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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懂中國改革係列,由黨政*推薦全國*乾部閱讀,該係列深度解讀中國民眾當下關注的經濟社會與改革熱點話題。
《讀懂中國改革4:關鍵五年2016-2020》,“十三五”深刻解讀,吳敬璉、厲以寜、林毅夫領銜,囊括鄭永年、周其仁等精英學者,把脈時局大勢,明指決策投資應對之道。
未來五年,麵臨嚴峻挑戰,也是難得的機遇期。《讀懂中國改革4:關鍵五年2016-2020》立足“十三五”,闡述未來的增長點和發展空間,從供給側改革、創新、新科技革命、人口紅利、共享經濟等不同的領域,指齣未來投資決策的正確方嚮。
附“十三五”規劃建議全文
內容簡介
將改革進行到底,《讀懂中國改革》係列匯集厲以寜、吳敬璉、林毅夫、周其仁、鄭永年、夏斌、巴曙鬆、黃益平……深度解讀當下經濟社會與改革熱點話題。
十三五,未來*關鍵五年,我們該怎麼辦?中國經濟的藍圖如何規劃?2016—2020,全麵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個百年目標”衝刺的五年!
當前中國經濟麵臨下行壓力,傳統的增長點和增長主體對經濟的拉動力逐漸減弱,中國經濟遇到瞭未有的睏難。誠如一再提及的,全麵改革過程中,好吃的肉都吃完瞭,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
在這樣的局麵下,中國經濟下一步應該怎麼走,新的增長點在什麼地方,改革如何繼續往前推進?這些都是我們不容迴避的問題,也是我們必須解決的問題。
《讀懂中國改革4:關鍵五年2016-2020》匯聚中國重量級的經濟學傢、精英學者,立足“十三五”規劃,把脈當下時局,解讀當下我們麵臨的挑戰和機遇,深入剖析未來走嚮,闡述未來的增長點和發展空間,從供給側改革、創新、新科技革命、人口紅利、共享經濟等不同的領域,指齣未來投資決策的正確方嚮。
作者簡介
吳敬璉,當代中國*有影響的經濟學傢之一。1984年、1986年、1988年、1990年和1992年 五次獲得孫冶方經濟科學奬。
厲以寜,著名經濟學傢,現為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七、八、九屆全國人大常委,七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八、九屆財經委員會副主任;第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及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林毅夫,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全國工商業聯閤會專職副主席,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世界銀行前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傢。
精彩書評
改革言論
我們不能把14%的高熱當成舊的經濟狀態,,既然有市場經濟,就有經濟周期,就有波動,我們就要在波動當中生存和發展,持續和復興。
決定中國下一步嚮什麼地方變化的關鍵因素,在某種意義上還是經濟。因為經濟會製約我們社會和政治的走嚮。中國正麵臨著各方麵的矛盾和衝突,稍有處理不慎,就可能進入經濟發展的滑坡和停滯期,這個危險是存在的。
在中國講創新創業,一定是跟改革、跟法治聯係在一起。沒有這一方麵的跟進,創新創業的規模很難對衝下行壓力。
現在經濟增長速度放慢,企業經營睏難,是我們過去長期依靠投資驅動造成的結構性扭麯的結果,去産能化是當前經濟*緊迫的任務。在經濟調整過程中,有大量的商業機會。*個機會是行業重組;第二個機會是傳統企業的更新換代;第三個機會就是創業。
什麼是市場體製?市場體製就是*大限度提供創新創業機會的體製,就是保護企業傢發揮創新職能的體製。
*好的投資應該投到哪裏呢?投到創新和人纔上麵去。這樣纔能把過去15年積纍的財富變成未來的有收入流的資産,現在它還睡在賬麵上。
“互聯網+製造業”這個詞現在比較熱,就是所謂的風口。但是企業需要的可能並不僅僅是風口,雖然風口是很好,但是哪天風停瞭該怎麼辦?如果隻是奔著風口這個熱點來湊熱鬧,*後一定會失望。我們真正需要認真思考的是,等這個“熱潮”過去以後,能夠有點兒什麼東西?
目錄
代序 “十三五”規劃期間中國經濟發展的態勢、機遇與挑戰/林毅夫
*章 中國經濟麵臨的十大尖銳問題
用大規模投資拉動增長不可再行/吳敬璉·003
中國經濟發展麵臨八大新挑戰/李佐軍·010
中國經濟麵臨的十大尖銳問題/厲以寜·016
10年來,中國為過熱增長付齣瞭哪些沉重代價/樊綱·025
中國經濟再平衡要過三關/劉世錦·029
第二章 中國轉型關頭麵臨的挑戰
中國經濟*佳20年已經過去/樊綱·039
如何確立中國經濟新常態/吳敬璉·044
中國轉型關頭的真實挑戰/華生·056
當前中國的經濟睏境與社會轉型/孫立平·062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兩周年:反思方能精進/劉勝軍·075
第三章 新常態下如何發掘改革動力
改革如何突破四大阻力/吳敬璉·093
新常態下如何發掘改革動力/鄭永年·102
新常態下政府如何推動轉型升級/林毅夫·121
沒有産業支撐的增長都是空談/黃益平·127
中國經濟未來五年的四大支點/周其仁·133
第四章 供給側改革:中國經濟的一劑良藥
供給側改革的核心內涵是解放生産力/賈康·143
供給側改革不應照搬西方理論/林毅夫·148
供給側改革:中國經濟的一劑良藥/劉世錦·162
從供給方麵發力促進經濟穩定增長/厲以寜·167
建立有利於創新的製度體係,推動供給側變革/吳敬璉·172
第五章 新科技革命,中國將坐上“頭等艙”
創新的邏輯/周其仁·181
新科技革命,中國將坐上“頭等艙”/姚洋·186
新起點,創新與互聯網/許小年·193
鼓勵創新,政府既要給“溫床”,也要留後路/劉世錦·202
第六章 真正的人口挑戰將在10年後來臨
真正的人口挑戰將在10年後來臨/姚洋·211
人口多仍是中國主要矛盾/李鐵·214
從全麵二胎到放開戶籍,尋找中國新人口紅利/邵宇·221
農民工市民化,立竿見影的改革紅利/蔡昉·227
第七章 深化製度改革纔能解決增長與轉型兩難
破解金融危機急需新動力/黃益平·235
從製造大國嚮製造強國轉型的關鍵在哪/李偉·245
深化製度改革纔能解決增長與轉型兩難/田國強·253
國企改革成經濟改革命脈/夏斌·261
第八章 “十三五”規劃和中國經濟的下一程
“十三五”規劃和中國經濟的下一程/厲以寜·271
“十三五”:告彆鍍金時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邵宇·280
“十三五”將釋放市場化改革新紅利/遲福林·289
實施“十三五”規劃需要破除的幾個政策誤區/姚洋·300
第九章 中國經濟*根本的齣路在哪裏
世界經濟棋弈,第三局開始/夏斌·309
中國經濟已彆無選擇/管清友·316
中國經濟*根本的齣路在哪裏/吳敬璉·324
未來五年中國經濟突圍的兩大方嚮/周其仁·329
附錄 中共中央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 / 344
精彩書摘
用大規模投資拉動增長不可再行
吳敬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2010年以後,中國經濟增速下行,市場疲軟,不少企業發生財務睏難。當前,中國經濟如何應對、采取什麼樣的風險控製和化解措施、治本之策在哪裏,這些問題值得思考。
過去高增長主要靠大規模投資
對於中國如何應對睏難和迴避風險,官産學各界人士運用不同的分析方法,提齣瞭不同的方略。
一種是從需求側的三個構成要素——投資、消費和淨齣口入手進行分析,認為問題的根源在於上述“三駕馬車”的動力不足。由此提齣的對策,是采取刺激政策,多發鈔票,多上投資項目。2009年用4萬億元投資(兩年)、10萬億元貸款進行刺激,雖然造成瞭增長率的短期迴升,但貨幣超發、負債增加等消極後果也同時發生,成為需要長期消化的負擔。
2012年以後,又多次采用增加投資的辦法刺激經濟,但正麵效果越來越差,負麵效果越來越大。一方麵是投資的增速效應遞減;另一方麵,投資高速增長卻沒有足夠的資源支撐,使國民資産負債錶的杠杆率不斷提高。在杠杆率過高的情況下,一些企業和地方政府發生償債睏難就不可避免。更危險的是,如果杠杆率繼續提高,發生係統性風險的可能性將會大大增加。
另一種分析方法是從供給側驅動經濟增長因素齣發進行分析。經濟增長的基本驅動因素不外三個:新增勞動力、新增資本投入(投資)和效率提高。近年來不少中外經濟學傢運用這種方法進行分析,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為什麼能夠高速增長和目前增長速度為什麼持續下降都有很強的解釋力。過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長是怎麼來的呢?主要是靠大規模的投資,但還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個因素是大量新增的勞動力,也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蔡昉教授所說的“人口紅利”。還有一個因素是效率的提高。改革開放對提高效率産生瞭十分積極的影響。
維持高增幅的因素有的已消失
現在的問題在於,以上這些有利於維持高增幅的因素,有的正在縮減,有的已經消失。首先,正如前麵已經說過的,用大規模投資拉動增長的做法造成的消極後果尚待消化,不能再用這種辦法增加睏難。
其次,長期實行“一胎化政策”和齣生率下降,使“人口紅利”逐步消失,不能指望新增勞動力對經濟增長做齣貢獻。蔡昉教授在2006年就已指齣,他們前三年的調查發現,“劉易斯拐點”已經齣現,剩餘勞動力無限供應的情況已經不復存在。
再次,我國進入城市化的後期,由所謂“庫茲涅茨過程”,即由原來在農村低效利用的土地、勞動力等資源轉移到城市所促成的效率提高也進入瞭尾聲。
*後,隨著中國一般技術水平跟西方國傢相接近,用簡單引進外國設備和技術的辦法去大幅度地提高自己的技術水平就變得不大可行瞭。
在人口紅利消失、投資迴報遞減、杠杆率提高的情況下,隻有提高所謂索洛餘值,即技術進步、效率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實現全要素生産率(TFP)的提高,優化結構,促進創新,實現經濟發展方式從粗放發展到集約發展的轉變,纔能突破目前的睏境。
隻有通過技術進步提高效率,東部地區纔能在勞動密集型産業嚮內地或國外那些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地區轉移以後,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
需要注意的是:實現經濟增長模式轉型或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是在1995年《中共中央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九個五年計劃和二○一○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提齣的,至今已經過去瞭四個五年計劃。
這個關係重大的任務經過整整20年還沒有實現的原因是什麼?2006年總結“十五”計劃的教訓時就已得齣結論:癥結在於實現這一轉型存在“體製性障礙”,關鍵在於能不能通過全麵改革建立起一套有利於創新和創業的體製。
前期釋放流動性刺激瞭股市泡沫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當下正確的方略,是在通過一係列措施控製和化解風險、保證不發生係統性風險的前提下,把主要精力放在切實推進改革上。
盡快建立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要求的“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係”,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以便從根本上消除係統性風險的根源,確立效率驅動持續穩定發展的新常態。
為瞭堵塞漏洞和化解風險,需要采取多方麵的措施。
*,妥善處理各級地方政府的債務。第二,製止迴報過低和完全沒有迴報的無效投資,例如各地不問效果、蜂擁而上的“鐵、公、基”項目等。第三,停止剛性兌付,以便降低無風險利率水平和防止道德風險。第四,動用國有資本償還政府的或有負債。第五,停止對“僵屍企業”輸血,並對資不抵債的企業實行破産清盤和破産保護下的重整,化大震為小震,使局部性風險得以暴露和釋放,而不緻積纍成係統性風險。第六,采用證券化等手段,通過資本市場消化金融係統的不良資産。第七,努力盤活由於粗放增長方式造成無效占用的死資産存量,例如各地“曬太陽”的開發區。
由於存在經濟下行壓力和齣現突發性金融風潮的可能性,因而還需要以短期政策作為補充,維持宏觀經濟的基本穩定。我認為,2014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齣的“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更有力度,貨幣政策要更加注重鬆緊適度”是正確的,應當審慎地加以實施。
各國救助金融危機的經驗錶明,在資産負債錶齣現問題、資産泡沫破滅的情況下,由於人們都要“捂緊錢袋子”和保持流動性,擴張性貨幣政策對提振經濟並沒有太大效果。
前一時期釋放的流動性並沒有達到支持實體經濟的目的,卻刺激瞭股市泡沫的膨脹,就是明證。因此,即使在需要采取適度的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進行刺激時,也主要應采取財政政策,而非貨幣政策。貨幣政策要把提供必要的流動性和去杠杆結閤起來,不要變成大水漫灌,進一步提升杠杆率,加劇風險積纍。
增加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意味著增加赤字。目前我國預算赤字離公認的警戒綫還有一些距離,增加財政政策力度還有一定的空間。增加赤字有兩種辦法:一是增加支齣,二是減少收入。在目前的狀況下,我傾嚮於更多地采用普惠式的減稅,因為現在一個大問題是企業傢們對未來的經濟增長缺乏信心,沒有投資的積極性。
近期匯率波動較大、人民幣貶值預期增強,資金外逃也在增加,這也與信心不足有很大關係。需要改善營商環境,提高企業傢們的信心。減稅會對提高企業的積極性有所幫助。當然,這不是主要的,還需要針對他們的思想顧慮和實際睏難采取一些其他措施,例如糾正某些地方發生的冤假錯案,積極改善營商環境,來扭轉這種消極傾嚮。
加快建立官員職權的正麵清單
既然推進改革開放是剋服當前睏難和確立新常態的治本之策,切實推進改革,就變成各項工作的重中之重。
早在黨的十八大召開前後,就已經按照建立競爭性市場體係的方嚮進行瞭一些試驗性的改革,比如企業注冊登記的便利化、營業稅改增值稅等等,並且取得瞭有目共睹的成效。過去許多年領導一再號召要加快服務業的發展,卻一直未能實現。
*近幾年,在上述改革的推動下,服務業發展取得瞭很好的成績,這使我國就業情況在GDP(國內生産總值)增速下降的情況下得以保持較好的狀態。有的經濟學傢認為,中國需要用增加投資的辦法維持8%以上的增長率,是因為要保就業。保就業當然是必要的,但是把就業情況和GDP增長之間的關係看成綫性的,認為要保就業就必須保增長,這種觀點從學理上說是難以成立的。
因為增長有個結構問題,有的行業增長1%,它的新增就業可能超過1%,有的行業增長1%,它的新增就業卻可能不到1%。我們過去大量投資建設的資本密集型産業,雇用員工的數量就比普通服務業要少得多。所以,由於産業結構的變化,在同樣的GDP增長率的條件下,就業的情況卻有很大的不同。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以來,改革開放也取得瞭一些新進展。但是,各方麵改革的進度差異很大。即使進展比較快的行業和部門,也還有不少不盡如人意的地方。
例如,金融領域在推進利率市場化和匯率市場化方麵取得瞭較快進展。但是,在其他方麵,比如完善市場監管製度方麵就進展得很慢。*近發生市場波動以後,齣現瞭股市注冊製改革將要推遲的傳言,引起瞭人們對改革放緩的擔心。
國有企業掌握著大量重要資源並且在許多重要行業中處於支配地位,因此,如果國有企業仍然處在效率低下的狀態,國民經濟效率就很難得到提高。*近下發瞭《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這一文件較之前幾個月的徵求意見稿有一些進步。
但是有些思路還不夠清晰。例如,在國有企業定位和“做強做優做大”的問題上,就有和黨的十五大、十五屆四中全會決定不相銜接的地方。對於如何貫徹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國有企業的管理要從過去“管人、管事、管資産”轉嚮以“管資本”為主的決定,也不十分清楚。這些問題都會對國有企業改革的效果産生重要影響。
民氣和民力,是我們剋服睏難、構建繁榮可以依靠的基本力量。現在的一個大問題是相當一部分企業傢缺乏投資的積極性。因此亟須采取有力措施,扭轉偏嚮,改善環境,使企業傢建立對未來的信心。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和其他自由貿易試驗區正在進行一項具有曆史意義的試驗。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進行自貿區試驗的意義在於適應貿易和投資便利化的大趨勢,“營造市場化、國際化、法治化的營商環境”。
目前正開始在其他地區復製推廣上海自貿區的經驗,這意味著對外開放新局麵的全麵展開。行政領導部門要從促進貿易和投資便利化的大局著眼,為開闢這個新局麵做齣貢獻。
現代市場經濟的有效運作,離不開黨政官員在創設良好的營商環境和提供公共服務方麵的作為。強力反腐以來,一些黨政官員“亂作為”的情況大為收斂,但“不作為”的情況卻有所蔓延。這既是源於這些官員“為人民服務”意識的不足,也與官員職權不夠明晰、使人認為“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有關。中紀委書記王岐山以前說過,先治標後治本,用治標為治本贏得時間。
我覺得,在反腐高壓態勢已經確立的情況下,應當大力加強製度反腐,把權力關到法治的籠子裏。與此同時,要按照李剋強總理指齣的政府“法無授權不可為”的原則,加快建立官員職權的正麵清單,使官員行使職權有章可循。
用大規模投資拉動增長不可再行
吳敬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2010年以後,中國經濟增速下行,市場疲軟,不少企業發生財務睏難。當前,中國經濟如何應對、采取什麼樣的風險控製和化解措施、治本之策在哪裏,這些問題值得思考。
過去高增長主要靠大規模投資
對於中國如何應對睏難和迴避風險,官産學各界人士運用不同的分析方法,提齣瞭不同的方略。
一種是從需求側的三個構成要素——投資、消費和淨齣口入手進行分析,認為問題的根源在於上述“三駕馬車”的動力不足。由此提齣的對策,是采取刺激政策,多發鈔票,多上投資項目。2009年用4萬億元投資(兩年)、10萬億元貸款進行刺激,雖然造成瞭增長率的短期迴升,但貨幣超發、負債增加等消極後果也同時發生,成為需要長期消化的負擔。
2012年以後,又多次采用增加投資的辦法刺激經濟,但正麵效果越來越差,負麵效果越來越大。一方麵是投資的增速效應遞減;另一方麵,投資高速增長卻沒有足夠的資源支撐,使國民資産負債錶的杠杆率不斷提高。在杠杆率過高的情況下,一些企業和地方政府發生償債睏難就不可避免。更危險的是,如果杠杆率繼續提高,發生係統性風險的可能性將會大大增加。
另一種分析方法是從供給側驅動經濟增長因素齣發進行分析。經濟增長的基本驅動因素不外三個:新增勞動力、新增資本投入(投資)和效率提高。近年來不少中外經濟學傢運用這種方法進行分析,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為什麼能夠高速增長和目前增長速度為什麼持續下降都有很強的解釋力。過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長是怎麼來的呢?主要是靠大規模的投資,但還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個因素是大量新增的勞動力,也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蔡昉教授所說的“人口紅利”。還有一個因素是效率的提高。改革開放對提高效率産生瞭十分積極的影響。
維持高增幅的因素有的已消失
現在的問題在於,以上這些有利於維持高增幅的因素,有的正在縮減,有的已經消失。首先,正如前麵已經說過的,用大規模投資拉動增長的做法造成的消極後果尚待消化,不能再用這種辦法增加睏難。
其次,長期實行“一胎化政策”和齣生率下降,使“人口紅利”逐步消失,不能指望新增勞動力對經濟增長做齣貢獻。蔡昉教授在2006年就已指齣,他們前三年的調查發現,“劉易斯拐點”已經齣現,剩餘勞動力無限供應的情況已經不復存在。
再次,我國進入城市化的後期,由所謂“庫茲涅茨過程”,即由原來在農村低效利用的土地、勞動力等資源轉移到城市所促成的效率提高也進入瞭尾聲。
*後,隨著中國一般技術水平跟西方國傢相接近,用簡單引進外國設備和技術的辦法去大幅度地提高自己的技術水平就變得不大可行瞭。
在人口紅利消失、投資迴報遞減、杠杆率提高的情況下,隻有提高所謂索洛餘值,即技術進步、效率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實現全要素生産率(TFP)的提高,優化結構,促進創新,實現經濟發展方式從粗放發展到集約發展的轉變,纔能突破目前的睏境。
隻有通過技術進步提高效率,東部地區纔能在勞動密集型産業嚮內地或國外那些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地區轉移以後,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
需要注意的是:實現經濟增長模式轉型或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是在1995年《中共中央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九個五年計劃和二○一○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提齣的,至今已經過去瞭四個五年計劃。
這個關係重大的任務經過整整20年還沒有實現的原因是什麼?2006年總結“十五”計劃的教訓時就已得齣結論:癥結在於實現這一轉型存在“體製性障礙”,關鍵在於能不能通過全麵改革建立起一套有利於創新和創業的體製。
前期釋放流動性刺激瞭股市泡沫
前言/序言
“十三五”規劃期間中國經濟發展的態勢、機遇與挑戰
林毅夫(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教授、名譽院長)
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瞭“十三五”規劃的建議,海內外高度關注,其中一個主要的關注點,則是“十三五”規劃期間,我國經濟發展的速度到底會怎麼樣。
中國有條件在2020年成為高收入國傢
從國內角度看,對於速度的關心,是因為中共十八大提齣的“兩個翻一番”:到2020年的時候,國內生産總值要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城鄉居民收入水平也要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
一般說來,10年國內生産總值要翻一番,每年的增長速度要達到7.2%,但是因為2011年到2014年國內生産總值增速都超過瞭7.2%,如果2015年的增長速度是7%,那麼從2016年到2020年平均每年增長速度就要達到6.5%,國內生産總值就能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但是增長目標還有一個:城鄉居民收入翻一番,也就是平均的國民收入也要翻一番。現在我國人口增長速度每年為0.5%,如果國內生産總值的增速是6.5%,要實現城鄉居民收入也翻一番的話,就必須在收入分配當中,更多地往勞動者傾斜。另外一種方式是,在國內生産總值平均每年增長6.5%的基礎之上,再加上一個人口增長速度,也就是7%的增長。
哪一種方式更好?兩種方式都可以達到十八大的目標,但考慮到當前經濟形勢,平均每年經濟增長速度在7%以上,企業的盈利狀況就有很大的壓力,如果從7%往6.5%下滑,同時收入分配還要更多地往勞動者傾斜的話,更多企業的盈利水平則會受到相當大的挑戰,比較好的方式還是在“十三五”規劃期間,國內生産總值的增長速度*低盡量達到6.5%,往7%去靠近。
如果說經濟增長速度能達到7%的話,還有一個好處。在2010年,我國人均GDP是4400美元,翻一番是8800美元,如果在這個基礎上增長43%的話,到2020年我國平均人均GDP就可達到12615美元。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因為根據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聯閤國的指標體係,人均GDP達到12615美元就算高收入的經濟體瞭,這將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裏程碑。
目前人民幣匯率已比2010年時升值瞭將近40%,也就是說,在未來5年當中,如果人民幣能再升值5%左右的話,在7%增長目標實現的狀況下,到2020年,我國就應該有條件進入高收入國傢行列。
經濟下滑更多是外部周期性因素
國外對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也非常關注,主要因為近10餘年我國每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30%甚至更多。世界經濟從2008年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復蘇,經濟增長還很疲軟。中國經濟可以說是世界上經濟增長主要的動力來源,如果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也放緩瞭,世界經濟下滑的壓力會更大,所以大傢非常關注中國的經濟增長。這種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各種關心和預測,也反映在國際大宗商品市場的價格波動上。
國內外很多人比較悲觀,認為要實現6.5%以上的速度,有相當大的挑戰。這種悲觀論調,通常是認為從2010年以來的經濟增速下滑,是國內體製、機製、增長方式有問題造成的,即由內因造成的。一般國內國外經驗顯示,如果是內因造成,通常改起來不容易。
我個人的看法是,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傢、轉型中國傢,國內經濟當中確實有不少需要改革的體製、機製,需要按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麵深化改革”所討論的內涵繼續深化,不能忽視,必須麵對。但2010年以後經濟增長速度的下滑,更多是外部性、周期性的。
因為同樣發展成熟的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比如巴西,2010年GDP增長速度是7.5%,2014年隻有0.4%,下滑的幅度比我國大。另一個同樣是新興市場經濟體且也是10億人口以上的大國印度,2010年增速是10.3%,中國當年是10.6%,基本在同一個水平;印度2014年的增速,根據世界銀行、聯閤國的統計指標,是7.4%,與中國7.3%的增速也基本相當,但因為在2012年時印度增速是5%,中國是7.7%,印度下滑厲害得多,因此有一個觸底反彈的因素;此外,印度還在2012年改變瞭統計方法,這個改變讓它的國內生産總值增長率增加瞭2個百分點,實際2014年增速也就在6%左右,比中國的7.3%要低。所以說,印度同樣是10億人口的大國,從2010年後經濟增速也是下滑的,下滑速度比中國還快。總不能說中國的體製機製問題,造成巴西、印度的經濟增長速度也跟著下滑吧?所以2010年以後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主要原因,不是中國自己的體製機製所能說明的。
一些高收入、高錶現但齣口比重比較大的經濟體,體製機製、增長方式的問題按理說是少的,但有數字可以證明,它們實際上在同一個時間段經濟增長速度下滑,而且下滑幅度更大。韓國是一個高收入經濟體,2010年國內生産總值的增速是6.5%,2014年隻有3.3%,跌瞭一半。中國颱灣2010年增速10.8%,2014年隻有3.5%,下滑瞭2/3。而新加坡現在人均收入近6萬美元,比美國收入水平還高,2010年增長速度15.2%,2014年隻有2.9%,下滑的幅度更大。
這些高收入經濟體,體製、機製、增長模式是沒有多少問題的,但在同樣的時間段內,經濟增長速度也一起下滑,並且下滑的幅度都比國內大,所以從國際比較中可以很清楚地說明。
2010年後國內經濟增長速度下滑,*主要的原因是外部性的、周期性的。這些分析對“十三五”規劃期間經濟增長的判斷,到底有什麼藉鑒?隻有瞭解瞭在前段時間經濟增長下滑的原因是什麼,纔能找到好的辦法來解決這些問題,對癥纔能下藥。
“十三五”規劃期間整個國際經濟還會相對疲軟,因為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後,發達國傢到現在還沒有真正進行一些必要的結構性改革,讓它能夠恢復到一個比較正常的增長。因此,在“十三五”規劃期間,我國對外貿易增長情形不容樂觀,過去經濟增長靠齣口拉動,在“十三五”規劃期間基本不太可能成為主要動力。
“十三五”規劃期間有效的投資機會在哪裏
“十三五”規劃期間就必須更多地靠內需。內需有兩塊,一個是投資,一個是消費。那麼投資和消費當中,哪一個比較重要?過去曾經有段時間,很多人說我國過去是投資拉動的,必須改成消費拉動的經濟增長。我個人看法是,消費非常重要,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目標,但要讓消費拉動經濟增長,而且是可持續的增長,前提是傢庭的收入必須不斷增加,否則靠消費來拉動增長,大傢想想結果會如何?開始的時候,傢庭靠儲蓄來實現消費的增長,但儲蓄用光之後,要繼續拉動、促進消費的話,就要開始舉債,過瞭一段時間,到瞭一定程度的時候,傢庭就會破産——從個人看是傢庭的破産,從整個社會看,肯定會齣現經濟危機。因此,不能忽視消費,但消費不斷增長的前提是收入的不斷增長,收入不斷增長的前提,是勞動生産率水平的不斷提高,怎麼提高勞動生産率水平呢?必須是技術不斷創新、産業不斷升級。
那麼,技術要不斷創新、産業不斷升級,就必須靠投資。然而,生産的東西很多,要賣齣去,有交易成本。因此,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除瞭勞動力水平不斷提高,也必須讓交易成本不斷下降。要怎樣降低交易成本?這就決定於基礎設施、交通、運輸等狀況,而基礎設施的改善同樣需要投資。
在這種狀況下,討論的重點是,在“十三五”規劃期間有沒有好的、有效的投資機會?如果有,這樣的投資就會改善現在總的供給側,改善供給側以後,收入水平不斷提高,而且産業結構不斷調整,這種狀況下消費也會不斷提高,投入與消費都提高的話,經濟就能夠正常增長。仔細分析,我國還有很多很好的投資機會,比如産業升級。
固然,我國現在有不少産業齣現産能過剩——鋼筋、水泥、平闆玻璃的産能過剩是事實,但這些都是中低端,可以從中低端往中高端升級。實際上,比如2014年我國進口的製造業産品就達到1.3萬億美元,這些産品技術含量、附加價值比國內高——不能生産纔會從國外進口。即使國內不少産業有産能過剩,但是也可以從供給側上麵,往那些附加價值更高的、國內短缺的産業去投資,這是非常好的機會。
基礎設施也是同樣的情形。過去,國內基礎設施進行瞭不少投資,但是過去的投資主要是連接一個城市到另外一個城市的基礎設施,包括高速公路、高速鐵路、機場、港口,等等,但是城市內部的基礎設施,像地下鐵路、地下管網就非常欠缺,而這方麵的投資可以緩解交通擁擠、提高經濟效益、降低交易費用,是非常好的投資,機會非常多。
還有環保方麵。這些年,經濟發展非常快,環境汙染的程度也惡化得非常快。當然,經濟發展過程中,國內的環境要越來越好,那就必須采用新的節能減排的、清潔能源的技術,應用這種新技術需要投資,這些投資同樣有很高的經濟迴報、社會迴報。
再是城鎮化。我國現在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是54%。發達國傢一般人口城鎮化的比例達到80%以上,而我國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還要不斷地進行城鎮化,估計在“十三五”規劃期間,每年城鎮化率的提高會在一個百分點左右。那麼,農民要進城,必須住、必須有公共服務,這都需要投資。
所以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傢,即使現在有不少産業是産能過剩的,但實際上好的投資機會,即能夠提高生産率水平、降低交易費用、改善生活質量的投資機會很多,這是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傢和發達國傢*大的不同。
發達國傢2008年以後齣現危機,到現在六七年時間過去瞭,經濟還是非常疲軟,需要好的投資機會去啓動經濟、啓動增長、創造就業,但發達國傢的産業都已經在世界*前麵,很難知道下一個新的、有獲利能力的産業是什麼,即使有也就一兩個,如3D打印,等等,不足以拉動整體經濟增長。從基礎設施來看,發達國傢基礎設施普遍已經完備,無非比較老舊。而老舊基礎設施改造的迴報,遠低於短缺基礎設施的投資。環保方麵,發達國傢環境相對也比較好,已經走過瞭汙染的階段,環保進一步完善的空間也非常小。城鎮化方麵,發達國傢則已經完成瞭。所以,麵對同樣的經濟下行壓力,發達國傢確實不容易找到有高經濟迴報、社會迴報的投資,但是發展中國傢這方麵機會還非常多。
有好的投資機會,還必須有好的投資資源。這方麵我國相比其他國傢好多瞭,因為現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加起來的負債率隻占國內生産總值的56%,而一般發達國傢、發展中國傢的負債率都超過100%,所以我國利用積極財政政策的空間比其他國傢大得多。不僅是政府可以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支持投資,我國民間儲蓄還高達GDP的50%,這在全世界屬於*高水平,也就是說,可以用政府的投資來撬動民間的投資。此外,投資需要進口機器設備,需要外匯,而我國現在有3.5萬億美元的外匯,在全世界也屬於*高水平。而其他發展中國傢麵臨經濟下行時,一樣有好的投資機會,但可能政府的財政狀況不好,或是民間儲蓄太低、外匯儲備不足,因而不能進行有效的投資。
如果把這些有利的機會結閤起來,投資那些能夠改善供給側結構的、短缺的、附加價值高的、必須從國外進口的産業,而不是投資過剩産能的行業,就能改善産業結構,並且短期能創造需求、創造就業;有瞭就業,傢庭收入就會增加,從而消費就會增加。把這些因素考慮進去,相信我國實現6.5%以上的經濟增長完全有可能,並且有可能實現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聯閤國大會上講的,中國有條件、有能力在“十三五”規劃期間保持7%的增長。
總結來說,這段時間大傢對未來發展前景有很多關心,這些關心的原因是正常的,但是過去分析的時候經常把供給側與需求側對立起來,實際上從前麵的分析看,供給側與需求側,完全可以統一來考慮,這也就是李剋強總理*近講的,在2016年與未來,可以在供給側與需求側同時發力。而且,在需求側的政策,主要是用來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當中屬於瓶頸的因素,不管是産業、基礎設施還是環境等方麵,這類投資短期是需求,長期可以提高我國生産力水平、降低交易費用,讓我國的經濟可以持續發展。
如果把這些條件都用好的話,那麼“十三五”規劃期間我國應該可以實現6.5%以上的增長,而且很有可能實現每年平均7%的增長,這樣的增長目標實現瞭,黨的十八大提齣的“兩個翻一番”的目標也能實現。並且,現在人民幣與2010年比已經升值瞭將近40%,如果我國每年有6.5%以上增長而發達國傢隻有3%的增長,就代錶我國勞動生産率每年的增長速度,比發達國傢高4個百分點以上,人民幣會進入持續性的升值,因此在未來5年,再升值5個百分點左右完全有可能。如果能夠實現預期的話,到2020年,我國人均GDP按照當時的匯率來計算,應該可以達到12615美元以上,也就是說,可以進入高收入國傢的行列。
而且6.5%以上的增長,雖然比9.7%增長下調瞭將近30%,但是我國GDP占全世界的比重,2014年是14%,未來可能還會增加,即使是6.5%的增長,我國每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仍會維持在30%甚至更高,依舊是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十三五”規劃期間中國經濟發展的態勢、機遇與挑戰
林毅夫(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教授、名譽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