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年中國文學總係”是一套具有現代學術眼光的文學史著作，通過一個人物、一個事件、一個時段的透視，來把握一個時代的整體精神。
　　“百年中國文學總係”既不是傳統的曆史著作，也不是編年史一類的文學史講稿，更不是隨意發揮的文學史漫談。它通過“散點”把握一個時期的文學精神，深刻體現齣瞭“文學”在百年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作用。
　　“百年中國文學總係”以“年份+時代特徵”的方式做分冊書名，言簡意賅，定位敏銳而精準。以年份為“點”，寫一個“點”而又能“伸縮自如”，強調重點年代，勾連“點”的來源及對後來的影響。
　　“百年中國文學總係”提倡“大文學”的概念，主要以文學作為敘述對象，同時又廣泛涉獵歌麯、廣告、演齣等廣義上的藝術形式。

內容簡介

　　套書簡介：（共12種，此次齣版11種）
　　謝冕：《1898：百年憂患》
　　程文超：《1903：前夜的湧動》
　　孔慶東：《1921：誰主沉浮》
　　曠新年：《1928：革命文學》
　　李書磊：《1942：走嚮民間》
　　錢理群：《1948：天地玄黃》
　　洪子誠：《1956：百花時代》
　　陳順馨：《1962：夾縫中的生存》
　　楊鼎川：《1967：文學的狂亂年代》（待齣）
　　孟繁華：《1978：激情歲月》
　　尹昌龍：《1985：延伸與轉摺》
　　張誌忠：《1993：世紀末的喧嘩》
　　這是一套具有現代學術眼光的文學史著作，通過一個人物、一個事件、一個時段的透視，來把握一個時代的整體精神。
　　這套書是“重寫文學史”的經典作品，堪稱“大視野文學史”，既有學術的嚴謹，又有散文的流暢。
　　這套書的主要作者是有北大學術背景的一批學者。
　　該套書從1898年戊戌變法開始到1993年煞尾，以百年文學發展史的格局，以代錶性的年份為書寫核心，用迴到曆史場景和曆史細節的寫法，把文學史、思想史、社會發展史放在一起，還原文學現象背後的原生態曆史環境。原本晦澀的學術著作由此變得鮮活易讀，原本平麵刻闆的文學史知識由此變得生動立體。
　　這套書初版於1998年，之後幾次再版，現早已成為經典的文學史教材，也是許多高校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考研的必讀書目。

新版序言懷念那個學術年代
總序一輝煌而悲壯的曆程
總序二《百年中國文學總係》的緣起與實現
簡短的前言

一、“百花運動”與當代文學
“百花齊放、百傢爭鳴”的政策——域外的形勢及其影響——方針的實施——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解凍”現象——心靈的“開放”
二、“規範”的調整與質疑
“萬象更新”：當代文壇新格局——一個尷尬的話題——電影的鑼鼓——“心計很深”的三篇文章——誰有資格批評“教條主義”——“尾巴翹得比旗杆還高”
三、“乾預生活”的理論和創作
“乾預生活”的創作主張——對“靈魂銹損”的警示——“偵察兵式”的特寫——《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及其修改——“行行有禁忌，事事得罪人”
四、《人民文學》和《文藝報》
1956年的文學期刊——《人民文學》的革新——《文藝報》的編委會——另一場風雨——退卻的另一方式——“放心”和“容忍”
五、“廣闊的”現實主義
《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質疑——保衛“社會主義文學”——左翼文壇的“陳舊話題”——“真實性”的話語——“個人主義是萬惡之源”
六、曆史的“清算”
奇怪的現象——“丁、陳反黨小集團”——“辯正”與“反擊”——“曆史”的夢魘——“不鬥爭你，群眾是不服的”——《魯迅全集》的一條注釋——《文藝戰綫上的一場大辯論》
七、“勝利者”的悲劇
互相的誤解——文藝激進思潮的崛起——派彆之間——周揚等的“退卻”

年錶（1954—1960）
參考文獻
後記：續“簡短的前言”

精彩書摘

　　關於本書的寫作，有下麵的幾點需要說明。
　　一、這本書裏所要評述的，是發生於1956年的中國的文學現象。這一年及1957年上半年，在文學領域齣現瞭一係列的變革，齣現瞭帶有新異色彩的理論主張和創作。這個期間的文學運動和文學創作，曾被人稱為“百花文學”。仿照這一稱謂，我們可以將所要評述的這個曆史時間，稱之為“百花時代”。
　　這個稱謂的由來，主要的根據，當然是因為在這一年裏，毛澤東提齣瞭並開始實施被稱為“雙百方針”（百花齊放、百傢爭鳴）的政策。這個方針的提齣，有著國際上的和國內的深刻的背景。它的名稱，采用瞭一種描述性、想象性的修辭方式來錶達，並與中國古代的被“理想化”瞭的曆史情景（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傢”的學術繁榮）相聯係。這一比喻性概念，以及它的提齣過程中對內涵的不斷限定與修正，使不同的人對它的理解相距甚遠，也讓具有不同立場的人，在這一口號之中安放各自的期望，寄托各自的想象。總之，這是一個有著多種可能性的“時代”。這個“時代”勾起人們對未來的不同的憧憬。不論是政治、經濟，還是文化，空間似乎一下子拓展瞭，變得開闊瞭起來。曆史也許並沒有單一的主題，但是，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裏，思想解放與社會變革，應該說是有相當一緻的意嚮。
　　二、本書的評述，限定於“文學”的範圍內。文學變革是“百花時代”的構成內容之一，也可以說是其中的重要部分，但又可以肯定地說，並不是最為重要的部分。對於其他領域，本書作者沒有能力加以討論，而且也不是這本書的任務。在文學的範圍內，希望能接觸到其間發生的重要文學事件，包括某些重要的理論主張的提齣，創作上齣現的變化，文學刊物和齣版的狀況，文學格局中各種力量的衝突和重新組閤的情形，等等。評述的角度，采取以歸納的問題作為基點的辦法。這肯定有許多重要的遺漏，特彆是這個時期某些重要作傢的較為完整的狀況。另外，在地域上以北京作為中心。因為從20世紀50年代起，文學中心隨著政治，中心已轉到北京；其他地區發生的事情，常常不過是對北京的呼應或餘波。當然，像上海、四川等地這個期間的情勢，也不是完全可以忽略的：這是本書留下的另一缺陷。
　　三、從年度上說，1956年是“百花齊放、百傢爭鳴”的方針提齣的年份，也是文學發生變革的起點。但是，這個過程一直延續到第二年，甚至1958年春天。1956年理論、創作和文學權力內部的衝突，在第二年得到展開，並發生瞭“戲劇性”的逆轉。因此，嚴格地將評述的主要內容限定在1956這一年內，是不可能的，在具體操作上，也有很大睏難。更重要的是，我們在這些事實中所要追尋的“意義”，也可能就隱藏在這一“過程”之中。也就是說，關注1956年，不僅要瞭解提齣瞭什麼問題，齣現瞭什麼樣的體現“新質”的作品，而且更要注意在這不長的時間裏的波動、麯摺、沉浮、興衰，造成這種劇烈變動的緣由，以及由此激起的心理波動。這是本書為什麼將年份加以擴展的原因。
　　四、發生於50年代中期的中國的現象，是復雜的。即使是文學的限度內，本書的作者也缺乏能力進行稍稍深入的評說。自然，評說是不可避免的，對現象的整理、對問題的初步歸納，都是作者的一種觀點的體現。作者是這些事情的目擊者（廣義上說）。當年他正在北京那所著名的大學讀中國文學。那所大學在“百花時代”和後來的反擊右派的運動中，也是風雲變幻而備受關注的處所。他看到，也在一定程度上經曆瞭這些風雲。他認為，這期間所發生的一切，從理論上也許可以做齣或深湛或膚淺的解釋，總之，“曆史”是可以被處理為條分縷析、一目瞭然的。但是，實際的情形，特彆是在不同的人那裏留下的情感上、心理上的那一切，卻是怎麼也說不清楚的；對一代人和一個相當長時期的社會心理狀況産生的影響，也是難以估量的。於是，本書的作者在寫作過程中，不僅對自己究竟是否有能力，而且是否有資格對同時代人和前輩人做齣評判，越來越失去信心。當時的“悲劇”在現在已有的描述中自然依故悲壯，而那些帶有“喜劇”色彩的種種（現在看起來有些天真的想象，理論和創作的“叛逆”的有限性，在動蕩的環境壓迫下的各種緊張的思慮），如今也散發齣悲劇的意味。雖說在過瞭許多年之後，現在的評述者已擁有瞭“時間上”的優勢，但我們不見得就一定有情感上的、品格上的、精神高度上的優勢。曆史過程、包括人的心靈狀況，並不一定呈現為發展、進步的形態。基於這樣的認識，本書作者覺得，能整理、保留更多一點的材料，供讀者瞭解當時的狀況，能稍稍接近“曆史”，也許是更為重要的。
　　……

前言/序言

　　懷念那個學術年代
　　——《百年中國文學總係》新版序言
　　孟繁華
　　《百年中國文學總係》在謝冕先生的領導下，曆經七年時間，於1998年5月由山東教育齣版社齣版。書係齣版後，在學界産生瞭極大的反響。兩年間海內外有近百篇評論文章發錶。關於書係的要義、構想及寫作過程，謝冕先生在總序一《輝煌而悲壯的曆程》和我在總序二《百年中國文學總係的緣起與實現》中，已做瞭詳盡說明，這裏不再贅述。我想說的是，當近二十年過去之後，我對那個學術年代充滿瞭流連和懷念。
　　1989年鞦季，謝冕先生在北大創辦的“批評傢周末”，一直堅持到1998年。十年間，謝先生帶領我們討論與當代文學有關的各種問題。除瞭謝先生帶的博士研究生和國內外訪問學者外，許多在京的青年學者和批評傢都參加瞭這一學術沙龍性質的活動。1999年，我在《批評傢周末十年》一文中記述瞭當時的情景——
　　1989年10月，謝冕先生在北京大學創辦瞭“批評傢周末”，他用這一形式對就學於他的博士生和國內外訪問學者進行教學和研討活動。基於當時空曠寂寞的學術環境和“批評傢周末”的影響，一些青年教師和在京的青年批評傢，也都紛紛加入瞭這一定期活動，這不僅極大地提高瞭研討的學術質量，同時也在有限的範疇內活躍瞭當時的學術氣氛,並形成瞭當代文學研究規模可觀的學術群體，使學院批評在社會一隅得以存在和延續。逝者如斯，驀然迴首，“批評傢周末”已經經曆瞭十個年頭。當它仍在繼續並取得瞭豐碩成果的時候，迴望十年，它特彆值得我們紀念。
　　這一批評形式的創造性，不在於它的命名，重要的是它改變瞭傳統的教學方式，改變瞭課堂教學單嚮度的知識傳授。自由討論和暢所欲言，不僅緩釋瞭那一時代青年參與者的抑鬱心情和蒼茫感，同時，它寬鬆、民主、平等的環境，更給參與者以無形的熏陶和浸潤，並幻化為一種情懷和品格，而這一點可能比它取得的已有成果更為重要。或者說：“批評傢周末”首先培育瞭學者應有的精神和氣象，它以潛隱的形式塑造瞭它的參與者。
　　十年來，在謝冕先生的主持下，它的成員先後完成瞭多項重要的學術工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叢書十捲、《中國百年文學經典》十捲、“百年中國文學總係”十二捲，在學界和社會上産生瞭強烈反響，給學科建設以極大的推動和影響。這些成果，不僅對百年來中國文學實施瞭一次重新書寫，同時也以新的觀念改變瞭傳統的研究方式，為學科建設注入瞭新質。而這些研究同樣體現瞭批評傢周末的精神，它雖然也是群體性的寫作，但它同傳統的文學史編寫有極大的不同。謝冕先生提齣瞭總體構想之後，並不強調整齊劃一，並不把他的想法強加給每個人，而是充分尊重作者的獨立性，充分發揮每個人的學術專長，讓他們在總體構想的範疇內自由而充分地體現學術個性。因此，這些學術作品並不是綫性地建構瞭“文學史”，並不是為瞭給百年文學一個整體“說法”，而是以散點透視的形式試圖解決其間的具體問題，以“特寫境頭”的方式深入研究瞭文學史製度視野不及或有意忽略的一些問題。但“百年文學”作為一個新的概念和總體構想，顯然又是這些具體問題的整體背景。這一構想的實現，為百年中國文學的研究提供瞭新的參照和生長點。
　　那時，包括洪子誠先生在內的書係的作者，都是這個學術群體的成員，幾乎沒有間斷地參加瞭“批評傢周末”的所有活動。這個學術共同體已經成為曆史，但是它形成的學術傳統卻深刻地影響瞭所有的成員。後來我一直在想:“批評傢周末”完成的所有項目，都沒有“立項”，既不是“國傢社科基金”，也不是“重點”或“重大”；既沒有經費也沒有贊助。但是，書係的所有作者心無旁騖，一心問學。認真地報告、認真地傾聽，然後是激烈的爭論。謝先生有他整體性的構想，但他更強調作者個人的主體性，並且希望盡可能保有作者個人的想法甚至風格。現在看來，書係在寫作風格和具體結構方麵並不完全一緻，比如，謝先生的《1898：百年憂患》，從“昆明湖的石坊”寫起，那艘永遠無法啓動的石坊意味深長；錢理群先生的《1948：天地玄黃》，廣泛涉及瞭日記、演齣、校園文化等；李書磊的《1942：走嚮民間》從“兩座城”和“兩個人”入手；洪子誠的《1956：百花時代》，則直接入題正麵強攻。如此等等，既貫徹瞭主編的整體意圖，又充分彰顯瞭作者的個人長處。自由的學術風氣和獨立的思想，就這樣彌漫在這個群體每個人的心靈深處。於是我想，學術理想、學術氣氛和學術信念，可能遠比那些與學術無關的事務更有感召力和感染力。這種力量就源於學人內心的純淨或淡然，與功利無關。我這樣說，並不意味著這套書係有多麼瞭不起、如何“經典”。需要強調的是，它經受瞭近二十年的檢驗，它還需要經曆更長時間的檢驗。如今，書係的作者之一程文超教授已經去世多年，很多先生也已退休，但是，我們曾經共同擁有的過去，將是值得我們永遠懷念和珍惜的人生風景。
　　現在，這套《百年中國文學總係》由國傢專業齣版社人民文學齣社重新齣版，我們內心的感奮可想而知。人民文學齣版社不講任何條件的胸懷和氣象，讓我們深受鼓舞。在一個商業氣息彌漫四方的時代，讓我們感到還有不滅的文化情懷一息尚存。這裏，我要特彆感謝責任編輯付如初博士。因為她對這套書價值的認識，因為她的提議獲得瞭社領導的有力支持，於是便有瞭今天《百年中國文學總係》重新齣版的機會。當然，他們一定承受瞭巨大的壓力。
　　書係新版序言本來應該由謝冕先生來寫，不僅名正言順，而且會要言不煩。但謝先生指示由我代筆，師命難違隻好勉為其難。敬請方傢指正。
　　是為序。
　　2015年3月8日於香港嶺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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