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作者對當代文學的諸多關鍵問題進行瞭見解獨到的分析，行文謹慎，讓質疑與對質疑本身的反思並存，處處富於啓發性，卻又恰到好處地點到為止。在當下的學術環境中，學術話語愈發大於學術問題，人們對許多事情的談論過於斬釘截鐵。相形之下，本書不僅在進行冷靜學術討論的同時，將幽默雋語點綴其間，那些看似“猶疑不定”“瞻前顧後”的思考，更令人印象深刻。

內容簡介

　　《問題與方法》初版於2002年，是作者在北大課堂的講稿。當時正值新舊世紀之交，人們充滿世紀末的反思與睏惑、憧憬與展望。十幾年來，雖然文學界又發生許多大事，當我們閱讀此書，重新審視今天的當代文學時，會發現這部講稿持久的生命力，依然可以助益我們的研究與思考。
　　本書以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脈絡和社會思潮變遷軌跡為考察對象，從當代文學體製、生産、資源等觀察視角，關注當代作傢生存和文學生長的環境；並從學科的建構和生成等問題齣發，把當代文學納入相關學科的研究序列中加以探討。通過對一批海內外卓有影響的文學史傢研究狀況的考察，提供瞭自己的思索和見解，既有書齋專著嚴謹務實、思路清晰的特點，又保留瞭課堂的輕鬆氛圍和親切的口語風格。

作者簡介

　　洪子誠，生於1939年，廣東揭陽人。1961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係並留校任教，從事中國當代文學、中國新詩的教學和研究工作，1993年起任中文係教授。主要著述有：《當代中國文學概觀》（與人閤著）、《當代中國文學的藝術問題》、《作傢姿態與自我意識》、《中國當代新詩史》（與人閤著）、《中國當代文學概說》、《1956：百花時代》、《中國當代文學史》、《問題與方法：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講稿》、《文學與曆史敘述》、《在北大課堂讀詩》、《材料與注釋》、《文學的閱讀》等。

精彩書評

　　（本書）為當代文學研究開瞭一個新的層麵，甚至可以說具有研究範式革新的意義。
　　——溫儒敏 北京大學教授

　　《問題與方法》記錄瞭洪子誠對包括“文學史意識”“文學與曆史”“文學史與敘述”“曆史記憶”“左翼文學”等在內的一係列文學史基本問題的思考。尤其是對80年代主流文學觀念中一些不證自明的理論預設的質疑與追問，形象地展示齣對“文學史”的關注和思考如何影響和改變一個80年代的文學研究者理解文學和認識自我的過程，使得這本書的價值遠遠超齣瞭它所討論的問題的範圍。
　　——李楊 北京大學教授

目錄

增訂版序
初版自序
前言 課程介紹
第一講 當代文學史研究現狀
當代文學史研究現狀
研究“滯後”的原因
尋找新的學科“話語”
第二講 立場和方法
文學史的“寫作”
闡釋對象和闡釋主體
“曆史的偶然”
“敘事形式”和“真實性”
“時間”與當代文學史
當代文學史的關注點
曆史“碎片”的整理
“對抗性”的綫索
概念和敘述的“清理”
“內部研究”
第三講 斷裂與承續
“斷裂”：作為一種現象
當代文學麵臨的壓力
為問題尋找“參照”
“進化”的文學觀
對“轉摺”的研究
第四講 “當代文學”的生成
40年代文學的“可能性”
“文學共生”的想像
“獨立的”文學傳統
纏繞不清的問題
“一體化”和“價值多元”
文壇派彆的類型劃分
類型分析的目標
第五講 文學體製與文學生産
當代文學的“一體化”
文學體製和文學生産
當代的文學機構
齣版業和文學報刊
“自由錶達”的可能
作傢的身份和“存在方式”
“身份”的幾個問題
第六講 當代的文學“經典”
可供觀察的方麵（一）
有關的題外話
可供觀察的方麵（二）
當代“經典”的若乾問題
對西方經典的“自主姿態”
對於“現代派”的策略
第七講 當代文學的“資源”
“左翼文學”等概念
《夜讀偶記》和盧卡契
激烈拒絕的態度
“異化”問題
革命文學的“宿命”
革命文學的“馴化”
批判性失去之後
參考書目

精彩書摘

　　第二講 立場和方法
　　這裏說的當代文學史研究的“立場和方法”，不是普遍性的。就是說，不是討論我們在從事當代文學史研究時，哪種方法最好，最正確，最有效。討論的是不同的立場方法的可能性，它們各自達到的境地和限度。而且會更多地聯係我這十年的教學和研究所遇到的問題來討論。
　　文學史的“寫作”
　　當代文學史研究，我們一開始便會遇到幾個互相關聯的問題。一個是對“曆史”的理解。文學史是曆史的一種分支，首先要麵對的是對“曆史”如何理解。第二是文學史究竟是“文學”還是“曆史”。這個問題是文學史研究難以迴避的。第三是“當代文學史”的可能性。我們知道，80年代初，當一些當代文學史齣版的時候，唐弢等先生曾提齣這樣的意見：“當代”文學不能寫“史”。所以有一個“當代文學史”寫作的可能性或可行性問題。
　　這三個方麵，分彆提齣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理解曆史的“真實性”；文學性在文學史中的位置；當代人有無可能描述、處理當代發生的文學事件。我想，唐弢先生說的當代不能寫史，主要是對當代人處理新近發生的事情的可靠性的懷疑。時間過於靠近，心理、情感缺乏距離，大概就容易看不清楚，過於情緒化吧。是的，我們都是生活在“當代”這樣一個曆史過程中。談到五六十年代，以至80年代的文學，許多是我們親自經曆的（廣義地說）。我們談論的“曆史”“記憶”，我們讀名人傳記，知道天纔往往是很小就齣類拔萃，兩三歲時就有記憶，那時就做齣異乎常人的事，說齣異乎常人的話。我對於我小時候事情的記憶，大概要到五六歲。現在我能夠想起來的最早的事情，是五六歲時逞能跳過一條水溝，摔到溝裏頭，衣服全都濕瞭。其他的我就記不清瞭（大笑）。
　　即使如此，當代的許多事情，我們是親身經曆的，至少是存留著當時氣氛的記憶。我們經曆過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鬍適、批判鬍風的情景。在文學的“百花時代”，為文學的革新，為如何評價毛澤東的《講話》進行過激動的辯論。宗璞的《紅豆》發錶後，“我們”曾到頤和園玉帶橋下，“考察”江玫“定情”的地點：不過，當事人的謝冕老師現在堅決否認有這樣的事發生（笑）。在“大躍進”民歌運動中，我也試圖日寫“民歌”三百首（但沒有實現）。在文革中，“我們”中的一些人還參加過那部後來被稱為“陰謀電影”的《反擊》的拍攝，充當瞭“群眾演員”——這種種的經曆、體驗，在今天，對我們的文學史研究，會帶來哪些影響？它們是曆史研究的財富，還是障礙？唐弢先生大概更多地看到瞭後者。但無論如何，有沒有這種親身經曆和體驗，在對“曆史”的處理上，是有許多不同的。正如艾瑞剋·霍布斯鮑姆在他的《極端的年代》的“前言與謝語”中說的，“任何一位當代人欲寫作20世紀曆史，都與他或她處理曆史上其他任何時期不同。不為彆的，單單就因為我們身在其中，自然不可能像研究過去的時期一般，可以（而且必須）由外嚮內觀察，經由該時期的二手（甚至三手）資料，或依後代的史傢撰述為托。”（第1頁）當然，不是說當代人研究當代曆史，都是要處理你親身經曆過的東西。事實上也包括（而且更大量的）第二手，甚至三手的資料。但是這些東西跟你的距離非常靠近。在這樣的特定時空中，有沒有能力、是否有效地處理在這樣一個時代發生的事件，這是當代文學史寫作時遇到的最主要問題。
　　文學史研究中，我們首先遇到的是對“曆史”的理解這一問題。這當然不限於“當代文學史”，也不限於文學史。關於“曆史”這個概念的使用，在一般情況下，可能有三個方麵的涵義。如80年代翻譯齣版的美國學者菲利普·巴格比的《文化：曆史的投影》中所說的，一是發生過的涉及、影響眾人的事件，二是對於這些事件的講述（口頭的，或文字的），三是講述者對於曆史事件持有的觀點，他在處理這些事件時的觀點、態度、方法。後者也可以稱為“曆史觀”。在大多數情況下，當我們說“曆史”這個詞的時候，指的是前二者。德國的文學史傢瑙曼在他的一篇文章《作品與文學史》（這篇文章收入1997年由文化藝術齣版社齣版的《作品、文學史與讀者》一書中）也指齣，“文學史”一詞在德語裏至少有兩種意義。他認為我們在研究文學史的時候，首先要區分這兩種不同含義。一指文學具有一種在曆時性的範圍內展開的內在聯係。當然對這個觀點是有爭論的。作傢與作傢之間、文學作品與作品之間，究竟有沒有存在一種曆時性的關聯？這在文學研究皆有不同看法。有的理論傢，特彆是作傢，會更傾嚮於對作品和作傢的獨特性的理解。瑙曼當然認為是存在這種聯係的。正因為存在這樣一種“內在的聯係”，我們研究、寫作文學史纔成為可能。如果否定這種內在聯係，文學史的研究就失去瞭“動力”，或者說“基礎”。不過，三四十年代英美的“新批評”，相信他們會比較不重視，或懷疑這種曆時的聯係。他們的理論和方法，都更強調文本的獨立性和自足性。我做文學史研究的時間長瞭，也會産生一種厭煩，有時甚至沮喪的情緒，會想，文學史有那麼重要嗎？其實，有瞭好的文學文本就足夠瞭！但是，為瞭不緻丟掉現在的飯碗，我們韆萬不要這樣想下去，韆萬不要輕易懷疑這種“內在聯係”（笑）。瑙曼指齣“文學史”的另一種含義，是指對這種“內在聯係”的認識，以及對它的論述，也就是寫齣來的文學史，成為著作的東西。因此，“文學史”實際上包括兩個層麵：一個是“發生的事情”，另一是我們對這種聯係的認識，對它的描述的文本。前者是曆史事件，是研究描述的“對象”，是作為“文本”的“曆史”得以成立的前提，可以稱為“文學的曆史”；後者則可以叫作“文學史”，它的研究成果則是“文學史編纂”。如果我們說“這部當代文學史並沒有很好呈現文學史的規律”，這句話中的前一個“文學史”，指編纂的成果，後麵的則指發生的文學事件和文學現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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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老師的書沒有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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