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斜陽》以二戰後混亂苦悶的日本社會為背景，描寫瞭貴族傢庭的沒落過程。
貴族齣身的母親和女兒和子由於經濟上難以為繼，遂遷往伊豆生活，母女二人相依為命，靜靜度日。不久被徵召入伍的弟弟直治的歸來，打破瞭原本平靜的生活……
酗酒吸毒的弟弟直治疊印齣作者的早年麵影，決心為“戀愛與革命”而孤注一擲的姐姐和子則凸顯戰爭期間作者苦悶的精神世界……而母親身上則隱約寄托著作者的貴族情懷和審美理想，好似穿過淒風苦雨的一縷夕暉，亦即“斜陽”的象徵或化身。

作者簡介

著者
太宰治（1909-1948） ，
本名津島修治。日本戰後無賴派大師，毀滅美學一代宗師。三十九年生命，二十年創作，五次殉情自殺，最終情死。中學時期成績優異，對芥川龍之介、泉鏡花的文學十分傾倒。代錶作有《維榮的妻子》（1947），中篇《斜陽》（1947）、《人的失格》（1948）。


譯者

林少華 ，
著名文學翻譯傢，學者。亦從事文學創作。曾任教於暨南大學、日本長崎縣立大學和在東京大學從事學術研究。現為中國海洋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兼任中國日本文學研究會副會長、青島市作傢協會副主席等職。著有《林少華看村上 村上文學35年》《落花之美》《鄉愁與良知》《為瞭靈魂的自由》《高牆與雞蛋》《微“搏”天下》《雨夜燈》。譯有《挪威的森林》《海邊的卡夫卡》《奇鳥行狀錄》等四十一部村上春樹作品係列以及《心》《羅生門》《金閣寺》《伊豆舞女》《雪國》《在世界中心呼喚愛》《陰獸》等日本名傢之作凡七十餘部，廣為流布，影響深遠。

前言/序言

太宰治：“無賴”中的真誠（譯序）

倘以三駕馬車打比方，日本近代文學的三駕馬車應是夏目漱石、森鷗外和芥川龍之介；日本現代文學的三駕馬車則非此三人莫屬：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和太宰治。令人沉思的是，六人中有四人死於自殺。尤其後“三駕馬車”，居然集體跌入自盡深淵。太宰治於一九四八年投水自盡，年僅三十九歲；三島由紀夫於一九七○年剖腹自絕，正值四十五歲盛年；川端康成於一九七三年含煤氣管自殺，時年七十四歲。其中太宰治從二十歲開始自殺，接連自殺五次。雖說愛與死是文學永恒的主題，但就世界範圍來說，多數作傢都程度不同地將作品中的愛與死同個人生活中的愛與死剝離開來。而像太宰治這樣使得二者難分彼此的，無疑少而又少。在這個意義上，要想真正理解太宰治的作品，就要首先瞭解太宰治其人，就要進入其個人世界，盡管那是個大多時候霧霾彌天、充滿淒風苦雨的世界。
太宰治，本名津島修治。一九○九年（明治四十二年），太宰治作為第六個男孩兒齣生於青森縣一個有名的大地主傢庭。父親源右衛門是當地的名士和高額納稅者，曾任貴族院議員、眾議院議員。母親體弱多病，太宰治由乳母帶大。豪宅深院，傢中男女傭人多達三十人，齣入有帶傢徽的馬車。不過由於當時日本實行長子繼承製，他作為第六子在傢裏並不受重視。這使他在懷有貴族意識的同時逐漸萌生瞭邊緣人意識和逆反心理。高中時代開始接觸馬剋思主義，因此對自己的地主齣身即剝削階級齣身産生自卑、內疚和負罪感。一九二九年服安眠藥自殺未遂。翌年進入東京大學法文係，一邊用傢裏充裕的匯款遊玩享受，一邊用來資助處於非法狀態的日本共産黨，進而參加共産主義政治運動。脫離運動後同萍水相逢的酒吧女招待投海自殺。女方溺水身亡，自己僥幸獲救。其後開始同藝伎小山初代同居，但精神一蹶不振。一九三五年參加《都新聞》報社錄用考試而被淘汰，自縊未果。翌年因藥物中毒而住院治療。原先信賴的長輩和朋友們視他為狂人，紛紛棄他而去。加之入院期間小山初代與人通奸，緻使太宰治對人生與社會徹底絕望，深感自己已喪失做人的資格（“人間失格”），和初代同時自殺未遂。
這樣的人生經曆相繼帶入他日後創作的《斜陽》和《人的失格》這兩部堪稱日本文學經典的中篇之中，尤以後者明顯。寫完《人的失格》不齣一個月，太宰留下未竟之作《再見》（Goodbye）手稿和數通遺書，同戀慕他的山崎富榮雙雙跳入河中。此即第五次即最後一次自殺。日本戰後“無賴派”最具代錶性的天纔作傢就此落下人生帷幕，時為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三日深夜時分，尚未步入不惑之年。雖雲《再見》，而不復見矣！

《斜陽》寫於作者離世前一年的一九四七年上半年。貴族齣身的母親同女兒和子原本在東京一座足夠闊氣的公館裏生活。戰敗後由於經濟上難以為繼，遂遷住遠離東京的伊豆一棟小彆墅，母女相依為命，靜靜度日。不久被徵召入伍的弟弟直治從南洋迴來，寜靜的生活被打亂。直治不是在傢酗酒，就是拿著變賣母親姐姐衣服的錢去東京找一位叫上原二郎的流行作傢花天酒地。和子某日在傢翻閱直治寫的《鬍蘆花日誌》，得知弟弟頹廢而痛苦生活的真相。母親病逝後，和子赴京同上原相見，失望之餘，被迫與之發生肉體關係。幾乎與此同時，直治在伊豆傢中自殺。和子決心不受任何舊道德束縛，生下上原的孩子。
日本文學評論界一般認為四個主人公身上都有太宰治本人的標記。酗酒吸毒的弟弟直治疊印齣中學、大學時代即早年的作者麵影；決心為“戀愛與革命”而一往情深甚至孤注一擲的姐姐和子凸顯戰爭期間作者苦悶的精神世界；流行作傢上原二郎可以說是戰後作者生態的翻版；而母親身上則隱約寄托著作者的貴族情懷和審美理想，也是作品中唯一穿過淒風苦雨的一縷溫馨的夕暉，亦即“斜陽”的象徵或化身。翻譯當中，幾次駐筆沉思：如果風暴不是來得太猛而在世界某個角落保留這樣幾位懂得與鼕日天空相諧調的圍巾色調、懂得閤歡花有彆於夾竹桃的獨特風情和憐惜弱小生命、懂得小仲馬的《茶花女》和並不反對女兒讀列寜的優雅的貴族婦女，那又有什麼不好呢？何必人人腳上都非沾牛屎不可呢？結果，當我們自己腳上也不再沾牛屎而迴頭尋找優雅的今天，優雅不見瞭。太宰治或許當時就已意識到瞭這點——盡管弟弟直治一直想逃離貴族階級而力圖成為民眾的一員，而寫給姐姐的遺書中最後一句卻是“我是貴族”。在這個意義上，《斜陽》無疑是一個沒落階級、一種過往文化、一段已逝歲月久久低迴的挽歌。自不待言，挽歌鏇律中也滿含著對日本戰後並未因戰敗而有任何改變的人的自私自利、蠅營狗苟和因循守舊的悲憤與絕望之情。而這點恰恰引起瞭人們廣泛的共鳴。作品因之風行一時，“斜陽族”成瞭人所共知的流行語，開“××族”錶達方式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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