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1. “五月風暴”是“二戰”後發生在法國的一件全球性熱點事件，該事件與20世紀下半葉盛行的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關係撲朔迷離。《東風》謹慎地從“五月風暴”的前因後果、登場人物等入手，揭示瞭來自同時代的東方中國的革命與文化對“五月風暴”所造成的影響。

2. 理查德·沃林是享譽國際的新左派思想傢、政治史學傢、海德格爾研究專傢，曾師從知名學者哈貝馬斯。

近年，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國內一流高校均成功邀請本書作者理查德·沃林，並圍繞“毛主義”與20世紀下半葉的法國政治（“五月風暴”）多次進行主題探討。

3. 《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2012年*佳曆史類圖書

內容簡介

20世紀60年代，社會主義運動在世界範圍內方興未艾。法國傑齣的智識精英受“毛主義”鼓舞，極大地拓展瞭政治與文化想象。學生、左翼群體、智識精英一起推動瞭席捲整個法國的“五月風暴”，對當時的局勢與日常生活政治展開批判，意圖通過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社會運動來復興法國的市民和文化生活。

理查德·沃林指齣，60年代流行於法國智識精英中的“毛主義熱”與中國現實並無實質關聯。通過迴顧60年代法國文化與政治生活，《東風》力圖揭示“毛主義”是如何齣人意料地影響瞭法國的民主政治進程。

作者簡介

理查德·沃林

美國政治思想史傢，著名國際左翼學者，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院曆史、比較文學和政治學傑齣教授，著有《存在的政治》《瓦爾特·本雅明：救贖美學》《文化批評的觀念》《海德格爾的弟子》《非理性的誘惑》等多部作品。

【譯者簡介】

董樹寶

博士，副教授，巴黎高等師範學校訪問學者，現擔任北方工業大學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從事法國當代哲學與美學、中西比較哲學、西方文學與文論的教學與研究工作，譯作另有《混沌互滲》、《對話》（待齣）、《<荒島>及其他文本》（閤譯，待齣）等。

內頁插圖

目錄

總序

導讀

序言

導論：毛主義的誘惑

第一部分 造反的時刻

第1章 決戰布魯亞安納特瓦

第2章 20世紀60年代法國紀事

第3章 “五月風暴”：力比多政治的勝利

第4章 誰是毛主義者？

附錄：論阿蘭·巴迪歐的宗派毛主義

第二部分 知識分子的時刻

第5章 讓-保爾·薩特的完美的毛主義時刻

第6章 穿梭於文化政治地獄的《太凱爾》

第7章 福柯與毛主義者：生命政治與介入行動

第8章 不可能的遺産：從文化革命到結社民主

參考文獻

索引

精彩書摘

導讀 “東風”的法國之旅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國際形勢風雲變幻、錯綜復雜，兩大陣營鬥爭激烈，呈水火不容之勢。當時毛澤東洞若觀火，寫道：“世界上現在有兩股風：東風，西風。中國有句成語：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我認為目前形勢的特點是東風壓倒西風。”在理查德·沃林筆下，一股強勁的“東風”盤鏇於巴黎的街頭巷尾，掠過大學的教室飯堂，激發瞭青年學生的革命激情，造反的浪潮一波波接踵而至，終演化為一場波瀾壯闊的“五月風暴”。毛主義如星星之火一般焚野燎原，孕育瞭後五月時期形形色色的文化思潮，直接催生瞭持續影響當下的日常生活政治。

關於法國“五月風暴”的研究著作多如牛毛，既有當年參與者的迴憶錄與反思作品，也有當年旁觀者的所見所聞，更有形形色色、視角迥異的研究著作。如何從這些繁多的研究之中獨闢新徑，重新審視這段曆史？這就是理查德·沃林在《東風》一書中努力要探尋的問題。《東風》之所以有彆於其他著作而頗具新意，就在於它從眾多研究者經常忽略的“毛主義”齣發來重新打開那段鮮活的曆史，重新描繪轟轟烈烈的文化革命和形形色色的知識分子。

法國危機重重

“五月風暴”前夕，世界各地爆發瞭學生造反運動，革命幽靈一再重現，青年學生開始創造一種反映自身訴求的青年文化。當時法國雖處於“光輝三十年”的經濟繁榮時期，但是法國社會危機重重，“革命”一觸即發，可謂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夏爾·戴高樂的“帝王式總統製”令人壓抑、窒息，消費社會的來臨令人無聊、平庸，大學擴招導緻的就業壓力，令青年人苦惱不堪。這些不同的要素相互激發、重疊，持續加劇法國的社會矛盾。

20世紀60年代，戴高樂控製瞭法國政治局勢。他在阿爾及利亞戰爭和1958年軍事政變的背景下重返法國政壇，終結瞭法蘭西第四共和國的議會結構和政黨分歧，當選為第五共和國第一任總統。不過，總統製共和國逐漸蛻變為“帝王式總統製”，愛麗捨宮蛻變為舊式“王宮”。這種政治發展趨勢與法國持續進行的現代化完全不同步，齣現瞭政治上的“返祖現象”：“政治製度被認為處於第三共和國時期，而法國到20世紀60年代已完全進入第五共和國時代”，與此同時，60年代法國處於“光輝三十年”的重要發展時期，齣現瞭爆炸式的經濟增長，法國逐漸發展成為一個超現代的後工業國傢。法國社會結構也發生瞭顯著變化，農民階級消失，工人階級銳減，齣現瞭一個以專業技術人員、服務人員、公務員、教師和中層管理人員為主體的工薪階級，這進一步瓦解瞭根深蒂固的代代因襲的社會文化觀念，顯然傳統的馬剋思主義已經無法解釋這一快速發展的社會問題。

“二戰”後法國人口急劇增長，促進瞭高等教育的快速擴張。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接受高等教育，成為有見識有教養的公民，他們開始尋求政治參與的新途徑與可能性。前所未有的“光輝三十年”的經濟繁榮使青年人、特彆是來自中産階層的青年人不再受製於物質條件的約束，他們可以有更多的閑暇時間和物質保障來接受教育，進行有益的思考和探索，他們開始尋求更加重視歸屬感、注重自我錶達、追求生活質量的日常生活變革。大學的快速擴張雖然滿足瞭更多青年人接受高等教育的訴求，但大學的課程和管理沒有及時進行調整，以便適應快速發展的高等教育。課程內容枯燥乏味，令人窒息，與青年學生的政治文化訴求極為脫節，大學被諷刺為“販賣知識的機器”和“文憑工廠”。與此同時，學生人數激增，造成學生宿捨過度擁擠，生活條件惡劣，而宿捨探視權的規定與當時如火如荼的性革命格格不入，壓抑瞭學生正當的情感欲求，一場力比多的革命即將爆發。

消費社會的來臨促使企業想盡辦法來推銷商品，尤其是使用各種性意象的廣告接踵而至，撩動著青年男女的深層欲望與情感需求，這無疑引發瞭一場轟轟烈烈的、持續深入的性革命。廣告無處不在，時時傳頌豐裕社會的贊歌，誘惑著消費者購買各種商品。讓·波德裏亞在《物體係》中描繪瞭現代消費主義的情欲本質：“廣告扮演的角色，是作為整個社會，真實或虛擬的購買力的永久海報……産品是以被觀看、被操縱的方式呈現：它被情欲化瞭……加入瞭愛情遊戲的所有成分：主動接近、競爭、褻瀆、調情、賣淫（甚至是反諷的）。（已經存有一份原欲負荷的）購買機製，為一體整套情欲化的選擇和花費所取代……而購物和消費的程序本身，便被如此地配上插圖、打上燈光，玩弄和破解，就好像作為性交前戲的舞蹈一樣。”無處不在的廣告，無處不在的“物”，充斥著整個世界，物的世界處於支配地位，而人變成瞭多餘的附屬物。法國新小說派作傢阿蘭·羅伯–格裏耶（Alain Robbe-Grillet）敏銳地洞察到這一點，創作瞭《橡皮》《窺視者》等小說，揭示瞭主體性的喪失與“物的自主性增強”。消費社會終綁架瞭日常生活，使人越來越平庸化，枯燥乏味，毫無意義，齣現瞭一種“存在主義意義上的惡心”。麵對消費社會的侵蝕，法國思想界進行瞭深刻反思和批判，齣現瞭一股“日常生活批判”思潮。雖然富裕豐足的社會給人提供瞭一係列的文化選擇、職業選擇、生活方式選擇與消費選擇，讓人貌似擁有更多的閑暇時間，然而消費社會的到來將人整閤到社會權力運行機製之中，日常生活失去瞭自然性、非正式性，權力無孔不入，滲透到日常生活的各個層麵。受工人自治傳統的啓發，法國左派提倡一種“橫嚮的”、平等主義的民主化模式。

粉墨登場

3月22日運動是“五月風暴”的導火索，直接激發瞭一大批憤憤不平、此前仍對政治不感興趣的學生。當時新建的南泰爾校園處於大巴黎地區的城鄉結閤部，周邊是冒著滾滾濃煙的工廠和噪音喧天的工地，學習和生活條件很差，學生正當的訴求得不到認可和滿足，曾爆發瞭一場關於宿捨探視權的抗議活動。1968年3月，巴黎爆發瞭一場反越戰的重要集會，警方逮捕瞭6名學生，於是激進學生在科恩–邦迪的領導下舉行抗議行動，這就是被後世不斷提及的“3月22日運動”。因為政府和學校的拙劣行動，學生運動中心也從郊區的南泰爾校園轉移到位於拉丁區中心的索邦大學。3月22日運動是一個不可逆轉的節點，個彆的毛主義者參與並支持瞭這場運動，也在這一運動中鍛煉瞭自己，為日後的社會政治運動奠定瞭基礎。

5月3日至5月10日，學生與警察的衝突不斷升級，學生們自發地使用鋪路石和碎石子建造街壘，齣現瞭法國政治史上被不斷贊頌的“街壘之夜”。作為反對警察權力的應對，街壘變成學生們領地的象徵，更充當瞭一種與法國革命傳統的象徵性聯係，仿佛學生們變成瞭法國大革命時“無褲黨員”和巴黎公社成員。這些學生恰恰是法國中産階級的兒女，“街壘之夜”使他們接受瞭刻不容緩的政治教育，將他們變成一大批造反者。5月13日，法國工會和法國左翼天主教民主工會組織大罷工，聲援並支持學生的抗議活動，由此形成一個工人與學生聯閤的反對戴高樂派的聯盟，成為史無前例的新事件。這也是20世紀60年代的法國學生運動，不同於其他各國學生運動的獨特方麵之一。不同於以往的政治革命，學生們審對度勢，提齣瞭一係列適度的、閤理的政治訴求，從而使五月造反者變成一個“自我限製的革命”（self-limiting revolution）的經典案例。

此時此刻毛主義者在哪兒？他們在做什麼？麵對蓬勃發展的“五月風暴”，毛主義者於5月7日在巴黎高師舉行集會，討論毛主義者如何應對新發生的政治事件。毛主義者自認為是“純粹的”、堅定的馬列主義者，是革命的忠實信徒，不屑於與一群主要不滿於宿捨探視權的中産階級青年為伍，他們不認可這場正在發展的學生造反運動，反而鼓勵支持者放棄拉丁區，建議支持者“現在到工廠去！”。作為共産主義青年聯盟（馬列）的負責人，羅貝爾·蘭哈爾不分晝夜地工作，使他産生瞭某種政治妄想，錯誤估計瞭學生運動發展的形勢。自稱是革命先鋒派的毛主義者有可能蛻變成革命後衛派，錯失參與這場運動的佳時機。

革命形勢一發不可收拾，學生與工人成立瞭工人與學生行動委員會，繼續傳播造反福音。未經批準的罷工浪潮接踵而至，促使工人萌發瞭獨立自主的新意識。他們意識到，中産階級盡管享受“光輝三十年”的豐碩成果，

但是他們得到的報酬卻低得可憐，而且他們還發現工會根本沒有代錶他們的利益，他們開始考慮如何尋求工廠自治，占領工廠，實行自己管理工廠。戰後法國工人階級的結構發生瞭顯著的變化，工人階級受過良好的教育，具有較高的技術水平，他們尋求更高的工資報酬和良好的工作條件，對革命不感興趣。一旦工人階級的要求被滿足，他們就會離開街道，返迴工廠。盡管如此，社會鬥爭的形式仍然發生瞭很大改變，開始解構社會控製的專製模式，關注社會邊緣群體（婦女、同性戀者、移民和囚犯），尋求社會民主文化。這些內容成為法國後五月時期的重要主題。

麵對法國混亂的政治局麵，戴高樂總統尋求應對策略。他獲得瞭軍方支持，於5月30日發錶瞭電颱講話，力圖整頓國傢秩序。當晚，戴高樂主義者舉行瞭一場大規模示威遊行，暫時扭持瞭政治局勢，而政府與各工會之間簽訂的格勒納勒協議也緩解瞭鬥爭的壓力，巴黎暫時恢復瞭平靜。看似戴高樂力挽狂瀾，扭轉瞭政治局勢，獲得瞭暫時的勝利，但並沒有解決那些釀成“五月風暴”的深層社會問題。1969年3月，法國舉行公民投票，戴高樂落選，他這次永遠歸隱雙教堂村瞭。

各派對“五月風暴”做齣瞭截然不同的分析，緻力於探尋“事件”的“解釋”。來自右翼的雷濛·阿隆撰寫瞭一係列文章，將這場造反運動描述為一齣“心理劇”，暗示瞭這場運動的主要參與者在心理上是失調的，需要進行治療。而來自左翼的解釋則認為五月風暴是一個“突破口”，意味著學生們不再受製於政黨、工會等傳統政治形式，自發地尋求自己的平等主義。其中一種解釋認為，“五月風暴”是一種全麵消費社會的錶達，是一種生活方式選擇的變革，個人身份可以進行自由選擇，不再受製於社會階級預定的身份。縱觀各種解釋，理查德·沃林對“五月風暴”提齣瞭自己的看法：“無論是左翼批評者還是共和主義批評者，雙方都誤解瞭‘五月風暴’的政治特殊性。‘五月運動’的獨特性在於它嚮傳統的政治鬥爭形式提齣瞭挑戰，不管這些鬥爭形式是馬剋思主義的、自由主義的還是共和主義的。‘五月造反’符閤一種新的、具有多種價值的政治動力，而這種動力早已超越階級社會的二元對立模式。學生和工人援引瞭開放性、公開性和直接民主的準則，以便反駁控製社會的新型專傢治國論模式。由此，那些捲入五月抗議運動的人對統治的變更形態和當代社會作用的限製性本質具有敏銳的認識。”

“革命時刻”

當法國社會20世紀60年代如火如荼地進行變革時，60年代的共産主義中國又是一幅什麼樣的景觀？兩者之間存在什麼樣的關聯呢？這是《東風》重點研究的議題之一。

眾所周知，毛澤東於1966年5月發動瞭“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他認為“文化大革命”是巴黎公社的中國版本，希望紅衛兵作為現代的巴黎公社成員停課鬧革命、搞批鬥，消除官僚主義，重建共産主義中國。早在60年代中蘇關係破裂之時，毛澤東就開始從蘇俄奪取革命主義旗幟，輸齣中國革命的思想和模式，在歐洲左派、拉丁美洲、美國黑豹黨中間引起巨大反響。伴隨著蘇聯勞動集中營醜聞曝光和“布拉格之春”，蘇聯的革命模式引發瞭越來越多的質疑，而法國共産黨的親斯大林主義立場，也令法國知識分子與學生所不恥，難以對法國現實提供有效的解決方案。“文化大革命”恰逢其時，中國道路給青年左派學生提供瞭一種切實可行的有效的反抗模式，在巴黎學生中間産生瞭熱烈迴應。1967年成為“中國年”，巴黎街頭到處流行著毛主義元素，毛式服裝供不應求，《毛主席語錄》持續熱銷，法國人似乎從毛澤東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尋到瞭解決社會問題的中國範例。

“文化大革命”也在巴黎高師一群阿爾都塞的學生中間引起瞭強烈反響，他們逐漸地演變為毛主義者。這些高師生以路易·阿爾都塞為精神導師，積極參加阿爾都塞“閱讀《資本論》”的研討班，在他們瘋狂的政治唯意誌論與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馬剋思主義之間形成瞭奇特聯盟。他們對“文化大革命”錶現齣極大的興趣，盡管他們不會漢語，對當代中國瞭解甚少，但是革命中國變成法國毛主義的一塊投影屏幕，符閤他們內心深處對激進政治的希望與幻想，也成為他們尋求政治反抗模式和解決西方現代化危機的佳樣本。麵對毛主義與紅色中國的誘惑，共産主義青年聯盟（馬列）領導人員羅貝爾·蘭哈爾、雅剋·布魯瓦耶勒等人奔赴中國，開啓瞭一次人生轉摺的革命旅遊。他們在中方人員的監督和陪同下參觀瞭預先炮製好的波特金村莊（Potemkin villages），看到瞭“光輝燦爛的烏托邦未來”，滿足瞭他們內心深處的幻想和希望。他們一迴國就贊美中國社會主義道路，

認為中國“可能是世界文明的化身”。這次朝聖之旅滿足瞭他們的“烏托邦”幻想，他們隻是重蹈瞭前輩左派分子羅曼·羅蘭等人1930年對斯大林主義唱頌歌的覆轍，再次佐證瞭法國文化自18世紀啓濛運動以來齣現的“東方主義”修辭——試圖從非西方國度獲取“原始的”能量來注入衰落的法國，以激發法國的新活力。對於大多數毛主義者而言，毛主義變成他們“救贖”或“拯救”的入口，毛澤東的唯意誌論非常符閤毛主義者的造反言行，亦有助於激發他們虔誠信徒一般的革命激情。在他們看來，偉大舵手毛澤東具有超凡入聖的領導魅力，是一位革命巨人、一位馬剋思主義的創造性闡釋者。更重要的是，毛澤東還是一位詩人，他發動瞭一場文化的革命，賦予中國共産主義以創造性品質，這無疑是令毛主義者乃至整個西方人贊賞不已的新事業、新道路。麵對“天空另一半”發生的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毛主義者們癲狂不已，中國變成瞭他們激活政治之希望與幻想的投影屏幕。與此同時，麵對國內蓬勃發展的“五月風暴”，他們錯誤估計瞭政治鬥爭的形勢，變成瞭政治教條主義的囚徒。他們沒有察覺到法國正在崛起的工薪階級，沒有充分理解“日常生活政治”，以緻他們與“二戰”後歐洲大規模的革命浪潮失之交臂，錯失瞭那發生在他們宿捨窗戶下的革命鬥爭時刻。毛主義者束縛於馬列主義正統學說，沒有理解學生造反的政治本質和意義，也沒有理解50年代以來“文化革命”的本質和意義。

本來毛主義者隻是“五月風暴”宏大背景下的小角色而已，他們的故事本無足輕重，基本上被人遺忘。然而，蓬皮杜政府的拙劣政治行動將一小撮不成名的毛主義激進分子一夜之間變成巴黎著名的群體。1970年春，法國當局查禁《人民事業報》，逮捕瞭兩名編輯，這是法國自1881年以來對報刊齣版自由的嚴重乾涉。幾周後，法國當局逮捕瞭共産主義青年聯盟（馬列）分裂後的毛主義者組織“無産階級左翼”領導人阿蘭·熱斯馬爾。整個巴黎知識界怒不可遏，紛紛聲援毛主義者的事業。薩特同意毛主義者的請求，齣任《人民事業報》主編，他與波伏娃公然反抗政府的禁令，到巴黎街頭散發《人民事業報》。這一係列事件促使本已錯失革命良機的毛主義者重新煥發活力，使他們成為後五月運動的中堅力量。他們開始拋棄派係意識形態，廣泛地參加新的政治鬥爭和社會 運動，推動瞭女權運動、同性戀解放、犯人權利和環保主義的長足發展，實現瞭從“革命政治”嚮“文化政治”、從“曆史唯物政治”嚮“歇斯底裏唯物主義”的轉變，促進瞭欲望解放和“日常生活政治”。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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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巴迪歐齊澤剋針對同一問題所作的對話記錄，包括兩人的各自觀點的概述，以及一次激烈的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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