易。一座需要幾個人花費多年的時間纔能造好的房子，在一個小時內就可以被任何買得起一盒火柴的違法少年所焚毀。毒死一條狗要比喂養它所需的花費低廉得多。一個國傢使用價值200億美元的核武器所造成的破壞，要比它用同樣數量的對外投資所創造的財富大得多。人們或者國傢能夠造成的危害令人印象深刻，而且，這種危害常常被用來引起他人的注意。

　　傷害性力量（thepowertohurt）——毀壞他人珍惜的事物，使其遭受傷痛和悲哀的純粹非獲得性（acquisitive）、非生産性的力量——是一種討價還價的交易力量(bargainingpower)。運用這種力量並不容易，但是人們還是經常會使用它。在黑社會，它是敲詐、勒索和綁架的基礎；在商業社會，它則是抵製、罷工以及封鎖工廠的依據。在某些國傢，它通常被用來脅迫選民、官僚甚至警察；它構成瞭社會通過精神以及肉體的懲罰懾止犯罪和違法行為的基礎。同時，它也具有非暴力的形式，例如造成混亂或收益減少的靜坐抗議；它還具有一些更加微妙的形式，比如通過自殘使他人感到負疚或羞恥。甚至法律本身也會被用作傷害性力量。例如，從古代雅典開始，人們就已經通過訴訟的威脅來索取錢財，甚至包括那些不屬於他們的錢財。這種力量通常還是紀律的基礎，不論是在平民社會還是在軍隊之中。上帝同樣利用它來獲得人們的服從。

　　討價還價的交易力量來自一個國傢可以對另一個國傢施加的有形傷害，它反映在一係列的觀念上，如威懾、反擊與報復、恐怖主義與神經戰、核訛詐、休戰與投降，乃至限製對戰俘的傷害以及管理軍備的互惠努力。有時軍事力量無須通過勸說或者恫嚇就能強製性地實現某一目標；然而在整個曆史中，尤其是現在，人們通常利用軍事潛力可以造成的傷害影響其他國傢的政府或者人民。這種利用既可能是巧妙的，也可能是笨拙的；既能夠用來實現邪惡的目的，也能夠用來實現自我保護，甚至能夠用來謀求和平。如果作為一種討價還價的交易力量，它便是外交的一部分——外交中較為醜陋、負麵和缺乏文明的那一部分——然而，它的確是外交。

　　這種外交沒有一個慣例的稱呼。它並不是通常意指實現軍事勝利的藝術或者科學的“軍事戰略”。當傳統上勝利的目標被描述為“將一方的意願強加於敵人之上”時，如何做到這一點通常卻比戰役和戰爭的實施較少受到重視。至少在美國，以前這種外交是例外和偶然的，不處於核心的地位，也不被持續地運用，並且當戰爭逼近或正在進行時，它經常會讓位於軍事行動。但是，在最近的20年，這種外交卻一直處於核心的地位並且得到持續的運用。在美國，在武器的爆炸威力發生革命性增長的同時，軍事同外交政策的關係也發生瞭一場革命。

　　在本書中，我試圖識彆齣幾個構成這種暴力外交基礎的原則。“原則”可能是一個過於矯飾的術語，但是我的興趣在於這一點：國傢是如何將它們實施暴力的能力作為討價還價的交易力量的，或者至少它們是如何試圖這樣做的？其中的睏難和危險是什麼，成功或者失敗的原因又有哪些？在某種程度上，成功不是一個排外的或者競爭性的概念，失敗更是如此。當麵對暴力的時候，甚至敵對雙方之間的利益也會齣現重閤；如果沒有重閤，就不存在交易，而隻有針鋒相對的戰爭（atugofwar）。

　　這不是一本關於政策的書。我無意重組北約組織、遏製共産黨中國、解放古巴、挫敗越共，或者阻止印度謀求核武器；我也無意支持或者貶低載人轟炸機、核動力艦艇或者彈道導彈防禦係統；我同樣無意在死亡與投降之間作齣選擇，抑或對軍種進行重組。原則很少直接導嚮政策；政策依賴於價值與目的、預測與估計，還必須經常反映齣相互衝突的原則的相對重要性。（政策應當是連續的，但是令人感興趣的原則幾乎總是相互衝突的。）同時，我知道自己沒有平和地掩飾自己的偏見：在某些時候，它們被明顯地強加給讀者；在另外一些時候，讀者可能同我持有同樣的看法，因而沒有注意到它們；還有一些時候，我無疑過於屈從於一些不同的看法，以至於一些本不屬於我的觀點也被認為是我的。

　　我沒有在軍備控製問題上著墨很多。因為在1960—1961年，我同莫頓?哈爾珀林（MortonH.Halperin）閤作完成瞭一本關於軍備控製的篇幅不長的書；我仍然很喜歡這本書，並且找不齣需要在這裏重述或者重寫它的理由。本書也很少涉及暴動、起義以及國內恐怖主義，這些問題需要另外再寫一本書。本書也很少或者根本沒有具體分析關於因存在多個核國傢而導緻的“去極化”（depolarized）世界的問題，盡管如此，我所寫的那些在一個極化的世界中是有效的內容，或許在一個存在數個競爭性大國的世界仍然是有效的。它們和法國或中國的政策也是相關的，就像和美國或蘇聯的政策相關一樣。並且，如果我所說的內容符閤當前的情況，那麼它也應當適用於未來，隻是更加不完善而已。

　　我在書中使用瞭一些曆史案例，但是它們通常是用來說明觀點，而非作為證據的。在翻閱文獻以尋求思路時，我發現愷撒（Caesar）的《高盧戰記》是一本內容相當豐富的著作，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則是最好的一本書。不論它們的曆史學價值如何，即使把它們當作純粹的小說來讀，也是如此。我經常會使用最近的事例來闡明某個觀點或者策略，然而此舉並不意味著我贊同這些政策，即使它們取得瞭成功。舉例來說，我用好幾頁分析瞭1964年美國對東京灣東京灣，即北部灣的舊稱。——譯者注的轟炸，但這並不錶示我贊成這一政策（盡管事實上我的確贊成）；我也用好幾頁探討瞭1965年美國轟炸北越的強製行動，同樣這並不意味著我贊成這種做法（事實上我還不能確定）；我還用好幾頁研究瞭政府最高層的那種培植非理性的策略，即使並不可信的威脅變得可信的策略，這也並不錶示我贊同這一方法（事實上我不贊同）。

　　在寫作中我得到瞭很多的幫助，以緻我想打破常規，讓其他人不僅和我一起分享榮譽，而且同時承擔責任。頗有說服力的批評傢對本書的結構和風格産生瞭重要的影響。其中的兩位是伯納德?布羅迪（BernardBrodie）和小詹姆斯?金（JamesE.King,Jr.）。齣於對本書初稿作品的嚴重不滿，更是齣於對作者的愛護，他們花瞭巨大的精力對每一章都進行瞭指正。在這裏我不僅要感謝他們，而且還要特彆說明他們對本書依然不滿意。我還要感謝那些毫不猶豫地指齣我的錯誤所在、或者錶述不清、或者書的結構安排糟糕的人，以及那些為我補充新的想法或提供案例的人。他們是羅伯特?鮑伊（RobertR.Bowie）、唐納德?伯西（DonaldS.Bussey）、林肯?布盧姆菲爾德（LincolnP.Bloomfield）、托馬斯?多納休（ThomasC.Donahue）、羅伯特?歐文（RobertErwin）、勞倫斯?芬剋爾斯坦（LawrenceS.Finkelstein）、羅傑?菲捨（RogerFisher）、羅伯特?金斯伯格（RobertN.Ginsburgh）、莫頓?哈爾珀林（MortonH.Halperin）、弗雷德?伊剋爾（FredC.Ikle）、威廉?考夫曼（WilliamW.Kaufmann）、亨利?基辛格（HenryA.Kissinger）、羅伯特?萊文（RobertA.Levine）、內森?萊茨（NathanLeites）、傑西?奧蘭斯基（JesseOrlansky）、喬治?奎斯特（GeorgeH.Quester）和托馬斯?沃爾夫（ThomasW.Wolfe）。這些列舉還沒有能夠包含那些對本書的文字和內容同樣産生影響的很多人。

　　我還將之前發錶於下述雜誌和研究機構的刊物的部分論文以修訂的形式整閤到本書的一些章節中。它們包括：《原子科學傢學報》（BulletinofAtomicScientists）、《外交》（ForeignAffairs）、《弗吉尼亞評論季刊》（TheVirginiaQuarterlyReview）、《世界政治》（WorldPolitics）、普林斯頓大學國際研究中心、喬治敦大學戰略研究中心、加州大學伯剋利分校國際研究所以及倫敦戰略研究所。我要感謝這些雜誌和研究機構允許我這樣做。

　　在第一稿完成後，來自華盛頓防務分析研究所（InstituteforDefenseAnalyses）的一群堅持不懈的研究人員與我一起舉辦瞭11次每周一次的研討會。在訪問倫敦戰略研究所期間，本書最終得以定稿。

　　1965年春，我以前在耶魯大學的同事們邀請我在亨利?史汀生講壇（HenryL.StimsonLectures）作係列的演講，演講的內容便來自本書。

　　托馬斯?謝林

　　馬塞諸塞州坎布裏奇市

　　1965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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