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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名傢講堂·嘗新集：康雍乾三帝與天主教在中國》是在馮爾康教授近些年關於西方傳教士、天主教與清朝政治關係的研究成果基礎上進行修訂後的結集齣版。
　　《名傢講堂·嘗新集：康雍乾三帝與天主教在中國》利用新公布的清朝檔案史料、我國學者從西方搜集編譯的檔案史料和西方學者的新研究成果，主要探討瞭康熙帝對西方文化的基本態度，多方使用西士的錶現與原因；康雍乾三帝尤其是康熙帝對天主教的政策、變化及原因；乾隆四十九年陝西教徒報引傳教士大案等等。

作者簡介

　　馮爾康，1934年齣生於江蘇儀徵，南開大學暨曆史學院榮譽教授，中國社會史學會創會會長。長期從事中國曆史和史料學的教學和研究，主要著述有：《雍正傳》《清史史料學》《清代人物傳記史料研究》《清代人物三十題》《18世紀以來中國傢族的現代轉嚮》《中國宗族製度與譜牒編纂》《中國古代的宗族和祠堂》《顧真齋文叢》《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國社會史概論》《去古人的庭院散步》《生活在清朝的人們》《曹雪芹與<紅樓夢>》等；主編並主撰《中國社會結構的演變》，主編《清代宗族史料選輯》，閤著《中國宗族史》等。

目錄

第一章 康熙帝多方使用西士及其原因
第一節 引言
第二節 康熙帝對西士的多方使用與主動招徠
第三節 康熙帝使用西士原因的初步分析
第四節 康熙帝多方使用西士的曆史意義

第二章 康熙帝第二次南巡中優遇傳教士·浙江禁教·容教令齣颱
——從中國天主教史角度看康熙帝政治
第一節 康熙帝第二次南巡以前與西方傳教士的關係
第二節 康熙帝第二次南巡中優遇傳教士與傷害漢臣的兩件事
第三節 浙江禁教的發生與狀況
第四節 容教令的製定
第五節 餘論：從中國天主教史看康熙帝政治

第三章 康雍乾三帝天主教非"僞教"觀與相應政策
第一節 清代前期官民對天主教性質的認識及其原因
第二節 康雍乾三帝對天主教的基本態度與政策
第三節 康雍乾三帝對天主教與西方文明的認知與政策的特點及其差異
第四節 餘論：中西文化交流高潮消退之原因與影響

第四章 "康熙帝與西洋文化"研究中的兩個問題
第一節 康熙帝對天主教教義的認同問題
第二節 康熙帝招攬西士之風中斷原因之探究

第五章 雍乾禁教中天主教的傳播與信眾
第一節 雍正二年、乾隆十一年的禁教
第二節 傳教士的潛匿、潛入行教
第三節 傳教士的傳教方式
第四節 信徒的社會成分及其堅定信仰者
第五節 如何看待民間的宗教信仰

第六章 雍乾時期天主教徒的宗教情結
第一節 教徒堅持信仰的執著錶現
第二節 信仰的內涵、動因與宗教情結的産生
第三節 天主教在清代傳播的民間社會條件及宗教因素

第七章 乾隆四十九年陝西招引西洋傳教士案
——中國天主教徒網絡圈芻議
第一節 案件的概述與探討
第二節 招引西洋傳教士的信眾基礎——天主教在陝西傳教概況
第三節 招引西洋傳教士主謀及前期準備
第四節 蔡伯多祿運籌西洋傳教士行程、盜案與發案
第五節 大範圍搜捕、中央會審與結案
第六節 西洋傳教士潛入內地失敗的原因與朝廷的無奈
第七節 提齣一個問題：清代的天主教徒聯絡網

第八章 清代前期江南天主教徒宗教活動與生活
第一節 西洋傳教士在江南的持續活動——教徒宗教生活背景
第二節 教徒宗教生活之一斑
第三節 文士與傳教士交遊及信教
第四節 女信徒的虔誠信教

第九章 清代前期安徽天主教史三題
第一節 安徽天主教活動區域鈎沉
第二節 西洋傳教士在安徽的傳教和安徽神職人員在外省的傳教
第三節 安徽天主教徒在外省

第十章 清代前期西洋傳教士筆下的中國人性格與中國政體
第一節 西洋傳教士眼中的中國人性格和中國政體
第二節 西洋傳教士捕捉中國人、中國政體特徵的渠道及其觀察方法
第三節 一針見血的褒貶與誤解、誤讀雜陳

後記

精彩書摘

　　《名傢講堂·嘗新集：康雍乾三帝與天主教在中國》：
　　乾隆四十八年（1783）春天，生活在陝西西安的天主教徒杜興智和中國神父劉必約，為西洋傳教士修繕好居處，鞦天，教徒焦振剛、秦祿到廣州做生意，求得去過意大利的福建人蔡伯多祿幫助，麵見羅馬教廷派駐廣東的哆噦，請求派遣傳教士去陝西，次年春天哆噦指派吧地哩映等四人赴陝，在蔡伯多祿安排下，閏三月從廣州乘船，經過廣西、湖南，於七月在湖北襄陽被捕，乾隆帝指示徹底追查，隨著案情的發展，各省進行緝捕。五十年（1785）二月審結：西洋人永遠監禁刑部監獄，隨後開恩，驅逐齣境；對中國教徒分彆情節處刑，發配伊犁給厄魯特濛古為奴，流放，枷責，交保管教。此次傳教士西安之行，護送人員由廣東人、湖南人、湖北人、陝西人組成，錶明以蔡伯多祿為中心形成輸送西洋人到內地的聯絡網，這個網的一端連接廣州羅瑪當傢哆噦，另一端連接北京天主堂。
　　乾隆四十九年（1784），在中國天主教曆史上是重要的一年，被法國的研究者榮振華認為是“1784-1785年的全麵仇教”①。事情的起因是西安和陝西天主教徒招引西洋傳教士赴陝，被官方發現，從而進行全國性的搜捕和嚴厲懲治。因此，陝西招引傳教士事件頗有研討的必要，筆者匯集資料，略作敘述。
　　第一節 案件的概述與探討
　　陝西西安人杜興智、焦振剛和流寓西安的中國神父四川人劉必約、山西人秦祿起意邀約西洋傳教士來陝傳教，通過在廣州的福建人蔡伯多祿聯絡羅馬教廷派駐廣東人員哆噦（羅瑪當傢），由哆噦派齣吧地哩映等四人，在蔡伯多祿安排下，於乾隆四十九年（1784）閏三月下旬乘坐由湖廣人劉繪川等帶領來的船隻和原籍四川人張永信、廣東人謝祿茂與謝惠昌等五人伴送，從廣東齣發，經過廣西、湖南，到達湖北襄陽，七月中旬因遇盜劫而暴露，地方官拘捕四名傳教士，湖廣總督特成額奏報朝廷，乾隆帝下令有關地區督撫緝拿逃犯，從而發現湖北、陝西、山西、直隸、山東、江西、河南、四川、福建都有潛匿的西洋人仍在進行傳教活動；乾隆帝令將哆I羅、西洋傳教士及需要對質的內地中鐸、接引伴送人員解京，由軍機大臣和刑部會審，至五十年（1785）三月下旬結案，西洋人押解廣東齣境，內地信徒則依神父、會首、接引伴送、一般信眾的不同情形給予處刑：發配伊犁給厄魯特濛古為奴、流徒、枷杖及悔改甘結。陝西接引吧地哩映等人的未能實現，是西洋人潛人為數不多的失敗案例。
　　康熙末年以來清朝政府實行禁止傳教和信教政策，西洋傳教士潛入、潛匿各省，由於他們的相貌、語言，所以很容易被盤查齣來，卻常常成功到達目的地進行傳教活動，何以能夠如此通行無阻？兩廣總督舒常、廣東巡撫孫士毅（1720-1796）在乾隆五十年（1785）二月二十四日奏摺中說：“西洋人傳教，勢不能自來自去，總由內地匪徒，利其財物，私下誘導所緻。”①他們注意到內地人接引洋人的原因是“利其財物”，卻忽視瞭宗教信仰的因素，這裏不去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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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我想藉用寫作自序的機會，述說從事清代前期天主教史探討的原因、研習心得，以及今後的願望。
　　我的有關清代前期天主教在華傳播與朝政關係史的文字陸續披露後，有友人好奇地詢問：你怎麼做起這類文章？我明白這麼問有兩種含意：一是你平常不做這種題目，為何突然有瞭興趣？二是你不懂外文，能做下去嗎？是啊，問得好，我也不時地這樣追問自己，尤其是後一問題。好吧，就來清理一下此種研治的緣起吧。
　　2011年10月至2012年1月颱北故宮博物院舉辦“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中法文化交流大展”，並於2011年11月中旬與北京故宮博物院聯閤舉行“十七、十八世紀（1662-1722）中西文化交流”學術研討會，我齣席瞭會議。會前應颱北《故宮文物月刊》之約，寫齣《康熙帝與路易十四帝王的共性》（刊登在該刊2011年12月號）。會上為友人陳捷先教授《康熙帝與中西文化交流》一文做引言人，預備瞭講稿。會間參觀“大展”，首次見到康熙帝模仿、創新製造與使用的數學儀器，有圓規、角尺、平分綫比例尺、十二位盤式手搖計算機、幾何體比例規、數學用錶、八位對數錶、刻有比例錶的炕桌等等。事前，我從文獻中知道康熙帝學習西方科學知識的一些情形，看文獻上的東西，平平淡淡，而這次參觀中欣賞到的實物，不少是從來未聞未睹的物件，令我大為震撼。三百年前康熙帝就使用上瞭計算機、八位對數錶（如今中學生使用四位對數錶），那些物件中有宮廷仿製的，可見康熙帝在數學儀器使用上並不落伍！同時真切感受到康熙帝強烈的求知欲望，多少有著尊重科學新知識的意識，因而屈尊以西洋傳教士為師，並模仿製造西方儀器，須知這是在中華帝國是世界文明中心論時代的帝王舉措，因而令我嘆服他的不尋常品格！震驚之餘，刺激著我去瞭解“康熙帝與西方文化”的曆史，而康熙帝的西方知識是從傳教士那裏獲得的，研習康熙帝與西方文化的課題，離不開探討他同傳教士的關係，離不開探討傳教士的東來及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橋梁作用，也就自然涉及清代前期天主教史。就這樣由康熙帝與西學的關係，引起瞭我對清代前期天主教史的研究興趣。
　　這時，我想到我和友人王思治教授閤作編著、2006年齣版的《康熙事典》，在我寫的部分（第378頁）錯誤地認為羅馬教廷傳信部的馬國賢為耶穌會士，思及於此，甚為赧顔。我在該書《後記》中寫道：“本書類似於工具書，史實應當絕對準確。”而我則有這類的教會史方麵的錯誤，心情非常沉重。我是以實證史學觀念治史的人，竟然齣明顯事實的差錯！對康熙帝尊重科學技術的欽佩之情與慚愧誤失的失落心情兩相結閤，遂有研治康熙帝與西學、康熙帝與傳教士關係史的衝動。從颱北返迴天津，迅即將《“康熙帝與西洋文化”研究中的兩個問題》定稿（《曆史教學》於2012年第8期刊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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