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邏輯（修訂版）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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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 著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 ， 中信出版社

ISBN：9787508674490

版次：2

商品编码：12246902

品牌：中信出版

包装：精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7-10-01

用纸：纯质纸

页数：376

字数：330000

正文语种：中文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改革的邏輯》是知名經濟學傢、中國改革開放30年30名經濟人物周其仁教授關於中國改革的力作，暢銷多年。
《改革的邏輯》，足夠的高水準和絕對的接地氣，完全擺脫瞭隻停留在呼籲改革層麵，是一部執政者和大眾都亟需閱讀的改革如何推行的務實之作。
《改革的邏輯》用清晰的邏輯、簡潔的語言、淺顯的實證、趣味的敘述，迴望、深察、預見改革之大勢，揭示中國經濟未來之走嚮，探索中國經濟前行之方嚮與路徑。
厲以寜、汪丁丁、鬍舒立等鼎力推薦！

內容簡介

改革從何而來?往何處去？未來中國如何前行？中國的改革已經走過瞭30多年的曆程，為什麼講起改革來還是頗為沉重？為什麼我們這個體製改起來那麼難？對於這些問題的迴答，專傢學者、大眾輿論，眾說紛紜。
從改革史上標誌性的莫乾山會議開始，周其仁教授就密切參與中國改革的每一步。他善於從現實世界齣發，用紮實的經濟學功底和風趣、直白的文字，將中國改革的理念、方法和曆程進行嚴密而邏輯清晰的梳理。從“鄧小平做對瞭什麼”到“中國還需要做對什麼”，從“如何防止改革變成半拉子工程”到“怎麼避免糟糕的政策組閤”，周其仁教授係統地從産權改革、土地改革、貨幣改革等方麵，深入解讀中國經濟改革的來龍去脈和關鍵問題，讓讀者更加瞭解中國改革的邏輯。同時，周其仁教授對未來中國改革之路提齣瞭獨特看法。

作者簡介

周其仁，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教授，“孫冶方經濟科學奬”獲得者，中國“改革開放30年30名經濟人物”之一。
早年在黑龍江下鄉，其間在完達山狩獵七年半。
1978年從農村考入中國人民大學經濟係。畢業後工作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在杜潤生先生指導下從事農村改革發展的調查研究。
1989年5月開始在英國牛津大學、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和芝加哥大學訪問學習。1991年鞦進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獲碩士和博士學位。1996年春季，迴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現為國傢發展研究院）任教，並應邀為中歐國際工商管理學院、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和長江商學院等院校開設課程。
研究範圍主要包括産權與閤約、經濟史、經濟製度變遷理論、企業與市場組織、壟斷、管製與管製改革等。自1996年以來，相繼開設瞭經濟組織和經濟製度、發展經濟學、新製度經濟學等課程。
著作有《突圍集》《城鄉中國》《競爭與繁榮》《貨幣的教訓》《中國做對瞭什麼》《病有所醫當問誰》《世事勝棋局》《真實世界的經濟學》《挑燈看劍》《産權與製度變遷》等。

精彩書評

我是在1979年認識周其仁的，稍後，在80年代前期有關中國經濟改革走勢的多次研討會上同他交談過。從那時起，我感到這是一個獨立思考並有真知灼見的年輕人，他的發言都是很有見地的。盡管這已經是30多年前的往事瞭。*近看到他新完成的《改革的邏輯》書稿，我認為這本書總結瞭他對中國經濟改革曆程的基本看法，把産權界定的重要意義做瞭充分的肯定，並且對於土地確權的作用在書稿中有瞭不少新的論述，特彆是土地確權對城鎮化、對經濟持續增長、對中國在國際競爭中優勢發揮的作用等，都是很有啓示的。所以我嚮廣大讀者推薦這部著作。
——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教授 厲以寜
（周）其仁不厭其煩地講述中國改革的故事，用意在於提醒讀者關注和思考中國社會未來可能湧現的改革圖景。通過其仁的敘述，讀者很容易理解，符閤改革邏輯的中國未來改革圖景，必須涉及體製改革。我喜歡更直接的錶述：妨礙中國經濟繼續增長的關鍵環節將主要是政治的而不再主要是經濟的。
——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教授 汪丁丁

懂得經濟學真諦並能用以剖析現實的學者不多，兼具思辨力、洞察力和淩雲健筆的學者更少見；具有全球視野又能持續關注本土現實的學者不多，不疏空、不褊狹的學者更少見，周其仁則是其中難得的佼佼者。藉長期孜孜不倦探究“真實世界的經濟學”，周其仁近年來多有精闢的經濟論說問世，這裏呈現的是其中的精選。讀這本書，可以幫你理解中國改革的邏輯，也幫你瞭解周其仁的方法論。
——財新傳媒總編輯、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院長 鬍舒立

目錄

自?序 /V
第一部分 中國做對瞭什麼？
改革30年感言 / 003
鄧小平做對瞭什麼？ / 006
科斯的中國影響力 / 026
過去十年是改革開放收獲的十年 / 033

第二部分 重新界定産權之路
重新界定産權之路 / 047
一部未完成的産權改革史 / 054
公司理論與中國改革 / 077
農民、市場與製度創新 / 091

第三部分 土地製度改革
農村改革：國傢與土地所有權關係的變化 / 121
農民收入是一連串事件 / 187
城市化、土地製度與宏觀調控 / 206
試辦“土地交易所”的構想 / 221
變革土地製度的時機已經成熟 / 226
成都試驗的新進展 / 236

第四部分 貨幣製度重於貨幣政策
貨幣、製度成本與中國經濟增長 / 249
“貨幣深化”與改革的風風雨雨 / 265
貨幣無僥幸 / 269
銀根與“土根”的糾結 / 273
政府主導投資的經濟性質 / 277
貨幣製度重於貨幣政策 / 281

第五部分 改革驅動的經濟增長
嚮內轉型的睏難 / 291
不能僅靠政府拉動經濟 / 293
經濟增長與企業成長 / 296
應對更激烈的全球競爭 / 301
三種私人資本和中國經濟 / 310
科斯定理與國資轉讓 / 318

第六部分 中國還需要做對什麼？
改革是對未來最重要的投資 / 325
民貧國衰、民富國強 / 329
體製政策要靠前 / 334
防止改革成為半拉子工程 / 337
避免糟糕的政策組閤 / 339
以規則的確定應對結果的不確定 / 347
“中國製造”的轉型前景 / 353
中國還需要做對什麼？ / 357
接著石頭過河 / 363

跋?從抽象上升到具體 / 汪丁丁 /371

精彩書摘

鄧小平做對瞭什麼？
本來我為會議準備的是另一篇論文。可是，6月3日科斯（R. Coase）教授的助手來信轉述瞭以下意見：“他認為如果沒有一篇關於鄧小平的論文，這次研討會將是不完美的。”來信還說：“你可能是提供這樣一篇論文最閤適的人選。”這當然不是我可以承受的榮耀。不過，我倒願意說明，為什麼自己願意冒著不自量力的風險，也要嘗試著完成當時已經97歲高齡的科斯——這次研討會的發起人和主持者——指定要求完成的任務。
第一次看到科斯的名字，是在一本小書上。那是1985年夏天，北京四通公司的一位朋友悄悄給瞭我兩本小書。翻開一看，是張五常著的《中國的前途》和《再論中國的前途》。但落在我手上的這兩本，卻顯然是盜版的：開本很小，紙質奇差，有照相翻拍的明顯痕跡；封皮上沒有字，裏麵印有“內部讀物”的字樣。
在《中國的前途》的第148頁，張五常這樣介紹：“科斯對經濟製度運作理解的深入，前無古人，且對中國的經濟前途深錶關懷。”書中提到瞭科斯的兩篇大作，用産權（property rights）與交易費用（transaction cost）的概念闡釋瞭製度和製度變遷的理論。那時我自己對市場交易沒有多少感受，因此對“交易費用”不甚瞭瞭，特彆是對把交易費用假設為零的科斯定理，感到有理解方麵的睏難。但是，對於“産權界定”（delineation of rights），卻立刻覺得它有非凡的解釋力。
為什麼獨對産權界定彆有感悟？容我交代一點背景。我是1978年從黑龍江農村考到北京讀大學的。此前，我沒有機會上高中，不過是1966年的一個初中畢業生，經曆瞭3年停課，“文革”後於1968年上山下鄉。等我拿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的時候，已在鄰近蘇聯的邊陲之地上山下鄉10年瞭。對我這樣的人來說，鄧小平時代的第一頁，就是他於1977年8月做齣的恢復高考的決定。這一頁改變瞭我們一代人的命運。
1978年10月後的北京，是中國偉大變革的鏇渦中心。我們為重新獲得讀書機會而奮發學習。不過在那時的北京城，似乎也擺不下一張完全平靜的書桌。我們到西單看過大字報，傳閱過當時一切可得的有關日本、美國、歐洲各國、韓國、新加坡和中國香港現代化情況的報道，也聚在一起收聽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新聞公報，以及鄧小平與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的著名談話。站在那個中國開放時代的端口，為瞭消化大量撲麵而來的新鮮信息，我們在自發組織的讀書小組裏度過瞭無數不眠之夜。
不過，最打動我們的，還是在一個聚會上聽到的安徽農村包産到戶的消息。那是親到現場調查的人帶迴的第一手報告：大旱天氣增加的飢荒威脅，逼得農民悄悄把集體土地分到瞭戶；結果，糧食大幅增産，但“包産到戶”卻不閤法，農民隻在底下秘密推進。這個故事讓我們興奮。在貧睏好像與生俱來、無可更改的中國農村，原來也存在迅速改善生活的路徑！我們的睏惑是：為什麼被實踐證明可以促進生産、解決農民溫飽的生産方式，卻得不到“上層建築”的閤法承認呢？
1980年，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學生為主、自發成立瞭一個農村研究小組，立誌研究中國農村改革和發展麵臨的種種問題。由於全部有過上山下鄉的親身經曆，其中還有幾位本人就是農民齣身，大傢誌同道閤，心甘情願地重新走進農村和農民的生活，觀察、詢問、調查、分析、研究和辯論，提升對真實世界的認知水平。機緣巧閤，這群“北京小子”的工作，得到瞭杜潤生先生等前輩中國農民問題頂級專傢的欣賞、指點和支持，把我們帶入改革政策的製定過程。其中個人最離奇的經曆，就是身為一個非黨人士，也參加瞭80年代中共中央關於農村改革幾個政策文件的準備、起草、修訂、成文的全過程——按規矩，這些黨內文件一旦下發，是不可以讓我這樣的黨外人士閱讀的！仿佛在不經意之間，我們見證瞭曆史：對於8億中國農民來說，包産到戶纔是鄧小平領導中國改革偉大活劇的第一幕。
中國特色的産權界定
包産到戶並不是新生事物。調查錶明，早在1956年下半年，浙江永嘉縣就齣現瞭包産到戶——剛被捲入高級社的農民發現“大鍋飯”帶來齣工不齣力的消極傾嚮，就把集體土地劃分到農戶，以此約束集體成員努力勞動。後來我結識瞭當年主政那個地方的縣委書記李雲河，他因贊成包産到戶而被革職、遣返老傢務農長達21年之久！1959—1961年，包産到戶齣現在“大飢荒”最嚴重的所有省份，其中僅安徽一地就蔓延到全省40%的生産隊，農民把能夠有效抵抗飢荒的責任田稱為“救命田”。問題來瞭：既然包産到戶不是鄧小平主政中國以後纔齣現的現象，更不是鄧小平自上而下發明或推行的一種土地製度，為什麼要把農村包産到戶改革看成鄧小平偉大戲劇的第一幕？
答案要從包産到戶本身尋找。“包産到戶”的學名是“傢庭承包責任製”（household contracted responsibility system）。在這套製度下，集體的土地分給農戶，以農戶承擔一定的責任為前提。在開始的時候，農戶的責任通常聯係著産量——以相應土地麵積的常年平均産量為基綫，農戶承諾將交多少給國傢、多少給集體，以此交換土地的承包經營權。很顯然，這是一個“增加的産量歸農民”的閤約，對生産積極性的刺激作用不言而喻。另一方麵，承包到戶的土地，並沒有改變集體所有製的性質——它們還是公有的，隻不過按照約定的條件交給農戶使用而已。
農民和基層生産隊發明瞭傢庭承包責任製，也證明瞭這套辦法能夠有效地增加産量、抵禦飢荒。但是，農民和基層生産隊並不能決定包産到戶能不能得到閤法的承認。這是蘇式中央集權體製的一個派生物：任何經濟組織、生産方式的變動，都被看成事關社會主義道路和方嚮的大事，因而都必須由最高權力當局決定。在中國，從“三條驢腿的閤作社”到幾萬，甚至幾十萬人組成的超級人民公社，從要不要辦集體食堂到可不可以由社員私養集體的母豬，一切皆由中央和中央主席定奪。可是，毛主席對集體土地承包給農戶經營的辦法抱有很深的成見。有記錄說，雖然嚴重的飢荒也曾逼迫主席默許包産到戶，但隻要“權宜之計”産生瞭效果，經濟情況有所改善，他老人傢就一定高舉階級鬥爭和路綫鬥爭的大旗予以無情打擊。在整個毛澤東時代，包産到戶屢起屢批。
自發的閤約得不到法律承認和保護，對當事人的預期和行為就有不利的影響。我們看到，自發的包産到戶固然可以讓農民嘗到增産和溫飽的甜頭，但此種好處究竟能不能持續？未來繼續承包的條件有什麼改變？以及在什麼情況下承包模式又可能被批判？——所有這些疑慮都影響著農戶的生産和投資（農地保護和改良）決策。這是來自閤約本身性質的一個實質性的睏難：作為有待兌現的一組承諾，不穩定的預期無可避免地要增加閤約的履行成本。
鄧小平的貢獻，是把國傢政策的方嚮，轉嚮瞭對促進生産力的自發閤約提供閤法承認與保護。這並不是這位偉大政治傢一時心血來潮的傑作。據杜潤生迴憶，早在1962年鄧小平就談道：“生産關係究竟以什麼形式為最好，要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産，就采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不閤法的使它閤法起來。”（《杜潤生迴憶錄》，第332頁）這說明，鄧小平早就明白“閤法承認”對特定生産關係（産權與閤約）的意義。當曆史把他推上瞭核心領導地位之後，鄧小平就用“這樣一種態度”來對待農民和基層創造的傢庭承包責任製。
在鄧小平路綫下，農民傢庭承包製獲得瞭長足的發展。傢庭承包製由落後邊遠地區擴展到發達地區農村，進而幾乎覆蓋瞭全國所有的農村生産隊；土地承包的期限由一年、三年、十五年、三十年擴展為“長期不變”；閤約的責任從聯係産量開始，逐步演變為聯係土地資産。農民傢庭承包責任製不斷得到更高規格的閤法承認：從基層的秘密存在，到地方政府的承認，到中共中央政策文件的肯定。最後，2002年，中國人大通過瞭《農地承包法》，確立瞭農戶傢庭承包責任製的法律地位。按照這部法律，全部農地的使用權、收益權和轉讓權，都長期承包給瞭農戶；“集體”仍是農地在法律上的所有者，但其全部經濟職能就是到期把所有農地發包給農民。隨著承包戶擁有續訂閤約的優先權，“長期不變就是永遠不變”。
中國人創造的這個經驗，讓我們想起瞭科斯在1959年提齣的一個命題：“清楚的産權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前提。”（中譯本見《生産的製度結構》，第73頁）我們可以說，産權界定也是閤約的前提——要不是雙方或多方各自擁有清楚的資源産權，他們之間怎麼可能達成任何一個閤約？可是，中國的實踐卻提醒人們：恰恰是承包閤約纔界定齣清楚的農民對土地的權利，因為在訂立承包閤約之前，作為集體成員的農戶究竟對集體土地擁有何種權利，通常是模糊不清的。這是不是說，農戶的産權反而是經由閤約纔得到界定的？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可以得齣一個新的結論：閤約締結與産權界定根本就是不能分開的同一迴事。
閤約可以經由再閤約（re-contracted）得到調整，而經由閤約不斷界定的産權也就可以不斷進一步明確其經濟含義，並逐步提升産權的“強度”。我們在中國看得清楚，後來被列入《憲法》保護範圍的私人財産權利，最初就是從城鄉公有經濟的承包閤約中産生並發展起來的。私人承包獲得的公有資源在約定條件下排他的專用權，不是私産又是什麼？按照承包閤約，超齣約定産量的部分一般歸承包人所有，這難道不正在創造更完備的私産嗎？隨著承包私産和超越承包形成的私産不斷由少增多、由弱變強，公有製成員不斷擴大對外締結閤約的範圍，循序漸進地積纍起更多的私産，也進入更豐富多樣的市場閤約網絡。這套經由閤約界定齣清晰産權的辦法，從農業擴展到非農業，進而擴展到城市，奠定瞭中國市場經濟的基礎。
來芝加哥參加這次會議的時候，正是中國春小麥的收割季節。此刻在華北農村的田野上，有一幅壯觀的畫麵：成韆上萬颱拖拉機和收割機，順著莊稼成熟的路綫跨村莊、跨市縣、跨省份移動。這些拖拉機和收割設備，有私人的，有多個私人擁有並集閤到一個閤作社或一個股份公司的，也有“公司”承包給私人經營的。它們作業的範圍，早就超越瞭一個個“集體”的狹小範圍，唯有一個復雜的市場閤約網，纔把它們與數目更加巨大的農戶、閤作社、公司製農場的收割服務需求連到瞭一起。甚至政府也參加瞭進來，一道道緊急頒布的命令，不但要求沿途高速公路對這些農機分文不取，而且要求提供良好的服務。這是經曆瞭30年改革的中國經濟的一個縮影：産權與閤約構成瞭所有活躍的生産活動的製度基礎。
鄧小平本人不一定看到過“産權界定”的理論錶達。可是，鄧小平的改革之道就是堅持産權界定並寸步不移。這套中國特色的産權界定，一直受到來自不同方嚮的批評。一種批評說，鄧小平的改革逾越瞭“一大二公”經濟的最後邊界，因而背離瞭經典社會主義。這個批評忽略瞭繼續維係一個不斷支付昂貴組織成本的體製的巨大代價，這一點，人們通過比較改革的中國與拒不改革的那些國傢在經濟錶現上的顯著差彆，就可以獲得深刻印象。另一種批評認為，基於承包閤約的産權改革遠不如“全盤私有化”來得徹底和過癮。這種批評則看輕瞭製度變遷所要付齣的代價：隻要過時的觀念和既得利益纏住瞭相當多的人群，任何“激進和徹底的改革”在實際上都寸步難行。甚至，製度選擇的“最終目標”也受製於交易費用的狀況。例如，這次我們大傢到芝加哥大學開會，都要藉助屬於芝加哥市政的“公共通道”。為什麼不把天下所有的“公路”都徹底化為“私路”呢？答案是費用。每人一條專用的道路顯然太過昂貴，於是社會退而求其次，在保留“公路”的同時約束人們的行路規範。
鄧小平不為任何批評所動。他始終堅持一點，無論如何也要容許中國人在實際的約束條件下從事製度和組織選擇的探索和試驗。任何産權、組織或閤約形式，隻要被證明可以促進生産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鄧小平就樂意運用自己的政治威望動員國傢機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標題下為之提供閤法承認。這看起來似乎隻是一套非常實用主義的策略。但是，有瞭自科斯以來的經濟學的進展，我發現在中國改革的實踐經驗裏，包含著具有很高普適性的道理，這就是廣義的交易費用決定著製度的存在及其變遷。
把企業傢請迴中國
2006年，我訪問瞭浙江東部颱州市鬆門鎮的一傢民營公司。創辦人叫江桂蘭，是個農傢女，中學畢業後打工10年，1991年靠私人藉貸來的20萬元，辦起瞭這傢塑料製品廠。4年後，江桂蘭在廣交會上嚮彆人轉租來的六分之一展颱上，與外商簽訂瞭第一個齣口閤同。又過瞭10年，江桂蘭的公司已成為肯德基全球範圍所用餐具的主要供貨商。等我到訪的時候，江桂蘭的公司有1 000多名工人，每年齣口600個集裝箱製成品。
江桂蘭的故事在今天的中國非常平常。比起華為的任正非、阿裏巴巴的馬雲、吉利汽車的李書福、濛牛的牛根生以及其他大牌明星般的民營公司老總，江桂蘭過於普通瞭。不過，要是在改革前，江桂蘭的公司就是不到現在的百分之一也容易“舉世知名”——在那個時代，任何“自由雇用”工人的企業，都有機會作為“資本主義的典型”而登上政治新聞的榜首！同樣是私人辦公司，從被看作“資本主義”的洪水猛獸，到被戴上“民營企業傢創業”的桂冠，滿打滿算也隻不過30年——中國到底發生瞭什麼？
為瞭迴答這個問題，人們當然要提到來自實際經濟生活的壓力。一方麵，在“短缺經濟”下商品和服務的長期匱乏，滿足不瞭城鄉居民傢庭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麵，單一公有製經濟又容納不瞭日益增長的就業要求，特彆是不能吸納包産到戶改革後釋放齣來的巨量“農村剩餘勞動力”。兩方麵壓力的匯集，逼迫中國以更靈活的方式組織經濟。
於是，在單一的公有製經濟下，齣現瞭野草般頑強成長的“個體戶”。當年北京的一個標誌性事件，就是迴城的下鄉知青在路旁擺攤齣售“大碗茶”。他們自我雇傭或利用傢人勞動力，靠私下籌集的小資本捕捉種種市場機會。一些個體戶取得瞭成功，而日益擴展的市場要求他們進一步擴大生意的規模。結果，“個體戶”開始越齣瞭“傢庭勞動力加兩三個幫手”的規模，嚮著雇用更多工人的“私人企業”方嚮演變。挑戰來瞭：社會主義中國怎麼可以容許“資本主義剝削”的復闢？
對傳統思維而言，私人擁有生産資料，自由雇用特彆是雇用工人超過7人以上的企業，當然就是“資本主義剝削”，與社會主義格格不入。這條馬剋思和蘇聯模式劃下的鐵的界綫，中國自1956年完成瞭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後，就再也沒有逾越過。現在，改革突破瞭傳統戒條，是不是“走資本主義”的疑慮籠罩中國。
同時高舉改革開放與堅持社會主義兩麵旗幟的鄧小平，抓住瞭一顆瓜子破解難題。80年代初，安徽蕪湖個體戶年廣久炒賣的“傻子瓜子”受到市場追捧，生意迅速擴張。1981年9月，年氏父子三人從雇4個幫手開始，兩年內發展成一個年營業額720萬元、雇工140人的私人企業。“傻子”當上瞭老闆，爭議也從蕪湖一路到瞭北京。如何定奪小小一顆瓜子裏麵的大是大非？
我當時供職的農村政策研究機構是杜潤生領導的，他組織瞭關於“傻子瓜子”來龍去脈的調查，並把有關材料報到瞭鄧小平的案頭。記得當時傳迴來的鄧小平指示，斬釘截鐵就是“不要動他”四個大字！其中，最瞭得的還是那個“動”字，因為這一個字就包含瞭“運用國傢機器的強製手段給予取締和打擊”的全部意思。既然曆史經驗顯示過去那套做法效果不佳，鄧小平的意思就是多看看、多試試，再也不準用專政手段對待像年廣久這樣的民營企業傢。
鄧小平的辦法就是允許實踐，並從實際齣發來觀察和分析。冷眼看“傻子瓜子”，並不難厘清其中的是非麯直：年廣久雇用的140名工人，原本都得不到國有公司的工作機會；年廣久付給工人的薪水，不低於當地國有工廠的給付水平；這些工人原本或失業，或從事其他工作但收益還不如給年廣久打工。更重要的是，“傻子瓜子”的市場成功，刺激瞭更多的瓜子供給——老闆與老闆的市場競爭加劇瞭，不但是顧客的福音，更是工人的福音！可是，“資本主義剝削”的公案又做何處理？
沒有人指齣，剩餘價值學說的基礎是交易費用為零。馬剋思在理論上堅持，當資本在“流通領域”雇用勞動力時，雙方交易遵循的是等價原則。在這裏，一切商品包括勞動力商品的價格等於價值，因此就排除瞭資本對勞動力的剝削。奧秘發生在其後：當資本傢帶著雇來的工人進入工廠的大門以後，通過組織、指揮、命令工人生産齣高於其勞動力價值的産品；最後，企業主帶著這些産品迴到商品流通領域，再次通過等價交換而完成剩餘價值的實現。
很明白，在上述各個環節，都沒有交易費用這迴事。不是嗎？資本傢似乎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發現顧客及其需求的各種細節，從而決定生産什麼和生産多少；資本傢也不費吹灰之力就發現待雇的勞動力和其他生産要素，從而決定以什麼價格、什麼閤約形式雇多少要素；資本傢甚至無須付齣監督和管理的努力，就可以使團隊産品自動大於團隊成員個人産品的算術之和。在這個前提下——也僅僅在這個前提下——我們當然同意馬剋思的意見：“剩餘價值”不但是“多餘”的，而且還帶有道義上不公正的剝削性質。
問題是，真實世界裏的交易費用絕不為零。一般如商品和服務的買傢與賣傢，特殊如資本傢與工人，他們之間在市場上的互相發現、訂約和履約，都要付齣昂貴的費用。交易費用不為零，就既不存在自動的“等價交換”，也不存在不需要經營、監督和管理的經濟組織。從這點看，發現市場、協調供求、組織生産等項職能，絕不是“多餘的”。資本傢們獲取的報酬，部分是投資於企業的財務資本的利息，部分是作為企業傢人力資本的服務迴報。至於這些收入的水平高低，是由市場競爭——企業傢與企業傢的競爭、工人與工人的競爭、商品買傢與買傢的競爭以及商品賣傢與賣傢的競爭——決定的。
資本傢當然要利用自己的相對稀缺性謀求更高的收益。像任何市場中人一樣，資本傢也可能在履行閤約的過程中，侵犯、損害各相關利益方——其他股東、各種債權人、工人、上下遊供應商、産品經銷商，甚至顧客——的利益。人們可以用“剝削”之名囊括所有這些侵權行為，但是無論如何，“剝削”並不是資本傢的唯一職能，正如可能的假冒僞劣行徑並不是商販的全部職能一樣。在真實世界裏，人們節約交易費用的行為與增加交易費用的行為——兩者皆可圖利——經常混雜在一起。究竟哪一種行為主導瞭經濟，取決於現實的約束條件——習俗、道德、法律及法律的實際執行。
那麼，究竟怎樣對待真實過程裏的資本傢呢？蘇聯模式得齣瞭一個革命的結論——“消滅資本傢，消滅一切剝削”。但是，這樣一來，把資本傢節約交易費用與組織成本的職能也一並消滅掉瞭。問題是，交易費用並沒有隨著資本傢的被消滅而消失。社會主義經濟仍然麵臨節約建設成本、生産成本、製度成本和組織成本的嚴重問題。結果，把資本傢打翻在地的社會主義國傢，隻好由自己來扮演“總資本傢”的角色，即用“沒有資本傢的資産階級法權”（列寜）來管理國民經濟。幾十年的實踐結果錶明，中央計劃體製不但運行成本奇高，也並沒有完全消滅“剝削”——作為等級製替代産權與市場閤約製度的産物，官僚特權替代瞭資本傢的剝削；在“大鍋飯”的體製下，多勞不能多得的人，天天受到“不多勞卻多得”行為的剝削。這個結果應該齣乎革命傢當初的預料，它當然要被反思。鄧小平不允許把重新冒頭的民營企業一棍子打下去，堅持多試試、多看看，意在探索把復雜問題分開來處理的路徑。蘇聯和中國自己的曆史教訓時刻提醒著中國改革的決策者，為什麼社會主義經濟非要把資本傢連同創業精神、市場判斷力、組織和協調生産的能力一起拋棄呢？
鄧小平把企業傢請迴瞭中國。他執掌中國後不久，就高度肯定瞭曆史上“民族資産階級”的代錶榮毅仁，並大膽決策劃齣一筆國有資本交付榮先生全權打理——這開啓瞭“國有資本＋企業傢”的新經濟模式。鄧小平還運用自己的政治權威，多次對“傻子瓜子”這個事件錶態，不準再動用國傢機器魯莽地扼殺民營企業傢。這位革命老人一次又一次耐心地問：允許這些企業傢的存在，難道真的就危害瞭社會主義嗎？
越來越多的人得齣瞭正確答案。隨著企業傢的存在被廣泛認為是“對的”（right），創業當企業傢就再次成為中國人的一項權利（the right）。改革以來，中國發布瞭多個政策文件，通過瞭多部法律，並數度修訂《憲法》，逐漸承認並保護瞭普通人自由締約、創辦各類企業、按投資要素分配收入的閤法權利。據一項權威發布，到2007年底，中國的民營經濟約占國民生産總值50%、非農就業的70%、稅收的30%~40%。這是改革前無論如何也不能想象的。
重新認識“看不見的手”

前言/序言

把這些年來作者有關改革的文字輯成一本文集齣版，是中信齣版社編輯的建議。我自己覺得，這些文章在網上都可以找到，其中部分已編入其他文集，再編一本，可有可無。不過，齣版社對讀者的需要總有更多的瞭解，那就聽他們的吧。書前也沒有特彆要交代的話，前一段在不同場閤的發言提及改革，把文字修一修拿來作為序言。
不久前我問過一個問題，為什麼改革開放30多年瞭，講起改革來還是頗為沉重？再進一步問，為什麼我們這個體製改起來那麼難？這裏有不少感慨。不是嗎？中國這個要改革的體製從1952年國民經濟開始恢復，到1978年，總共也不過就是26年。其實在1958年之前，很多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元素還在，農民要入的是基於土改而成的勞動者私産的閤作社，在理論上還可以退社。農戶自留地的麵積蠻大的，此外尚沒有搞政社閤一，沒有城鄉戶籍控製，也沒有從這個産業到那個産業，這不準、那不準的那一套。
換句話說，權力高度集中的計劃命令體製，應該是在1958年到1978年期間形成的。總計20年時間，搞成瞭那麼一套管得死死的體製。可是要怎麼改這套體製呢？從1978年算起，到2013年已經35年瞭，人們還在呼籲改革、討論改革、建言改革。這麼一個現象裏麵，必定有一些道理。為什麼我們過去形成的那套體製，改起來特彆難？
現在有一個認識是，維係老體製的既得利益太頑固。這個說法當然有道理。改革以來國民經濟壯大瞭不少倍，所有既得利益也一起壯大瞭。現在一件事情，背後都是多少億實實在在的利益。既得利益很大、很頑固，於是改革就難瞭。
但是，哪個國傢在哪個曆史時代都有既得利益問題。一套體製就是一個既得利益格局，從來如此。改革要改遊戲規則，也就是要改變經濟競爭的輸贏準則。遊戲規則改瞭，原先的贏傢不一定繼續贏，當然不可能高高興興就退齣比賽，總還想維係老規則，繼續贏下去。這是人之常情，天下都一樣。所以要問的是，中國的既得利益為什麼顯得特彆頑固？
我的看法是，計劃命令體製不是從實踐中自發建立起來的。它是按照一種理論構想、按照一個理想社會的藍圖構造齣來的體製。如把整個國民經濟作為一傢超級國傢公司來處理，那完全超齣瞭所有人的經驗。發達國傢的市場裏是齣現過一些大公司，但要讓公司大到覆蓋國民經濟，以至可以消滅全部市場關係、完全靠“看得見的手”來配置一個國傢的經濟資源，那還是要差十萬八韆裏。但是一旦把這麼個超級國傢公司說成是“社會主義”的唯一形態，誰還能隨便改一改呢？明明行不通，一改就碰上“主義”的大詞匯，碰不得，隻好拖來拖去，把毛病越拖越大。
所以恐怕還不是一般的既得利益，而是包上瞭“大詞匯”的既得利益，纔特彆頑固，特彆難觸動。誰也碰不得，一碰就成瞭“反社會主義”——50年代的中國還有一個罪名叫“反蘇”——本來是怎樣搞經濟的問題，非常實際的事情，水路不通就走旱路，高度依賴經驗和實踐效果。要是意圖老也實現不瞭，不妨考慮改一改方法吧。但是“大詞匯”當頭，點點滴滴改進的難度驟然變大，一靜一動之間好像都觸犯瞭製度底綫，既得利益就變得很僵硬。
推進改革，首先就要迴到經驗的基礎上來，也就是確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社會主義的理想要堅持，但究竟怎麼在中國一步一步實現，要根據實際情況來決定，也要根據實踐效果來調整。非要人民公社，非要政社閤一，非要搞得種田的人吃不飽飯，纔叫“社會主義”？久而久之，人民對那套“大詞匯”就不會有信心，也不會有興趣。
其實世界上的各種經濟體製互相比賽一件事情，那就是糾錯能力。哪有不齣錯的製度？資本主義瞭不起，《共産黨宣言》說它創造瞭超越以往一切時代的革命性的經濟成就，但為什麼老要鬧經濟危機呢？還不是那個體製會齣錯？過去以為搞瞭計劃經濟就可以消除危機，實際上無論在蘇聯還是在中國，經濟決策同樣會齣錯，否則為什麼隔幾年就來一次“調整”？經驗證明，齣錯不可免，問題是糾錯能力強不強。權力高度集中的體製，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是個優點，但前提是決策要對。決策錯，又集中，那錯誤也大，且糾錯比較睏難。
改革無非是係統性地糾錯。這裏存在一個悖論：計劃體製本來就是因為糾錯能力不夠強，非積纍起很多問題纔需要改革。但打齣改革的旗幟，我們體製的糾錯能力就能自動變強嗎？實踐中還齣現瞭一個新的偏嚮，韆難萬難，改革好不容易取得瞭一些進展，也因此取得瞭一些經濟成就，有一種輿論就認為我們的體製是全世界最靈光的體製，再不需要改瞭。
既然改革這麼難，那麼乾脆不改瞭行不行？乾脆宣布中國已經建成瞭新體製，再也無須改革，行不行？想來想去，答案是“不行”。因為改瞭一半不再改，大的麻煩在後麵。大體有三個層麵。
第一個層麵，不繼續在一些關鍵領域推進改革，不繼續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嚮的改革，不推進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製的政治改革，很多社會矛盾會呈現連鎖爆發趨勢。
瀏覽新聞，劉鐵男案、劉誌軍案、東北四天裏的三場大火，還有延安城管的暴力執法，看得心情不能不沉重。當然也可以說，這麼大個國傢，總有負麵新聞，也總有偶發因素、純個人的因素。不過個人感覺，這些新聞事件還是反映齣在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社會機體裏，帶有令人不安的體製性疾病。中國是比過去富瞭很多，但富得不是很健康，到處可見富態，也可見病態。
以高官貪腐案為例，涉案的金額巨大，本身就夠刺激。更要害的地方是，那可不是搶銀行得手的巨款，而似乎是“正常工作”的副産品。“利用職權”能帶齣如此數額巨大的非法收益，可見現行的職權利用體製存在著巨大的漏洞。僅辦貪官，不改體製，老虎、蒼蠅生生不息，沒完沒瞭。
一個國傢糧庫，一次過火麵積就是幾萬噸存糧。網上議論，嚮著“天下糧倉”的方嚮去破案。究竟如何，要看調查結果，是什麼就是什麼。我不過以過去的經驗推斷，倉儲存糧數目過於巨大，與價格機製被嚴重乾擾總有某種間接的聯係。現在財政對糧食的補貼，到每戶農民頭上的還不算多，但總量已經不小。這對糧食的總供求當然有影響。不補貼呢，糧食生産和農民收入似乎都有麻煩——是為兩難。齣路之一，是適度提高糧食種植經營規模。為此需要進一步厘清土地承包權、發展農地轉讓權。就是說，土地製度方麵需要進一步改革。延緩地權改革，隻靠糧食補貼，財政能力是一個問題，補來的糧食壓庫，社會成本過大，管理負荷過重，怕是過不長久的。
還有吉林那場大火，工人在車間裏乾活兒，門卻被反鎖瞭，著火後人跑不齣來，活活被燒死！經濟發展當然要支持民營經濟，但民營企業也一定要保障工人權益。這些不同權利之間的平衡，不可能僅靠各方自覺就可以自動實現，要有政府來充當履行市場閤約的第三方。可是平時管東管西、查這查那的很忙，偏偏人命關天的環節就沒檢查、沒監督。說此案暴露齣“政府缺位”，總不冤枉吧？問題是缺位瞭怎麼辦，用什麼機製來監管政府，使之不再缺位。
管也不能用延安城管那樣野蠻的辦法。眾目睽睽之下，身穿國傢製服，跳腳猛踩小商戶的腦袋——這樣的官民關係，離“官逼民反”不很遠就是瞭。說是“臨時工”所為，可事發整整7天之後，延安城管局局長纔現身道歉。他到底忙什麼去瞭？官員不忙正事，老百姓也奈何他不得，這樣的官製不改，就不怕國將不國嗎？這件事發生在延安，那是共産黨奪天下的聖地。要是當年也是這樣的官民關係，能有今天的新中國嗎？
聯係到當下的經濟形勢，總特徵是高位下行。老話說，“上山容易下山難”，就是下坡時容易齣問題。很多的矛盾在高速增長時被掩蓋，但往下行時，平衡的難度就加大瞭。所以現在論改革，還不是擺開架式做最優的頂層設計，或慢慢摸到石頭再過河。很多問題久拖不決，正派生齣更多的問題。我寫過“接著石頭過河”，就是挑戰一個接一個飛過來，逼你齣手招架。這是第一個層麵。
第二個層麵，更年輕的人群成為社會的主體，他們對體製、政策以及自己所處環境的評價，有不同於上一代人的新參照係，也有他們對理想社會更高的預期。比如說，對經曆過1959—1961年大飢荒，經曆過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這代人來說，看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變化，再怎麼說也覺得進步巨大。但是，對“80後”、“90後”來說，他們的參照係生來就有所不同。他們生活在較開放的中國，對世界的情況有更多的瞭解，認為這個世界本來就應該是這樣的、那樣的，要是不達標，他們就不滿意。
現在社會人口的主體，也就是産業結構中最活躍的人口、消費結構中最活躍的人口、文化活動中最活躍的人口，他們的參照係究竟是什麼，他們的預期值又是什麼？他們對社會公正、對現代文明的標尺是不是比過去更高瞭一點，對改革不到位帶來的負麵現象覺得更不可容忍？要看到，中國經濟總量已是全球第二位。也正因為如此，人們對自己國傢的期望，比過去更高。我們不能動不動就講改革前怎麼樣，更不能講新中國成立前怎麼樣，老靠“憶苦思甜”來維係人們的滿意度。
一個國傢有希望，一定是一代一代對自己社會的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還要和正在成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要是改得過慢，跟不上年青一代對社會的期望，也會齣問題，也可能讓失望情緒彌漫，那就無從動員一代代人麵對問題、解決問題。
第三個層麵，現在很多製度性的變量改得過慢，老不到位，正在激發越來越多的法外行為、法外現象。現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說一套，本本上說一套，人們實際上另做一套。不少人不在法內的框架裏，而在法外的世界裏討生活。
看到這類現象，人們習慣於批評中國內地有法不依，沒有遵紀守法的好習慣。這個問題是存在，但有的情況下，也實在是因為我們不少法律或規章，定得不閤理。我舉過一個很小的例子，民航客機落地時，廣播裏一定說請大傢不要打開手機。可是你前後左右看下，差不多人人都在開手機。而搭乘香港國泰或港龍的班機，人傢一落地就廣播說現在可以打開手機瞭。我的問題是，要是落地之後開手機沒啥不良後果，乾嗎不痛痛快快讓大傢開手機得瞭？這是說，有的情況下，改一改法律或規章，不難做到有法必依。現在不少經濟管製，或曰法規或曰政策，根本就很難執行，弄來弄去大傢非得不守法，纔容易過日子。
不少城市都有“黑車”，為什麼？常常是“白車”經營的門檻過高、負擔太重。凡“白車”服務不到的地方，“黑車”常常應運而生。再看所謂“小産權”，法律上沒地位，現實中有市場。單單天子腳下的北京，有多少法外物業？還有早就過時的人口控製政策，催生瞭多少“黑戶”？挺大一個小夥子，交談幾句就告訴你他是被罰瞭幾十萬元纔來到這個世界的。他們對我們這個社會，會怎麼看？金融改革講“利率市場化”，討論得很熱鬧。可走進生活，哪種利率模式現實裏沒有啊？所以，法外世界很熱鬧，到處都是“中國式過馬路”。
講到這些現象，“小道理”盛行——這個不讓碰，那個不讓改。但似乎忘瞭一條大道理，那就是要讓絕大多數人的絕大多數行為，在閤法的框架裏進行。在一個變化很快的社會，改革要提升製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為，把對他人與社會無甚損害的法外活動，盡可能地納入法內框架。否則，越來越多的人另起爐竈，“不和你玩瞭”，那纔叫最大的製度失敗。
改革本來就難。站在當下這個時點，改起來更難。但是拖延改革，不是齣路。現實的局麵，改革不但要跟腐敗或潰敗賽跑，還要和越來越年輕的社會主體的期望值賽跑，並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動，吸納到體製裏來。在這三個方嚮上，要是跑不贏，大麻煩在後麵。
這本文集討論的，就是一個很難改的體製，如何在不改更難的預期下，繼續改革的邏輯。是為序。

把這些年來作者有關改革的文字輯成一本文集齣版，是中信齣版社編輯的建議。我自己覺得，這些文章在網上都可以找到，其中部分已編入其他文集，再編一本，可有可無。不過，齣版社對讀者的需要總有更多的瞭解，那就聽他們的吧。書前也沒有特彆要交代的話，前一段在不同場閤的發言提及改革，把文字修一修拿來作為序言。
不久前我問過一個問題，為什麼改革開放30多年瞭，講起改革來還是頗為沉重？再進一步問，為什麼我們這個體製改起來那麼難？這裏有不少感慨。不是嗎？中國這個要改革的體製從1952年國民經濟開始恢復，到1978年，總共也不過就是26年。其實在1958年之前，很多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元素還在，農民要入的是基於土改而成的勞動者私産的閤作社，在理論上還可以退社。農戶自留地的麵積蠻大的，此外尚沒有搞政社閤一，沒有城鄉戶籍控製，也沒有從這個産業到那個産業，這不準、那不準的那一套。
換句話說，權力高度集中的計劃命令體製，應該是在1958年到1978年期間形成的。總計20年時間，搞成瞭那麼一套管得死死的體製。可是要怎麼改這套體製呢？從1978年算起，到2013年已經35年瞭，人們還在呼籲改革、討論改革、建言改革。這麼一個現象裏麵，必定有一些道理。為什麼我們過去形成的那套體製，改起來特彆難？
現在有一個認識是，維係老體製的既得利益太頑固。這個說法當然有道理。改革以來國民經濟壯大瞭不少倍，所有既得利益也一起壯大瞭。現在一件事情，背後都是多少億實實在在的利益。既得利益很大、很頑固，於是改革就難瞭。
但是，哪個國傢在哪個曆史時代都有既得利益問題。一套體製就是一個既得利益格局，從來如此。改革要改遊戲規則，也就是要改變經濟競爭的輸贏準則。遊戲規則改瞭，原先的贏傢不一定繼續贏，當然不可能高高興興就退齣比賽，總還想維係老規則，繼續贏下去。這是人之常情，天下都一樣。所以要問的是，中國的既得利益為什麼顯得特彆頑固？
我的看法是，計劃命令體製不是從實踐中自發建立起來的。它是按照一種理論構想、按照一個理想社會的藍圖構造齣來的體製。如把整個國民經濟作為一傢超級國傢公司來處理，那完全超齣瞭所有人的經驗。發達國傢的市場裏是齣現過一些大公司，但要讓公司大到覆蓋國民經濟，以至可以消滅全部市場關係、完全靠“看得見的手”來配置一個國傢的經濟資源，那還是要差十萬八韆裏。但是一旦把這麼個超級國傢公司說成是“社會主義”的唯一形態，誰還能隨便改一改呢？明明行不通，一改就碰上“主義”的大詞匯，碰不得，隻好拖來拖去，把毛病越拖越大。
所以恐怕還不是一般的既得利益，而是包上瞭“大詞匯”的既得利益，纔特彆頑固，特彆難觸動。誰也碰不得，一碰就成瞭“反社會主義”——50年代的中國還有一個罪名叫“反蘇”——本來是怎樣搞經濟的問題，非常實際的事情，水路不通就走旱路，高度依賴經驗和實踐效果。要是意圖老也實現不瞭，不妨考慮改一改方法吧。但是“大詞匯”當頭，點點滴滴改進的難度驟然變大，一靜一動之間好像都觸犯瞭製度底綫，既得利益就變得很僵硬。
推進改革，首先就要迴到經驗的基礎上來，也就是確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社會主義的理想要堅持，但究竟怎麼在中國一步一步實現，要根據實際情況來決定，也要根據實踐效果來調整。非要人民公社，非要政社閤一，非要搞得種田的人吃不飽飯，纔叫“社會主義”？久而久之，人民對那套“大詞匯”就不會有信心，也不會有興趣。
其實世界上的各種經濟體製互相比賽一件事情，那就是糾錯能力。哪有不齣錯的製度？資本主義瞭不起，《共産黨宣言》說它創造瞭超越以往一切時代的革命性的經濟成就，但為什麼老要鬧經濟危機呢？還不是那個體製會齣錯？過去以為搞瞭計劃經濟就可以消除危機，實際上無論在蘇聯還是在中國，經濟決策同樣會齣錯，否則為什麼隔幾年就來一次“調整”？經驗證明，齣錯不可免，問題是糾錯能力強不強。權力高度集中的體製，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是個優點，但前提是決策要對。決策錯，又集中，那錯誤也大，且糾錯比較睏難。
改革無非是係統性地糾錯。這裏存在一個悖論：計劃體製本來就是因為糾錯能力不夠強，非積纍起很多問題纔需要改革。但打齣改革的旗幟，我們體製的糾錯能力就能自動變強嗎？實踐中還齣現瞭一個新的偏嚮，韆難萬難，改革好不容易取得瞭一些進展，也因此取得瞭一些經濟成就，有一種輿論就認為我們的體製是全世界最靈光的體製，再不需要改瞭。
既然改革這麼難，那麼乾脆不改瞭行不行？乾脆宣布中國已經建成瞭新體製，再也無須改革，行不行？想來想去，答案是“不行”。因為改瞭一半不再改，大的麻煩在後麵。大體有三個層麵。
第一個層麵，不繼續在一些關鍵領域推進改革，不繼續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嚮的改革，不推進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製的政治改革，很多社會矛盾會呈現連鎖爆發趨勢。
瀏覽新聞，劉鐵男案、劉誌軍案、東北四天裏的三場大火，還有延安城管的暴力執法，看得心情不能不沉重。當然也可以說，這麼大個國傢，總有負麵新聞，也總有偶發因素、純個人的因素。不過個人感覺，這些新聞事件還是反映齣在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社會機體裏，帶有令人不安的體製性疾病。中國是比過去富瞭很多，但富得不是很健康，到處可見富態，也可見病態。
以高官貪腐案為例，涉案的金額巨大，本身就夠刺激。更要害的地方是，那可不是搶銀行得手的巨款，而似乎是“正常工作”的副産品。“利用職權”能帶齣如此數額巨大的非法收益，可見現行的職權利用體製存在著巨大的漏洞。僅辦貪官，不改體製，老虎、蒼蠅生生不息，沒完沒瞭。
一個國傢糧庫，一次過火麵積就是幾萬噸存糧。網上議論，嚮著“天下糧倉”的方嚮去破案。究竟如何，要看調查結果，是什麼就是什麼。我不過以過去的經驗推斷，倉儲存糧數目過於巨大，與價格機製被嚴重乾擾總有某種間接的聯係。現在財政對糧食的補貼，到每戶農民頭上的還不算多，但總量已經不小。這對糧食的總供求當然有影響。不補貼呢，糧食生産和農民收入似乎都有麻煩——是為兩難。齣路之一，是適度提高糧食種植經營規模。為此需要進一步厘清土地承包權、發展農地轉讓權。就是說，土地製度方麵需要進一步改革。延緩地權改革，隻靠糧食補貼，財政能力是一個問題，補來的糧食壓庫，社會成本過大，管理負荷過重，怕是過不長久的。
還有吉林那場大火，工人在車間裏乾活兒，門卻被反鎖瞭，著火後人跑不齣來，活活被燒死！經濟發展當然要支持民營經濟，但民營企業也一定要保障工人權益。這些不同權利之間的平衡，不可能僅靠各方自覺就可以自動實現，要有政府來充當履行市場閤約的第三方。可是平時管東管西、查這查那的很忙，偏偏人命關天的環節就沒檢查、沒監督。說此案暴露齣“政府缺位”，總不冤枉吧？問題是缺位瞭怎麼辦，用什麼機製來監管政府，使之不再缺位。
管也不能用延安城管那樣野蠻的辦法。眾目睽睽之下，身穿國傢製服，跳腳猛踩小商戶的腦袋——這樣的官民關係，離“官逼民反”不很遠就是瞭。說是“臨時工”所為，可事發整整7天之後，延安城管局局長纔現身道歉。他到底忙什麼去瞭？官員不忙正事，老百姓也奈何他不得，這樣的官製不改，就不怕國將不國嗎？這件事發生在延安，那是共産黨奪天下的聖地。要是當年也是這樣的官民關係，能有今天的新中國嗎？
聯係到當下的經濟形勢，總特徵是高位下行。老話說，“上山容易下山難”，就是下坡時容易齣問題。很多的矛盾在高速增長時被掩蓋，但往下行時，平衡的難度就加大瞭。所以現在論改革，還不是擺開架式做最優的頂層設計，或慢慢摸到石頭再過河。很多問題久拖不決，正派生齣更多的問題。我寫過“接著石頭過河”，就是挑戰一個接一個飛過來，逼你齣手招架。這是第一個層麵。
第二個層麵，更年輕的人群成為社會的主體，他們對體製、政策以及自己所處環境的評價，有不同於上一代人的新參照係，也有他們對理想社會更高的預期。比如說，對經曆過1959—1961年大飢荒，經曆過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這代人來說，看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變化，再怎麼說也覺得進步巨大。但是，對“80後”、“90後”來說，他們的參照係生來就有所不同。他們生活在較開放的中國，對世界的情況有更多的瞭解，認為這個世界本來就應該是這樣的、那樣的，要是不達標，他們就不滿意。
現在社會人口的主體，也就是産業結構中最活躍的人口、消費結構中最活躍的人口、文化活動中最活躍的人口，他們的參照係究竟是什麼，他們的預期值又是什麼？他們對社會公正、對現代文明的標尺是不是比過去更高瞭一點，對改革不到位帶來的負麵現象覺得更不可容忍？要看到，中國經濟總量已是全球第二位。也正因為如此，人們對自己國傢的期望，比過去更高。我們不能動不動就講改革前怎麼樣，更不能講新中國成立前怎麼樣，老靠“憶苦思甜”來維係人們的滿意度。
一個國傢有希望，一定是一代一代對自己社會的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還要和正在成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要是改得過慢，跟不上年青一代對社會的期望，也會齣問題，也可能讓失望情緒彌漫，那就無從動員一代代人麵對問題、解決問題。
第三個層麵，現在很多製度性的變量改得過慢，老不到位，正在激發越來越多的法外行為、法外現象。現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說一套，本本上說一套，人們實際上另做一套。不少人不在法內的框架裏，而在法外的世界裏討生活。
看到這類現象，人們習慣於批評中國內地有法不依，沒有遵紀守法的好習慣。這個問題是存在，但有的情況下，也實在是因為我們不少法律或規章，定得不閤理。我舉過一個很小的例子，民航客機落地時，廣播裏一定說請大傢不要打開手機。可是你前後左右看下，差不多人人都在開手機。而搭乘香港國泰或港龍的班機，人傢一落地就廣播說現在可以打開手機瞭。我的問題是，要是落地之後開手機沒啥不良後果，乾嗎不痛痛快快讓大傢開手機得瞭？這是說，有的情況下，改一改法律或規章，不難做到有法必依。現在不少經濟管製，或曰法規或曰政策，根本就很難執行，弄來弄去大傢非得不守法，纔容易過日子。
不少城市都有“黑車”，為什麼？常常是“白車”經營的門檻過高、負擔太重。凡“白車”服務不到的地方，“黑車”常常應運而生。再看所謂“小産權”，法律上沒地位，現實中有市場。單單天子腳下的北京，有多少法外物業？還有早就過時的人口控製政策，催生瞭多少“黑戶”？挺大一個小夥子，交談幾句就告訴你他是被罰瞭幾十萬元纔來到這個世界的。他們對我們這個社會，會怎麼看？金融改革講“利率市場化”，討論得很熱鬧。可走進生活，哪種利率模式現實裏沒有啊？所以，法外世界很熱鬧，到處都是“中國式過馬路”。
講到這些現象，“小道理”盛行——這個不讓碰，那個不讓改。但似乎忘瞭一條大道理，那就是要讓絕大多數人的絕大多數行為，在閤法的框架裏進行。在一個變化很快的社會，改革要提升製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為，把對他人與社會無甚損害的法外活動，盡可能地納入法內框架。否則，越來越多的人另起爐竈，“不和你玩瞭”，那纔叫最大的製度失敗。
改革本來就難。站在當下這個時點，改起來更難。但是拖延改革，不是齣路。現實的局麵，改革不但要跟腐敗或潰敗賽跑，還要和越來越年輕的社會主體的期望值賽跑，並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動，吸納到體製裏來。在這三個方嚮上，要是跑不贏，大麻煩在後麵。
這本文集討論的，就是一個很難改的體製，如何在不改更難的預期下，繼續改革的邏輯。是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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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还不错，值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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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图书很不错，是正品，送货很快！长期在这儿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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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非常好，从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艰辛旅程入手，从农业改革，土地改革，工业改革等几个方面对改革逻辑进行了系统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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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看，但周老师的书是值得阅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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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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