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財新全新經濟類書係——“理享傢”圖書第一輯：許小年《迴蕩的鍾擺》、周其仁《中國做對瞭什麼》、汪丁丁《經濟的限度》、謝平《互聯網金融九堂課》重磅上市，與眾多大牌經濟學傢一起共享理性的力量。
　　 2.周其仁教授深度參與瞭三十多年來中國改革開放的曆史進程，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30名經濟人物之一”，在本書中，周教授總結瞭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內在理論邏輯與得失成敗，指齣瞭未來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的必經之路。
　　 3.我們需要瞭解近四十年來“中國做對瞭什麼”，更需要知道“中國還需要做什麼”。
　　改革激發瞭中國人掌握知識的誘因，而開放則降低瞭中國人的學習成本。綜閤起來，早已存在的要素成本優勢、改革開放顯著降低製度費用以及中國人力資本的迅速積儲，共同成就瞭中國經濟的競爭力。其中，製度成本的大幅度降低，是中國經驗的真正秘密。
　　 30年來中國的經驗的確證明，未來絕不是宿命的。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隻要堅持改革開放以來被實踐證明做對瞭的事情，繼續推進尚未完成的改革事項，未來的曆史將有機會再次證明人們關於中國的樂觀斷言。

內容簡介

本書是知名經濟學傢、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關於中國經濟改革三十多年來的成就與經驗的研究成果。在從理論層麵解釋瞭中國經濟體製改革三十年取得成功的內在邏輯後，又用一係列的改革故事為讀者直觀展示瞭改革的關鍵問題與解決路徑。犀利的經濟學觀點加上睿智的錶達，周其仁教授用本書嚮讀者解釋近四十年來中國做對瞭什麼的同時，引導讀者思考中國未來還需要做什麼。

作者簡介

周其仁

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教授，孫冶方經濟學奬獲得者，中國改革開放30年30名經濟人物之一。

研究範圍主要包括産權與閤約、經濟史、經濟製度變遷理論、企業與市場組織、壟斷、管製與管製改革等。自1996年以來，相繼開設瞭有關經濟組織和經濟製度、發展經濟學、新製度經濟學等課程。

著有《突圍集》《城鄉中國》《改革的邏輯》《競爭與繁榮》等。

精彩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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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書摘

鄧小平做對瞭什麼

本來我為在芝加哥大學舉辦的“中國改革30年討論會”準備的是另一篇論文。可是，6月3日科斯（R. Coase）教授的助手來信轉述瞭以下意見：“他認為如果沒有一篇關於鄧小平的論文，這次研討會將是不完美的。”來信還說，“你可能是提供這樣一篇論文最閤適的人選。”這當然不是我可以承受的榮耀。不過，我倒願意說明，為什麼自己願意冒著不自量力的風險，也要嘗試著完成已經97歲高齡的科斯——這次研討會的發起人和主持者——指定要求完成的任務。
第一次看到科斯的名字，是在一本小書上。那是1985年夏天，北京四通公司的一位朋友悄悄給瞭我兩本小書。翻開一看，是張五常著的《中國的前途》和《再論中國的前途》，由香港信報齣版。但落在我手上的這兩本，卻顯然是盜印的：開麵很小，紙質奇差，有照相翻拍的明顯痕跡；封皮上沒有字，裏麵印有“內部讀物”的字樣。
不知道誰是張五常。可是翻開他的書，就不能放下。在《中國的前途》的第148頁，五常這樣介紹：“科斯對經濟製度運作理解的深入，前無古人，且對中國的經濟前途深錶關懷。”書中提到瞭科斯的兩篇大文，用産權（property rights）與交易費用(transaction cost) 的概念闡釋瞭製度和製度變遷的理論。那時我自己對市場交易沒有多少感受，因此對“交易費用”不甚瞭瞭，特彆是對把交易費用似乎假設為零的“科斯定理”，感到有理解方麵的睏難。但是，對於“産權界定”（delineation of rights），卻立刻覺得它有非凡的解釋力。
為什麼獨對産權界定彆有感悟？容我交代一點背景。我是1978年從黑龍江農村考到北京讀大學的。此前，我沒有機會上過高中，不過是1966年的一個初中生畢業生，經曆瞭三年停課後於1968年上山下鄉。等我拿到入大學通知書的時候，已在鄰近俄羅斯的邊陲之地上山下鄉十年瞭。對我這樣的人來說，鄧小平時代的第一頁，就是他於1977年8月做齣的恢復高考的決定。這一頁改變瞭我們一代人的命運。
1978年十月後的北京，是中國偉大變革的漩渦中心。我們為重新獲得讀書機會而奮發學習。不過在那時的北京城，似乎也擺不下一張完全平靜的書桌。我們到西單看過大字報，傳閱過當時一切可得的有關日本、美國、歐洲、中國香港、韓國、新加坡現代化情況的報道，也聚在一起收聽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新聞公報，以及鄧小平
對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的著名談話。站在那個中國開放時代的端口，為瞭消化大量撲麵而來的新鮮信息，我們在自發組織的讀書小組裏度過瞭無數不眠之夜。
不過，最打動我們的，還是在一個聚會上聽到的安徽農村包産到戶的消息。那是親到現場調查的人帶迴的第一手報告：大旱天氣增加的飢荒威脅，逼得農民悄悄把集體土地分到瞭戶；結果，糧食大幅增産，但“包産到戶”卻不閤法，農民隻在底下秘密推進。這個故事讓我們興奮。在貧睏好像與生俱來、無可更改的中國農村，
原來也存在迅速改善生活的路徑！我們的睏惑是：為什麼被實踐證明可以促進生産、解決農民溫飽的生産方式，卻得不到“上層建築”的閤法承認呢？
1980年，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學生為主、自發成立一個農村研究小組，立誌研究中國農村改革和發展麵臨的種種問題。由於全部有過上山下鄉的親身經曆，其中還有幾位本人就是農民齣身，大傢誌同道閤、心甘情願地重新走進農村和農民的生活，觀察、詢問、調查、分析、研究和辯論，提升瞭對真實世界的認知水平。機緣巧閤，這群“北京小子”的工作，得到瞭杜潤生先生等前輩中國農民問題頂級專傢的欣賞、指點和支持，把我們帶入改革政策的製定過程。其中個人最離奇的經曆，就是身為一個黨外人士，也參加瞭20世紀80年代中共中央關於農村改革幾個政策文件的準備、起草、修訂、成文的全過程——按規矩，這些黨內文件一旦下發，是不可以讓我這樣的黨外人士閱讀的！仿佛在不經意之間，我們見證瞭曆史：對於8
億中國農民來說，包産到戶纔是鄧小平領導中國改革偉大戲劇的第一幕。

一、中國特色的産權界定

包産到戶並不是“新生事物”。調查錶明，早在1956年下半年，浙江永嘉縣就齣現瞭包産到戶——剛被捲入高級社的農民發現“大鍋飯”帶來齣工不齣力的消極傾嚮，就把集體土地劃分到農戶，以此約束集體成員努力勞動。後來我結識當年主政那個地方的縣委書記李雲河，他因贊成包産到戶而被革職、遣返老傢務農長達21年之
久！ 1959－1961年間，包産到戶齣現在“大飢荒”最嚴重的所有省份，其中僅安徽一地就蔓延到全省40％的生産隊，農民把能夠有效抵抗飢荒的責任田稱為“救命田”。問題來瞭：既然包産到戶不是鄧小平主政中國以後纔齣現的現象，更不是鄧小平自上而下“發明”或推行的一種土地製度，為什麼要把農村包産到戶改革看成鄧小平偉大戲劇的第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