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在城鎮化和市場化的進程中,個體農民逐漸從原來的親屬關係、社區隸屬、村莊認同等地方性共同體脫嵌齣來,傳統時期的道德規範、村規民約、公共規則、宗教信仰對農民的約束與規範作用越來越小,中國鄉村社會開啓瞭彆樣的個體化進程。
《社會學叢書:鄉村社會的個體化與公共性建構》分析瞭個體化對鄉村社會關係、鄉村治理、農村文化三個方麵的影響,認為鄉村社會關係的個體化一方麵給農民帶來瞭私人領域的自由、權利,激發瞭個體的積極性、獨立性、能動性;另一方麵,個體化也帶來瞭社會風險的獨自承受、權利與義務失衡、共同體歸屬感的逐漸喪失、村莊公共規範的日趨解體、互惠閤作的目漸減少等。個體化的這些消極方麵為鄉村社會整閤帶來嚴峻挑戰,如何將農民個體追求自由權利限製在一個閤理範圍、尋求個體性與社會性的均衡統一成為個體化鄉村社會建設的當務之急。
為此,《社會學叢書:鄉村社會的個體化與公共性建構》提齣以公共性的視角,從鄉村公共空間、公共規則、公共精神、公共服務、公共交往五個層麵建構鄉村社會公共性,應對個體化的消極方麵。
作者簡介
張良,男,漢族,1982年齣生,山東棲霞人,政治學博士。2014年7月畢業於華中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院,後入職華中農業大學社會學係,副研究員,主要從事鄉村治理與社會發展研究。目前已經在CSSCI來源期刊上發錶學術文章10餘篇,主持國傢社科基金青年項目1項、教育部社科基金項目1項。
目錄
序
第一章 導論
一 問題緣起
二 研究綜述
三 研究框架
第二章 現代化進程中的個體化
一 現代化與個體化
二 中國鄉村社會的個體化
三 中國鄉村社會的重建之路
第三章 個體化進程中的鄉村社會關係變遷
一 代際關係
二 婚姻關係
三 親屬關係
四 鄉村社會關係
第四章 個體化與鄉村治理的去公共化
一 個體農民的崛起
二 後稅費時代的鄉村治理體製
三 個體化與鄉村治理的去公共性
四 討論
第五章 個體化與農村文化變遷
一 公共文化的衰弱
二 道德規範的解體
三 價值信仰的缺失
四 市場經濟、威權體製與文化個體化
五 專題討論:鄉村社會個體化與基督教文化發展——以豫南Z村為例
第六章 個體化時代的鄉村社會整閤如何可能?——公共性的分析進路
一 個體化與社會整閤
二 公共性與鄉村公共性
三 國傢權力介入與鄉村公共性生長
四 專題討論:公共性建構視域下的農村基督教文化發展——兼論民間組織發展與公共性建構
第七章 鄉村社會公共性的建構
一 鄉村公共空間的衰敗與重建
二 鄉村公共規則:混亂與重建
三 鄉村公共精神的衰弱與重建
第八章 進一步討論:鄉村社會的個體化與公共性建構
一 鄉村社會關係變遷
二 鄉村社會的個體化
三 “無公德的個人”抑或結構化的個體主義?
四 鄉村公共性的建構
參考文獻
後記
精彩書摘
《社會學叢書:鄉村社會的個體化與公共性建構》:
首先,生育的類宗教意義趨於解體。我們可以發現,當前的計劃生育工作比之前好做多瞭(華南等宗族意識強烈的地區除外),年輕一代父母如果按照自己的意願,更加傾嚮於一個孩子,最多兩個,至於男孩女孩都一樣。這一方麵是因為國傢計劃生育政策推行多年導緻的政策積纍效果;另一方麵也是因為人們在計劃生育政策的形塑之下開始習慣於節製生育,特彆是“80後”“90後”一代的年輕夫妻,他們的父母經曆瞭計劃生育,他們的兄弟姐妹也就一兩個,在他們的思想意識中,這是正常的、閤理的,也是社會發展的趨勢。這所有背後卻摺射齣傳統生育文化意義的解體。
在傳統中國農村,如果說農民有什麼普遍共同信仰的話,那無疑就是祖先崇拜、傳宗接代。這種思想意識在農民的思想意識中根深蒂固、揮之不去,因為它是滲入骨髓和血液的,是自先人身體和精神中繼承和遺傳下來的。祖先崇拜,上對得起祖宗;傳宗接代,下對得起子孫。農民就是要從這樣一種曆史感和傳承之中尋求生命的終極意義。盡管自己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血脈是可以延續的。與西方社會把人死後的彼岸引嚮天堂和來世不同,中國人把人死後的寄托指嚮後代和子孫,希冀在祖祖輩輩、子子孫孫的事業之中獲得人生價值和生命意義。②
生育是一種類似於宗教的情感,因為人們將之視為天經地義,因此人們不問緣由、不計得失,哪怕付齣再多的身體痛苦與精神代價。傳宗接代也與人懼怕死亡有很大關係,人們希望自己的生命能夠以傳宗接代的方式延續下去,自己未完成的人生事業和理想能夠通過後代得以繼承和實現。這種宗教般的情感,促使父母不是從短期的經濟成本或者身體痛苦來看待生育,而是將其放置於生命的整個過程進行長遠規劃。即使生兒育女再辛苦、撫養孩子再艱難、幫兒子娶妻生子再不容易,這個過程、這種負擔也是快樂的、值得的。
但是,當前生育所承載的傳宗接代的意義正在趨於解體。在個體化進程中,有三個時期對傳宗接代的意義進行瞭解構:一是人民公社時期對宗族勢力的摧毀,祖先崇拜和傳宗接代的觀念遭受到很大打擊;二是改革開放初期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限製生育的慣性力量對“80後”“90後”年輕一代夫妻具有很大影響,他們很多人被計劃生育政策及其觀念型塑之後,對於傳宗接代的意義已經不再那麼看重;三是21世紀以來城鎮化的推進及其帶來的人口流動,在一定程度上瓦解著生育所承載的類宗教意義。在城鎮化、市場化和工業化的牽引下,個體逐步從原有的傢族:村落、社區等地方性傳統性共同體中解放齣來,從傳統語境的社會形式和義務責任中抽離齣來。與此同時,地方性規則、傳統文化對個體的約束越來越少,解放齣來的人們無法再從傳統信仰和指導規則之中尋求安全感、認同感和歸屬感。正是在這種個體化過程中,農村傳統意義上的傳宗接代的類宗教意義正在不斷趨於解體。年輕一代的夫妻開始質疑生育的意義,認為傳宗接代是封建迷信,是愚昧的觀念,她們不再為傳統觀念而活,而是按照自己喜歡的方式生活,生幾個孩子、生男孩還是女孩、什麼時候生都是他們自己的事情,因為身體是自己的,跟彆人沒有多大關係,自己擁有對身體的自主權。“生育的需要當然有一部分是文化強加給他們的,一旦削弱文化的強製性,那麼這種需要就會隨之減弱。隨著婦女本身思想意識的不斷提高,社會也會更清楚地意識到婦女還有其他的優先權。”①在解除瞭傳統規則的禁錮之後,她們豁然發現,原來生活還有另一種方式,於是傳宗接代背後的神聖光環開始逐漸暗淡,生育的宗教意義不再那麼重要。這種觀點費孝通早有提及,他認為生育本身就是損己利人的事情,隻是社會煞費苦心地運用文化手段而設計齣一整套倫理價值和道德規範讓人們領會生育的意義,以保障人類延續和社會運轉。
……
前言/序言
當前中國鄉村正在經曆著一場急劇的社會變革,個體化是這場變革一項最深刻的內容。中國鄉村個體化産生瞭哪些影響?中國鄉村個體化將何去何從?如何理解中國鄉村社會個體化?作為學者,有必要去做學術性解釋。
作為我們研究團隊的一員,張良博士一直努力做這項工作。早在10年前,他就跟隨我攻讀碩士學位,做當代中國鄉村文化變遷的調查研究。在研究中,我們發現當代中國鄉村文化變遷,尤其是其公共性的衰落與鄉村社會個體化有著內在的關聯。於是,我們開始關注中國鄉村個體化變革。隨後,他又在我的指導下繼續深造,將其博士學位論文選題確定為中國鄉村個體化研究。今天,呈現給讀者的這部著作,便是在其博士學位論文基礎上經過多次修改、加工、完善的研究成果。在這部著作中,他不僅對中國鄉村個體化變革本身作瞭係統的分析,而且從鄉村個體化視角重新審視當代中國鄉村發展與鄉村治理諸問題,以便開齣更加有效的診斷療方,重新建構鄉村社會公共性,抑製個體化對鄉村發展及鄉村治理所帶來的負麵影響。
個體化不是中國社會獨有的變革,而是現代化的一個後果。誠如德國社會學傢貝剋(UlrichBeck)所言:“現代化不僅僅導緻中央化的國傢力量、資本的集中、更緊密的勞動分工和市場關係網絡,以及流動性和大眾消費的發展。它同樣導緻一種三重的‘個體化’:脫離,即從曆史規定的、在統治和支持的傳統語境意義上的社會形式與義務中脫離(解放的維度);與實踐知識、信仰和指導規則相關的傳統安全感的喪失(祛魅的維度);以及重新植入——在這裏它的意義完全走嚮相反的東西——亦即一種新形式的社會義務(控製或重新整閤的維度)。”①在中國(鄉村)現代化進程之中,也齣現瞭個體化變革,“去傳統化、脫嵌、通過書寫自己的人生來創造屬於自己的生活,以及無法抗拒的更加獨立和個人主義的壓力,所有這些西歐個體化特徵也同樣發生在中國的個體身上”②。
但是,中國鄉村個體化目前仍然看不到貝剋所言的第三重個體化(即“重新植入”社會)的一絲曙光。到現今為止,它主要經曆瞭兩波個體化:第一波是改革開放初期,人們從無所不包的計劃經濟體製和高度集中的全能主義國傢中脫嵌齣來;第二波大緻是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的,主要發生在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領域,越來越多的人從地方性共同體、傢族、傢庭乃至親密關係中解脫齣來,把日常性生産和生活關係轉變為即時性交易關係。③這些日益崛起的個體,其中不乏閻雲翔所說的“無公德的個人”④,他們“已顯示齣強調權利而忽視義務和他人個體權利的趨勢”,自我主義盛行於無公德的個人間的交往中。⑤在這裏,我們無意對這些“自我主義”的個體農民進行道德評判,並且我們也並不占有這樣道德高度去評判他們,因為這樣的“自我主義”標簽並非當下農民所獨享。
相對於過去,這些個體的確擁有更多的自由或自主性.但吊詭的是,這些自由、自主性又具有一定的自反性,也就是說,這些自由、自主性同時對自身産生對抗、衝突或消解作用——現代社會結構迫使人們成為積極、自主的個體,但同時又必須對所麵臨的問題承擔全部責任,發展齣一個自反性的自我。⑥身處個體化變革中的中國農民,越來越多的人成為“為自己而活”和“靠自己而活”的原子化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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