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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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歌作品,全新再版
走到日本,走迴中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亦可以為錯。
一個文化旅人在亞洲思考作為方法的日本。
在這本小書裏,主要集閤瞭我這幾年學術論文之外的部分文字。對於我,它們比我的學術論文更為重要。那是因為,在寫作這些東西的時候,我可以無視現成的規矩,錘煉自己“自由的習慣”——隻是在無視成規的時候,我纔能感覺到自己和這個世界麵對麵地凝視,纔能感覺到心靈麵對世界的開放,感覺到思維伸展自己的枝條,接受這個世界的光熱和營養。
——孫歌
本書是孫歌1980—1990年代訪日期間所作的學術評論、文學評論及雜感類文字的結集,其中多篇曾在《讀書》上發錶。無論是對日本思想史的辨析與梳理,還是對日本文化的切身體驗,都體現瞭作者思想的深度和敏銳的問題意識。作者對日本文化的深度解構帶有濃濃的90年代日本社會的氣息,通過對日本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對比與梳理,以及在日本語境下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和觀照,可以幫助讀者在更廣泛、更深入的領域內瞭解日本文化,甚至東方文化或亞洲文化。除卻作者對日本文化的研究性文字,還包括瞭大量的文學評論和隨筆,文字精煉有味,思考角度新穎獨到,能給讀者帶來豐富的知識性閱讀之享受。
正如作者所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亦可以為錯,有意義的正在於對文化的探討與求索。本書所收的文字都是從她當初的不規則思考開始的,其“無法歸類”的雜文特質也成瞭作者日後在學術研究領域的一個獨特風格。
孫歌
東京都立大學政治學博士,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特聘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專業為日本政治思想史。主要著作有《竹內好的悖論》(北京大學齣版社,2005)、《文學的位置》(山東教育齣版社,2009)、《我們為什麼要談東亞》(三聯書店,2011)、《思想史中的日本與中國》(上海交大齣版社,2017)等。
前麵的話
作為方法的日本
在異質空間中思索“空間”
亞洲意味著什麼——讀《在亞洲思考》
在曆史中尋找什麼——再讀《在亞洲思考》
普遍性的載體是什麼——三讀《在亞洲思考》
再生於現在的曆史
論壇的形成
翻譯的思想
反復讀庫恩
讀《洗澡》
語詞,不隻是語詞
期待與期待的落空
文學批評的立足點
第三種文學?——從日本的嚮田邦子說起
東方女性的文化立場——論嚮田邦子
“後現代”:苦果,還是甜棗——日本的大眾文學
日本式潔癖的文化意義
談談微觀研究
兩秒鍾與七年
喝酒與做學問
與日本青年對話
濃霧與火山岩的啓示
京都奈良行
需要女權還是男權——日本傢庭管窺之一
山村留學——日本傢庭管窺之二
山口百惠現象
言語共同體(外五篇)
“他人”與“其他人”
片假名的功用
“錶日本”與“裏日本”
謊言的功效
在真與假之間
鄰居老媽媽的自然感情
作為象徵符號的上海
旅行者
迷途不知返
前麵的話
斷斷續續、麯麯摺摺地,我在自己的旅途上走著。
在地理位置上,我隻走到瞭鄰國日本,然後再走迴來——在現今的中國人那裏,相對於去歐美來說,去日本隻是一種不算齣國的齣國;事實上,當我日益深入日本文化的時候,我也的確感到瞭在龐大的世界格局之中,尋找日本資源的工作是如何地受到這種“近距離”的阻隔。
在精神世界裏,我走得也極其有限。迴過頭來翻撿這些年零零星星的手稿,我纔發現我隻是在這樣一個很小的範圍內思考和閱讀,而且從來不曾有過改天換地的抱負,不曾有過大悲大喜的經驗,也不曾試圖對這個世界有所貢獻。
翻看這些自己寫就的文字的時候,我意識到,這些年裏,我隻是像一個笨拙而執拗的旅人一樣,不停頓地尋找著什麼。
也許就因為如此吧,當朋友建議我將這本小冊子命名為“旅行者”的時候,我不假思索地同意瞭。盡管最後我接受瞭另一位朋友的建議,為瞭避免對於魯迅《過客》的效顰而為本書確定瞭另一個名字,但是,這本書仍被我視為這些年裏自己作為一個旅行者所留下的足跡。
幾年以前,在一個年末的鼕夜,我偶然在一個飯店門口遇到瞭一群年輕的大學生,他們正手執蠟燭唱著聖誕歌。一種對於生命的溫暖感覺在我心底升騰起來,而同時我隱約地感覺到,那美麗的歌麯並不屬於我,我也不屬於那美麗的歌。
我想,那無所歸屬和無所擁有的尋覓感覺,是旅行者所特有的。
我一次次地追問自己:你在尋找什麼?
這本小書裏有我尋找的軌跡,卻沒有我尋找到的結果。在精神世界裏,我流浪著,卻並不寂寞。當我發現人可以透過錶象驅使心靈去體驗和思索這個世界本身的時候,歸宿已不再重要。而與此同時,在精神世界裏,我找到瞭如許眾多的良師益友,他們告訴我,精神世界的道路無窮無盡,你要走的,充其量隻是其中的一條,而不可避免的宿命在於,你的路隻能你自己走,沒人陪伴,也沒有現成的路標和成規。
我明白,當我麵對這一宿命的時候,這沒有歸宿的旅行就會一直延伸到我生命的盡頭。而當我懂得瞭也接受瞭這一宿命的時候,我真的成瞭旅行者。這個世界太大,旅途上看到的風景也並非都那麼賞心悅目;然而重要的是,在尋尋覓覓之中,眼中的世界變得越來越復雜,而走下去的欲望也變得越來越強烈,於是,在我麵前展開的,是一個多麼誘人的天地!
我想要做的,隻有一件事情,那就是,像伍爾芙當年所說的那樣,消除一切障礙地、自由地去想,而且,“就事物本身想”。
在這本小書裏,主要集閤瞭我這幾年學術論文之外的部分文字。對於我,它們比我的學術論文更為重要。那是因為,在寫作這些東西的時候,我可以無視現成的規矩,錘煉自己“自由的習慣”——隻是在無視成規的時候,我纔能感覺到自己和這個世界麵對麵地凝視,纔能感覺到心靈麵對世界的開放,感覺到思維伸展自己的枝條,接受這個世界的光熱和營養。
把自己過去的足跡奉獻給讀者,或許意味著自身的解脫——為瞭往前走,我們隻能把那些美麗和不美麗的都擱在身後;而在解脫之前,我還得有所交代,那就是這些文字的來曆。
1988年,我第一次造訪日本,在東京大學文學部中文室丸山升教授麾下做研究;於是便有瞭這本書裏第三部分的一些隨感文字。今天看來,這些文字極其幼稚和錶麵化,正如同那時候的我;但是我仍然選瞭一部分在此,與其說是為瞭紀念我與日本結緣的起點,不如說是為瞭感謝促使我這樣做的師長和友人。當時任《文學研究參考》編輯部主任的傅德惠女士,日本實踐女子大學的阿部幸夫先生,還有以丸山教授為首的中國30年代文學研究會的朋友,不僅使得我陰差陽錯般地進入瞭日本異文化,而且使得我在其後的近十年裏再也無法迴頭。這一部分中還有幾篇近幾年寫下的隨筆,它們本來是用日文寫作並在日本發錶的,感謝朋友的催促,怠惰的我得以把它們譯齣編入這一部分,但願它們可以算是對當年那些幼稚但真切的“第一印象”的一個延伸。
本書第二組文字是我在那一時期以來的另一個側麵,我希望它們中相對好些的部分可以稱得上是批評文字。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夠寫作真正的文學批評,但是我對自己的工作並不滿意。選在這裏,是對自己過去的一個小結,還是對今後的一個設計,我也不十分清楚。
第二次長期訪日是在1994年,這一次,我和從前的友人仍保持著親密的友誼,卻疏遠瞭他們所在的日本中國文學界。與此同時,我結識瞭許多新的朋友,他們專攻中國或日本思想史以及其他專業,身處於我所陌生的另一個世界。我從他們那裏學到瞭許多新的東西,也開始瞭自己在異質空間裏艱難的思考。這些思考的結果之一,便是本書中的第一組文字。這些書評是我以外行的身份對於我所不熟悉的領域亂插嘴的産物,但是這種“亂插嘴”,在我卻並不輕鬆。促使我這樣做的,僅僅是一個樸素的願望:我希望在更廣泛也更深入的領域內瞭解日本,瞭解日本知識界,也瞭解日本知識分子對於世界的貢獻,從而更好地瞭解我們自身的知識處境。
然而在這些經曆之後,我卻不得不麵對一個基本的現實:我發現自己無傢可歸瞭。
我不是一個中國的日本學研究者,我似乎也不再是中國文學研究者。我的思考和研究變得無法歸類,不僅跨越瞭學科的限度,甚至也跨越瞭國界的限度。換言之,我逐漸開始自覺地麵對一個悖論:他山之石,可以為錯;我在異文化的語境中尋找的,不再僅僅是“他山之石”,更重要的是,我求索的或許就是“錯”本身。
那一切,都是從這本小書所收的文字開始的,都是從我的不規範思考開始的。在我,最初並非有意為之,不料走到瞭今天,它變成瞭我的路。
本書中由日文譯齣的幾篇小文有一定的改動,那是為瞭更適閤中文讀者的閱讀習慣;用中文寫作的部分,除掉二三處技術性錯誤,我隻對《第三種文學》一文中有關日本文庫本的不準確說明進行瞭一點必要的訂正。除此而外沒有進行任何改動。不給孩童的臉上添上鬍須,是結集時的道德責任,即使魯迅先生不教誨,也是該遵守的。
孫歌
1997年歲末於北京
再版序
這本小書,對我有特彆的意義。它是我從文學研究開始轉嚮思想史研究時的記錄,也是我在學術起步時期的真實寫照。時隔多年,我依稀記得這些習作結集成冊時的心情,隻是在忙碌之中,這心情也早已被塵封。承濛廣西師範大學齣版社的厚意,《求錯集》再次齣版,攪動我早已忘卻的記憶,也帶給我一個自我反思的機會。
這本小書,輯錄瞭我主要從事比較文學研究時期寫作的一部分文學和思想評論,也包含瞭我在日本訪學時期的零散心得。和所有年輕學人一樣,那時我也尋找著自己的路。隻是,不知道是幸運還是不幸,我在學術起點上就缺少“體製化”的條件,也缺少學科化的意願,所以,正如初版的序中所說的那樣,我成為“流浪者”。
流浪到瞭今天,它變成瞭我的工作方式,歸屬已經不再成為問題,無所歸屬反倒成為習慣。雖然在現實體製中這種無所歸屬帶來瞭很多不便,但精神上的流浪其實也幫我避開瞭很多麻煩。畢竟人的一生短暫,這個世界和人類曆史又實在廣大多樣,即使窮盡一生,有限的精力也無法應對如此豐富的對象,那麼,何必計較自己的歸屬問題呢?
雖然我早已不再寫作文學評論瞭,卻在精神上依然把文學視為自己的精神傢園。在寫作這本書中較早篇章的80年代末,我已經開始閱讀竹內好,而在這本書結集的90年代末,我也已經完成瞭竹內好研究的大部分內容。對我而言,這是一個精神上的蛻變時期。時人似乎喜歡把文學與思想、政治分開,我也曾一度覺得“文學研究”與“思想論述”井水不犯河水;然而竹內好糾正瞭我的這個潛意識。他的《魯迅》告訴我,文學不等於思想,也不等於政治,但它不僅是思想的源泉,而且是現實政治的一種精神形式。這是因為,文學是強韌的“生活者”的精神傢園,比起任何僅僅依靠邏輯推進的抽象思維形式,文學更能有效地直麵人類生存的基本問題。
通過竹內好,我方纔瞭解到,如果缺少瞭思想的深度,那麼文學研究處理的可能隻是“作品”,並非“文學”。與此相對,是否“離開”文學研究其實也不構成問題,竹內好所追求的那個文學精神,正是人類精神生産中不可或缺的基點之一,隻是,由於現代學科建製畫地為牢的過度訓練,使得人們或多或少地失掉瞭辨認這個基點的能力而已。
從事思想史研究之後,我開始瞭解到竹內好定義的那個“文學”的重要。它並非具體的學科訓練,而是一種具有穿透力的發現與創造的能力;它絕非直觀意義上的“想象力”或者“感受力”,而是一種在對象之間不可視的動態關係網絡中提煉原理的能力。對於思想史研究來說,這種能力的培養至關重要。我相信,並非所有思想史學者都需要依靠“文學”來培養此種能力,有很多渠道殊途同歸地指嚮這同一個目標;隻是在我這裏,早年的文學浸染似乎成為唯一的營養源。時至今日,為瞭培養自己尚不成熟的“文學”能力,我仍然堅持在寫作枯燥的學術論文的同時寫作隨筆或評論,不是為瞭調劑,而是為瞭打磨自己對現實狀況的穿透力。
今天迴頭再看這本小書,自然不免因其幼稚而感到汗顔;然而我仍然同意瞭齣版社熱情的提議,讓這本小書以其原樣再度付梓。或許,為瞭走嚮成熟,不斷迴到自己的原點進行反思,也是一種必要的程序。
孫歌
2017年8月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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